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三十多年来“政治不认同”对于认识塑造的优先性
很多人期待决策科学性的上升，还有人期待政治民主事业将会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只能够给人以悲观的证据。今年，长江洪水问题上，基于对毛时代农业政策不认同的各种说法，极大地排挤了科学的底盘。而各种对于毛时代的政治不认同，往往与对民主制度的向往纠结在一起，这就更不能够叫人乐观了。顺便说一句，政治认同或者不认同对认识的塑造，在毛时代叫做阶级立场问题——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近三十年来，基于政治认同(或者政治不认同)的决策数量不少，最为集中地体现在长江防洪问题上。在朱镕基任上，曾经决策并执行过洞庭湖和鄱阳湖的“退田环湖”，就是基于政治不认同做出的决策，不包含任何程度和性质的科学性。今年的洪水事件中间湖北省又决策了一个牛山湖的“永久退垸环湖”，这一决策也没有实际的科学依据，也是基于对毛时代农业政策的“政治不认同”而产生的简单逆向操作。
一、对毛时代农业政策的政治不认同的塑造过程
对于毛时代农业政策不认同，最先是服务于分田到户政策的需要，在胡耀邦、万里和杜润生等人的授意之下，由许多完全外行的马屁精记者直接鼓吹的，把毛时代的集体农业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事业，说成是破坏环境的“毁林开荒”和“围湖造田”，这个宣传运动的底色很清楚：即便是实现了粮食增产目标，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也过大，总而言之是得不偿失的。
在胡耀邦等人发起的宣传运动之后，很多知识精英开始了跟进，宣传之后的学术跟进过程中间，所产生的效果更为深远，直接上升到历史观层面，目的是要与毛泽东那个“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奴隶创造历史”的“人民史观”划清界限。在新的历史观生产过程中间，中国的人口问题和人地关系紧张，得到了创新性的界定，全局性的人地紧张关系被假定为“不存在”，相关表现被视为错误政策或者人为的错误选择。与此紧密相关，长江洪水风险问题被重新界定为围湖造田带来的“与洪水争地”引发的直接后果，按照这个创新性的界定——完全是“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洪水风险原本是不存在的，不过是错误的人为措施带来了高风险而已。官学两界基于对毛时代农业政策不认同，倒是在长江洪水问题形成了新的共识，这个共识在朱镕基任上体现为政府决策：在江西鄱阳湖和湖南洞庭湖地区，都强力执行过退田还湖、给洪水让地的政策，据说这样能够更好地恢复生态并降低长江洪水风险。
很多人口头上承认“实践检验真理”，实际上，错误的政策后果出来之后，也很少有人愿意接受不利的检验结论，特别集中地体现在那些大官和学界大腕身上。最为搞笑的政策后果检验，是“洞庭湖鼠灾检验”朱镕基的退田环湖政策——在朱镕基的退田还湖政策之后不几年，洞庭湖的退田区域就出现多次发生严重鼠灾——在农民迁走之后东方田鼠成为毫无节制地膨胀的强势种群，这个退田政策在后果上是给老鼠生存腾出了空间。鼠灾检验政策效果的事实，至今得不到官学两界的起码承认，至今还有学者说鼠灾的出现是农民过度捕杀蛇的结果(学者们论证说蛇是老鼠的天敌，天敌的减少是老鼠数量膨胀的唯一原因，结论依然是农民破坏生态平衡)。每到洞庭湖涨水季节，数十亿只东方田鼠在洪水威胁之下集体迁徙，形成规模惊人的鼠潮。鼠灾或者鼠潮的屡次出现，是对朱镕基退田环湖政策后果的检验指标，相比较而言，毛时代是“人进水退”，朱镕基的政策效果是“人退鼠进”。
网络图片：退田环湖之后田鼠种群恶性膨胀导致连年鼠灾，这是2007年鼠灾图片
