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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张钦礼
（三）亲密战友联手除“三害”
自然条件很差的河南省兰考县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煎熬之后，情况更加不好。1962年，兰考遭遇严重的灾荒，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这年年底，焦裕禄调任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面对严重困难，焦裕禄却斗志昂扬，他说，“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此时，张钦礼已获平反回到了兰考，任兰考县委副书记，主抓“除三害”工作，成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张 钦 礼 传》
（连载三）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一章 进京告“御状”
祸起说真话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党中央号召各界人士给党提意见，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目的是：“解决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帮助党整风阶段，兰考的大字报主要是揭露党的个别领导干部喜新厌旧、蜕化变质问题，并由此发生了一个数百名干部卷入的大字报事件。事情的起因是时任县委副书记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与原来的农村妻子离了婚。
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时，几个知情者以孙前妻口气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县委门口：
众同志您且坐细听我讲，
我本是孙某某离婚前房。
俺二人结婚已过十余载，
俺夫妻互敬爱孝顺爹娘。
自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也曾为工作帮过他忙。
自从他当了官有了地位，
他和那张某某就勾搭上。
张某某本是军人未婚妻，
孙某某破坏军婚夺新娘。
既然有新式陈世美出现，
咋不见新包公打鼓升堂。
随后，红庙乡参加会议的干部就贴出大字报响应：要求新包公张钦礼打鼓升堂，红庙乡全体干部愿当王朝、马汉。 南彰乡写出的一张大字报，上边画个旧县官漫画，头戴一顶两边带锅铲的县官帽，身穿官袍，上面写着张钦礼名字，下边写着四句话：不是我不升堂，不是我工作忙，只因我的官职小，请您去找王部长。
大字报上面写的王部长，是指负责领导兰考运动的地委组织部长。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求张钦礼当新包公。这个头儿一开，很多参加会议的乡领导干部也带着人成批成批地涌进县人委大院，强烈要求张钦礼当新包公。
此举当众受到张钦礼严厉批评：“你们要我当包公，你们知道包公是干啥的，包公是封建时期的旧官僚，他是为帝王将相统治阶级服务的。我是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
当时有人提意见，说张钦礼不接受大家意见，就是不支持大鸣大放。地委组织部长听到反映后大发雷霆，他批评张钦礼说：“全县运动大鸣大放才发动起来，你就那样批评大家，是给运动泼冷水，起到了压制鸣放的作用。你应向大家作深刻检查，否则后果自负。” 无奈，张钦礼去北关大会院内作检查。
随即就有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
对于这个事，张钦礼是支持的。但问题尚未来得及处理，这场全国性的整风运动便于1958年初转为“反右”斗争。于是就有人开始在这些贴大字报的同志身上打起了主意，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将这些干部划为右派。
对此，张钦礼难以理解。他气愤地对通信员许清刚说：“净胡来，咋会有这么多右派？”许清刚压低声音说：“我的县长哥耶，你也不看看这是啥时候，可别乱放炮。
叫人听见了轻则说你立场不稳，重则说你对抗政治运动，包庇右派，小心把你也打成反革命。你是县长，主管农业生产。运动上的事有人管，你可别往里瞎掺和，也没人把你当哑巴。”
许清刚是孟角村人，家境贫寒。可他生性善良，勤奋好学，小小年纪打了一手好算盘。最难打的狮子滚绣球，他眼睛不看算盘都能打成。他任村会计，经他管的帐从来都是分毫不差。他关心群众，热爱集体。
除干好会计工作外，他还下地干活。队上奖励他，他都不要。实在推不开，他就送给村里的五保户。一次，张钦礼下乡，听到不少社员对许清刚的赞扬，又见到小伙子聪明伶俐，就想到县里正在为他物色通信员的事，觉得自己亲自挑选更好。
就问：“小许，你想跟我到县里工作吗？”许清刚忽闪着乌黑的大眼睛，连声说：“想，我想跟你去。”许清刚当上通信员后，工作积极、勤快，不仅给张钦礼当通信员，县里所有领导有事他都跑前跑后，大家都喜欢他。
他见张钦礼一天到晚顾不上管家，父母有病也没时间回去探望，就不辞辛苦地跑去问寒问暖，关心备至。加上他人品好，有头脑，心地善良，久而久之，他与张钦礼就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同志加兄弟。所以，在这风头上，也只有许清刚敢这样直白说话。
后来，张钦礼又对程约俊书记说，
“咱县咋会有那么多右派？他们大都是咱并肩打仗的好战友，一块工作的同志，他们咋可能反党？”
“咱俩的想法一样，咱就来个软抗暗顶吧。”
“好！明面上最好由我来顶。你是一把手，千万不能倒。”张钦礼说。
“你如果要顶，一定要注意场合和方式方法。不然，不但救不了别人，还会把你搭进去！”
对于程书记的提醒，张钦礼听懂了，并且十分感激地点了点头。然而，随后发生的事说明，对于老战友的提醒、同志的劝告，张钦礼并没全放在心上。
说来也巧。研究“反右”工作时，恰好全省“反右”斗争的负责人之一、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来兰考指导工作。对于“大字报事件”的签名者该不该划右派？划多少？县委内部并没有一个统一意见。
在这涉及二百多人生死荣辱的关键时刻，部长一锤定音：“全划！”张钦礼一听就懵了，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对这200多名干部的结论他不能接受。这些干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怎么可能呢？
