——对民族复兴网恢复历史真相文章的推荐语
民族复兴网推出一系列还原历史真相的文章，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文革真相》和《社会主义改革》两个长篇系列报道，就是在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相，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欢迎大家仔细阅读。
中国清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曾经指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只有知道历史真相，才能了解现实真理。对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颠覆，是对历史的颠覆;对真理最根本的歪曲，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我们老祖宗讲的“欲灭其国，先去其史”，也就是这个道理。
西方白人种族主义之所以能把拥有先进政治文明的中华民族妖魔化为是落后民族，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把历史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唯一时代妖魔化为是历史浩劫，就是通过歪曲和颠倒共和国历史实现的。所以我们毛派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任务，或者说是根本任务，就是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只要能够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世界的原貌，一切真理就都会顺利地生长、发芽、开花、结果，未来社会的康庄大道就会十分清晰地摆在人们面前，人们自然就会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人类社会就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崇高境界。毛泽东时代能够两部法律治天下，警察只带笔记本和钢笔，而老百姓却手握钢枪（准备反侵略）的和谐稳定根源，就在于此。
当今中国的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历史解释权的斗争。由于西方敌对势力和中国汉奸极右势力完全控制了文化教育和媒体领域，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和颠倒历史，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机会看到历史的真相。好在有了互联网这个大众媒体，人民群众终于可以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了，终于有机会恢复历史的真相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历史变革。
我们必须抓住这个伟大变革，发动群众恢复历史的真相。对于中国极右势力来讲，恢复历史真相对他们的沉重打击，比任何理论批判都将更加有力；对于人民群众来讲，恢复历史真相同样比任何理论号召都更加有力。人民群众一旦了解了历史真相，就会看到自身的伟大力量，就回轻而易举地彻底砸不碎一切思想枷锁，不仅是在观念上，而是在现实中把被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再次实现伟大的解放。
民族复兴网正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和人们观念上，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努力恢复世界的本来面貌，而这种观念上的转变能否变成现实的转变，就不是民族复兴网等左翼爱国网站能改变的，也不是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所能改变的，而只能依靠占人口总数99%的人民大众才能完成。
而要实现这个社会历史转变的伟大目标，就需要我们每一个网民都自觉地行动起来，把共和国的历史真相传遍整个网络，让每一个网民都知道，只要我们每一个网民都这样做了，历史真相的恢复就不可阻挡，真理的传播就不可阻挡，人民的解放就不可阻挡。而需要我们每个人付出的，只不过是轻轻点一下手指头，仅仅是轻轻点一下手指头。请大家记住，只要你轻轻点一下手指头，历史就会改变，真理就会降临，人民就会成为主人。今天的革命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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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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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文革真相（一）
作者：红色网友 来源：民族复兴网
一、引言：“人老总想后事”
一个伟人这样对待“死”：他先是向自己发出死的预言。
1975年10月1日上午，独自靠在床头的毛泽东突然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他再与宇宙对话，讨论天人感应。
1976年4月，一颗陨星飞至吉林上空时燃烧、爆炸。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毛泽东知道了这则消息，以重病的身体立于窗前，凝望深邃的天际……
他最后为自己盖棺定论。
1976年6月15日 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吧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当他得知唐山死了二十四万多人时，据毛泽东身边的医生王新德回忆：“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8月18日，他圈阅了生前最后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1976年9月8日入夜，毛泽东已陷于弥留状态。他握住叶剑英的手，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可已无力说出，给世人留下一个永远的迷……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于是：
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极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掉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了上万民众的掉念游行。九月九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来唁电。二十一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掉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毛泽东传1949—1976〉）毛泽东生命83年。他简洁地为自己定论了两件事，并且还清楚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二、区分三个概念
“文化大革命”过去近三十多年了。在这个日子里，它被定性为“灾难”、“浩劫”、“崩溃”。在这样的盖棺定论的话语权中，它游荡着自己孤单的幽灵，忍受着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无法申述的痛苦。但是，它相信：黄河有一天会清凉的。
“文化大革命”已是历史。但是，它进行的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预见却成为今天国内外的许多事实。也许，正是在对比的反思中，过去对文革形成的全盘否定的共识已经破裂，开始了重新讨论。