与这个创新性的界定紧密相关，防洪投入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事情，相应地，整个的农业提升努力过程多被看做是破坏自然原本的状态，损害了环境。我们就这样看到如此诡异的人文科学现象：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急剧推进并严重损害环境的同时，满中国的知识精英都说农民种田严重破坏了环境。结果就出现了朱镕基拿巨额财政资金，把大批农民迁出家园，给东方田鼠腾地盘的“退田还湖”决策，今天回顾，我们只能够感叹：有钱才有条件任性。
最近湖北省官员决策的牛山湖破堤，除了体现对毛时代农业政策的不认同之外，更为现实和切近的考虑可能是一次政府公共关系行为——以极端决绝的姿态向民众展示政府及官员们服务于民众需要的形象，但是，只要深入思考，就很容易发现：这一次爆破牛山湖隔堤的行为，对于防洪需要(据说防洪效果要体现为降低梁子湖的高水位)而言，则是极端愚蠢的败招。隔堤爆破之后确实短时间内起到了降低了梁子湖水位的效果，假如真的需要达到如此效果来防洪的话，显然，保持牛山湖与梁子湖的隔离状态，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意味着必要时牛山湖可以作为梁子湖的最佳分洪区，简单爆破已有的隔堤，只能够在超量径流情况下，出现整体的高水位，结果反而丧失了一个人工可控的分洪区。
不需要很深入的研究，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真的要想降低梁子湖水位，其关键在什么地方?
樊口电排站网页资料
我们看到，梁子湖流域面积3200多平方公里，在暴雨频发的情况下，汇流迅速，水位上升很快。而外江水位高于内湖水位的情况下，只能够依赖毛时代建设的樊口电排站提水排洪。而从梁子湖主湖区经过长港水道到达电排站，先需要经过45公里的流程，查阅电排站资料，这45公里流程中间，竟然需要2.28米的河道比降!(对比：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比降是每30公里渠道才1米的比降!)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梁子湖水位居高不下，长期高于警戒水位的原因在于：电排站的排洪能力不足，同时，在此之先的问题是长港水道的行洪能力过低。这两个问题背后，实质是一样的：防洪工程投入不足。
电排站和长港水道，共同构成梁子湖的外泄能力，两者都是毛时代存留下来的，几十年时间没有提升，电排站的能力大体上还与毛时代一致，但是湖水入江通道的下泄能力不足就很严重了。樊口电排站的水泵，建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体现毛时代中国工业化早期阶段的最高制造实力，今天依然被宣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泵站，是否体现今日中国制造业最高实力，就无法获知了。今天，长港水道这样一个泥土基础的水道在几十年的淤积之后，行洪能力的下降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梁子湖地区卫星地图
梁子湖的入江水道——长港水道，原本是历史上自然存留下来的湖水入江通道，河道弯曲漫长，泄水能力不足，这个问题在毛时代就已经很严重了。毛时代针对长港水道能力不足，原本已经开始挖掘了更为顺直的新行洪河道，这个河道只通达到梁子湖最东端的三山湖。毛泽东去世之后，这一工程就终止了，三山湖与保安湖之间只有几百米的陆地隔断，但是三十多年来就是挖不通，而保安湖与梁子湖主湖区也只要几百米的隔断，三十多年过去了，也依然没有挖通!结果，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梁子湖入江水道行洪能力不足，所以依靠肩挑背扛修成了新河道，但这个新河道在三十多年之后依然是三山湖独享的水道!
这样一来，在今年巨量暴雨汇流的袭击之下，整个的梁子湖不得不完全依赖又长又弯曲、行洪能力与时俱退的长港河道来排洪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上面那个怪异的数字：梁子湖主湖区的水位大大高于电排站前的水位!
