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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约道路》后记上
食物主权按：农村经济凋敝、田地荒芜、劳动力流失、资源破坏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全国大大小小的村子，而塘约这个小山村花两年时间就展开了共同富裕的美好图卷，坚持集体所有制功不可没。文章记叙了几位书记为村民为集体带发展的动人故事。那么过往宝贵的社会主义精神财富还在吗？有个好干部只能凭运气吗？
王宏甲老师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假如社会是在人皆为自己发财致富而奔忙的状况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会被瓦解”，好干部实则来自对集体制的坚守。
本文选自报告文学《塘约道路》的后记。王宏甲老师经过长期深入调研，在与村民和基层干部的多次访谈的基础上写成本书。
作者简介：王宏甲，当代文学家，学者。著有报告文学《无极之路》、《新教育风暴》、《智慧风暴》、《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等文论，尤以长篇纪实文学为读者喜爱。
正文
一本为贫困者写的书
宏甲很早就说：《孙子兵法》是一部为弱者写的书，因为强者能以强凌弱，弱者才需要用智慧保护自己。这部《塘约道路》，能看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为贫困者而作， 实质是为社会的共同富裕而谋。
《塘约道路》后记
我在整个采写过程中，一再感到这片土地上的新事物对我的教育和震动都很大。我在写完最后一章时，不知结尾在哪里。许多已经写了和没写的事情仍在敲击我的心扉，这是我写这篇后记的原因。
大洪水洗劫之前的塘约村
这里村庄的变化，人的变化，一再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头脑中储存的记忆。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在写一篇文章。这是农民正在跋涉的奋斗，这里有他们经历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农村建设、改革的实践后,自觉自愿的道路选择和坚守。“同步小康”的阳光正照亮他们的现实生活。所谓滴水可见太阳，这一滴水里是蕴含着亿万农民根本利益的。
可是我能力卑微，这本小册子并不足以反映他们丰富的实践。我期望更多的人们看到他们，有更多更好的识见与创建。
从解决土地撂荒开始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称之制度性财富，因为这是从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去创造共同富裕，从而创造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所以，对于当前农村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说：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中国社科院相关课题组近期发布的《土地市场蓝皮书：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从1996年的2.6%到2014年的30.4%，短短十八年间，我国农地流转率快速增长。
农村土地流转，流向何方？在这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已引起种种争议。我看到一批学者们指出土地流转中出现的严峻问题。我以为指出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
然则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谁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塘约村农民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在辽阔的中国农村，塘约的实践不会是唯一，但它已经做得很突出。仅就土地情况而言，有研究者指出，全国土地撂荒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中西部地区，土地撂荒达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甚至更多。其中外出打工造成的土地撂荒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由于农田水利设施长久失修，个体农民无力修复，加上大水一来冲毁农田，没有水利系统，毁坏的农田就没法耕种了。
今天指出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勇气，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则是当代英雄！塘约村的土地撂荒也达到百分之三十。它在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后，把土地全部确权流转到村合作社，靠集体的力量，修复水利设施，把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
测量地块
农业部近期发布消息，今年将进一步扩大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试点至二十二个。我在写出这本小册子后更加感到：“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是关键。塘约在今春成为贵州省“七权同确第一村”， 其改革步伐走在全国前茅。最可贵的是，塘约的“七权同确”全部落实在巩固集体所有制，将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这是在最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社会主义精神财富：支书陈大兴的故事
