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上海机床厂业余大学培养出的第一批毕业生。（资料片）

        上海机床厂因其在教育上的成功、及其调动工人在技术革新上的积极性的成功，曾有人建议将该厂作为一个模范工厂。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布一个有关教育改革的重要指示：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我们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到市中心的郊外参观了这个厂。上海比我们所见过的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更像一个西方城市。上海不像北京街上没有拖驮的动物。汽车和大卡车充斥道路，加上大批的脚踏车。我们的车子从欧洲人修建的市区经过。这部分市区有大型的石头建筑物，车子也驶经有两三层楼房的住宅区及有铺面和招牌（很多招牌用习见的罗马字）的购物街。黄浦江旁有一条宽大的叫“外滩”的行人道。黄浦江中的商业交通很忙，有大货船和小轮渡以及帆船。在我们离开市中心区时，街道变得更宽，而建筑物则变得较小。不时见到空旷的空间种着农作物，并有小桥架在溪上。最后，车子从一块大布告牌旁驶过，穿过大门口，驶入机床厂的中心。

        我们正处于一个蜿蜒的工业建筑群的中心。这建筑群延伸至好多亩。它包括大型棚式建筑物，其中放了成排的机床和金属工作机，以及办公大楼仓库、烟囱和一个水塔。所有这一切建筑物，都散布于翠绿树林、道路和行人道中。

        上海机床厂专门制造精密磨床机。这工厂是从一个小农具制造厂发展出来的。那农具厂是抗日战争以后，用联合国的救济经费建立起来的。最初是制造简单的农具。现在在十个工场中有六千工人，男女工都有，制造最先进的机床。中国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一星期工作六天。选择星期天休假的比其他任何日较多。但是，在一周内其他各日，公园和文娱场所仍有许多游客。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学员在学习

　　我们参观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地区。其温度的控制是为了制造高度精密零件。大的发亮的轴和螺旋轮，在萤光灯下工作着。在低层建筑物内另一地区，我们看到了各种的设备在使用着。高架起重机、大型平床磨机以及各式车床。在这些工厂建筑物的相互间，还设有储物室，并种上了树木。在这地址的其他建筑物，有会议室和办公室，磨床机械研究所，工人子女托儿所和病伤工人疗养院。

　　在我们参观时，我们跟厂革委会委员周志梓（译音）谈话，他描述了工厂所做工作的性质。他对我们说，“我们强调主动、独立和自力更生”。该厂已设计并试制了二百五十多种磨床。周说，“文化革命是推动生产的一股大力量。自从成立设计三结合小组以来，已经设计了逾百种的磨床。”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三结合观念已经变得更重要了。并且已在很多方面应用。它的意思是把任何情况中不同的因素拉在一起，而成为一体。我们所见所闻的不同因素的结合，是老中青的结合，是干部、人民解放军的结合，及研究、生产、教育相结合。不论何时碰到了一个问题，就应用三结合的概念来解决。机床厂把它的人力资源，集中于包含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在内的小组里。干部这个名词在中国是指某人当权，或者是一个政治组织者，或者是一个经理。它指的人，我们叫作行政者。另外就是共产党员，后者的主要责任是属于政治的。上海机床厂之单独被挑出来作为工业模范，是因为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训练计划搞得好。本来，那种训练是在三结合小组以内做的。但是，自从毛主席的指示之时起，已在厂里发展出新的训练方法。这方法是透过机器磨床研究所。因该研究所是负责发展和设计厂里的新机器的。据对我们解释的人说，为了研究所担任的每一个研究问题，成立了一个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小组。通常参加这些小组的工人向研究所申请作某项研究，再由研究所的工人同事和领导加以衡量。他们多数有过七年以上的经验。在所里再经过了几年工作之后，他们便变成技术人员。他们的训练由小组里的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加以监督。小组里的干部组员起的作用是属于组织方面的。对设计过程提供执行上的经验，在小组已解决了特殊问题时，小组即予解散，再成立一个新的三结合小组，研究另一个新问题。

　　技术人员也在“七.二一工人学院”受训。这是在毛主席指示之后的两个月成立的。它是一个三年结业的技术学校，是训练工人——技术员的。这种人大致相等于我们（美国）的工程师。在我们参观时，我们看了工人学院两个班。一班是水力班，另一班是磨床机器机械学。两个教室的黑板上都写满了复杂的数学方程式，是用习见的罗马数字写的，还写上数学符号，并穿插了图解及中国字。在我们看来，正在研究的教材，相等于大学高年级或初级研究所的水平。班上约四分之一的学员是妇女。看来大约是和工场女工人数的百分比一致的。在我们参观时，恰好有五十二个学生刚毕业。另一组九十八人是属于二年级。其中有四十人来自上海其他机器厂。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奥•努舍克（前排右起第5人）夫妇参观1954年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的上海机床厂产品3160式磨床。