更为可怕的是，媒体宣传和决策程序，都选择性地遮蔽梁子湖排洪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通过爆破牛山湖隔堤，把人们的眼光和思考集中到“退田还湖”方面，这也许意味着政府不希望投入防洪能力建设，或者，在决策层面上，维护对毛时代的政治不认同是比增进防洪能力是更为优先的政治目标。这样一来，官学两界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就得到了很好的维护：洪水原本不存在，是人们过度侵夺湖区的错误政策所致。
二、长江洪水风险体现全局性的人地关系紧张
长江洪水风险属于全局性的问题，而非局部操作失误所致。
长江中下游平原面积16万平方公里，而四十年一遇洪水线以下面积11万平方公里，长江洪水风险由此显得极为严重，其中长江洪水风险威胁最大的是湖北的荆江河段。
长江洪水风险还被两个因素所放大，一是人口密度和财富密度的增加，二是相应的“防护投入不足”，这两者的后果是一致的：同等洪水风险条件下的损失都会加大。
换言之，长江洪水风险中间，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整体的人地关系紧张导致无法放弃洪水风险较高的土地，这意味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二是人口和财富密度增大导致同等洪水风险下的损失上升，这意味着风险损失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三是与风险损失相匹配的保险费投入不足(防洪工程停滞了近三十年之久)。
企图通过所谓的“退田还湖”政策，让地于洪水来缓解防洪风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这个幻想的依据是：全局性问题只需要局部措施就能够彻底解决。与这个幻想紧密相关的是，三十年来洪水威胁之下的人口和财富密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有效的防洪工程投入却严重不足，这导致每一次长江洪水到来时，都会出现一次宣传上“虐心运动”——集中报道各种生命财产受威胁时期所谓的“正能量现象”，以此掩盖或者歪曲三十年来防洪所需的投入不足问题。
三、普遍性的政治不认同对于洪水风险认识的根本性歪曲
应该说，中国存在着普遍的政治不认同，从时间顺序上看，精英群体中间的政治不认同，是胡耀邦等人培植出来之后，后续出现了自发的扩张;而民众中间的不认同现象，则较为复杂，大体上与中国三十年来的阶级对立程度上升呈现正相关关系——很多民众本能地愿意相信老爷们只顾自己升官发财而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精英和民众之间的政治不认同，催生了一个奇特的传播学现象：凡属说政府坏话的，都有人乐意听，反过来，也有人乐意说。这种舆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基于政治不认同所产生的“正反馈现象”，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蔚为大观，已经成为最突出的舆论现象，在每一个重大事件和场合，都会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舆论现象。
在晚清和民国年间，长江水患之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党执政之后，依仗战争期间训练出来的民众组织能力，把中国农村海量的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投入这一最紧迫的防洪目标，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成就。湖北省作为“千湖之省”，旧时期许多湖泊的存在，并不是自然条件下降雨补给的，而是由于江汉堤防单薄频繁的溃口所致，武汉周边的多数湖泊就是如此。1949年之前，在汉口姑嫂树上船可以一路撑到孝感，武昌在花山上船，可以直接坐到达长江大桥附近的汉阳门，整个武汉市区都被湖区所严重分割，而这些湖泊主要是由江河溃口而补给形成的。在江河堤防取得了决定性进步的条件下，相当多的湖泊失去了水源补给，成了陆地，一时间出现了“人进水退”的现象，这其实就是胡耀邦等人宣传“围湖造田”的主要依据所在——水面减少的同时耕地增加了。
