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的反腐纪录片《永远在路上》昨晚播了第二集《以上率下》，主题是十八大以来制定八项规定和从政治局开始从上到下地按照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恰好我对这个话题有些想法，就再写一篇。这不表示我会针对每一集都做评论，后面几集，有感想就写，没有就算了。　　

　　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良作风被归纳为“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些都是不好的、应该扬弃的东西。八项规定的出发点是要端正作风，这无疑是极其正确的，但怎么端正、怎样才算端正起来、反四风举措的实际后果如何，这些问题并没有确定不变的答案，是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的。

　　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过一句古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养成好的工作作风，做到“两个务必”的要求不容易，想学坏可就太容易了。为啥学坏容易?学坏了舒服啊，当孔繁森多苦，当王宝森多快活啊。

　　对于不正之风，我们也还需要做一点区分。在不良作风中，有一些其实也是干部队伍普遍不喜欢的，比如喝酒，原本喝酒是享乐主义的一种形式，结果喝着喝着喝成了负担，“上顿陪，下顿陪，早晚陪出胃下垂”，谁受得了天天喝顿顿喝?像万庆良那样的级别，出去喝酒没人敢灌，级别低点就惨了，自己被灌，还得替领导挡酒，早就苦不堪言。这类百姓反感官员也不喜欢的不正之风纠正起来最容易，大家普遍有感觉，落实八项规定以来，在喝酒问题上改观最大，好多干部说，多谢八项规定，身体好多了。有些不正之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反感但官员喜欢，比如那些在住的房子用的车子和不该拿但拿了的票子等等方面的问题。期待干部队伍在所有方面都像在喝酒问题上那样跟中央精神保持一致，是不大现实的。　　

　　“四风”一旦生成，其实就成了干部队伍既得利益的一部分，纠正不良作风就是触动既得利益，是动别人的奶酪，这是个“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都难”的时代，动既得利益必然会引起反弹。反弹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现在中央的权威还很大，没什么人敢公开反(周本顺对八项规定精神唱过点反调，结局大家都看到了)，但对抗的方式有千万种，硬的不敢来，软的总可以的吧。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上边不是让端正作风么?那就是使劲儿端正，不但要掰正了，还要掰弯了，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端正作风为名，搞得绝大多数人不满意。如是，改进作风就会搞不下去，就会偃旗息鼓，就会“涛声依旧”。这种手法历史上屡见不鲜，被玩滥了，可是仍然管用。

　　《以上率下》这一集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海南某卫生学校因为给员工发月饼，被纪委系统通报批评，成为全国因为发月饼惹事的第一例。片子交待得清楚，上面发了文件，禁止买月饼送礼，该校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班子讨论了，有人说如果给员工发月饼也算送礼，就太不讲理了，所以就发了。结果，纪委还真就不讲理了，给处分了，还通报了。

　　把这样的案例作为贯彻八项规定精神的先进典型来报道，我觉得是脑子进水了。学校的员工不都是领导干部，绝大部分就是普通的工薪族百姓，过中秋单位发两盒月饼不过是正常福利。文件上说不让买月饼“送礼”，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理解为那种跑关系走后门的“送礼”，而不是在节日给职工派送点礼物的“送礼”。这种事为什么要查处呢，为什么要克扣老百姓的几块月饼呢?“四风”是干部队伍的病，为什么要让老百姓吃药?

　　这是第一起，但这种以改进作风为名的缩减员工正常福利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段子手又有素材了，比如：今年中秋，各个单位发的东西五花八门十分丰富，有发了个屁的，有发了个毛的，有发了个鬼的，有发了个屌的，还有发了个锤子的……

　　什么叫“打着红旗反红旗”?什么叫高级黑?这就是。如果这样的事情一个接一个，群众就会将这种胡来等同于纠正“四风”，进而就会反感所谓的纠正“四风”，改进作风的运动就失去民意基础了，就搞不下去了，就只好偃旗息鼓，然后歌照唱舞照跳。不客气地说，这是官僚系统在不敢公然反对中央部署的情况下变相地对抗中央的方式。

　　上边对此又能如何呢?就算不同意，也只能默认，如果上边说发月饼可以，不用查处了，就不知道下边会干出发别的什么东西的事情来。上边只能出方向，具体执行还得靠各级组织，没法把所有细节都规定死了。所以，上面对下边的软对抗往往只能容忍。

　　最近，山西长治屯留县一中24名教师周五下午学校放假后自费聚餐，AA制，结果被县纪委给通报批评了。消息在网上被注意到后，屯留县纪委被骂成狗了，因为这种胡闹实在太过分，引起了公愤。随后，长治方面介入，撤销了这一处分。这是一个把好经念歪的典型例子。

