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权贵”，是一个自古就有的名词。官高者势大，自然会出现借势的利益共同体，官场中人摸清了门道，花花轿子人抬人，便官官相护，彼此划分势力范围，井水不犯河水，一两代的工夫，逐渐形成根深蒂固的祖荫权力和诸侯意识，某一个地域或某一个行业都出现了行政或经济垄断，由此出现了权贵集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正是由于权贵集团对国民经济和公共资源的高度垄断，才形成了“国中之国”和法外特权，导致国民收入水平极度悬殊，分配不公现象使社会阶层严重撕裂，国民财富向权贵集团的高度集中，更是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不能实现和谐的主要根源。

　　那么，权贵集团是如何出现的？中国的政治环境又给权贵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什么样的土壤？笔者就以辽宁凤城的例证一一道来：

一、权贵集团的第一桶金：以改革之名将国有资产由全民化变为集团化

　　辽宁省凤城烟叶复烤厂始建于1935年，主要承担辽宁省东部地区烟叶复烤、加工任务，年生产能力30万担。2000年时，有职工758人，截至1999年末，企业资产总额12449万元，负债总额12024万元，年实现利税近2000万元。2000年6月20日，辽宁省烟草专卖局向国家烟草专卖局提交《关于取消凤城烟叶复烤厂、岫岩县烟叶公司财政预算户头的请示》（辽烟局财[2000]126号），文件称：“为进一步适应烟草行业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经辽东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研究，并上报国家局批准，决定由辽东公司对凤城烟叶复烤厂和岫岩县烟叶公司实行收购式合并，改组为辽东烟草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凤城分公司、岫岩分公司，同时取消凤城烟叶复烤厂和岫岩县烟叶公司的法人资格、财政预算户头，其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并入辽东公司，对辽东公司实行报账制。”

　　文件提及的辽东公司即丹东辽东烟草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6年10月，系辽宁省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进出口总公司共同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时有职工13人，资产总额9414万元，负债总额9436万元，实现利税300万元。辽东公司和凤城烟叶复烤厂具有同等的企业法人资格，而且根据辽宁省烟草专卖局的文件所示：这两家企业都是盈利单位，取消凤城烟叶复烤厂的法人资格，实际上就是企业合并。由此，凤城烟叶复烤厂按照文件精神，在凤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

　　凤城烟叶复烤厂改头换面变成了丹东辽东烟草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凤城分公司，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人资格被一家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取代。紧跟着，一套以响应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打着“减员增效”旗号炮制的裁员方案出笼了。2000年下半年，总经理姜某突然宣布厂子已经资不抵债，即将破产，原因是寄存在大连仓库的9614吨叶片烟已经发霉变烂，巨大损失无法挽回，据此准备停发职工工资，号召全体职工以买断的方式实行裁员，并称买断的钱是国家烟草专卖局专门批下来的。于是，一份未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未经上级公司批准，未向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而且拒不向职工传达国家烟草专卖局相关人事工作文件的“富余人员安置实施方案”于2000年12月23日生效，513名在岗和内退职工被欺诈，办理离岗手续。

　　对导致凤城烟叶复烤厂“破产”的直接原因——9614吨叶片烟在大连仓库霉烂，后来辽宁职工快报社记者采访中国烟草进出口总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总经理郭某，郭某却提供了与凤城厂和辽东公司截然不同的说法：“真实情况是，烟叶是辽东公司的，我们把贷款得到的钱先借给辽东公司，辽东公司给我们打借条，出红单子，这些钱已经在1999年、2000年都付清了。还有，就是积压在我们这里的烟叶数量是6000多吨，而不是9614吨。”这个说法与辽烟局财[2000]126号文件相吻合，即凤城烟叶复烤厂在取消法人资格前是盈利的，而绝不是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