湖北省很多湖泊的消失，不是局部的“围湖造田”行为所致，而是恰好反过来，是宏观的江河防洪工程取得进展之后，过高的洪水威胁受到防洪工程抑制的结果。老田的老家蕲春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明清以降，县内滨江小平原上形成了很多圩垸，这个时期的现象倒是符合胡耀邦等人所说的“围湖造田”逻辑——每个小的圩垸都是独立地与外部的湖区和洪水相隔离的;等到毛时代水利事业兴起之后，对洪水风险的全流域治理成为首要目标，而各种局部治理方案都靠后了，这些旧时代的圩垸在1970年代的“第二期农业学大寨”过程中间，被彻底平毁，圩垸集中的三渡公社，把几百年来“围湖造田”形成的圩垸平毁之后，规划修建了“五纵七横”的道路网和渠道网;自此之后，县城附近历史形成的所谓“四十八围、七十二畈”彻底消失了。也就是说，毛时代的湖面减少不是因为围湖，而是因为减少了江河溃口所致，不仅如此，传统上的“围湖造田”事业，在毛时代都彻底丧失了合理性，连各种圩垸的遗迹都在消灭之列——围垸所占用的土地是彻头彻尾的浪费。
蕲春县传统“围湖造田”的圩垸地域被平毁之后的卫星图
从历史和现实的依据看，胡耀邦等人宣传毛时代“围湖造田破坏环境”是彻头彻尾的谣言。换句话说，毛时代防洪事业的进步，并不是因为局部利益最大化逻辑之下的“围湖造田”，而是全流域洪水防范方面的进步，这是一种宏观进步而不是微观进步，而且，由于宏观防洪事业进步的可靠性很高，微观防洪事业的必要性急剧下降了，这就是为什么蕲春县把历史上几百年围湖造田事业的成绩，一概抹杀而毫不顾惜，因为，此后的防洪事业不再需要依赖局部防洪工程了。
在胡耀邦等人的宣传热潮之后，后续跟进的精英们，则属于“逆向种族主义”宣传的一部分：这些精英敌视防洪事业的进步和民众生存权的改进，并以此与毛泽东进行争论：民众不仅不是历史进步的力量和历史创造者，还是破坏环境的主力军，就算只是种种田其后果也是破坏性的。当然，精英们的逆向种族主义宣传，也不是没有一点学术上的依据：要是中国人口低于2.5亿的适度人口数量，肯定就不会出现人地关系紧张了。
四、政治不认同对于智慧的障碍——三峡工程的防洪能力问题
在长江防洪问题上，三峡工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晚清和民国期间，长江水患特别严重，因此，寻求各种工程防洪措施，在政治决策中间就有很高的优先性。
1950年代，在接管了国民党时期配合美国工程师萨凡奇设计三峡大坝的班子和资料之后，成了一个全流域规划机构——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今天称为长江水利委员会)，重新开始了三峡工程的设计和论证过程。对于萨凡奇的大坝设计，新的“长办”没有完全否定，而是认为其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但由于基础工作的粗糙，缺乏较大范围的地质资料进行比选，显然，萨凡奇方案并不具有技术上的合理性。
由于长江水患的严重性，及其在政治决策中间的优先性，因此，1950年代三峡水库的论证过程中间，其防洪功能被提的很高。最初论证的各种大坝方案，是190-260米水位的各种高坝，防洪库容都不低于300亿立方米，甚至高于500亿立方米，后来实施的175米水位大坝方案，从未出现在设计人员的视野里。2003年，临终前的长办老主任林一山，在接受王小强等人访问时，依然认为从防洪角度看，应该选择高坝方案，175米水位没有合理性。175水位防洪库容221亿立方米，防洪库容过小无法应付主汛期的超量洪水，防洪库容需要时刻需要保留着，以备最紧急状态下的应急之用。
等到1990年代，三峡工程进入决策程序之时，中国已经进入改开搞年代了，新时代最大的特点以经济利益驾驭一切，设计单位需要从其设计的工程建设费用中按比例提取费用，来决定自身的生存状况。此时，对于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处于极低的外行水平，相关反对意见的想象力均集中于“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所以，三峡上马就必须回答大坝的战争安全问题。而长委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迫切需要快上三峡工程以提取可观的设计费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为此，提出一个在谨慎论证过程中间从未出现过的145米低坝，以期获得通过。这个情况的出现，说明，在改开搞年代，一切所谓的科学论证和规划，在切身利益面前都没有合理性。最后，是多事的重庆市政府向中央表达不同意见，要求恢复200米高坝方案。在最后的决策程序中间，是某位半文盲高官“拍脑袋”，把145和200米两个方案搞了个“二一添作五”再四舍五入之后，形成的175方案，也就是说，这个水位完全是人为选择的，没有经过任何意义上的科学论证。