        像研究所的选择研究工作一样，工人学院的入学是由申请人的同厂工人和领导人决定的。申请入学的工人多过学院所能容纳的，因为班上人数受教师人数的限制，也受教室和宿舍面积大小的限制。入学的资格，必须工人受过初中教育，并且至少要有三年的实践经验。年龄须在三十五岁以下。我们听说，目前学生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六岁，有八年的工作经验。

　　在工厂中，跟我们谈话的一个人丁绿珠（译音），她是个年约三十多岁的妇女。在入学院当学生之前，她曾经是个车床工人。她申请入磨床机研究所，先由她的同工和领导方面加以考虑，然后获准入学。她告诉我们：

　　在文化革命前，我不可能入研究所，因为我是一个工人。那时，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进研究所。我对于研究工作曾有过困难，特别是理论方面。我申请入学院，目的在多学习一些东西，以适应党的需要。

　　丁绿珠像其他的学生一样，寄宿在学校宿舍。她的孩子跟她的丈夫和已退休的阿婆住在一起。她在校期内，仍获得正常的工资。在完成了学习课程之后，她将回到工场做设计工作。大约仍将跟她学习之前所得到的工资一样。工人学院中一位年纪较轻的学生——工人对我们说，他曾申请入学，这样可能使他“为社会主义而做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不是为了更高的工资。”在学院里的学生，每月的工资是四十二元到八十元人民币不等。（一元人民币约等于五角美金）在工场里的工人，工资从四十二元到一百二十四元人民币。平均大约是每月六十八元人民币。技术人员的工资有在七十元人民币以上的。有少数甚至每月赚一百多元人民币。有少数技术——工程师每月赚二百元人民币以上。

　　在中国，工资的差别，据说是根据工作经验。最高的薪水诸如机床厂的工程师的薪水，似乎至少照文化革命前一样。年纪较大的高工资专业工人或许仍支原薪。但年纪较轻的专业工人看来所赚的工资跟正常工人一样。在生产工人中，工资也依据经验和生产力而有所差别。

　　工人学院的课程，包括机械学和机械理论、数学、电力学、水力学、磨床机器设计和英文。我们的东道主说，这些课程是从基本理论及一般机械工程学概论开始的，然后再进行典型磨床机的制造，较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最后，则进行完整机床之个人设计和制造。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仍做生产工作，以保持跟工场的接触。据描述这是理论结合实践，并使两方面的水平都提高之一种方法。

　　学院每天的作息时间表，包括六小时上课、一小时的文娱、及一个半小时的晚间学习。教学人员有二十位来自大学的教师和三十多个工人——技术人员。我们听说，学院的教学质量跟大学一样。至于大学，自从文化革命以后，入学学生来自工厂和公社，非直接来自中学。机床厂的某些工人已经进大学受训，以便成为技术人员。

   　除了“七.二一工人学院”之外，机床厂还有教育活动，不过与训练技术人员无关。有一间“七.二一”业余学校，在六千工人中，有一千工人上这间学校。他们于工作之后，每星期上课两次，学习政治、技术和文化，在班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时事。另有一个部分时间的政治研究班，主要供各组的领导人学习的。据描述：工厂里所有的工人都参加某种形式的政治学习。

　　邻近学校的中学生跟他们的老师来这间工厂实习，有时，时间在一个月以上。在实习期内做生产工作，并出席由厂里工人担任教学的教课。大学生也同样来机床厂做工和上课。一间办在工厂里的技术中学，在文化革命期内停办，但在市政府要求之下，后来又再办下去。学生在学三年，有两年的时间，花在班上学习与实习工作两方面，各周互相轮流，最后一年则完全实习。学校有它自己的小工厂、制造车床零件，不久则进而能够制造整个磨床机器。

　　衡量上海机床厂的一个方法，是衡量它的出品的量和质。同时要联系到它的投资和人事来衡量。另一个方法是要考验它的技术人员的技术。它的技术人员一半以上是受过上述我们所听说的那种方法的训练。这些的评价须由机床方面的专家来提供。我们只能把我们东道主之一、厂里革委会的周志梓对我们说的话报道出来：

       仍然有缺点，缺点并未包括在你们所阅读的工厂小册子中。但我们要提及缺点，以说出一个真实的观点。在我们的工作中，自动化并不那么高，所以，我们的效率也不那么高。我们可以制造逾六百种机器，但我们在管理我们的厂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在月初有时事情组织得不好，因而，制造的质量降低。我们的教育方法也仍然是实验性质的。