　　如果说当时还看不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在若干年后我们看到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国烟人[2000]633文件里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文件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同意一次性安置原凤城卷烟分厂职工的批复”，是批复给辽宁省烟草专卖局的，称：“你局《关于凤城卷烟分厂实施职工一次性安置的请示》（辽烟局计[2000]131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一、同意一次性安置原凤城卷烟分厂的下岗职工。二、鉴于凤城烟叶复烤厂人员严重超员、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等实际情况，同意对凤城烟叶复烤厂的下岗职工亦进行一次性安置……”文件中列举的“严重超员”、“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很明显与企业盈利状况不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疏忽？惟一的原因便是辽宁方面向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请示里虚构了企业生存维艰的状况。后果便是辽东公司利用了这份批复，混淆了下岗职工和在岗职工的概念，将513名在岗和内退职工一次性办理了“买断”离岗手续。而又为什么非要套用下岗职工的名义呢？当年故意张冠李戴的始作俑者所持的尚方宝剑又是什么？应该是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文件本身，文件阐释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同时也说明“由于传统体制的长期影响、历史形成的诸多问题、多年来的重复建设以及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生产经营艰难，经济效益下降，一些职工生活困难。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为此，确定了十条指导方针，其中之一便是“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由此可知，凤城厂真盈利、假破产现象的出现，根本在于国家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上被人为操纵和歪曲，从而导致了一次血淋淋的跑马圈地运动，凤城厂513名职工被离岗，空出来的职位迅速被新人顶替，而且因经营需要，年年都要招聘，甚至每年都要临时雇用数百名临时工。

　　凤城烟叶复烤厂职工的被离岗不是个案，整个辽宁的下岗职工总数多达178万人。放眼全国，在以“减员增效”名义下被排挤掉的国有企业职工究竟有多少，永远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发生“减员增效”行为的国企一般并非亏损企业，如烟草系统明明盈利却报称资不抵债。老职工离岗后，烟草系统年年暴利，工资从以前的月结更改为年薪制，被腾出来的工作岗位年收入是以前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被安插进辽东公司任职的职工大多是当地政要的亲戚和子女，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鸠占鹊巢，瓜分到了改革红利，抢到了最大的一块蛋糕。2014年6月20日，审计署公布了各大国企盈利情况，中国烟草总公司在2012年实现营收高达10547.42亿元，净利润为1650.03亿元，资产负债率仅为14.96%。相当于每天收入28.9亿元，每天实现净利润4.5亿元。

二、权贵集团的形成关键：政商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暴力合法化

　　当原先的国有资产被粗暴地断章取义，实现了合法外衣下的性质变更，决策者拥有第一桶金，并且引入地方实力派力量，与其分赃，以保护这个窃取的果实。这才是权贵集团形成的关键。如果说以改革之名行窃取之实是将全民所有制改变为部门所有制，那么，部门与地方政要的联盟便是将部门所有制逐步改变为私有化的第一步。

　　根据后来的举报材料显示，1996-2000年，大连仓库存放的叶片烟少了3000多吨，按当时的调拨价计算，价值1个多亿；1998-2002年凤城烟叶复烤厂储备卷烟指标款6000万元成为账外资金，其中2800万元去向不明，后来听到的风声是省局一人一个红包分了；2000年12月23日513名职工被强行离岗后，辽东公司立即开始招工，地方政要亲友子女纷纷被招聘进入公司，2002年工资开始大幅上涨，并补发工资和奖金。2005年夏季，中央审计组调查辽东公司小金库，当时的辽东公司总经理姜某安排亲信藏匿大量账外资金账目，用假账侥幸蒙混过关。2006年6-9月，姜某企图销毁真账簿，并塞给知情人张某50万元人民币封口。而辽宁省烟草专卖局每年拨给辽东公司的职工困难救助款，截止到2012年总额已经为190万元左右，但从未公布救助名单和金额，在领导“一言堂”的背景下，病困和死亡职工亲属分文未得。这便是所谓国企改革之后大量弱势群体出现而又哭诉无门的实际背景。

　　看到企业破产的谣言不攻自破，被强行离岗的职工们于2002年开始上访，但形成大规模群体事件是2005年7月14日职工代表在丹东市烟草专卖局看到国家烟草专卖局国烟人[2000]633号文件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自己当年被以下岗职工身份所做的“买断”离岗处理。7月28日，近300名职工前往辽宁省烟草专卖局申诉，辽宁省首例国企职工大规模群体事件引发媒体和上级领导关注。8月，《辽宁日报》和《辽宁职工快报》记者进行实地调查；9月，辽宁电视台“新北方”栏目组以“岂能如此搞买断”为题进行跟踪报道。

