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争论说起　　

　　近几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国文学界和社会上引发大量争论，褒贬不一，网上两种意见更是狂轰滥炸。笔者认为，就作家谈作家，无益于统一思想;只有结合我国文化工作实际，通过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正确认识我国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特质，跳出莫言看莫言，才能消除分歧，增强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自信。

　　一、正视国际文化多样性和革命文学的区别

　　坚持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对话，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同时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矗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是近代以来我国文化先贤的梦寐以求，也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68年前所描写的世界民族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以此来和今天世界高科技时代的“全球化”相比，在“变小了”的“地球村”里，我们中华民族与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应该说做的还很不够，需要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加强。

　　一是正确认识世界文学中的非意识形态性质。无论古今中外，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真正的文学艺术，从来都是与人类心灵相通的，是超历史、超时空，甚至是超阶级、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许多的文学精品，在古代和其他社会制度的人民中，被认为是真善美的，在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来，同样是真善美的。作为人类的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和包容的主义;同样，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也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拒绝而且从来都是认真吸收和利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用来发展自己，列宁说过：“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2)

　　马克思主义就其阶级性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但其内容则是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真理也是真理。总不能说人类社会从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真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没有真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巨人，所创造的一切光辉成就、闪烁着的艺术之光、蕴含的“真理的颗粒”，都为马克思主义所吸收、集成。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海纳百川”的伟大之所在。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前，中外许多伟大的文学家之所以创作出许多传世之作，也是他们在正确思想指导之下真实地、具体地反映了该时代的社会现实，是他们遵循了现实主义创作规律的结果，不仅为当时的人民所喜爱，也为今天和今后的人民所喜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但赞扬过许多古代和他们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而且从中吸收了大量的丰富营养，成为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因此，一切古代和现代优秀思想家、文艺家，都是“人类灵活工程师”。从这点上说，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和非马克思主义文艺之间，确实存在诸多的“最大公约数”，如热爱祖国、关爱生命，厌恶战争、热爱和平，追求自由、向往平等，扶正祛邪、扶弱济困，珍惜自然、讲求卫生等等人类人性中一切的真善美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无论是我国的还是外国的文艺家，无论是共产党员文艺家还是其他党派、无党派文艺家，也包括身为共产党员的文艺家创作的不是歌颂共产党，没有歌颂革命，但是歌颂人类、人性真善美的文艺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无可非议，因为这符合文艺发展规律。

　　二是必须坚持中国革命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就是要充分认识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坚持中国革命文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对于反革命、反人民、反真善美的文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人类的发展方向，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3)

　　95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不但在经济上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也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喜爱和接受。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当今的国际社会，一些国家总是不会以中国共产党的是非为是非，不会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尤其是不喜欢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人说你的作品如何的好，就必定无疑的好，就飘飘然;外国人说不好的，就一定不好，自己看不起自己;那还叫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出的基本要求是：1、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2、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3、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4)此后，他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在我们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对话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不动摇，这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

　　多年来，有些同志对于外国的文艺思潮，不分析、不鉴别，而是盲目推崇。凡沾点“洋味”的便都是好的;而对民族文化、我们自己的“土特产品”的评价，也习惯以“洋人”的是非为是非。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一幅画、一部电影……在外国受到追捧，就受宠若惊，骨软筋酥;在具体的作品创作生产中，也往往忘记自己的民族特点和优势，忘记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只顾一味地与外国“接轨”，诗歌是“朦胧”的好，美术是“抽象”的好，连中国人的独有的书法艺术，也被有些人“抽象”成“墨猪”，怎么丑、怎么怪就怎么“写”。这种心态和做法，对于正确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对话是极为不利的。这次莫言了得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人不看其作品是歌颂人民还是丑化人民，是歌颂革命还是抹黑革命，是歌颂真善美还是制造假恶丑，就下结论说我们的“文学成就达到一个被世界认可的高度的标志”，“已经走到一个比较高的、辉煌的时期。”(5)莫言的作品则达到了“触动人心、振聋发聩”的程度，“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一颗忧国忧民忧人类的仁心”，说什么莫言“总是独具慧眼，观察社会特别独特深刻，细致入微，发现一般人发现不了的深层东西，文字力透纸背，无愧于‘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光荣称号”(6)等等。这些说法，既忽略中国意识形态特色，也漠视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真善美的尺度，而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衡量作家和作品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学成就的唯一的、最高的标准，是不可取的。