　　跳开纪录片本身再谈一个例子。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行动中有一项是车改，车改的初衷也是好的，可是深入到现实里看一看，也改得一塌糊涂。　　

　　习总书记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就是这张头戴斗笠肩搭毛巾走山路的，是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时翻过山头考察修公路事宜的途中拍的。上半年我去过一趟宁德，跟着当地团系统的活动走了一遍总书记走过的那段山路(当地起了名叫“党群连心路”)，还赶上下雨，湿了身。那个地方离最近的寿宁县城坐车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离宁德就更远了。

　　听同行的当地干部说起车改的问题。基层干部是要经常下乡的，到各乡镇各村去办事，车改之后就有些级别不够的干部不能坐政府的专车了，怎么办呢?拿着车补坐大客车。可是在一些偏僻的乡镇和县城之间，一天就一趟客车往返，非常不方便，时间错过了就只能住乡镇里了。这么一来，大家都不愿意下乡，能不下去就不下去了。

　　这不能说明干部不愿意吃苦和奉献了，没有公路的时候，走也是可以走的，问题是，路也有车也有，非得把人赶去坐大客车，严重影响了办事效率，包个车去，那点车补又不够。初衷是节省开支，可是如果没赶上车在乡镇住一晚，就不需要开支了吗?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别别扭扭的改革结果，是因为改革措施上搞一刀切，忽略了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车改以级别定政策，比如对科级干部确定一个车补标准，这看似公正，但是在福州工作的科员出门办事坐公交打出租就可以了，货币化的车补对他们很适用，但在县乡工作的科员要下乡下村办事，公共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政策就不合适了。

　　初衷是端正工作作风，包括反官僚主义，但此类改革恰是官僚主义的产物，措施僵死。站在主持改革的部门的角度想，又觉得可以理解，这样的措施至少找到了一个具有公平性的标准，如果允许各级各单位因地制宜，怕是又收不住了。

　　总之，在很多情况下，初衷良好的改革会陷入两难，难以保证最好的效果。

　　我们看到了旨在端正作风的改革举措出现的问题，设身处地地站在改革推进者的立场上看的话，也能理解其难处。那么，怎么破解这里面的问题呢?

　　说了这么多，终于说到重点了。我以为，破解的办法特别简单，就是引入群众的参与。既然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宗旨，既然打击腐败、改进工作作风是为了打赢人心向背的关键战役，有什么理由不让群众直接参与到反腐和纠风的工作中来，让他们来为具体的工作做裁判呢?这是从哲理层面讲的，从实践的角度，群众的参与也是让改革作风的举措扎实落地、不再拧巴的有效手段。

　　天下事，就怕摊在阳光下。一旦拿出来公开讨论，绝大部分幺蛾子就会自动消失。反腐是最大的共识，人民群众痛恨腐败、痛恨不良之风，但群众也分得清真正的不良之风和劳动者正当福利的区别。如果把给职工发月饼这事交给群众公议到底有没有违法八项规定精神，结果会是什么，是可想而知的。屯留县纪委那个混蛋处分在一片骂声中被撤销，就是群众心声得到表达后才出现的。

　　再比如车改问题，政府总是需要公务用车的，车总是要用的，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铺张浪费，这才是群众反对的。用车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公务用车，车改怎么搞，上级部门可以给出原则性的标准，具体如何执行要放权给下面。只要放开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下面就不会乱来，就不会把因地制宜搞成肆意胡为。县乡公务员下乡下村公干，是不是非要坐大客车才算作风端正?群众会告诉你，别搞这套虚头巴脑的，工作效率严重受影响，就得更多的人才能干好以前的活，那不也是要花钱的。骑马坐轿，工作需要，重要的是别浪费，同时把该办的事情办好。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官僚系统关起门来整顿官僚主义，只能越整越官僚主义。

　　缺乏群众的参与，是这轮声势浩大的反腐、纠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等中间最大的败笔。得让群众参与，否则就难以达到真正端正作风的目标。

　　群众怎么参与，是另外需要讨论的问题，应该有序，也应该来真格的，不能搞一批听证专业户糊弄人。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群众即真理，前段时间我谈过，干部不是过去的干部了，群众也不是过去的群众了，都有变化。如今急需要实实在在地重启群众路线的逻辑，党和群众相互学习，相互教育，相互促进。这是个长期的复杂系统的工程。

　　我这说的好像已经要这么办了似的，呵呵。说了也是白说，但不说白不说，所以我说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