　　然而，让这些职工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申诉和上访竟然遇到了铜墙铁壁。辽宁电视台的第二期节目录制完却惨遭封杀，辽宁省信访局答复“按法律办”，辽宁省烟草专卖局局长于某也答复职工代表：“省长包案，省局我主管，你们提出的问题没有虚假。”辽东公司也答复：“上下都很重视，买断时确实存在瑕疵。”既然各级领导都明白存在瑕疵，但却一再拖延，2006年6月，辽宁省委副秘书长贾某接访时讲了一番话，让职工们寒心了。他说：“复烤厂在改制过程中存在一些毛病，如宣传上片面性，告知上不充分，民主程序没充分履行等。下岗职工吃亏了，可以说你们牺牲了个人利益，换来了改革成果。”如果改革成果是靠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换来的，那么这个成果便不是人民的福祉。2007年，辽东公司总经理姜某在给省局党组的报告里提到，“当时安置职工时，省局和辽东公司都没有经验，造成政策宣传不到位，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相关程序和手续不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如果当初企业不是处在困难时期，不是连续近两年开不出工资，他们也许不会申请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至此，黑白完全颠倒了。

　　现在分析当时决策层的为难之处，或许会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即改革过程中会因为经验不足而出现大量纰漏，然而这些纰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或者影响一个地域，或者影响一个行业。而决策者和执行者都不敢轻易纠正改革的失误，一是怕影响政治前途，二是怕形成反作用力，谁都不敢承担不可测的后果。如果凤城513名职工的事情纠正过来，那谁有胆量承担辽宁全省178万名下岗买断工龄的关停并转、破产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因此，这些职工们后来的悲惨遭遇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大规模进京上访，仅2009年就达4次，国家信访局把材料转给辽宁省信访局，国家烟草专卖局答复是回原单位解决，丹东市烟草专卖局答复说是在研究，凤城市政府说是行业部门行为，政府管不了。这些机关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踢到2010年。

　　2010年6月28日，辽东公司总经理姜某在百余名上访职工面前宣布：省公司说你们的诉求是无理要求。7月1日，凤城市公安局开始抓捕上访职工，9名职工被冠以“聚众扰乱社会罪”送到丹东看守所关押。7月12日，200余名职工及家属到凤城市政府要人，才得以释放。从此，职工上访成了死循环：目前积压在凤城市信访局的中央、省、市各级政府部门的批示和转办通知书已近百份，但离问题的解决尚是遥遥无期。但职工与政府的矛盾也愈演愈烈，2012年5月，进京上访归来的职工有33人被凤城市公安局行政拘留。自2013年5月起，辽东公司不再接访，更不回应所有问题。10月21日，职工代表找到凤城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被答复早已结案，理由是“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争议发生在2000年12月23日，申请人的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虽然申请人认为自己提出新的证据，应重新审理。但是按照法律规定申请人已经超出法定仲裁时效，本委认为对申请人诉讼请求不予受理。”所有申诉的途径都被堵死了。

　　十几年来，凤城513名“买断”离岗的职工生活艰难，因病死亡已达40余人，其中一名系不堪饥寒所迫而自杀。数十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相当一部分职工不得不停交社保，另有几十人重病缠身。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腾出来的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子弟们拿着高薪，享受着改革成果。仿佛可以发现一个问题的实质：当今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上便是富有阶层巧取豪夺的结果。金钱与权力的联姻，才最终形成权贵集团。当权贵集团一出现，弱势群体想要争取一个出头之日无异于与权贵争夺蛋糕，因此权贵集团会利用对政策的诠释权和对暴力机器的支配权来维持一个不公平的既成事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利用法律来保护已经占有的非法利益，并企图将暴力和利益都合法化。

三、权贵集团被瓦解的可能性：允许改革完善试错机制

　　我们注意到，凤城事件提示改革进入了一个前后脱节的困境。改革的初衷虽然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正确的诠释是这部分人应该是靠勤劳致富的人，让他们先富带动后进力量，使以地域差别为特征的现代化从东部向西部呈波浪式推进。而先富起来的人群绝不应该是以瓜分国有资产为手段，慷国家之慨中饱私囊的官僚和国企负责人。不幸的是，30年来，中国油水最丰厚的行业都先后发生了假公济私的现象，公权力开始染指国企，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以“代言人”机制为代表的家族化趋势。虽然没有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事实上寡头已经出现了。

