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钦礼之九 | 这个英雄群体,让兰考根治“三害”效益最大化

作者:反问号公共号  更新时间:2017-04-14 22:15:05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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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钦 礼 传》

(连载九)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二章 风雨治灾路


治灾离不开科技人员

        兰考根治“三害”的“人民战争”中,有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人员不多,但作用不凡,成效巨大。在焦裕禄、张钦礼看来,根治“三害”必须坚持经验与科学相结合,把经验上升到科学。这支能使经验变科学,提升“人民战争”层次,关键时候可以“四两拨千斤”的队伍,就是他们精心呵护的宝贝疙瘩——科技队伍。

  这个队伍最早的成员应该是农业技术员“老韩”。

  老韩,韩庆云,长垣县人,建国前参加革命,1954年兰封、考城合并为兰考县,他作为懂农业的科技人才被分到兰考县农业局工作。他生活简朴,为人忠厚,工作扎实能干。特别是在引进优良品种、科学种田、改良土壤等方面颇有建树。早在兰考刚刚建县的时候,县长张钦礼就把他当作得力助手,经常带他一起下乡,检查指导,出谋划策。

  1962年底,焦裕禄到兰考。经张钦礼介绍,两人又一起登门拜访他,还多次邀请他一块下乡。这让老韩十分感动,干起工作更是拼命。后来,老韩积劳成疾,得了肝硬化。焦裕禄、张钦礼等领导经常前往探望。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催他到医院治疗,劝他在家歇着。可他就是不听,一有空就下乡跑基层。

  农业局的领导劝他注意身体,他说:“我这个人闲不住,闲着比啥都难受。”没办法,焦裕禄、张钦礼和局领导商量,叫他去食堂当司务长管伙,他说:“伙我可以管,这乡我还得下。我是农业技术员,是研究如何种好粮食的,不是研究咋吃粮食的。”

  韩庆云长期的带病工作,导致病情加重,必须住院治疗。出院带药时,医生给他开了治疗肝病的药和两袋葡萄糖粉。他到药房取药时,药房的人员告诉他,葡萄糖粉没有了,等有了再来取吧!老韩抬头看看药架上明明摆着葡萄糖粉,就指了指,说:“你让我来回跑个啥呀?那不是有的吗?”

  “那是凭特需证供应县委领导和老红军的。每人两袋,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随便挪用。”

  老韩听了,鼻子一酸,扭头走了。

  说来也巧,第二天,焦裕禄和张钦礼下乡回来,一起去看老韩。得知此事,焦裕禄生气地说:“有病的人治病不能用,留给没有病的人保健用,我看这个规定得改。”

  “焦书记,你的看法俺举双手赞成。”张钦礼说,又转过头来安慰老韩道:“老韩,气伤肝,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我那两袋葡萄糖粉归你了。”

  “钦礼,今晚就召开县委常委会,废掉这个规定。另外,告诉通信员,把分给咱俩的葡萄糖粉马上给老韩送来。”

  “焦书记,你的肝病也不轻啊,我咋能吃你那份呀!再说,这规定也不是你们俩定的。现在物资这么紧缺,绝对平均也不行。关心照顾老同志和领导也是可以理解的。”听到焦裕禄的话,老韩十分感动,边流泪边说。

  “老韩,你放心,我不会批评任何人,也不否定这个规定有其合理性。我是说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取消特需证,有利于防止干部特殊化。”焦裕禄笑了笑,说道。

  根据焦裕禄的安排,张钦礼及时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会上,焦裕禄以取消特需证为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张钦礼等常委们一致响应。会上,大家还围绕干部革命化定了“干部十不准”。

  会后,通信员将县委领导的葡萄糖粉送给了老韩,并告诉他特需证已经废掉的消息。老韩感动得像个孩子,“呜呜”地哭了。

  朱礼楚,江西省赣州地区崇义县人,1960年毕业于湖南农学院林业系(现为中南林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林业部,后随苏联专家在南京林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继续深造。中苏关系破裂后,在华专家撤离返苏,他重新分配到洛阳林校任教,随后又调到兰考。

  焦裕禄事迹发表后,电影、电视《焦裕禄》中,来自江南鱼米之乡的两个大学生之一的生活原型就是朱礼楚。朱礼楚这个曾被焦裕禄生前多次表扬过的大学生,初到兰考,有几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兰考自然环境那么恶劣;二是没想到兰考人民那么穷;三是没想到兰考干部群众与‘三害’抗争那么顽强;四是没想到焦裕禄、张钦礼同志对他如此的关爱与器重。

  这四个“没想到”,前两个曾使他一度后悔来了兰考;后两个则使他坚定信心,留下来积极参加到根除“三害”的斗争中来,在兰考辛勤工作近50年,直到生命的尽头。

  1962年8月18日,是朱礼楚到兰考报到的第三天。正在破烂不堪的县委招待所休息的朱礼楚忽然听到有人“朱礼楚”,“朱礼楚!”地叫他的名字,就赶忙从房里跑出来,边跑边答应:“我就是朱礼楚,你是谁?”