在重新讨论的视域，关键是要区分出三个不同的概念，即：1、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2、文化大革命;3、极左思潮。所谓全盘否定的共识，正是没有这样的区分，结果是用“极左思潮”取代了1和2，实现了全盘否定。这样一些人就犯了鲁迅批判过的在泼脏水时连同娃娃也倒了出去的错误，而另一些人却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刻意这样做。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前无古人，是毛泽东贡献的伟大思想，绝不能仅把它曲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个概念虽是六十年代提出，但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已表述了它的内涵：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这个命题的中心语义在于描述出了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新制度，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和“最后巩固起来”的标志——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互动进程中存在着经济、政治、思想这三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教育。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制度的巩固在于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层次为如何巩固制度的因果关系;第二层次为巩固的前提——工业化同三条战线的革命形成的目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因此，“继续革命”是元系统与亚系统的结构。元系统叙述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亚系统叙述了实现目标的手段、工具，应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及其互动作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段话证实了以上的分析：“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表述是：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语义是严格区分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的行为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它领导下的人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主导方法是“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在一个时期内”预置了在另一个时期给予公民权，这说明专政所追求的最好结果也是以人为善的人性表现——给人自新，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了“思想改造”的宽怀政策。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种实践样态，是“继续革命”中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具体形式的显现，毛泽东认为文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文革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心是政权，斗争领域是意识形态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文革与经济的关系是“抓革命促生产”。另外文革还强烈反对“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
“极左思潮”是所谓的“四人帮”和林彪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三、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关键
在区分了三个概念后，评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关键是看它们：1、预设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危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属“事实”，或者说这个预设的反题：毛泽东严重估计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论”是否属“事实”。2、预设事实的后果。回答这两个问题也还得用“事实”说话。在国外，大卫*科兹与弗雷德*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证实了毛泽东预设的存在。在国内，自由化思潮、私有化浪潮、严重的两极分化也从反面进行了证实。其实，1965年8月作为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访问中国时就暗示过毛泽东，苏联的修正主义问题。马氏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并问：“现在中国的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毛泽东传1949—1976》P1392) 现在，当与历史对话时，就会发现毛泽东曾多次表达通过党内上层解决“北京搞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4年1月13日毛泽东提出：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映。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上批评刘少奇搞的后10条。
1965年2月9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是修正主义思想。……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有一个邓子恢，主张单干，实际上是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股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最厉害。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备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然而，毛泽东在党内上层“没听到反映”。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毛泽东后来说出了其一：
“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传1949—1976〉下P1776)
这样，毛泽东就要把依靠的力量放在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身上。
早在1964年12月2日毛泽东就写了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概念。
依靠工人、贫下中农意味着通过党内上层解决的设想将被更新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于是50年代与技术革命相提并论的文化革命被插入了一个“大”字，以文化大革命出现。
虽然，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呢?是阶级斗争嘛。但观察十年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实，这句话的语义是他一贯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搞好经济特别是重工业与国防建设。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呢?阶级斗争就是反修正主义，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反掉这两个东西，中国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