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孕育出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性财富。称之精神性财富，是指它超越贫富，具有不为贫富所限的精神力量。我不知该如何准确地描述这种精神，但我感到这种精神的确切存在。
在安顺，我听到这样一件事。安顺市西秀区刘官乡大黑村老党支书房学凯去世了，村民们自发地给他立了一块碑。碑高5.3米，宽1.2米，厚1米，看上去是一根方形的石柱，正面刻着“房学凯纪念碑”六个大字，背面刻着纪念碑文。基座四面的大石头上刻着自愿立碑的206个村民的姓名。站在这个村庄的碑前，这根接近两层楼高的方形柱碑，已然是高耸入云的擎天一柱，永远地诉说着大黑村人民对这位老支书的敬仰和思念！
村民自发为老支书房学凯立的碑柱
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还建议我去大坝村看一看党支部书记陈大兴，我去了，于是听到了另一个老支书的故事。
1996年上半年大坝村老支书陈万德因直肠癌要去世了，他请人把陈大兴叫到医院来，把大坝村托付给他，要他今后把大坝村人的日子管起来。可是，此时的陈大兴连党员都不是。
大坝村不足百年历史，是逃荒者来此开荒种地才聚成的村。此处有荒野可开发，因缺水，当地人弃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动议将大坝村并到邻村，邻村不受。1972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靠集体力量使大坝村有了水。但二十多年过去，大坝村还是非常穷。现在老支书临终前把这个穷村托付给陈大兴，因他认定村里的年轻人中数陈大兴最不自私，讲公道，能吃苦，有骨气，有头脑，还有组织能力。老支书即将离开人世的目光望着陈大兴，问他：“你愿意入党吗？”
那时的陈大兴，正在山里承包着一个林场的采伐苦力活，手掌手背都开裂着，淌着血，满脸晒得黝黑。他只想自己带着二百来号人承包的1500立方米采伐量这活儿，被人坑了，可是自己签的合同，即使干完没钱挣，也要咬着牙干完……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老支书这么信任他，他眼泪掉下来了，说：“愿意。”
“好！”陈万德老支书说，“那你现在就写个入党申请书。”这天镇党委书记、镇长也来了。陈万德说，“我给书记和镇长汇报过村里的工作了，他们会培养你，帮助你。”
陈大兴告诉我，那天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三个月后，他把林场那活儿干完了，回到村里，作为预备党员开始主持村里的工作。这件事看起来是这样不符合组织程序，可是这个临终托付的故事，是这样地悲壮！老支书为什么临终还挂念着全村，是什么使他不做完这个托付死不瞑目。老支书的托付，大坝村全村农民都接受。
迄今，陈大兴已经当了二十年村支书，他二十年带领村民同贫穷搏斗的故事，坎坷而不屈不饶。他也办了合作社，从最初只有八户人，到如今只有四户人尚未入社。他说把承包地集中起来，选定了种什么，就可以做大，做成品牌。“还可以发展其他产业，安排村民有事做。”他说得很朴实，“有事做就会有收入，有收入就会慢慢富起来。”
他曾经把自己仅有的一百五十万元一次就全部给了村里的贫困户盖房子，连一张借条都没要。此后村民贷款盖房没钱付银行利息，他仍用自己培育树苗赚来的收入去为村民付利息。建筑工人来讨农户建房的钱，不向户主讨，向陈大兴讨，因为建筑工人是陈大兴找来的。陈大兴付了钱，户主都不知道。我不知道陈大兴这样的人，哪里还有？他不是那种有几亿资产的富翁，捐了一个亿，自己还有几亿。他完完全全是“散尽家财为村民”。他自己没有钱时甚至贷款为农户还欠款。组织上并不认为他这样做都正确，周建琨就批评他：“你总得顾一顾家。你们家的钱，也有你妻子劳动所得呀！”可是陈大兴只记得老支书陈万德的托付。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散尽家财又算什么。只要我陈大兴过得下来，村里就不该有过不下去的村民。这不是陈大兴说的，但陈大兴是这样做的。
201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表彰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贵州全省有六个，安顺唯一的一个就是陈大兴担任党支书的大坝村党支部。然而本文主要不是写陈大兴，陈大兴是又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这里想说的是，老支书陈万德为什么临终前还耿耿关怀着全村人民，这种精神情感从哪里来？
陈大兴夫妇
好支书从哪里来？
还有左文学的精神和情感，难道没有受到他父亲——三十八年的老党支书——左俊榆的影响吗？
安顺市曾经开展过“寻找老支书精神”的活动，就是说，那年代像房学凯、陈万德、左俊榆这样的老支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这是大家记忆中公认的。那年代的党支书，是怎样产生的呢？
如果陈万德在古代社会，他也许会像个侠士那样去劫富济贫，大约不是如他在新中国这样临终前关怀着全村人民。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培育出这样一批以关怀全体村民生活为己任的党支部书记。
请再听听左文学曾这样回顾自己，他说自己种药材、养猪，单打独斗的日子，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在考虑怎么挣钱，要不就在会不会亏本的焦虑中，这人就变得自私，狭隘。天天这样打拼，还保不定哪天就亏大本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
