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9 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和世界人民无比爱戴的领袖毛泽东逝世的日子。四十年前这一天,举国上下、国际友人无不沉浸在悲痛哀伤之中。四十年来,每当这一天来临,热爱他的人民无不深情缅怀他的音容笑貌、追忆他的丰功伟绩。 同样是这一天,有些人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地公然将毛泽东逝世的日子定为教师节。把这一天作为教师们狂欢的节日。教师们评功绩、发奖金,喜迎福利,高调相庆,一派欢歌笑语的景象,与毛泽东忌日成为鲜明的对比。
这些人也许忽略了这样一种现象,教师节确立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无疑使教育精英与劳动人民形成对立状况,并日益拉开彼此的距离,无形中产生隐藏的社会矛盾。显而易见,如此悬殊的心境,如此公然的对立,映照了社会不同人群的精神面貌,撕裂着当今中国的正义良知。它肆意践踏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底线,是对人民群众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泽东祭奠活动的公然挑衅。这种极不正常现象地出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设立教师节的本意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尊师重教,还是诬称毛泽东反对过“臭老九”,没有给予知识分子和教师应有的社会地位,由此引发他们的愤懑和怨恨,刻意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狂欢庆贺?还是有极少数野心家,蓄意挑起教师、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对立,达到诋毁人民领袖,图谋不轨的政治目的?
事实证明,毛泽东一生尊师重教。在庆贺自己的恩师徐特立六十岁生日的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贺信称赞徐老“革命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不躲避责任,只有这样的先生才能“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受到人民的尊重。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人民领袖,与徐特立的教育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一次在家中宴请徐老,请徐老上坐,并说“你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应该上坐”。事情虽小,却折射出毛泽东对老师的爱戴和尊重。当徐老七十寿辰时,毛泽东又送去“坚强战士”的亲笔题词,表达了对革命教师的敬意和赞许。 毛泽东尊师重教的事实感人至深,不胜枚举。1957年初,寄给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老师黄宗溍一千元,“聊佐桮水之资”,钱到时,先生已病故,其家人欲将款退还,毛泽东动情地说:老师走了,师母还在,还有师弟师妹,这钱就留给他们用吧!从这里不难看出一代伟人具有的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与崇高风范。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
对于自己的启蒙老师毛宇居,毛泽东也是终身不忘。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百忙之中还邀请毛宇居到北京游览名胜古迹,安排他参加国庆一周年的观礼和宴会,对他的衣食住行关怀备至。1959年毛泽东回故乡韶山,在招待父老乡亲的家宴上,向毛宇居老师当面敬酒,毛宇居老人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回敬道:“尊老敬贤,应该应该!”
长沙第一师范教师杨昌济,是毛泽东的岳父,更是毛泽东的伯乐。他在向北京大学章士钊举荐毛泽东时说:“吾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指毛泽东与蔡和森)”毛泽东对杨昌济先生也极其敬重。他在回忆一师生活时,满怀深情地说:杨先生是一位“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这足以说明毛泽东与杨先生一样都是具有远大抱负,心怀善良的优秀人物。
对于维护旧的教育制度而引起学生不满的第一师校长张干,毛泽东曾带头发起“驱张运动”,使张干不得不离开了一师。张干没有在反动政府里做官,而是老老实实地一直在学校里教书。晚年体弱多病,生活困窘。毛泽东闻讯后,从思想和生活上给予热情关怀和帮助。张干对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欣喜不已,对毛泽东多次的解囊相助感动得老泪纵横。毛泽东在一次宴请老师的答谢酒会上,当面对张干诚挚地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我的这样的‘寸草心’是怎么也难以报答老师的‘三春辉’的啊!”这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对老师的一片坦诚之心,一腔尊师之情。
毛泽东对革命教育家吴玉章有过感人至深的评价,他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从“坚强战士”徐特立,到“只做好事”的吴玉章,无不倾注着毛泽东对教育工作者的深情厚谊和景仰之情。
从以上所述以及大量有据可查的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什么样的教师应该受到人民的尊重,是有自己的尺度的。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毛泽东对于人民教师也提出过相应的要求。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党的一贯的方针政策。早在1942年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会胜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知识分子时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他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学习马列主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还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对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的指导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他希望广大知识分子通过火热的工作和生活实践,接受和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多数知识分子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当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恃清高,狂妄自大,看不起工农群众,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接受改造。“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毛泽东批评并强调,知识分子必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自觉。