　　二、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绝不可忘记以我为主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无“个别”即无一般。换言之，任何“个别”都具有一般的意义。因此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革命斗争规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规律，在本国是一般，在世界范围又是“个别”，具有世界意义。国际上不断有人散布什么“中国威胁论”，如果不是污蔑，至少是很大的误解。别人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对我们搞文化渗透，我们不高兴;我们也决不能搞“以我为核心”，去“威胁”别人。但是，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世界范围的一个“个别”，当然也具有一般的意义。所以，中国的文化产品无论是理论、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电视剧等等，在国际上得奖，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提倡学习外国，但在一些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也是他们的“外国”，说不定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月亮更大、更亮、更圆。现在许多国家搞孔子学院，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儒学中的优秀文化具有世界意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发表以来，被世界上多个国家、多种文字出版，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该发展这个学说。”(7)尤其近现代以来，我们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有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等等。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脉相承，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毫无疑问，我们党的这些思想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文学艺术，对我国来说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到了其他国家，它们又是“个别”。人家能否借鉴和借鉴之多少，只能依赖于人家的国情，人家的具体实践，人家也要以“我”为主，我们的认识与评价，在他们那里也只是被“借鉴”而已。

　　任何国家对“外国”的东西的学习、借鉴，都不能照搬照套，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自己的国情，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同样是土壤、肥料、阳光、空气和水分，麦种吸收了生麦子，稻谷吸收了生稻子，……原因在于质的不同，内因的根据不同。如果总认为人家的“多党制”、“轮流执政”是好的，人家的“民主”是好的，人家的“朦胧诗”、“抽象画”是好的，人家的“摇滚舞”、“霹雳舞”是好的，人家的“红灯区”是好的……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拿来”人家的这些东西，倒把我们自己“改造”的面目全非;不经过自己的口腔、牙齿咀嚼和肠胃运动，“食洋不化”，吃下去肚子要疼的。

　　旅美作曲家瞿小松针对一些人把西方音乐当成了“主流”、说“中国音乐落后六百年”的论调，在2011年第6期《人民音乐》发表文章，批评这些人是“睁眼不见中国古典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数不胜数的精妙”，是“可悲的无知”;他指出：以西方为最高、为唯一的论断，“正是文化的杀手，已经成为西方当代知识界的共识。”这是一位旅美学者通过在美国的实践发出的声音!连“西方当代知识界的共识”都认为以“以西方音乐为至高”是不可取的，我们自己怎么可以妄自菲薄呢?“诺奖”当然是要争的。自然科学方面，因其意识形态性质不明显，所以要大争特争;而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就需要小心谨慎。屠呦呦的青蒿素得了诺奖，为祖国争了光，为人类带来健康的福音，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而莫言的小说得了“诺奖”，何以会骂声不绝于耳?丑化中国人，只让外国人高兴，让中国老百姓不高兴，骂你“汉奸文学”没商量!