他说：“合作社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大家。
如果再看塘约当今修路，为什么能组织起28天的义务劳动，且每天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我想，极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为全村的公益事业修路，不是为谁打工。
社会主义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使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优势。“为人民服务”，是在这样的制度下放出光芒。假如社会是在人皆为自己发财致富而奔忙的状况中，那就是另一种情形。“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会被瓦解。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选择把中国的劳苦大众组织起来，去与资本主义势力做决不妥协的斗争，才有自己的出路。——这一点很重要，从本质上说，新中国是靠最广大的穷苦人民组织起来，才得以建立的国家。最广大的人民及其利益，是立国之本。
新中国诞生后，仍然会受到内外侵蚀而存在沦亡的危险。只要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必有两极分化，社会的公平和国家安全都会遭遇危机。因而，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我国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不可动摇的底线。
告别贫穷：塘约道路的组织基础
我一再感到，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
如今塘约说：“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怎么来看这件事？
塘约村支两委
左文学认为党建不光是党组织的工作，也要群众参与。当党员评价表发到每一户村民手里，这项工作也使村民油然而觉自己有主人的地位。密切党群关系，应该是最重要的党建。
左文学认真地继承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2016年6月17日，他在党员生活会上自我检讨。他说我犯了一个错误。北京尖椒是北方品种，引到南方来试种，该是顶多先试50亩，可是我一下子就拍板种了160亩。结果，其他品种亩产有5000斤到6000斤，这个品种才3500斤到4000斤。我的冒失拍板给集体造成了损失，今后一定要重视科学决策。
这些事看起来并不惊人，但左文学在认认真真地抓基层党组织建设，这是值得重视的。
就塘约村的集体经济而言，到2016年底，也只是超过二百万元，这个数字拿到东部许多村庄都不算什么，但是，它已经改变了昨日集体经济“空壳”的窘迫。它已经有力量安置昔日融不进城市、回不到乡村的“农二代”在家乡就业或创业。
它可以宣告，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少失业者，塘约子弟只要返回家乡，就可以在村里就业，最低工资是月薪2400元。
它可以帮助昔日流落城市的“洗脚妹”回乡办发廊、开服装店，它可以安排昔日在城市工地当保安的男孩，回村在建筑公司里学一项手艺。往昔荒凉冷清了几十年的村庄，因村民的回归而陆续出现了新职业。周边村庄的农民则正在往这里投奔，谁能知道家乡的明天还会出现什么？
杨改兰的父亲和奶奶
就在我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一个28岁的母亲杨改兰逼迫自己亲生的4个子女服毒身亡，然后也服毒自杀。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在镇上一家猪厂当小工，被人叫回村。他在埋葬了5个亲人后消失了，之后人们发现他也服毒自杀了。4个子女，最大的女儿8岁，第二胎是双胞胎姐弟，均为5岁，最小的女儿3岁。这一家六口死后，还留下杨改兰的父亲杨满堂和杨改兰的奶奶杨兰芳。
有报道说村民反映：“杨改兰平日性格温和开朗，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杨改兰临终前曾被送往医院抢救，她的70岁的奶奶赶去，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她要把孩子带走，一个也不留。
事发后，调查人员进入他们家院落，眼里看到的是“异常的贫穷和难以言说的破败”。院落里有三间房屋全是危房，其中两位老人住的是58年前盖的土坯危房，住人和厨房混用。杨改兰生前与4个孩子共住在“只有10平方米左右”同样破败的房屋里，“里面一只破旧的柜子是最奢华的家具”。另一间危房里拴着一头猪，门外拴着的3头牛，其中两头牛是耕地的劳力，另一头是还没有长大的牛崽。
据报道：三年前杨改兰家还是有低保的，但被取消了。
一个母亲，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逼杀自己的4个子女？那是无法想象的。
可以肯定，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在今天的塘约村。
我不禁想起塘约村谷掰寨的王学英，她也有4个子女，最大的不到十岁，最小的不到两岁，也曾经住在只有10平方米的危房里。同样是贫困户，王学英在2015年成为精准扶贫对象，政府为她盖起了120平方米的住房，王学英感觉自己如同住进天堂。杨改兰依然连低保都没有，在2016年带着孩子走上绝路。
我因此更理解了，塘约村成立合作社时，王学英为什么是最早报名入社的，为什么她“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还能说什么呢？中国贫困乡村里存在的触目惊心的贫困，在当代传媒多么发达的今天，依然鲜为人知。如果甘肃这个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不是发生了这样一起惨案，有谁知道杨改兰“家里实在困难，孩子们连穿的衣服都没有，冬天在炕上不下来，夏天不穿衣服跑来跑去。”