　　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中央进行大刀阔斧的肃贪反腐，并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充其量仅仅是外科手术式的清理。无论是痈疽还是肉瘤，都是点对点一割了事。但民生问题普遍存在，而且久拖不决，一方面是因为官员昏庸，得过且过，另一方面是因为权贵集团的势力根本无法撼动。权贵集团的势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国家信访局接访的处长对凤城职工都这样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我今天只是向你们解读政策，北京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回地方由政府协调解决。今天不许录像，不许照相，不能录音，出了这个屋我所说的话一概不承认……”当职工的合法权益与权贵集团利益相冲突，即使是有官员想帮他们出头，也与堂吉诃德挑战风车怪没有多大区别。于是，权贵集团大势已定之后，维稳成了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表面的和谐稳定成了少数权贵瓜分国家财富、剥夺人民权利的遮羞布。

　　因此，就有了一个问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已经被有意识地合法化，那么又如何纠正？2000年凤城职工在一场骗局中失去了工作岗位，难道这也可以用“改革不能走回头路”而一言以蔽之？将权贵集团赤裸裸的跑马圈地运动用改革失误的说法来推托，掩盖了刑事犯罪的真相。迄今为止，在辽宁、河南、湖南、山东等十几个省，发生多起烟草行业被买断工龄职工的群体事件，涉及职工3万余人，对这些职工经济补偿当年只有1-3万元，将他们从国企正式职工的待遇推入了万丈深渊，有些被买断工龄的职工甚至没有养老金，只有每月300多元生活费。这难道不是把这些老党员、老国企职工往死路上逼吗？到了如此绝境，有关政府部门还在年复一年相互踢皮球，这是要逼着这些弱势群体揭竿而起吗？这些职工用十几年时间不停申诉，归根结底是相信政府，相信中央政策，相信总有一天会纠正当年的违法离岗程序。然后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被时光无情地摧残了。十八大即使明确指出“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但在具体执行环节仍然无法可依。

　　依我看来，凤城市这种当年响应国企改革政策的改制和改革虽然属于一时的失误，但后果严重。全国各地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大多是出于一时头脑发热的拍脑袋决定。从大局而言，国企改革和下岗再就业的整个过程是最后一次政企不分的后遗症，也是权贵集团最后一次火中取栗，自此以后，已经很少再有政企纠缠、业务混淆的灰色空间了。当年政治挂帅，国家抓大放小，对基层国企根本无暇顾及，于是就给地方硕鼠钻了空子。至于像凤城这样的买断离岗现象，在其它省份都有类似的情况，但像黑龙江省地勘局、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河南省核工业地质局等系统，都曾经贸贸然对职工大规模解除了劳动关系，而后来都先后予以纠正，并有条件地恢复职工身份。因此，不妨援此为例，逐步纠正改革过程中的若干企业改制失误，也因此逐步减少全国弱势群体的总量，并通过有条不紊的纠正，改变个别部门和少数人坐拥巨量社会财富的现实，瓦解权贵集团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实现财富向下层民众的有序转移，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如果没有远见，看不到问题的实质，而是一味的封堵言路，让失去保障权的职工和民众上访无门，甚至进而以惩罚上访为目的停止救助，拒绝对话和接访，而且要将错就错，维持现状，那么和土地革命战争前的中国农村局势有何区别？既然弱势群体见权大于法，申诉无门，那么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那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暴动图景便会成为火山爆发的理论武器。但如果转换思路，不再以年代久远为理由来无限期延迟，在法律范围内处理得皆大欢喜，那根本不需要继续维稳。更何况，每天净利润4.5亿的中国烟草系统还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不了？

　　2013年初，凤城市几个白发苍苍的职工代表与我在北京相识，抓紧我的手颤巍巍地摇，老泪纵横，一口气缓了几次，说：“谢谢你管这事，希望下辈子还能见到你。”我一一握他们的手，微微颌首，心中一叹：既然还有时间，就要在这辈子讨个公道，人毕竟只有一辈子。

　　2014年7月4日17点4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