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世纪初，社会上对两极分化议论纷纷。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驳斥道：“社会差距是好事，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朱红军《刘吉：社会差距是好事 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2007-2-8 南方周末)。
而今中国的两极分化如此明显，已经无人公开否认。相反“社会撕裂”成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有趣的是，首先提起这个话题的，不是所谓的“毛左”，在我有限的阅读中，1999年吴敬琏就提出过这个话题。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访谈时，吴敬琏说：“中国社会的希望在于中间派变成主流。但我们好多中等收入者阶层，都要把自己“装”成是弱势群体，说明这个社会有撕裂的倾向”。(《吴敬琏：中国社会有撕裂的倾向》1999-11-30http://www.iceo.com.cn/renwu/35/1999/1130/175578.shtml)
在吴敬琏们的术语中，“中等收入者阶层”大体相当于邓小平术语中的“先富”者群体。吴敬琏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群体的不安全感，注意到其背后“社会有撕裂的倾向”。吴敬琏的视角来自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他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这个环境由两个极端派把整个社会撕裂了，中间派就会消失，或者变成多元化了。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苗头。你看我们好多中等收入者阶层，都要把自己装成是弱势群体。他都不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中产阶级，我们就是主流阶层。”(同上)
由这个视角，理想的社会状态应是：
“社会的希望在于中间派变成主流，他们能够让极端派都服从于公认的规则。危险在于社会一分为二，形成两个极端派，什么工人阶级压倒资产阶级。” (同上)
说白了，吴敬琏的向往社会是富裕群体成为社会的主流，迫使其他人群服从其制定的规则。让他感到恐惧的是“工人阶级压倒资产阶级”。一个人向往什么是他的自由，无需与之讨论。值得讨论的是一个事实判断：什么导致了社会撕裂？吴敬琏似乎认为，这是某些人的阴谋：“这几年有一个倾向，一些群众不满，不满就把火引到企业家身上去，引到一般的富人身上去，引到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去，就是这个办法。这是玩火。”（同上）如果阴谋能解释如此重大的社会现象，就不需要社会科学了。
财经评论员叶檀就不用阴谋论解释问题，2014年，她将社会撕裂归咎于教育。
“国际视野是未来人才的晋身之阶。中高收入阶层、掌握各种权力的人的子女在海外留学，而低收入与中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在国内接受应试与填鸭式教育，这两种教育方式与理念，将来将产生激烈的碰撞。拒不改革教育体制，大学成为僵化体制的大本营，未来将培育出一大批头头是道却坚决拒绝改革的挡路者，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论印证不改革的合理性。”(叶檀《中国社会被不同的教育撕裂》前瞻网>经济学人>观察家专栏http://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329/140912-c187ba46.html)
叶檀注意到：
“近年来留学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中上收入阶层的普遍选择，身边朋友的孩子几乎都在高中或者大学阶段就出国留学，不留学反而成为特例。自费留学占据90%以上，子女教育成为父母最大的风险投资。”(同上)
作为“中上收入阶层”的成员之一，叶檀“身边朋友的孩子”“自费留学占据90%以上”。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叶檀对中国未来的期望：
“耗费政府与民间大量资金的留学生，理应成为中国改革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发挥最大的投资效能。”(同上)
于是，只有让这帮“中上收入阶层”的孩子主导中国未来的政界，中国才能避免“留学生整体并未有效地嵌入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后只能靠破坏力极强的方式瓦解社会原有架构”这种“清末教育改革滞后引发的悲剧”。(同上)
我们看到，吴敬琏坐在“先富”者的立场上、叶檀坐在“海归派”的立场上都感受到了社会的撕裂。吴恐惧的对象是穷人，叶恐惧的对象是无法出洋留学的孩子。然而社会因何撕裂，吴、叶的解释都无法说服人。
从文字上看，吴、叶理论的基点都是站在所谓“中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中产阶级”这个术语被大V们搞得含混不清。
许小年称：
“稳定的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许小年«我们需要枣核型社会结构»2011年4月4日)
这个论述涉及了“中产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的规模对比：“中产阶级”占全社会大多数人口。
王朔称：“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见 «中国中产阶级真相» 科学投资2003年第6期)
按照王朔的个标准，只要安分守己就是中产阶级。当年，大多数农民都安分守己，也都可以据此划入“中产阶级”，然而红军、解放军一来，他们却成群结队地加入了这支无饷可发的军队，成了让蒋介石头痛的“人海战术”中的一员。
吴敬琏称：
“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社会中也开始表现出来。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吴敬琏«中国该如何面对中产阶级?»凤凰网2007年09月04日 http://news.ifeng.com/opinion/detail_2007_09/04/1368831_0.shtml)
吴敬琏使用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定义，只定义了“中产阶级”的“主体”—“各类专业人员”，并具体举例为：“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现实中，这些人员的多数靠工薪为生，而非靠财产性收入为生。而且这些人加起来不到五千万（见下表），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在2.5--3.7%之间，远低于许小年的预期。