因此，在决策三峡水库上马方案的过程中间，既不民主也不科学。而尤为让人惋惜的是：长委作为水利规划机构为了短期的切身利益目标，无法坚持依专业知识得到的科学结论。老田住在武汉，与长委新建的协昌里小区为邻，亲眼看到：自从三峡工程上马之后，常委的办公大楼和住宅小区建筑，都迅速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这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可以看到为什么改开搞年代，许多机构的行为逻辑一夜之间大变，一切向钱看，个个都争着“要为五斗米折腰”。更为可怕的是，长委这种行为模式，还是美国等民主国家中间最为活跃的利益集团的标准行为逻辑，也就是说，中国越是在政治上象美国，利益集团主导政治决策现象就会更趋于上升，违背民主和科学的决策更加得不到抑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改开搞就是拙劣地模仿美国的结果，当然，也如同美国那样创造出为局部利益而行动的利益集团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开搞年代，提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口号，这个口号的落实，意味着要创造新的主体和新的行为逻辑。
在三峡大坝的175米方案中间，防洪库容严重不足，因此，在防洪库容的运用方面，就采取最保守的方案：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都要尽先实现防洪库容最大化，腾空防洪库容。结果，很多民众就看到一种极端违背常识的现象：在中下游洪水水位尚高之时，三峡水库往往加大下泄流量，甚至常常大于入库流量，而不是如同常识所见——尽可能把洪水存留在库区。
近十年，长江宜昌水文站的年径流量4300多亿立方米，其中主汛期流量占据一半左右，依据荆江河道的安全下泄流量，十年一遇的超量洪水都大于500亿立方米。在260米高坝方案中间，是可以实现按照常识进行调度的——把所有超量洪水都拦截下来以降低汛期下泄量，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来解决防洪问题。三峡大坝已经木已成舟，无法更改了，在长江上游干支流规划的大水库中间，存蓄汛期洪水的大水库，例如雅砻江的两河口水库、金沙江的龙蟠水库，大多数都还没有修建。即便是这些水库都修筑完成，大约能够降低主汛期长江径流量的10%左右，但由于三峡水库需要备防各大控制性水库下游30万平方公里的暴雨区，最大限度地保留防洪库容备用也依然有着合理性，估计三峡防洪库容按照最保守方案运用的设计，在短期内还不会更改。
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运用方式，及其与民众常识之间的不一致，也合乎逻辑地成为精英们在三峡防洪问题上兜售政治不认同的重要支撑点。
五、旧有分洪区工程的运用条件问题
水库的防洪库容运用，是工程手段防洪的首选，由于水库修筑要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局限，不是所有的超量洪水都能够找到可以修筑水库的条件来处理，准此，各种关于蓄滞洪区的设计，也是分担超量洪水的技术性手段。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沙市水位已经超过了荆江分洪区的运用条件，结果大家都知道，没有启用荆江分洪区。这个事实提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荆江分洪区实际上近乎作废了，很难再按照设计要求加以运用了。
荆江分洪区作为新中国最先竣工的防洪工程，只建设了进水口和排水口，后续的防护设施没有跟进，结果，每运用一次分洪区，就导致数十万计的民众离开家园，还需要在整个汛期居住在大堤上，基本的生存条件——吃喝拉撒睡——都很难解决。这意味着，运用荆江分洪区的“非经济成本”极高，已经到了能够不使用，就尽可能不使用的地步。如果不能够解决民众生活困境方面的“非经济成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分洪区作为一种降低洪水风险的手段就失效了，不仅是荆江分洪区不能够使用，任何一条河流和任何一个分洪区使用，都存在着同样的限制。
要使用分洪区来降低长江洪水危险，要么建设那种“无人居住”的分洪区，要么在分洪区内部建设民众住宅的防护工程——使得分洪区运用期间民众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受影响。
实际上，在1974年湖北省曾经启动过“无人分洪区”建设工程，首先是在洪湖实施，预备围绕洪湖修筑环湖大堤，然后再联通长江，实现江湖再联通，这样，在汛期就可以根据需要运用闸门控制长江的超量洪水进入湖区，让洪湖起到分洪区的作用。这个工程实施之初，先期建设了联通长江的上下水道，水道的护堤在高度和强度上都等同长江大堤的防护标准；非常不幸的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这个工程随即停工，配套的高标准洪湖环湖大堤没有上马，成了“半拉子”工程。今天从武汉坐车去洪湖的路上，还可以看到洪湖入江水道那高大的护堤。