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已有四次原则上的争论。第一次是围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第二次是围绕电影《武训传》。第三次围绕是合作化还是单干;第四次是选择国家工业化道路。一、三两个争论，刘少奇的做法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行不通的。我已在《毛泽东的经济战略学》中讨论。《武训传》讲的是清末一个乞丐设想依靠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筹资办学，好让穷人孩子读书的故事，这是幻想。在拍这部片子时，夏衍就提出了批评：“武训不足为训。”刘少奇对《武训传》充分肯定。毛泽东则认为，武训处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时期的的行为表现了维护和宣扬封建文化的奴才性格，是反历史进步的。肯定和宣传这种“行为”对于新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广泛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十分有害。这次争论表现出刘少奇对在思想文化教育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存在淡化倾向。事实证实，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存在这种淡化倾向将危及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关于国家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就是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工农业并举。刘少奇认为“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刘少奇的设想代表了一些党内外主张多搞农业、轻工业，少搞重工业，甚至重工业、国防工业，靠苏联的思想。这种想法反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正符合了苏联想按东欧卫星国的模式改造中国进而对中国的分工要求。周恩来曾转述过毛泽东的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要依靠人家。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否存依赖心理?比如说，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若是一个小国家，是可以的。但我们是个六亿人的大国，……那就不敢设想了。……发展重工业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这个道理，连资产阶级都懂得。在二三百年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凡是能站起来像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搞了重工业。”1953年〈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作了进一步表述：“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赢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见《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P42、46 王骏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请注意“依靠人家”、“ 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 那就不敢设想了”这三个句子描述的“国家状态”。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已预见到了“苏联霸权”的出现，加之他力图解构雅尔塔会议后美苏两极格局，因此，在实现政治上“站起来了”后，他的最大政治就是要尽快实现经济上“站起来”。所以，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是对要首先反掉修正主义极其路线，在此基础上才能推动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思路的叙述。
毛泽东“修正主义”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特权阶层、官僚主义、单干、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两极分化、依靠人家、反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等，在此语域，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因为他已经超前预感到了“这样做”的后果，最终会背离人民的利益，背离党的宗旨。“中国工业化道路”，叙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经济战略构想是先强国，再富民，为此，他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作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也就是说由于“规律”的“不唯一性”，先强国，后富民是在对所谓“规律”比较中更有利于“完全独立”的中国建设的选择性规律。反对这个规律，不仅最终会导致“附庸型国家”，与强国形成非主体性的不平等关系，而且还会使“富”无“根”，失去对“富”的强大的国家安全保护，也是修正主义。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阶级斗争”概念叙述的是在选择性规律中的革命与生产的因果关系，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语），目的是反对这种修正主义，以及这种修正主义在生产关系中所生产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是当“修正主义”发展到“死不改悔”，才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
四、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毛泽东叙述了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说：主席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说：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到那时就晚了。我们的80%的党员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他们灌输帝王将相观点，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始，抛掉的是百分之一、二、三。”