表：2011年专业人员人数
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和国家公务员局网站
至于被吴敬琏隐藏在“中产阶级”中的“经理人员”，上市公司多年只圈钱，不分红者所在多有，以至于被称为“铁公鸡”（见朱宝琛«铁腕治理“铁公鸡” 监管层力促多项分红新政出台» 证券日报 2011年03月24日），这样的“经理人员”与吸血鬼何异？一度甚嚣尘上的MBO说白了是“经理人员”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称这些人为“中产阶级”，以为他们不同于“权贵阶层”，简直就是笑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其专制独裁不亚于历史上任何权贵者。所谓“民主”不过是他们向社会要求权势的口实。他们治下的员工，有几个敢跟他们讲“民主”的？你还要不要端我的饭碗了？将“经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教学科研人员”混为一谈，也不怕低了他们的名头！
其实“中产阶级”这个术语已经包含了观察问题症结的合理视角：“产”--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传统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都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阶级”的概念即由此而来：“阶级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的人们的集团，其中一个集团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7卷，13页，人民出版社，1986。)
这一视角有悠久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一封信》1852年3月5日）从这个视角观察问题，需要了解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民中的分布状态。到2009年，两份相关的分析报告出现在网上。其一是《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招行与贝恩公司2009年3月30日）；其二是《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09年11月）。
这两份报告为我们观察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分布提供了数据。具体分析计算见《生产资料占有状况观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5722.html)，这里只引述其结果。
资产所有权分布曲线--上图：全局;下图：高端
计算、分析显示，尽管两个报告的数据不同，但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不到1%的人口占有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在这样的局面下，所谓“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占资产的比重亦微乎其微。从资本的视角看，相对于大资本家，他们那点资本还不够一舔;从人口的视角看，相对于全体国民，他们不过是一小撮。
当局的改革方向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就是让资本利润极大化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于是社会两极分化过程只会持续，“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必然降到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中，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升入大资产阶级之列。指望这个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何异于指望镜花水月?
这才是社会撕裂的根本原因：“1:99”！（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类似的态势出现过多次，并总是导致天下大乱、政权更迭。近年来出现了一股翻案潮，其核心是否定1949年政权更迭的合理性。其罗列的论据大体有二：
1、中共是靠苏联的卢布养活的，是苏联的阴谋颠覆了合法的国民政府。
不可否认，在国共两党缠斗的几十年中，双方都从海外获得过资助。所以外部因素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进程。然而国民政府从西方（主要是美国）获得的资助远远大于中共从苏联获得的资助。而且苏联对国民政府的资助远多于对中共的资助。就说蒋委员长起家的黄埔军校吧，苏联给钱、给枪、给专家，基本都落到国民党手中。抗战时期，苏联的援助也是基本给了国民政府，苏联空军保卫的，不是延安而是武汉。中共从苏联得到的最大援助，是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他们几乎将中共搞死。将1949年的政权更迭归因于苏联的阴谋，讲得通吗？
2、共产党是痞子、国民党是君子，君子打不过痞子，因为痞子没有底线。
所谓“痞子运动”之说，源自大革命时期湖南文人叶德辉。叶是前清进士、吏部主事，后下海经商，以藏书家名世，有“观古堂”、“郋园”、“丽楼”等藏书楼。藏图书4000余部，逾10万卷，重本、别本倍于四库，明刻善本、名人抄校本如《道德经》、《六书索引》、《馆阁录》、《三家诗补遗稿》、《辛稼轩词》等亦极珍贵。
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先反对戊戌变法，后反对辛亥革命，再拥戴袁世凯称帝，再讥讽大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可从两个事件看出：
其一，1910年，叶趁湖南水灾，积谷万石，引起著名的长沙灾民抢米风潮。满清政府为平民愤，只好将这位进士削藉。
其二，叶纳妾六房，经常到长沙的青楼妓馆寻欢，还喜好男色。还刊刻了《双梅影暗丛书》，收录了多种讲“房中术”的“淫书”。周作人曾说袁世凯称帝时，叶为其选秀女，征了五十名十五六岁的少女送宫，却自己“先都用过了”。
可见其心中的理想社会不过是任由精英集团聚财劫色的社会。其实这是整个精英集团的共同愿景，不过别人不像他那样肆无忌惮地说与行罢了。因此但凡张扬底层诉求，反对精英专政的力量都会被他们称为痞子。虽然在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处决了叶德辉，却继承了叶的“痞子运动”说。