　　三、参与世界文明对话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针对当时有些人“洋腔洋调”的崇美思想，就指出：“美国有很多钱，可惜……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8)

　　“跟他走”，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照老杜勒斯早在50多年以前说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按照他们美国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9)就是他们至今还在坚持的要别人“与美国宪法体现的理想保持一致”;(10)就是实现他们在50多年前制定的对付中国的《十条戒令》。(11)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60多年过去了，这种一心要“跟他走”的论调，在我们有的国人中仍然不绝于耳。前车之鉴，去之不远，苏联、东欧不就是“跟他走”了吗?我们的一些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为“有病”的同胞，也是老想着要“跟他走”，这才是真正的“有病”。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尚且不可以照搬照套，不可以停留在对它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某些个别结论作教条主义的理解，何况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更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加以鉴别、取舍。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他比喻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12)只要我们把中国的东西研究透，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系列讲话研究透，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国情实际，鉴别、学习、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的更好、更快，就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前的问题是一些同志在对待外国的东西，只要涉及到具体问题，例如政治体制问题、“民主”问题、言论自由问题，尤其是文化、文艺的作品的评价的问题，就忘了自己的优势、自己的个性，忘记了我们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13)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我们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对话中，我们的东西，无论是受到洋人的表扬、奖励，还是遭到了谩骂和攻击，都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标准。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加以衡量、检验并决定弃取。就文学文艺来说，如同我们国内的情况一样，外国的“灵活工程师”也不都是讲“良心”的。在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的情况下，我们更要时刻不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思想定力。

　　四、坚持问题导向以文化自信统一思想认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吴义勤，在《当代文学评价的危机》一文中说：“其实2012年莫言获奖之前当代文学评价的危机就已经是一个显著的话题。很有意思的是莫言诺奖当天的媒体。有学者接受采访说中国作家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但是大概再过10年到20年有希望能得诺贝尔奖。这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莫言当年还不能得奖。”而“社会上对莫言得奖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冷嘲热讽颇多，什么怪话都有。可以说，对莫言获奖，我们整个文学界或者整个社会的反映并不统一，从专业的作家、文学研究者到网络，分歧很大。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既没有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赢得全社会对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高度认同，也没有消除我们对当代文学评价的分歧。相反，这个分歧因为莫言反而越来越严重。”为此，吴先生不无“困惑”地说：“按理，我们会认为莫言获奖是当代文学成就达到一个被世界认可的高度的标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14)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不是讲“问题导向”吗?几年来，从专家到百姓，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论不休，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从中我们可不可以理出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呢?

　　1、莫言的作品何以引起如此强烈的争论?还是吴义勤文章中写的：很多人认为“像莫言这样获得诺奖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也是很低的、卑微的，语言都不通，语法都有问题。”岂止是如此?一些人还因此牵扯到整个文学界，吴义勤说：“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真的都是垃圾。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没有精神高度，没有思想高度，没有对于现实批判的力度，作品数量多但是没有经典，作家人数多但是没有大师”;甚至“认为跟鲁迅等文学大师相比当代文学作家都是侏儒，连给大师们提鞋倒洗脚水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极端的否定当代文学的一种情况”。(15)

　　笔者绝非故意贬低莫言的作品，可是却不能不说，莫言的作品的的确确不能跟过去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鲁巴郭茅老曹”等人的作品同日而语。这一点，连莫言自己也心知肚明。吴义勤文章这样描写道：“莫言获奖之后，整个是非常低调，没有喜形于色，更不要说狂欢了，只是躲在家里吃水饺，出了门都板着个面孔，然后每次在电视上都特别小心，只说获奖是幸运，甚至说‘谁说我是大师，那就是骂我’。”(16)不管是真情实感还是虚情假意，莫言这种低调，也能说明与上述大师相比，他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事实上，自莫言获诺奖后，所谓“当代文学评价的危机”，已经成了中国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热点，其中就包括“莫言危机”。联系当前学界不断抨击我国的文化的浮躁、浮夸、浮浅的现状，笔者完全赞成吴义勤先生的“危机说”。

　　2、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判断我国文学形势的?吴义勤文章说：“有很多人极端肯定中国当代文学。……认为当代文学已经走到一个比较高的、辉煌的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认为上述“判断跟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比较近似。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的判断总体上是很自信的。”对此，笔者就不敢苟同了。(17)

　　现在，大家正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是怎么说的。一方面，他从总体上确实肯定“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他还指出：“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这不正是吴文所说的文学界和社会上反映的“作品数量多但是没有经典，作家人数多但是没有大师”吗?这不正是总书记所说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是客观事实吗?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胡编乱写、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这又怎么解释吴义勤文章所说的“当代文学已经走到一个比较高的、辉煌的时期”的“判断”是“跟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比较近似”呢?