此后三十多年来，长江洪水风险被重新定性为错误的“围湖造田”政策所致，否认长江洪水风险是全局性的人地关系紧张所致，沟通江湖的再努力过程也就停止了。在朱镕基任上的退田还湖决策，最大限度也只能够增加一点点湖泊的滞洪能力，对照长江大洪水多为全流域洪水的经验事实，此种简单还湖产生的新增湖泊容量，基本上没有滞纳超量洪水的作用，仅仅能够在水位上涨早期推迟一点点水位上涨的时间——例如半小时或者几十分钟，完全不具备“湖泊作为长江分洪区”的功能。鄱阳湖“修(水)信(江)赣(江)抚(河)饶(河)”五水，其主汛期是每年的4-6月份;洞庭湖“资(水)湘(江)沅(江)澧(水)”四水，其主汛期是6-8月;而宜昌长江干流的主汛期则是7-9月，所谓的全流域洪水就是上游来水与下游的来水重合，朱镕基退田环湖所产生的湖泊容量，在长江主汛期到来之前，早已经被充满，也就是说，朱镕基的退田环湖政策对于防洪的作用，是极其微小的，无限接近于零。
确实，沿江的大湖都具备重新沟通长江并作为分洪区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还湖就能够实现的，需要如毛时代那样认真规划并建设护堤，配套人工的闸门加以控制，才能够达成“以湖泊容量分蓄长江超量洪水”的目的。洪湖因为湖面集中，修筑防护大堤的成本，在各个沿江大湖中间是最低的，梁子湖因为湖面不规则，修筑大堤的堤线会比较长，同等滞纳洪容积条件下建设成本较高。
今天，如果要重新复活荆江分洪区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投资修筑民居防护工程。不仅仅在长江防洪问题上，淮河的分洪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和困境。农民的庄稼被淹没，这还只是一种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合理的经济补偿来解决，但是，农民的生活条件仅仅依靠经济补偿很难解决，而是必须保障其基本生存条件稳定性，住宅防护工程是必不可少的。这当然意味着要进行移民迁建、村落集中，否则，分散的村落其防护工程投资会上升到天文数字。当然，集中居住意味着耕作距离的延长，这也需要考虑，不过在个体农业条件下，要解决这一问题，良非易事。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农业的社会主义，分洪区建设就陷入了困境，反过来也可以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有利于洪水威胁的最大化。
六、政治认同或者不认同对于认识过程的遮蔽作用
不得不说，我们极端遗憾地看到，在国民受教育年限急剧提高的今天，在网络发达和信息获得成本极低的今天，人们的认识依然极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认同的塑造，科学的昌明却攻不破新的政治迷信的顽固堡垒。对于长江洪水风险相关问题的认识，非常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点。
在朱镕基任上，中央财政的吸纳能力有着显著的上升，得益于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力争”，政府对于长江防洪也有足够的重视，但是，在投入的有效性方面却遗留了太多的疑问。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今天的长江洪水，再一次提升了防洪问题的民众关注度，还会相应地提升其在决策中间的优先性，但是，毛时代曾经是常识性的长江洪水风险认识，在受到政治不认同的塑造之后，已经不再能够指导人们如何认识洪水风险及其防护问题了。
可以肯定的是，在官学两界流行的关于长江洪水风险问题的“共识”，如果得不到及时消除的话，我们还将为这一问题付出更多和更为惨重的代价。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宣传很搜集了一些正能量事迹，湖北簰洲湾的一位老农拼命去堵管涌，这个很能够鼓舞人，宣传效果顶呱呱;此后，每到洪水风险降临的时候，就开始宣传亲人解放军、宣传高官关怀民众疾苦，这个老田不打算提出异议，问题是：洪水是怎么来的?要怎么样去合理面对?谁支付成本?光靠这一点点正能量宣传能够对付吗?是不是该在百忙之中抽点时间，也说说如何抵御洪水的正事儿呢?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