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任玉岭委员提出的这个有关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待遇的提案有没有通过,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提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才是古往今来改革的真正含义,具有名副其实的改良性质。这也是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的改革回归。多年来,大家一直在争论改革姓资姓社的问题,其实即使是一时解决不了姓资姓社的问题,至少也应该解决改革从良向善的问题。关于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待遇的问题,就属于从良向善的改革。
中国有史以来之所以一直把改革称为改良,就是因为改革的目的是要革除弊端,是要改掉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所以中国改革千年不变的主题始终是“扶弱锄强,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包括现代西方国家的改革,也遵循了中国古代改革的内容,把“劫富济贫”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无论是古代中国改革,还是现代西方改革,改革自始至终都具有改良性质。
八十年代中国改革之初,受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的约束,改革也是遵循了改良的性质,宣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让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蛋。当时改革的从良向善性质十分明显,居民的储蓄保值补贴等一系列维护民生的措施就是如此。这种改革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不满,便利用手中权力,急调曾经被打成右派受尽了社会主义之苦的朱镕基进京担任总理,迅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改良性质,改革变成了打击和掠夺工农百姓等弱势群体,同时维护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等强势群体的工具。
一方面,就老百姓来说,改革越来越变成了恍如隔世的噩梦。先是废除了储蓄保值和通货膨胀补贴制度;紧接着废除了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养老等现代社会的四大福利保障制度(这是连苏联解体都没有废除并且除中国之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废除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然后是6000万工人下岗最终人数涉及到9000万,数百万下岗女工被逼良为娼;再后来就是生活资料价格全面放开,高房价,高药价,高物价不仅吞掉了老百姓三代的储蓄,还透支了未来30年的收入,老百姓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现代经济奴隶;最终干脆突破了市场经济的底线,连进城替换下岗工人的几亿民工的工资都拖欠不发了,还为讨薪民工制定了一个“恶意讨薪”的罪名……老百姓越来越越哭无泪。
另一方面,就精英集团来说,改革则变成了人间天堂。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贫富两极分化扩大到了世界顶级水平,官僚集团的特权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即使是封建社会中官僚也很少享有的特权,也不断以改革的名义强制出台。公务员不参加医疗改革,不参加养老制度改革……公务员参加的改革如公车改革等则纯粹变成了一轮又一轮的轮番涨工资。国企老板更是不甘落后,搞起了天价年薪制度,平安保险老总年薪6300多万,仍然感到不过瘾,最终与外资合谋干脆把整个保险公司都拿走了。资本集团同样不愿落在后面,结果就是老百姓不断加税,富人不断免税,同时还要政府进行一系列花样百出的各种补贴。在政治生活方面富人同样享有各种特权,穷人不准成立任何组织,而富人不仅可以成立任何组织,甚至还可以具有各种政府管理职能……这是连封建社会都不曾有过的现象,封建社会也是穷人不准干的事情,富人同样不准干,除了是世袭贵族之外。
除此以来,改革越来越把中国社会列为两大不共戴天的对立集团,一方面是99%的人民大众,另一方面是1%的少数精英。由于1%的极少数精英对99%人民大众的恐惧感,迫使他们越来越投靠美国等西方国家,用牺牲民族利益的办法来维持其集团利益,从而造成了中国精英集团走向卖国主义的独特现象。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精英集团都是爱国者,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只有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卖国主义者,这也是连菲律宾、韩国等周边小国也越来越敢于欺负中国的根本原因。
许多体制内的同志总是十分糊涂地否认上述矛盾的存在和威胁,否则就认为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其实目前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是社会负能量同样也是一种能量,短期内推动社会发展没有问题,如同一个女人卖淫比打工短期内挣钱更多是一个道理;二是中国变卖了自己的全部资源,如果俄罗斯也能像中国这样卖掉全部资源,其富裕程度会超过中国百倍千倍;三是中国人独有的“国家”概念,把“国”放在“家”的前面,宁可家破,不愿国亡,含冤咬牙也支持国家;四是毛主席留下的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个制度无论用来专政谁,威力都无比强大。
但是,社会矛盾的掩盖,只有在和平时期有效,一旦发生危机和战争,被掩盖和压制的矛盾就会以十倍百倍的能量爆发出来,其破坏力足以炸毁社会所有的一切。这就是习总求取最大公约数战略的现实意义,只有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才能把国家各种政治力量联合起来,民族复兴才有希望。只是要在社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求取最大公约数,就必须停止把社会撕裂为两大对立集团的现有改革,即使是不能把改革恢复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至少也应该把改革变成是推动社会向善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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