　　3、诺贝尔文学奖对革命文学会不会“偏心眼”?不要说与鲁迅一代文学大师相比，就拿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国文学界生产出一大批的反映我国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相比，莫言的作品也差之千里。《红日》《红岩》《红旗谱》《暴风骤雨》《三里湾》《青春之歌》《创业史》《林海雪原》《谁是最可爱的人》《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及与莫言同为山东老乡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等等，把这些与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等相比，何者更应当获诺贝尔文学奖呢?

　　我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家作品的好坏，读者、老百姓心中也是有数的，谁个的是非优劣，他们“都有极明白的计算”。近年来，国人一直有人说莫言的小说之所以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就是因为它们是丑化中国人的。这充分反映了广大读者、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信赖与赞同，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衷心拥护，对祖国人民的热爱，而对那些以侮辱、丑化中国人为能事的所谓“文艺家”的不屑与轻蔑。讲了多年群众路线，怎么到了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就把“人民喜欢不喜欢”这一条给忘了呢?

　　诺贝尔文学奖有没有局限性呢?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文学、共产主义文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为什么屡屡不能获奖?难道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就不是真善美，只有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才是天经地义的合乎人性? 尽管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说“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但“县官不如现管”，评奖主持者真的没有意识形态倾向吗?让我们来看看人家给咱们莫言先生的“颁奖词”吧：

　　——莫言“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莫言“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莫言笔下没有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小说《丰乳肥臀》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中国最近一百年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而是“猪圈般的生活”，中国“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18)

　　我们不禁要问：什么叫做“程式化的宣传海报”?又何为“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莫言“跨越”了什么“种种禁忌界限”?莫言笔下何以没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打破了什么“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莫言描写的中国最近一百年的故事“不是共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而是“猪圈般的生活”，莫言所反抗的“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够了!人家原来就是这样“表扬”我们这位“诺奖”作家及其笔下的中国、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共主义”、“毛主义”!连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成了“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受到这样的“夸奖”，每一个有良知的，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难道不感到羞愧、脸红和愤怒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

　　那么我们要问：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者所主张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一致吗?我们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但人家就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人家来个“两极对立取乎中”，坚持认为莫言的作品就是好，就具备这种“中性”，你奈若何?

　　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在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三个自信”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一条“文化自信”。笔者体会：这里的文化自信，关键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自信。“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9)他严肃批评那种“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的所谓“作品”。

　　拿上述列举的我国解放初期一些文学作品和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等比较一下吧，谁个在歌颂光明、歌颂人民，谁个在“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玷污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白了吗?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 5 月第1版第一卷第254——255 页;

　　(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85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4页;

　　(4)《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一卷第158页;

　　(5)《新华文摘》2016年第14期第90页;

　　(6)河北《杂文月刊》2016年第8期下第57页

　　(7)《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五卷第345页;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四卷1495页;

　　(9)河北省委宣传部《反和平演变十讲》1991年10月，第85页;

　　(10)《环球时报》2010年11月16人15版;

　　(11)李祖荣《我看美国思想工作》河北省委宣传部《政工之友》2002年3、4、5期;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746、747、748页;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三卷797页;

　　(14)(15)(16)(17)2016年第14期《新华文摘》第90、91页

　　(18)新浪博客：康正果译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给莫言颁奖词

　　(19)习近平：2014年10月《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附1：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人物表