回到前面说过的话题，塘约村积累的集体经济，虽然眼下还远不足以惊人，但他们仍在奋力于壮大集体经济，深知惟其如此，才能做好村政公益事业，才能有效地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乡亲，扶贫助困在这里以他们内生的动力，呈现出新的情境。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地党委在2020年务必全部消除贫困人口，村党支部就是真正的前线。在农村巩固集体所有制，发挥党支部的作用，让“为人民服务”的阳光能够真正温暖到王学英、杨改兰们，不管怎么说，这是当今不能等闲视之的极其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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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难和贫困之中，选择社会主义——塘约道路
如果不是发挥了仍未消弭的中国革命带来的制度性优势，塘约又何以可能?塘约也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塘约道路是中国道路。
食物主权按：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自然灾难往往成为资本打劫的良机。2004年印度洋的大海啸造成14个国家几十万人死亡，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紧接着自然灾难，他们面临着资本在灾区以重建为名疯狂圈地的“海啸”。 2005年美国南方遭遇卡特里娜飓风，几个州的80万所房屋倒塌受损。然而，人们却看到，一方面政府对灾难不作为，另一方面，数十亿美金的救灾和重建的公共资金却肥了私企承包商的腰包，而灾后贫困的人们迟迟未能重建家园。这种资本积累的模式被北美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娜奥米·克莱恩称为“灾难资本主义”。
2014年百年不遇的洪水席卷了中国贵州偏远地区名叫塘约的村庄。濒临绝境，塘约的村民们却选择了一条组织起来的道路: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建立起“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新型集体组织。由此，塘约从灾难中贫困中崛起。灾后两年，塘约从一个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变成拥有200万资产、吸引90%的村民返乡安居乐业的集体化村庄。
放眼中国，太多的村庄遭遇留守、空巢的孤寂，随着生产和生活开支的无情上涨，还有相当的村民陷入增收难脱贫的困境。塘约只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可是，如果不是发挥了仍未消弭的中国革命带来的制度性优势，塘约又何以可能?塘约也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塘约道路是中国道路。
2月25日，我到北京参加了一场三农问题座谈会，有幸与著名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王宏甲邻座，得知他刚出版了一本叫做《塘约道路》的书。我当即从网上邮购了一本，读后大为震撼。
这本书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记述了贵州省安顺市塘约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将一个遭遇大洪水灾难、濒临绝境的山村的村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合作社的故事。左书记把村民包产到户的土地转包流转回来，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建立起“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新型集体经营组织;重新确立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权、小水利工程产权共7项权利;重新组织村民进行集体生产经营，巩固了村集体经济，发挥了村民民主自治的作用，充分调动起全村人的劳动积极性，大干两年，将一个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建设成拥有200万资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外打工的90%村民先后返回村里，在村里就地上班。现在塘约村村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势，乡村文明建设齐头并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代农民正在成长。塘约道路为农村扶贫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经验;为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为三农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为农村未来建设开辟了一个新的路标。
一场大洪水逼出一条新活路
塘约村辖十个自然村，3300多口人，包产到户时全村耕地1572.5亩，劳动力1400多个，外出打工最多时1100多人。这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山村。屋漏偏遭连夜雨，2014年6月，塘约村遭遇了百年未遇的大洪水，村里的道路全冲毁了，农民的不少房屋倒坍了，全村人陷入绝境。
