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许没有太多精英主义色彩，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毛泽东便开始探索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即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后来这种探索也被叫作“反修防修”。

　　1957年，毛泽东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他进一步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

　　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验田，批判等，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

　　其后，1963—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

　　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实现毛泽东理想的途径。

　　不过，经过八年文革后，毛泽东认为，靠一次文革还不能实现目标。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也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毛泽东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革命。

　　简而言之，由于毛泽东晚年一直致力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所以，当时的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旧精英”与解放后形成的“新精英”都受到了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