　　母亲　上官鲁氏。乳名璇儿。自幼丧母，随姑父于大巴掌和姑姑长大，嫁给铁匠儿子上官寿喜。晚年信仰甚督教，寿九五而终。

　　大姐　上官来弟。母亲与姑父于大巴掌所生。先嫁给沙月亮，生女沙枣花。解放后迫嫁给残疾军人孙不言。后来爱上了从日本归来的鸟儿韩，生子鹦鹉韩，在搏斗中打死孙不言，被处决。

　　二姐　上官招弟。生父亦为于大巴掌;嫁给抗日别动大队的司令司马库，生女司马凤、司马凰。在与独立纵队十六团的割据战中，中弹身亡，不久，一对女儿也被那位倡导极左“土改”政策的大人物密令处死。

　　三姐　上官领弟。人称“鸟仙”。生父为一个赊小鸭的(土匪密探)她深爱鸟儿韩，韩被日寇抓了劳工后，神经错乱，设立鸟仙神坛禳解。后嫁给爆炸大队战士孙不言，因练习飞翔摔死在悬岸下。生子大哑、二哑，俱被飞机炸弹炸死。

　　四姐　上官想弟。生父乃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了救全家，她自卖自身进了妓院、后流落它乡，音信全无，“文革”中被遣返还乡，多年帜攒的财物被洗劫，并遭受残酷批斗，后旧病复发而死。

　　五姐　上官盼弟。生父乃杀狗人高大膘子，少年时白愿参加爆炸大队。后嫁给爆炸大队政委鲁立人，生女鲁胜利;曾经当过卫生队长、区长、农场畜牧队长。改名马瑞莲。“文革”中自杀身亡。

　　六姐　上官念弟。生父乃天齐庙智通和尚。爱上了被日机击落后为司马库的部队收容的美国飞行员巴比特，结婚后的第二天即与巴比特一起被鲁立人领导的独纵十六团俘虏。逃亡后被—寡妇诱至山洞与巴比特同归于尽。

　　七姐　上官求弟。母亲被四个败兵强暴所生。早年被卖给白俄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做养女。后改名乔其莎。毕业于省医学院，被打成右派，到农场劳动改造。因饥饿，暴食生豆饼胀死。

　　八姐　上官玉女。与金童为双胞胎，生父乃瑞典籍传教士马洛亚。生而失明：生活困难时期，因不忍心拖累母亲，投河自尽。

　　我　 上官金童。母亲唯一的儿子。患有恋乳症一生嗜乳，以至精神错乱。中学毕业后去农场劳动。后因“奸尸罪”被判刑十五年、改革开放后刑满还乡，曾在外甥鹦鹉韩夫妇开办的“东方鸟类中心”任公关部经理，后在司马粮投资的“独角兽乳罩大世界”任董事长，因被炒、被骗而失败，终至穷愁潦倒，一事无成。

　　上官寿喜　铁匠，母亲的丈夫,因无生殖能力,迫使母亲借种生子。后为日寇所杀。

　　上官福禄　铁匠，上官寿喜之父，铁匠，后为日寇所杀。

　　上官吕氏　上官福禄之妻，铁匠，上官家的当家人。专横凶悍，晚年痴呆因欲加害玉女被母亲失手打死。

　　司马亭　大栏镇首富，“福生堂”大掌柜。当过镇长、维持会长。后随担架队参加淮海战役，立过大功。

　　司马库　司马亭之弟，“福生堂”二掌柜，上官招弟之夫。抗日别动大队司令，还乡团。被捕后逃脱，后自首，被公审槍毙。

　　司马粮　司马库与三姨太之子。司马家遭难后,由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后出走,流落它乡,成为南韩巨商。改革开放后回乡投资建设,花天酒地,惹是生非,后逃匿。