前来视察灾情的中共安顺市市委书记周建琨告诫村支书左文学：“政府永远是帮，不是包。党支部也一样，要依靠人民群众。”村人穷到底了，困难到底了，一家一户难以走出困境了。塘约村党支部决心穷则思变，带领全村人走抱团发展的集体化道路。
村集体开始做土地测量，做土地确权，然后由农民自愿流转给村合作社。实际上确权尚未结束，农民都已经纷纷表示愿意流转了。因为等不得丈量，包括修路在内的灾后重建，就已经要用到这些田了。
灾后政府投资塘约村修路。党支部就利用这个契机，重新规划了连接十个自然村的道路。重新修路免不了要占用村民的承包地，这在过去是个很大的难题，可土地重新流转到集体后，调整村民的承包地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过去村民种菜到城里卖，费工费时，还卖不上好价钱，实行蔬菜集体规模种植后，更好地采用了科学种田技术，所生产下的蔬菜专供城里的学校、单位，蔬菜价格销路有了保证，其经济效益比自家个体经营增长了好几倍。
原来村里有30%的撂荒地，实行集体规模化经营，栽树种果，建林木育苗基地，开发林下养鸡产业，耕地得到了全部合理化利用，哪有再撂荒的道理。
山里有一条无污染的泉水小溪，利用村集体的力量，上游建了生产矿泉水的厂，下游建了游泳池，发展农家乐餐饮项目。
把外出打工回来的能人巧匠组织起来，组建集体性质的建筑队、建筑公司，组建起股份合作经营的汽车运输队，事业越滚越大，生意越做越红火。
塘约村经营管理不是过去人民公社时的工分制，采用的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模式，按照现代生产要素进行利润分配，着重向农民劳动者收入方面倾斜，集体建有固定的利润提留比例制度。村里人在农业集团、建筑队等不同岗位工作，都挣得是工资，比如在建筑队大工师傅一天工资300多元，小工工资100元。一个农妇每个月工作26天，每月最低基本工资2400元。但农民与在外打工不同的是，这些企业是属于村集体所有，村民同时又是村集体的主人，他们有着做主人的尊严和权利。他们可以从集体经营中得到股份分红，得到制度性的收入。企业经理管理得不好，村民有罢免经理的权利，与在外打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塘约村是通过巩固集体所有制，把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全体村民中。多数村民体会到，过去单打独斗，孤立无助，不如现在抱团发展好。
构建村集体：一条制度性的扶贫道路
王宏甲在书中贯穿了一个观点：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
塘约行政村谷掰寨有一个妇女叫王学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恶化去世。家里留下四个子女，最小不到两岁，最大不到十岁。家里还欠债六万元，而她家承包地只有一亩五分地。加入了合作社使她家的生活有了希望，她可以到集体建筑队干活挣钱养家，村集体优先利用国家农村住房改造工程资金为她建了砖瓦房。有了村集体这个依靠，她才能走向脱贫致富路上。
过去我们在扶贫工作中为了追求扶贫资金的经济效益，往往要求农民有了项目才可以争取到扶贫资金，结果是扶了村里的强者，漠视了村里的贫困者，这就违背了扶贫工作的初衷。而扶持村集体，集体才有能力帮助贫困村民脱困致富。扶贫工作才能落实到根子上。农民有了集体组织依靠，才能制度性地得到政府扶贫工作带来的实惠，扶贫工作也才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长久效果。
民主管理：村容改观、村民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塘约村由于按照集体规划进行新村建设，村容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建设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乡村民俗有了根本的改变。眼下，农村人情随礼、滥办酒席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所谓人情礼仪在，打破铁锅也要随。农民深受其害，而又难以摆脱。塘约村党支部听取村民意见，制定出红九条与黑名单的酒席管理办法，全村人自愿全部签约。现在全行政村除红白事外都不能办酒席，酒席全部由村委会组成的专业队免费服务，吃标准套餐，有效制止了大吃大喝大操办。村民减少了70%的酒席应酬，酒席随礼费用大大降低了。村民大办酒席违反了村规民约，违者就被列入了黑名单，不能享受村里任何待遇，连开张介绍信，村委会都不给盖公章。村里有一个残疾村民不愿交每月2元钱的卫生费，那就停掉你的残疾补助费，直到你补交了卫生费，村里才停止扣款。我觉得这种村规民约，体现了民主治村的理念，村民大家决定的事，大家都得遵守，否则，你就不要享受村民的权益，这是村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村里民主管理才能走上正道。
塘约道路的成功经验：集体经营+党支部领导+发动群众