他当面辩驳说：“兰考干部绝大部分都是经过战争考验，是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俺县哪会有这么多的右派？”此言一出，部长勃然大怒：“你这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当场对张钦礼内定中右，撤销县委副书记职务，并开始组织对他的批斗。
开封地区反右斗争负责人之一的地委常委、宣传部长认为孙跃堂有错误，不便在兰考继续工作，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任职。张钦礼没有戴右派帽子，是因为当时一般还不涉及领导干部，他是县长，受到“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
这里要特别提一提省委这位“反右”斗争的负责人，他和以后张钦礼的冤案有直接关系。
当时省委办公厅的干部易平告诉新华社记者陈健，起先全省划的右派没有后来的那么多，这位负责人到下边巡视一番，回到省里右派数额增加一倍，原因就在于他的指导思想：凡是在大字报上签名者一律划为右派——不论是发起者还是追随者。
河南省反右派时，和别的省不一样，从1957年反到1958年，名曰“补划右派”，全省抓右派之多为全国之冠；反右派时间之长，堪称全国之最。而按比例，兰考又是全省之冠。这里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就划了366名右派。
性格决定命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张钦礼最初为被错划的右派鸣不平，这似乎确实是性格问题。但到最后顶浮夸、战“五风”，被打成右倾，则又不像是简单的性格问题，而是做人的准则，或是敢不敢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了。
1958年夏，河南省委在省会郑州召开全省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张钦礼作为兰考县县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下午是分组讨论。地委领导通知，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要专门到开封组听取讨论，要求大家做好准备。
对吴芝圃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并不陌生。他知道他是个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他担任豫东特委书记的时候，张钦礼的父亲就在他领导下工作，还曾经掩护过他，相互都很熟悉。
张钦礼心里说，这个浮夸风不刹不行，要不就把老百姓坑苦了！吴书记是河南最大的领导，能够直接向他汇报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可惜这个只知道在基层实干的小小芝麻官哪里知道，他尊敬的这位大领导恰恰是浮夸风的主要风源！ 也许是这位老革命“建功”心切吧，1957年春，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
但到了8月，在省委五次全会上，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粮食问题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
省委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
自此，以吴芝圃为代表的思想路线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吴芝圃升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副书记杨珏和省委代理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集团”，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
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总结说，批潘复生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为愈演愈烈的河南浮夸风进一步推波助澜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渐渐地，共和国领袖也察觉了河南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明里暗里对吴芝圃进行提醒、批评。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半开玩笑地对吴芝圃说：“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河南一年实现四化，不惟不可能，即使实现了，其后果也不堪设想”。
4月29日，毛泽东《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
在11月初召开的郑州会议前夕，毛泽东问新乡地区有多少人参加炼钢，吴芝圃答曰：“120万（其中40%是女人）”，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人投入炼钢，毛泽东不无嘲弄地问：“有多少是铁，有多少是铁渣？”
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吴芝圃和王任重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泽东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他们在经遂平、信阳到武汉参加武昌会议途中，毛泽东又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 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继续说：“水利任务，今冬明春全国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或者十分之一。”对吴芝圃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