1949年的政权更迭后，蒋介石于年底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从军事战略、军事制度、军队纲纪三个方面进行了检讨，透露出了一些意味深长的信息。
“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
“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
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而国军为何腐败?蒋指出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与之对比，共军干部的主体是走投无路的底层社会成员，与“养尊处优的”国军军官分属于两大社会集团。
出身上层精英的官员，自然不在乎底层百姓的感受“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于是军民关系“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
这些“养尊处优的”上层精英最关注的当然是自己的安全而非部下的生死。“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
与土包子共军相比，国军相当现代化，早就向西方(先是日、德，后是英美)开放，力求与国际接轨。然而其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却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酬酒、打牌、嫖妓”，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结果“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张开森《蒋介石战败检讨：打败我们的不是中共而是自己》2013年05月28日炎黄春秋)换而言之，蒋承认了这次政权更迭的必然性。
从军事的视角看，蒋的检讨不可谓不深刻。然而为何国军沦落如斯?尚需从更开阔、更长远的视角观察。
近代中国社会走上下坡路，人们往往关注两个历史节点：其一是鸦片战争、其二是天平天国起义。前者从外部打击了清王朝；后者从内部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在此之前，人们还沐浴在康乾盛世的余辉中。乾隆刚死，大学士和坤（1750年5月28日—1799年2月22日）就以聚敛田产80万亩成为“巨贪”，并被处死；到了道光年间，大学士琦善（1786年－1854年）据称拥有田产250万亩（李文治《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为和珅的三倍还多，而琦善生前身后从未以聚敛闻名，论者从未称其贪。从和珅死到琦善死，相距55年，三届政府。可见这短短半个世纪土地兼并之剧烈。琦善死前三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1851年～1864年），绝非偶然。
土地兼并历来是中国史籍关注的焦点，它本质上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自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流转始，强宗大族兼并土地的浪潮就一浪高过一浪。到了汉代，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汉书·食货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拥有生产资料，他们一部分成为豪强的雇佣劳动者，一部分则流则流离失所，成为流民，直至啸聚山林，酿成赤眉、绿林，最后冲走了一度强盛的西汉王朝。这样的戏码在中国历史上一再演出，导致了一次次的王朝兴衰。
为了否定1949年的政权更迭，不少文章群起为刘文彩“平反”，称其不是恶霸而是“大善人”、“教育家”。其实无论强调刘文彩为恶还是为善，都没看到问题的症结。症结在于刘文彩对生产资料的聚敛。
1949年3月18日的《大公报》刊登了《四川省富户名单》共85人，刘文彩位居第33位。
报纸上公布的刘氏庄园经济体包括12063亩的庞大地产——大邑县：6133亩;温江县：1600亩;崇庆县：2000亩;双流县：200亩;新都县：120亩;新津县：180亩;邛崃县：200亩;成都市：1200亩;华阳镇：250亩;新繁镇：180亩。这上万亩的地产，全部在现今的“大成都”省城区域之内(见《刘文彩的庄园与遗产：仅地产就12063亩》2015年07月17日 北京晨报)。1949年成都地区人均耕地4.7亩(见《成都五十年1949--1999》)刘氏一家就占有了平均2566.6人的土地，这两千五百多人的生计，要么靠给刘文彩们打工，要么成为流民，自谋生路。
此外，刘氏还拥有大量房产——温江县：公馆2座，街房42间;崇庆县：公馆3座，街房50间;成都市：公馆4座，街房40间;大邑县：公馆3座，街房250间;雅安市：公馆1座。加起来共有13所公馆、382间“街房”，亦即临街的铺面，靠铺面收取租金(见《刘文彩的庄园与遗产：仅地产就12063亩》2015年07月17日 北京晨报)。
而刘文彩还不是四川最富的，还有32人比他更富！生产资料如此高度地集中在精英集团手中，底层百姓活路何在？这就是当时四川袍哥、棒老二滋生的社会土壤。
与和珅、琦善们相比，刘文彩不过是个小角色。但这群大大小小角色们共同推动的聚敛大潮，却是康乾之后中国社会撕裂、溃烂的根本原因。在这大潮中，儒家经典推重的“天下为公”、“民胞物与”沦为虚伪的标榜。精英集团沉迷于“成功学”，而这成功无非是成功地聚敛。而聚敛成功的社会代价，就是越来越多的底层百姓沉论，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这个社会中，把持社会公器的上层精英与构成社会成员绝对多数的底层公众的利益直接对立，他们之间失去了对话妥协的可能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为什么都不能安定社会?就因为没能触动大大小小的和珅、琦善、刘文彩们。相反，这个群体长袖善舞，混乱的时局使他们的聚敛效率更高，一直逼得底层百姓走投无路，只好跟着共产党造反。1949年政权更迭之后，将这个集团扫除殆尽，解决了旧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才恢复生机。
而今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聚敛机制由土地兼并转向利润极大化。本文上图展示的数据表明：积累逐利资金比兼并土地效率更高。三十年间，不到1%的成功人士攫取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所有权，99%的人口只能靠为其打工为生，于是社会再次撕裂。回顾历史，人们能看到什么？今天大大小小的和珅、琦善、刘文彩们是否明白，你们聚敛的是终将烧毁你们自己的干柴？爱拼才会赢！努力吧！奋斗吧！将这干柴堆得更高、更厚吧！
来自科学网王中宇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