我把塘约成功经验归结为三条：一、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采用灵活的集体经营模式。二、有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激发农民群众的内在动力，发挥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左文学父亲就是村里的老党支部书记，社会主义理想在家族中薪火相传，所以出现了左文学这样的党支部好带头人。塘约党支部推行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制度，使党支部真正建在群众中，真正为群众服务。党支部在流转土地集体经营时，所依靠的基本骨干就是村里成立的“老人协会”，其中16名骨干过去都是人民公社时期的队干部，这些人都具有社会主义理想和思想觉悟。农村中违约用地，违规占地，非法卖地、暴力征地的乱象司空见惯，光凭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根本就管不过来。塘约村依靠村民自身监督力量，就轻而易举地杜绝了这四乱现象，这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结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就是一盘散沙，难以成就大的事业。组织起来的农民就可以干出来翻天覆地的大事业来，塘约两年时间的巨变就证明了这一点。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英雄，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
我和山西省基层干部何平，在三农专家李昌平老师的影响下，一直坚持一定要巩固农村集体经济，一定要尊重农民群众自主经营权的观点。我俩近两年一直撰写调研报告文章，对农业部推行的土地确权工作提出质疑意见，认为此举强化固化了农民对土地零散小块经营的模式，使部分农民产生了承包地私有化的概念，弱化了集体对土地的管控，不利于土地流转，不利于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符合绝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利益，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看了《塘约道路》，思路大开。正如王宏甲老师所说：“土地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是关键。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后，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经营，这是三十多年农村改革基础上的继续改革，是中国农民再一次选择命运，选择前途，选择生活，选择同步小康的发展方向。”在塘约村，村民把土地流转到村集体，不光自家有土地流转费，同时还保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利润受益权的民主权利。农村发展是需要外来资金。外来涉农企业、种粮大户与村民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繁荣发展。农民除了土地流转费外，还能多少分享一点土地生产带来的利润再分配，也是好事。
但是，如果把土地集中向资本方向流转，土地自由流转买卖，农民就彻底丧失了土地的经营权。社会将来一定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新型农业资本家和庄园主，失地农民必然丧失了作为土地主人的资格，沦落为农工、社会流民，将来贫富差距必将会进一步拉大，社会将会陷入动荡之中。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为穷人谋利益的，代表着绝大多数贫困农民的利益，离开了最广大的农民群众，那就忘掉了初心，丧失了自己执政为民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2016年4月，在视察安徽小岗村时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塘约村党支部，带领还处于贫困状态的村民，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应用村民自治的民主方式，首创了“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新型集体经营模式。他们发扬了大寨艰苦奋斗、大干苦干的精神，两年就将村庄大变样，让全体村民都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成果。这种做法符合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对贫困地区搞集体经济起到了的典型示范引路的作用，值得各地，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学习效仿。
三农工作如何搞，扶贫工作如何才能取得实效，并且使村里产生扶贫的造血机能，把扶贫工作成果巩固下去，从制度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部分村民的贫困问题，这是全党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的一件大事。塘约村党支部带领村民大干的创新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经验。作家王宏甲从文学的角度报道了塘约这个先进典型，都是值得赞扬称颂。最近，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俞正声主席到贵州代表团座谈时讲：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塘约精神不简单，还是要发扬，发现这种典型，鼓励这种典型。塘约道路，就是富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农村道路。塘约就是新时期农村的一面旗帜。
原标题：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塘约道路;
小标题为原编者所加，文章略有增改。
文章来源：公众号“宏甲文章”，题目和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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