1959年2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针对当时谁反对“共产风”就被批判为右倾时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已经提出“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但直到1960年2月4日，吴芝圃在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题目仍然是《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方针仍然是继续反右倾。
这时，吴芝圃已经坐在高高的数字上面下不来了。不论是共和国领袖的质疑和提醒，还是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都没能阻止他进一步的变本加厉。
1958年，浮夸风席卷神州，中原一带最“烈”。这年夏收，在信阳地区的楂岈山人民公社坐镇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后，西平县城关公社就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更高产量。
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不相信，派地位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张树藩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
此后，谁要说是假的就要挨批斗。信阳地区为此挨批斗的就有1.2万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鸡公山公社甚至出现了亩产万斤水稻的大卫星。
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
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
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
这个大背景张钦礼是不可能知道的。
面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狂热口号，张钦礼这个种过地、扛过枪，从小和农民、土地打交道的人，压根就不相信那些无知的神话。
当时，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定的粮食上纲要的目标是四、五、八。即：黄河以北要求粮食亩产四百斤，长江以北五百斤，长江以南八百斤。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能实现这个目标已经很不容易了。
轮到他发言了，他还在理直气壮地说：“粮食产量必须如实汇报。亩产小麦5000斤，红薯亩产20万斤，都是胡说八道！一亩小麦能打多少斤，一亩玉米能打多少斤，谁都心知肚明。粮食产量是多少就应该报多少。
胡吹乱报，一害国家，二害人民，三对自己也不好。层层加码报产量，高产量、高征购，购走的是实粮，留下群众吃的是数字，这就难免不出问题。
如果虚报产量，并按此数字征购，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即春秋两季我们向农民要粮食，征购透底；冬春两季农民又得向我们要返销粮。如此下去，得不偿失。粮一乱，人心就乱。搞不好还会出大问题……”
省委第一书记的脸色已经快要拧出水来了，他却仍然滔滔不绝，甚至公开指责浮夸风的责任在省委，建议省委领导赶快刹住这股歪风。
张钦礼的发言，说出了专员、县长们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也让大家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吴芝圃雷霆大怒，指着张钦礼说：“我看你张钦礼右得不轻，公然与大跃进唱反调，干扰省粮食征购会议。”
吴芝圃的态度张钦礼是想不到的。但生性执拗的他竟毫无惧色地说：“俺作为一县之长，决不能虚报产量！俺不能只顾自己的脸皮，不管老百姓的肚皮。”
有人说，张钦礼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小小的县长竟敢当面顶撞省委领导，得罪了掌握他前程命运的上司。群众最后吃到啥“果儿”还不知道，他张钦礼肯定是要吃苦果了。
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五点来钟，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参加会议的资格，遣送回兰考。命令兰考县对张钦礼展开批判斗争。
张钦礼回到兰考，见了程约俊，说：“在省里开会我闯了大祸了。”
“这事我都知道了。看在咱多年战友的份上，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不论走到哪一步，你都得活下去。”
面对着老战友的叮咛，他感到了战友的情意，也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后果的可怕。
在省里派员的督导下，兰考县委召开大、小会，批判张钦礼反对“大跃进”的右倾保守思想和顶撞领导的野蛮作风。这一批就是九个来月、265天。在批判会上，张钦礼不服气，说：“我不是右倾保守，我只是说了实话。”
这让大刮“五风”的官老爷们更为恼火，又给张钦礼加上“死硬派”的帽子，决定给他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三级，交农村劳动改造的处分。
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挨批斗、受处分。隔离审查不准出屋，出屋就要大会小会批斗；大字报的肆意攻击和批斗会上恶意的侮辱，花样翻新的体罚伤害，每天无休止的批判斗争，这连“四类分子”都不如的生存现状，让他痛不欲生。
他常常反思：我十五岁抗日，立过那么多战功，建国后一心一意带领群众挖穷根，治“三害”，这不都是毛主席要我们做的吗？我怎么跟不上趟了呢？难道把牛皮吹上天，最后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挨饿受穷也是党中央要求的吗？
如果这样，我们还治什么灾？前一段毛主席来视察时不是还严厉批评搞浮夸吗？到下边怎么就变成要浮夸了呢？他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是党中央声音，但这些话确确实实是那些抓反右的省委、地委领导大会上讲的呀！他百思不得其解，痛苦不堪。