  找他的两个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他是咱县的县长张钦礼。”一个年轻些的开了口,指着另一个高个子、样子很和善的人说,“我是张县长的秘书,叫曹庆瑞。我们刚从乡下回来,张县长说要来看看你。”

  “欢迎你呀,小朱。”这时,张钦礼满面笑容地握住朱礼楚的手,连声说:“听说你是林业大学毕业、林业方面的专家,俺兰考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呀,你来得太好了。”

  张钦礼那个热情、那种求贤若渴的劲头,顿时让朱礼楚心里感到暖暖的。朱礼楚赶忙把张钦礼让进屋里。他告诉张钦礼,自己刚从洛阳调来,并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张钦礼说:“兰考是个苦地方,风沙、盐碱、内涝特别厉害。你不嫌俺兰考穷,从大城市来到重灾区,真不简单呦。你来到咱兰考,一定大有用武之地。”

  张钦礼与朱礼楚唠起了家常,不由得又讲起战争年代考城县白楼合击一战,说到考城干部就牺牲74人,其中区以上干部就有11人时,张钦礼的眼圈都红了。张钦礼既是对朱礼楚,又像是对自己说:“今天的新中国是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烈士们并没有因为兰考穷而不去解放它,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建设好它。”

  朱礼楚说,张钦礼这些的话对他触动很大,教育很深。他能够立志在兰考扎根,就与这段话有关。几十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忘记这次谈话。

  1962年12月,焦裕禄奉调到兰考任县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

  上任没几天,一个大风天,焦裕禄叫上张钦礼一起到老韩陵张庄泡桐园,看望朱礼楚和魏鉴章。焦裕禄头一句话就问:“生活习惯吗?”“慢慢会习惯的。”朱礼楚说,“生活上是与我们南方不一样。我们南方人大都吃米,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沙天气。”

  “南方米,北方面,山东人爱吃葱和蒜。初来乍到,生活的确有个适应过程。”张钦礼笑着说。

  “你们是南方人,远离家乡,阔别亲人,这是为了革命,这是党的需要。”焦裕禄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兰考是个沙区,现在又有特重的灾情,生活是苦一些,但这是暂时的。只要咱们在兰考沉下心,在群众中扎下根,就一定能锁住风沙,把沙荒变成绿洲。有可能的话,配给你们一些大米。以后生活上、工作中有啥困难或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县委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

  这时,焦裕禄笑着指了指朱礼楚,对张钦礼说:“老张,我和小朱有缘哪。他从洛阳调来,我也是从洛阳调来。目标相同,时间也差不多。小朱是今年8月份,我是12月份,前脚跟后脚。不同的是,小朱是林业老师,我是小朱小魏的学生,今后林业上我还要向你们常请教嘞。”

  “你是领导,俺是你手下的兵。”朱礼楚和魏鉴章一听,脸就红了,拘谨地说。

  张钦礼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真是捋着胡子过河——谦虚过度(牵须过渡)了。焦书记是除‘三害’的主帅;你们俩是治理‘三害’的精兵良将。俗话说‘要想富,种桐树;’‘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只要咱们上下一心,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咱兰考风起沙飞的黄风,就会变成四处飘香的清风,沙荒就能变成绿洲。”

  焦裕禄说:“泡桐是兰考一大宝,很有发展前途,很值得研究。特别是农桐间作,这是劳动人民在与风沙斗争的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经验。你们将自己所学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群众的实践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大有作为。这里关键是要使思想感情在群众中扎根。”

  说到这儿,焦裕禄意味深长地指着一棵泡桐树,说:“就像这棵桐树,树干这样粗,树叶这样茂盛,没有扎得很深的根是不行的,根深才能叶茂呀。”

  “焦书记、张县长,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在兰考扎根,搞好封沙育林、农桐间作,为兰考走向富裕出力。”朱礼楚和魏鉴章连忙表态。

  张钦礼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群众相结合,就会变成改天换地的重要力量。”  焦裕禄接着说,“小朱、小魏,兰考是多么大的林木科研基地呀,你们一定能干出成就来!”  没多久,焦裕禄和张钦礼用自行车各驮着一袋大米又来到了泡桐园。朱礼楚和魏鉴章见状,赶忙跑了过来。焦裕禄说:“小朱、小魏,快来看,我和钦礼给你们送啥来了?”  “大米!白生生的大米。”朱礼楚和魏鉴章是又惊讶又高兴。

  在那瓜菜代粮的年月,谁吃过大米白面呀!一位书记、一位县长驮着这么多大米,亲自给他们送来,怎不叫他们受宠若惊!