　　但是，评判一间工厂的效率，不应当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生产单位而评判其成功，而应该看它对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影响。这将包括考虑这类事情诸如在做出厂内外方面的决定时涉及生产工人队伍的参加。

　　在上海机床厂，我们感觉到，这个厂除了是个生产的来源之外，也是一个教育机关。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训练对机床制造是息息相关的。而告诉我们有关厂的管理之技术方面的，是工人们自己，而不是经理或宣传人员。跟我们谈话的中国人认为这个厂不仅对制造社会需要品很重要，而把它作为学校以学习管理社会，也同样重要。

　　接受工人的建议与批评，这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这种态度看来是他们思想中心所在。并且这么常听到的两句话反映出这种思想，那就是，“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动力”及“科学是劳动人民的经验的总结”。机床厂的计划是认真企图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促进普通工人的积极性并创造一支技术力量。这支技术人员并不认为他们自己跟工人有何不同。在我们停留中国期内，我们的东道主一再提到文化革命前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事情。干部不听取别人的建议——或许藉此以增加他们的权威，技术人员自以为了不起——往往藉此以掩饰他们的无能，多数工人对这种情形则熟视无睹，一声不响。当我们听到中国人谈这些情况时，我们评论说。这倒很像我们（美国）国内的情形。这也显示出对另一句广泛使用的话之部分的解释。这句话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们阅读了“努力建立一间社会主义的工科大学”的小册子（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对于中国人如何批评他们自己的教育计划，总算有了一个概念，这本小册子包括一九七〇年在上海举行的一个小组讨论的副本。一位参加小组讨论者是王绍东（译音），他是一个工人——技术员兼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学院”党支部书记。在小组讨论期内王描述了工人学院学生的不正确态度。有那么一些学生说，他们被派入学院学习，主要的任务在学习设计。往往他们的态度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这种教育路线是将书本学习和实际经验划然分开，因而强调书本学习。也有些学生的态度，过于重视别的方面。王说，“有些学生首先想到，如果他们通过实践学习，他们应当回到工场，而不应当上学院。”组织了这些的讨论，是在帮助他们了解“为谁学习”（中国人的答复是为人民而学习），从而学生们逐渐了解学机床设计这一基本的任务。

　　据王说，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工厂中某些工场只想到他们自己的部门，不愿派最好的工人来上学，有人在会上建议，贴大字报，批评本位主义的人。因为他们不了解工人真正的学习愿望，并且眼光短浅，对长远利益，视而不见。”不愿继续学习的工人，应当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并学习继续革命的道理。

　　小组讨论了成立新教育计划的问题，包括工人中基本教育的需要。以及使这些计划这应现存教育制度的执行方法。但是，多数时间都花在改变工人和教育者双方态度上去了。

        在这场讨论中，有两点是值得在这里提及。强调工人在技术方面的主动性和能力和强调工人在政治方面的主导作用。关于知识分子中间创造特别的干劲问题，在讨论会上一位代表化学工程研究所（涉及杀虫药制造）的与会者说：

　　在一个时期，我们某些同志的干劲消沉。他们认为不幸受过几年大学教育，要不然，他们可能成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成员。他们在受过了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不再垂头丧气了。因为贫下中农是那么热心进行科学实验。

　　这种因科学教育而感到跟其余人民隔绝的思想，从我们在国内的经验看来，也是很常见的。

　　中国人不相信，只是训练工人成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就会自动解决技术贵族的问题。毕竟美国多的是“自力成功”的人，他们现在经营商业或干专业工作，恰像他们的同事一样，并且许多工人想自行创业或取得专业性工作。我们中国的东道主往往反复地说，一个工人阶级的背景，并不确保一个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和专门人员也有话说了。沪东造船厂工人大学一位领导人说到这个问题时说：

　　在学生中间，有些学生认为他们是“生来红”，并说，他们在大学里的主要任务是求取专门知识。在要他们学政治时，他们便说，他们在工场里学政治可能学得更好。老师不敢批评这些事情，认为他们自己只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也有很多工人——学生是领导人员和老工人，因此，不管学生怎样说，对也好，不对也好，有些教师都听进去，不置可否。

　　小册子明白表示，现行教学上的实验，还不曾完全成为定型。在我们参观的时候，新计划最多还只有四年的时间，记住这一点是要紧的。从我们有限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和中国人一样，对于这些努力的前途是抱乐观的。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

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街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拟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朋，後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後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後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後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像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後，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以各种籍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它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後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後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後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领，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後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个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後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向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像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还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後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後，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际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束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原载《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