　　沙月亮　上官来弟的丈夫。抗战时期为黑驴鸟槍队队长。后投降日寇，任伪渤海警备司令，“皇协军”旅长。被爆炸大队击败后自杀。

　　沙枣花　沙月亮与上官来弟之女。出生后即由母亲抚养，与金童、司马粮等一起长大，与司马粮感情很深，后流落江湖，成为神偷。司马粮还乡后，因求婚不成而跳楼殉情。

　　鸟儿韩　上官领弟的意中人，懂鸟语，善捕鸟，通武术，是使用弹弓的高手。被日寇掳至日本国做劳工，后逃至深山;穴居十五年始归国还乡。在上官家居住期间，与被孙不言虐待的大姐上官来弟发生了恋情。因来弟失手打死孙不言，他作为同案犯被判刑，押赴青海劳改途中，跳车身亡。

　　马洛亚　瑞典传教士，因战乱频仍而滞留在高密东北乡，主持大栏镇基督教堂的教务，能说流利的汉语，与当地老百姓相处融洽。与上官鲁氏发生恋情，乃上官金童与上官玉女的生身父亲。后因不堪黑驴鸟槍队的凌辱从钟楼上跳下身亡。

　　鹦鹉韩　鸟儿韩与上官来弟之子。其父母双亡后，由母亲抚养成人。改革开放后，与其妻耿莲莲合办“东方鸟类中心”，骗取银行巨款，挥霍浪费，穷奢极欲，后被判刑。

　　鲁立人　即蒋立人。后又改名李杜。先后担任过抗日爆炸大队政委、独纵十六团政委、高东县县长、副县长、农场场长，在生活困难时期因心脏病发作而死。

　　鲁胜利　鲁立人与上官盼弟之女。幼时曾经由母亲抚养，后被其父母接回县城读书。改革开放后，担任过工商银行大栏市分行行长、六栏市市长，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

　　孙不言　上官家邻居孙大姑之长孙，生来即哑。曾经与上官来弟订婚,上官来弟与沙月亮私奔后,他参加了八路军爆炸大队。后与鸟仙上官领弟结婚。解放后他参加了抗美援朝,荣立大功,身体残疾。在政府的帮助下,与孀居在家的上官来弟结婚。当他发现了上官来弟与鸟儿韩的恋情后,愤而搏斗。被上官来弟打中要害死亡。

　　纪琼枝　上官金童的启蒙老师。五七年被错划成右派、改革开放后，曾任大栏市首任市长，是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

　　附2：莫言小说《丰乳肥臀》内容梗概

　　《丰乳肥臀》是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书中的母亲有八个女儿，分别叫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和玉女。老大、老二是母亲与母亲的亲姑父的私生女，老三是母亲与卖小鸭外乡人的私生女，老四是母亲与江湖郎中的私生女，老五是母亲与光棍汉的私生女，老六是母亲与和尚的私生女，老七是母亲被四个败兵强奸后所生，老八是母亲与瑞典洋牧师的私生女。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分别嫁给了土匪、国民党、共产党、窑子、共产党和美国人，老七、老八找不到自己想嫁的人，就自己寻死。女儿们成了各自丈夫的坚定同路人，只有老大略有不同。瑞典洋牧师给她的私生子，姐姐们的小弟弟取名叫上官金童，他有一个高智商的大脑和一个英俊阳刚的外表，却是一个什么办法都想不出，什么事都不会做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大孝子，是他陪伴老母走完最后一程，并亲手掩埋了老母亲。虽然母亲刚下丧，就有政府有关人员逼其再挖出来。但这大孝子内心已决定，要背着将被挖出来的老母的尸体，跳入旁边的沼泽地里去，让一直欺负他们娘俩的人类再也找不到他们...这些姐妹亲属是贯穿中国20世纪的权力高层和民间势力。母亲的"肥臀"生了这些女儿，母亲的"丰乳"哺育了这些女儿。这些女儿长大后，联同他们的丈夫，所带给母亲的只有无穷尽地灾难和痛苦。作家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她生养的众多女儿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势力发生了枝枝蔓蔓的联系，并被卷入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而这些形态各异的力量之间的角逐是围绕自己家庭展开的，造成了母亲独自承受苦难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