党员队伍中“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工厂“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这种占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一旦同中央的修正主义关联，“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对于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表达了相当的忧虑：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P1390）面临这样的事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有四个理由。1、过社会主义这一关；2、反修防修；3、战备；4、抓革命促生产。1、2，可以合成一个原因，最终为三个原因。如果在党团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选择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但由于“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的事实存在，毛泽东认为党已经被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事实上需要重建党。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文化大革命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说：同刘少奇的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23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围绕23条的斗争，促使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5日，毛泽东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传1949—1976》P1410)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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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效罗思鼎：社会主义改革（一）——革命委员会
作者：梁效罗思鼎 来源：民族复兴网
“三结合”样式的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最具成效的改革成果；毫无疑问，她也是中国两千年来最具性价比的政府形态；更重要的是，她给中国今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完美的、经过十年检验卓有成效的模版和范例。
从瑞金时期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开始探索人民政权的组织模式。从仿苏的中华苏维埃瑞金政府到土生土长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民主政权，中共建政前20年的探索实践，充分体验了各种样式的民主政权，为全面夺取政权后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资产阶级已经不足以成为制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力量，毛泽东开始思考改革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用社会主义政权限制资产阶级，逐步消灭资产阶级，从而限制私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实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6070年代，他老人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等口号，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全面进入与资产阶级斗争，全面进入与私有制斗争的时代。革命委员会就是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雏形。
革命委员会是文革中群众的首创。上海工人夺了原市委市人委(即市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工人怎样对上海市实行管理，造反派内部几经磋商，由起先的“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并在事后给予这样的评价：“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由此，全国山河一片红，远悬南海的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也于1969年3月改称为“广东省西、南、中沙群岛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由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代表组成，其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军队代表(后改为工农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群众的权益。到了70年代中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新的“三结合”成为“老中青”三结合，“老”为原来的领导干部，“中”和“青”则按比例由原有干部、造反派出身的新干部、从本单位工农群众中选拔的新干部组成。
革命委员会的要旨和特色体现在“三结合”、“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联系群众”四个方面。
先说“三结合”。我党建政，就是依靠党的干部、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三种主要力量。建政后，在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下，干部队伍的官僚作风渐渐成势，走私有制道路的代表人物刘邓占据了党政要津，他们代表了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逐步形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阵，并且一度占据了党内主流地位，致使太祖倡导的大众民主和草根阶层共享社会主义成果的思路屡屡夭折于两条路线的明争暗斗之中。文革之前，党内走资派全力鼓吹特权思想，地方干部行政级别与军队干部军衔相互挂钩，形成了等级严明的福利待遇体系，因而得到了中高层官僚特权派的追随拥护，并且争取到干部队伍中的大部分中间派，毛泽东被迫发动文革，调动人民群众的底层力量，才取得文革的阶段性胜利，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革命人民手中，创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新模式——革命委员会。经过文革风雨洗礼的大批革命干部重新在政权中居于骨干地位(大约相当于西方文官制度中的专任制技术官员的地位)，缓冲了政权非常态变动带来的巨大影响，保证了政权的持续运作。
军队的代表是文革初期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在粉碎刘邓黑司令部过程中，地方各级领导对文革多持观望态度，即“不理解”。设身处地，要把好容易革命二三十年换来的小小特权一把火烧掉，在党政机关和工农草根同堂议事，怎能痛痛快快?群众的力量声势虽大但失于太过分散，红卫兵组织起来后，成为一支冲锋陷阵的生力军，但是要和党政大佬在政治上抗衡，一缺经验，二乏资历，这都是需要时间才能获得的软资本。因而太祖能够依靠的力量，主要还是林副主持下的军队。相比较于地方，其时军队干部尤其是师团以下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作风还是保持了战争时期的传统，更突出的一点就是部队的组织性和服从命令的特性决定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运用军队力量如臂使指，林副在这方面功不可没的。何况当时团级干部多为抗战干部，营级多为解放战争时期，连级多经历过抗美援朝，有战功、有资历，伟大统帅一声令下“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队介入文革执行“三支两军[1]”，当时许多省军区、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和驻军军政首长纷纷就任省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顺理成章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核心领导。到1972年8月，全国各地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各级革命委员会地方干部逐渐形成了“老中青”梯次配置，解放军撤出“三支两军”，带着文革维稳的功勋回到营房，执行对苏美两霸的战备任务。军方在革委会的位置由继之而起的“工宣队”、“农宣队”[2]取代。