  “县委研究了,今后你们俩按全细粮供应,全是大米。”焦裕禄此话一出,朱礼楚和魏鉴章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是啊,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关怀和鼓励呀!当年,除老红军外,地专级领导干部还不能享受全细粮呀!另外,焦书记、张县长和兰考人民都吃的是啥呀!粗粮占一多半,加上青菜和代食品,食不果腹。

  “兰考面貌不彻底改变,我们誓不离开兰考。”朱礼楚他俩哽咽着、发誓般地说。

  1963年元旦将至,张钦礼、卓兴隆到林业科了解情况,接待他们的是科长刘寿岭。

  “朱礼楚是专门搞林业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一个南方人,从大城市来到重灾区工作,难得啊!”张钦礼对刘寿岭说。

  “伙计,我们一定要留住朱礼楚。如果留不住,说明咱们无能。出了问题拿你是问!”卓兴隆笑着对刘寿岭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刘寿岭从张钦礼的话里听出了朱礼楚他们在县委领导心中的分量,当朱礼楚从张君墓田砦林场劳动回来后,马上找他作了一次长谈。关切地询问了吃穿住行等各方面的情况,也转达了焦裕禄和张钦礼对他们的关怀备至。最后,刘寿岭问,“你还想不想离开兰考了?”朱礼楚说,“我已经爱上兰考了。”

  朱礼楚嘴里是这样说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他真的把自己融入兰考的工作中去了。后来,朱礼楚在兰考找了一个美丽、善良、德才兼备的回族姑娘,结婚生子。卓兴隆跟他开玩笑:“咱朱礼楚是搞两个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兵是一个结合,找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娘子,回汉结婚又是一个结合。”朱礼楚听了,高兴地“哈哈”大笑,心里充满甜蜜。

  兰考县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张庄村有一个20多亩、以泡桐为主的农桐间作林。上有郁郁葱葱的泡桐,下有长势喜人的小麦。朱礼楚他们的观测站就设在桐林中间。

  说是观测站,其实就是用秫秸搭成的“草庵”,庵内用麦秸铺了个草铺当睡床。一次,张钦礼、卓兴隆、曹庆瑞骑车去红庙公社,特意拐到桐林“草庵”看望朱礼楚。卓兴隆围着“草庵”转了三圈,弯腰钻进“草庵”,摸摸铺盖、掀掀地上的麦秸,笑嘻嘻地说:“好,这是天然的床铺,郑州、北京找不来。可就是密封不好,要注意防寒。将来兰考变富了,叫你们住楼房。楼房肯定比草庵密封要好。”说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张钦礼说:“泡桐研究至关重要,在解决风沙危害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改变农业小气候、确保农业生产,而且还是兰考一大财富。群众说得好,‘要想富,栽桐树,十年变成富裕户’。你们研究泡桐的价值就是改变兰考面貌,使兰考人民走出困境。”

  2009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组到兰考深入采访了朱礼楚、申显魁、刘俊生等,并以“荒漠治理——中国在行动·兰考的启示”为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采访中,已是兰考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的朱礼楚深有感触地说,兰考实现农桐间作,“第一就是它有直接效益,就是桐材;第二个就是生态效益,改变了农田小气候。它降低了风速,增加了空气湿度。风速减低了,湿度提高了,……对农业生产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又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正是朱礼楚他们的研究,使农桐间作由民间经验上升到了科学认识,得到了扎扎实实的推广与普及。截至1978年,兰考县完整成方的农桐间作林面积达47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8.2%;农田林网面积3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7.9%;经济林12万亩,固沙林1.5万亩。

  光农桐间作林和农田林网面积就占耕地面积的86.1%。全县林木覆盖率已达到20.1%。全县耕地处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保护之下,风沙长期肆虐的年代一去不复返,既确保了农业生产的高产,也促进了林业的发展。同时这些经验也走向了四面八方,全国农桐间作面积超过1亿亩,还漂洋过海引种到阿根廷和日本等国。

  在根治“盐碱”和“水患”斗争中“四两拨千斤”的还有申显魁。

  这个兰考县水利工程师毕业于河南省水利学校(现华北水利电力学院),1959年分配到兰考,是张钦礼、焦裕禄在任时的水利技术员。他在兰考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不但见证了兰考的历史,而且为治理“三害”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他的足迹踏遍兰考大地,对兰考每道河、每条渠、每座桥梁涵闸,熟悉得如数家珍,对兰考的地势、土质、海拔、比降、气候、水情等了如指掌,常常通过他的计算,有效地降低了“治灾”成本,实现了治理效益最大化。

  当时兰考的技术人员很少,每项水利工程,他都在开工前,搞好勘察、测量、设计、画表绘图,算出所需人力物力及达到的质量标准;开工后,他都跟班作业,逐段逐项严格把关;工程完工后,他还要搞好检查验收。县水利局的同志说:“每个水利工程下来,申显魁都得扒一层皮。”

  河南水利厅豫东管理局副局长孙明槎夸他:“申显魁一个人能顶两个大学生。”

  焦裕禄组织的兰考“三害”调查队队员肖百孝说:“申显魁乐观豪爽,啥事一点就透,干啥都中。”

  老百姓说:“水碱一家。河道通,盐碱轻。申显魁是盐碱的克星,降伏涝灾的行家里手。”

  贺李河的治理,申显魁一个“裁弯取直”,不但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提前了工期,提高了排涝能力。焦裕禄、张钦礼表扬申显魁是治理“三害”的先锋虎将。

  正是这样一个英雄群体,使兰考根治“三害”的人民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入了科学元素,着眼长远,避免浪费,节省了治理成本,实现了治理效益最大化。

  原编辑/刘姝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