到了1957年春夏,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鼓吹民主,反对集中。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借大鸣大放、整党整风之际与社会上的右翼分子遥相呼应、沆瀣一气,夸大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错误,猖狂地向党展开攻势,图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主要看他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还明确地指出:“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又从哲学的高度苦口婆心地规劝知识分子必须通过改造,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必由之路。有些自负清高、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教诲视若罔闻,甚至心怀敌意,他们迷失自我也就在所难免,他们被时代发展的洪流所淹没也就不足为奇。
毛泽东从爱护知识分子的愿望出发,一方面指出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容易动摇,缺乏革命的坚定性,一遇麻烦就标榜退隐,沽名钓誉;在利益攸关之际患得患失,自恃清高,喜欢翘尾巴。一方面要求打破“金要赤足,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辩证的、全面的宽容善待知识分子。一再强调对他们要“再教育”、“给出路”,宽大为怀。不要把知识分子说成“臭得不得了”,因而肯定地说:“老九不能走”。始终相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革命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因此,一再指示对知识分子要爱护争取、教育团结,使他们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清算毛泽东的错误可能是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事情。他们借教师节之名,美其名曰,尊师重教。其实,他们违背有良知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教师的真实意愿,蓄意将毛泽东逝世的忌日9月9日定为教师节。在众怒难犯之后,他们欲盖弥彰,将日期往后挪了一天,即9月10日。实际上,他们心知肚明,一般节日庆典基本上都是提前一天,那么,教师节的活动正是从9月9日就开始了,而这正是教育精英和政治权贵乐见其成的结果。
其实,教师节有许多可以选择的日子,没有必要非把毛泽东逝世的日子作为教师节。这样只能使仇者快,亲者痛,伤害广大人民热爱伟大领袖的一片真情。重大节日的确定应该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刻骨铭心的纪念意义。9月28日是被尊为中国教育鼻祖、“万世师表”的孔子生日,这应该是教师节可以选定的最佳日期。而紧接着是国庆节,两个节日交相辉映,普天同庆,使辛勤的园丁和莘莘学子更加心旷神怡。这一建议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赞许和首肯,但最终被否定。
选定毛泽东逝世的日子作为教师节有违道义和人伦,不符合孔子提倡的忠孝仁厚、礼仪廉耻的中华传统美德。他是极少数人挟持民意,发泄私愤,以怨报德的政治产物。它充分暴露了这些人极其阴暗卑劣的内心世界。将毛泽东的忌日作为教师节是极其阴险猥琐的行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广大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教师不会心安理得的过好自己的节日,它不能使教师得到应有的尊重,它不能使人们有丝毫的崇高感,相反,只能使人感到卑鄙、恶心!
毛泽东曾动情地说:“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他和他的战友们为这一壮丽的事业奋斗终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自由、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理应得到人民的敬爱和尊重。可是,他逝世的值得哀伤的日子,却成为欣喜若狂的教师节,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心寒!还是著名作家郁达夫说得好:“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敬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毛泽东,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功绩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无与伦比。毛泽东逝世的日子不应该成为狂欢的教师节,这是起码的道德和良知的底线!
尊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顺应民意,使教师节成为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深刻的纪念意义的日子,这才是应有之义;使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使这一天真正成为庄重、欢快的节日,这才能皆大欢喜。因此,把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这不仅能增强尊师重教的现实社会意义,而且更能体现我国教师节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同时,将教师节与毛泽东逝世的日期分开,不再那样牵强附会,违背民意,无疑是明智的举措。这将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201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