[1] 1967年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史称“三支两军”。
[2] “工宣队”、“农宣队”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的代表。
群众组织代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造反派头头”是革命委员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她直接代表了基层群众的民意及其在各级政权中的民主权益，起着制约行政官员廉洁和效率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故而也是革命委员会遗产中最有价值现在却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的一个群体。群众组织代表多为造反派头头，经三十年妖魔化和“浩劫论”的涂抹，在年青一代心目中这些人似乎都是一些不学无术无法无天只会挥舞皮带打打杀杀的蛋白质一类。其实，文革初期，黑云压顶，“右派”帽子乱飞，在走资派千方百计打压挖空心思收买之下，能够并敢于举旗造反的领袖人物，无论是胆识还是个人“情商”乃至政治方面的素养，群众组织代表都可以说是当时青年一代的佼佼者（即使是这批人的典型代表王洪文也并非改开舆论描绘的那般不堪，否则根本无法解释毛泽东、周恩来识人选人的智商），在70年代末期，他们经过十年锻炼，大部分已经担负了县处以上级别的领导职务，积累了一定的从政经验，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得以传承的中流砥柱了。遗憾的是华的软弱，上台复辟的笑贫及其一伙在文革受冲击但实际毛主席还让在位工作的一代大佬不以无产阶级万代江山为念，一概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大开杀戒，毫不容情——上至四人帮，下到公社里的知青干部，甚至包括一些跟毛主席路线较紧的中老年干部如吴德、纪登奎、乔冠华、马天水等绝代才人都一盆水泼掉，把毛爷爷手中培养的接班人群体以“三种人”[1]的莫须有罪名处决一批、撤职查办一批、开除公职一批，搞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紧接着就取消了革命委员会的光荣称号，恢复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行政首长负责制，关键是取消了权力中心的制约机制，人民的政府终于一步步演绎到今天成为官僚的禁地和贪腐的渊薮。孰是孰非，相信有一定分辨能力的人都能够得出正确的答案。
其次谈谈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最高指示说“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革命委员会把过去的党委和政府合为一体，党的组织形态为“某某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一般兼任同级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前期以军队干部任组长，九大以后就逐步以经过文革教育解放出来的原领导干部任组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样有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农代表，其中工农代表多为劳模和基层先进单位的负责人，同样体现主政、监督、代表草根群众利益的三位一体精神。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委员会实行精兵简政，委员中的干部多兼任部门负责人，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农代表则一般不脱产，充分体现了巴黎公社“创造最廉价的政府”的革命精神。革委会组织机构为“四大组”即政工组(党组直接领导管理，执行现在党委组织、宣传、统战、干部管理等全部职能)、办事组(执行党政办公厅和政府行政及行业管理职能)、生产组(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直接领导，执行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保卫组(执行公检法职能)。每组下设若干办公室，机构和主任职数都非常精干。
当时对原有的机关干部实行下探到基层安置，基层一些职工代表到机关任职，编余干部或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或到工矿和社队参加劳动指导工作，形成一种机关干部下去，基层工农上来的互动机制，让各类干部都能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劳动机会，增进了干部群众尤其是干部和农民的关系，同时有效储备了适量的预备干部，对在位的干部形成一种竞争压力，促使干部队伍心往群众中想，劲往工作上使。其干部参加劳动、工农参加管理列入制度规定的创举奠定了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坚实基础。
最后是“联系群众”。 革命委员会既是人民的政权机构，就必须有充分的渠道去沟通政权和群众的联系。其渠道一是进入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农群众代表，这批干部多不脱产，但参加同级革委会的主要会议，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有驻会办公地点，构成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像当年的陈永贵、吴桂贤副总理都是在中央办公、全国分管线上调研、原单位劳动调研各三分之一时间，他们没有体系中人报喜不报忧的官场练达，有的是实事求是的草根本性，成为周总理了解工农业动态的可靠助手。二是主要领导干部的下乡制度，当时省地县社各级革委会正副主任都有硬性的到基层蹲点下乡劳动带调研的规定，遗少当时常见的县级领导基本都是只带一个本公社干部引路，骑个自行车就下去了，公社领导一年规定至少100个工作日在大队(行政村)劳动。焦裕禄的工作方式和作风在文革期间可以说是蔚然成风，这一制度也成为党政主要领导同志了解民瘼，联系群众的重要保证。三是授予群众反映心声的“四大”自由，尤其是大字报，个人对革委会施政有意见看法可以在革委会随意张贴，当时一些招工、招兵、农转非、紧缺生产资料供应等都用大字报公之于众，让群众去评判是非;这是大众手中重要的话语武器，在文革时期确实起到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监督干部队伍、保证政府廉洁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既是一种出于不同阶层的干部联合管理社会经济的相互制约的组织，又是以老带新、培养青年干部和工农草根从政的良好平台，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指引下，从各个方面完善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人民性、民主性和运行效率，是文革最为重要的制度性遗产，也是中国今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最有价值的参照坐标。她最有价值的创意就是把国家权力从官僚体系的禁脔彻底改变为民众参与，群众监督的为人民服务体系，比现在这个廉政制度、那个阳光行政等局限于官员体系内运行的办法都要切实的多，可行的多，有效的多。当时各级领导干部履职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决策必须充分考虑到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大局，原本由官员垄断的政权机构开始有了大众共和的景象，再像文革前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困难了不知多少倍。这也是后文革时期走资派迫不及待地取消革委会、废黜“三种人”，把已然进入庙堂的工农代表扫地出门的根本原因。
[1]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