他想不通，战争时期同日本鬼子拼命，同蒋匪军拼命，那时心里清清亮亮，义无反顾；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与其糊糊涂涂地被自己的党整来整去，还不如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
许清刚见他情绪反常，就多次劝他想开点。张钦礼说：“我是想想开点，可我想不通！要杀要剐痛快一点！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没怕过死，我就怕屈辱窝囊地活着。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要是哪天不在了，你就帮我给家里报个信吧！”张钦礼的脾气心思许清刚最了解。他预感到不妙，想着得赶紧叫张钦礼的家人过来劝劝他，做做工作。
这天一大早，张钦礼不动声色来到黄河边。他坐在黄河大堤上，看着滚滚东流、奔腾不息的黄河，自言自语道：“黄河，咱俩有缘啊！投身到你的怀抱，那是最好的归宿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少了许多的麻烦。
我以前说自己不会死在病床上，要死一定是死在战场上或是工作岗位上。可怎么也没想到会死在黄河里。”想着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也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
他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放声大哭：“爹，娘，孩儿不孝，可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我不就是说了些实话吗，我错在哪儿呀？凭什么把我当成坏人天天批斗？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凭什么？凭什么呀？”
他用紧握的双拳使劲捶打着地，全然忘记了疼痛。那悲凉的哭声伴随着黄河的呜咽声，在空旷的大地上显得格外凄怆。
这么多天了，人前人后，他把哭的权利都深深地压在心底。他不想让善良的人们看到他软弱的一面，更不想让那些整他的人看他的笑话。今天，他的心麻木了。
上对天，下对地，他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宣泄一番了！哭罢，他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向黄河边走去……
“这不是张县长吗？”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一位头顶粗布头巾、慈眉善目的大娘来到了他的身边。他干咳了一声，反问道：“你是……”
“我是前面金庙村的，抗凌汛时见过你。你救过俺村好多人呀！”大娘看着双眼红肿、神情疲惫的张钦礼，轻轻地回答。在这个当口被人认出，张钦礼多少有点尴尬：“大娘，你干啥嘞？”
“我一早到这儿搂点柴火，烧锅用。孩子，你没事早点回家，省得家里人惦记。”一句暖心的话，张钦礼的泪“唰”的又下来了。大娘见他掉泪，心疼地说：“你是个好人，会有好报的。你的事俺村都传遍了。你都是为了俺老百姓，俺村的人都说你好！”
张钦礼心里“咯噔”一下，敞亮了许多。是啊！他们说我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说我好，说我做得对。想到这里，张钦礼擦干眼泪，对大娘说：“老人家，谢谢你，谢谢咱村的乡亲们。我现在就‘回家’！”
张钦礼赶回去，发现许清刚已哭得像个泪人，一见他回来，扑到他怀里，哭着说：“二哥，你可吓死我了，我想着再也见不到你了。”经过这次经历，许清刚看护张钦礼更小心了。他还背着张钦礼，悄悄把张钦礼的父母和妻子叫来了。
父母带着儿媳和大孙子赶来，见到张钦礼，一下都惊呆了。过去那个活泼、帅气、精神抖擞的人不见了。他像变了一个人，蔫了，瘦得不成个样子。母亲拉着他的手，心疼地说：“听说你受屈挨批斗，俺们不放心你呀。”
秀枝噙着泪将九岁的战停推到钦礼面前，儿子搂着爸爸的脖子，说：“爹，你咋老不回家呀！我们都想你了。”家中亲人到来让心如死灰的张钦礼感到了希望和安慰。他抱着虎头虎脑的儿子，捧着他的小脸儿亲了又亲。
过去张钦礼忙于工作，顾不上回家。这几天不同了。只要不是挨批斗，就可以和父母妻儿在一起说说话。母亲亲切地叫着他的小名，安慰他说，“二俄呀，从你参加革命以来，打仗、工作一直都很顺，经常是领导表扬，同志夸。
今天突然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肯定受不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咱又没有干啥坏事，心里不愧。老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啥呀！不就是挨批斗吗？有啥委屈咱先兜着，总有咱说理的那一天。
可是，如果你想不开，到那一天你人不在了，没有嘴说话了，谁来为你洗清冤屈呀？”母亲顿了顿，用手指了指外面的大字报，接着说：“那算啥呀！比起战争年代天上撂炸弹，地上子弹飞差远了。
人在难处不能灰心泄气，要挺直腰杆。你记住，你要做好汉。叫人看着你是个爷们，是个压不倒、打不垮的男子汉！”
母亲的一番话让张钦礼茅塞顿开。他将自己最近的遭遇说给母亲听，又把自己在黄河边上碰到老大娘的经过告诉了母亲。
“我就是因为听了大娘的话才活着回来的。”
“对呀！他们说你坏不算坏，老百姓说你好那才是真好。你再想想，你还有父母妻子，还有那么好的两个儿子。就冲他们，你也不能走绝路！咱就是回家种地能咋着，一家老小也饿不死！”
“娘，你的话我记下了，也想明白了。我到啥时候都得挺直腰杆和脊梁，咬牙活着，不能寻死。死了就没有嘴了，人家再冤枉我也不能申辩了。”
张钦礼静静地听着母亲的劝导，回味着母亲的话。自小到大，母亲的话在他心里就有分量。是母亲教会了他说话，教会了他怎样做人。
“你看咱这么好的两个儿子，啥时候也别做傻事。只要不被打死，你就好好活下去，到头来咱还是一家好人家。”妻子也劝说道。
“你放心吧。你在家带好孩子，孝敬好爹娘。我保证，不论他们今后如何处理我，我都扛得住。”张钦礼看着一脸泪水的妻子，郑重地表了态。
看到张钦礼思想情绪好转，父母妻子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未完待续）
原编辑/张喜斌
原统筹/纪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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