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25　

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

　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陷入历史上最腐败时期的根本原因，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法则：升官发财。发财是目的，升官是手段，千里做官只为财，一朝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特别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规模的权力买卖市场，当官成为最大的暴力产业，所有权力的市场价格都在暴涨，特别是当教育和医疗的权力进入市场以后，不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包括知识精英也加入了暴富行列，大家一起欢呼改革总设计师的伟大。其实，权利结合、纵官逐利，是封建社会的固有法则，根本不需要任何设计，如果非要说设计不可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在规模上成千上万倍地扩大了而已。对于现代国家来讲，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来讲，真正需要设计的是如何建立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利制度，防止通过权力买卖，把有限的公权变成无边无际的私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毛泽东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中国官僚集团提起毛泽东便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长、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现了仍然在农村拿农民工分（陈永贵）、仍然在工厂拿工人工资（吴桂贤）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政治局开会时他们不敢喝茶只喝白开水的原因（政治局开会喝茶要收费）。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伟大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完全一体，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绝不可能制订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规。更为伟大的作用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古今中外官员的成分和来源，由于当官已经无利可图，只是实现政治抱负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径，这就能够在制度上保证进入官员队伍的永远是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理想主义者。

    目前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几乎无官不贪的腐败泥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升官发财的官场规则，决定了大家进入官场的目的就是发财，从开始就是奔着发财而来，这就从源头上注定了腐败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官僚队伍越滚越大，资源耗费规模之大旷古未有。一是制度型腐败公开席卷了社会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预算内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成为数百万官僚挥霍的基础，我曾经问过一个大学的官员，都去过哪些国家，他说数量多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去遍了，接下来只有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还值得一去。每年仅国家能统计出来的出国费用就高达2千多亿。二是集体型腐败又通过收费、罚款等手段，把超过2万亿（2006年水平）预算外收入纳入了各级行政官员的“小金库”，用于豪宅、豪车、豪赌、豪游等变态性奢侈消费，重庆一个宣传部长携带2亿公款去澳门豪赌，一出手就就输掉1个多亿，而重庆市民每月的低保收入才2百多元，全市每月低保收入总额也不到2亿元，所以重庆老百姓才会为节省区区10元钱，在争购食用油时3人被活活踩死，几十人被踩伤。历史上类似惨剧只有在赤地千里的大灾之年才会发生，可见官灾是超越任何灾难的最可怕灾难。三是最可怕的人格型腐败，人格型腐败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腐败现象完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一方面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命运集中到少数官员手中，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把这些权力任意变现的庞大的市场体系，就这点来讲，改革似乎又的确存在一个总设计师，设计出了能够实现权贵利益最大化的权与利相结合的最佳制度。

      佛魔同体，善恶同源。权力和金钱，既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历史杠杆，又是人类社会全部灾难的历史根源。权力把人异化为外在奴隶，金钱把人异化为内在奴隶。虽然毛泽东按照权与利相分离的原则重新安装了中国的权力系统，但是权力本身仍然具有强大的腐蚀作用，在运行过程中如同电脑一样会产生大量垃圾和感染各种病毒，导致系统运转异常甚至系统崩溃。为保证新的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毛泽东便为这个权力系统加装了系统清理软件和杀毒软件，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运动和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是群众帮助干部整风的代名词，所以也叫群众运动，平常时间是干部管理群众，隔几年来一次政治运动，让群众也管理一下干部，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来经常清除权力系统中的各种垃圾和病毒，保证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即便有的地方权力系统是干净的，其中没有垃圾和病毒，至少也能起到刷新系统、提高运行效率的作用。通过政治运动对权力系统进行定期刷新和清理，不仅能够隔绝权与利相结合的外在机会，甚至能够消除官员以权谋利的内在冲动，人捞钱是为了活的舒服，当捞钱不仅没有机会带来舒服，反倒会带来灾难的时候，无论品质好坏，人都不再会有捞钱的欲望。文革结束后为了获得官僚集团的支持，有人宣布永远不再搞群众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社会腐败的大幕。毛泽东为中国新型权力系统安装的杀毒软件，则是在总结包括巴黎公社在内的历次劳动人民革命基础上的又一伟大政治创举。作为文革中新旧秩序交替产物的革命委员会，虽然自始至终都是权力机构，但是其构成和运转方式却对我们今天具有巨大历史启示，就是在全国建立自下而上的公民委员会，作为政治防火墙断开权与利之间的内在联系。公民委员会由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普通公民组成，它不是现有权力体系中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监督机构，不是由权力体系内部的“官”组成，而是由权力体系外部的“民”组成，对由“官”组成的行政机构具有直接干预作用，但是又不能代替行政机构行使权力，其主要功能就是把现有政府机构以及所有单位的行政机构变成纯粹事务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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