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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转过脸，看了看身边这位不认识的年轻人，问道：“小同志，你受苦了，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捍东。”杨捍东回答着，盯着张钦礼看了又看，又反问道：“你就是张钦礼？”
“对，我叫张钦礼。你看，咱俩的血流到一起了。”
杨捍东这个面对着枪口连眼都不眨的硬汉子，此时看着张钦礼泪如泉涌。他想，能见到自己舍命保护的人，死也值了。
张钦礼出狱后在南彰捐资助学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十八）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四章 历史的颠倒
第一次大清洗
1967年4月2日。这个日子，对于杨捍东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自从受省委委派来兰考搞调查，并被卷入兰考这个政治漩涡以来，杨捍东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未能同调查任务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张钦礼见面。而张钦礼也对杨捍东敢于仗义执言，勇于捍卫真理、捍卫焦裕禄旗帜的精神深为感动，也很想见见这个年轻人。但是，就在这一天，他们两个以极其奇特的方式，了了各自的心中缺憾。
这一天，那伙人要在张钦礼蹲点的赵垛楼大队批斗张钦礼，并要杨捍东“作陪”。
一早，那伙人把杨捍东、张钦礼等从各自的号里提出来，五花大绑捆上绳，连骂带打地分别推上武装押解车。来到赵垛楼，张钦礼说：“我自己下。”身子刚往下一蹲，就被一脚跺下车，重重摔倒在地。
轮到杨捍东下车时，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恶狠狠地从卡车上跺了下来。他双手反绑在背后，一头栽倒在地，牙齿磕断，鼻嘴窜血。嘴唇被戕破，嘴片耷拉下一块肉，血条子直往下流……
在批斗会的现场，那伙人用干草夹着枣硌针，往张钦礼他们脖子里面塞。杨捍东挨着张钦礼站着，两人脖子上都架着两把刺刀。那天刮的是西南风，杨捍东的血不时地吹到张钦礼血迹斑斑的衣服上。
张钦礼转过脸，看了看身边这位不认识的年轻人，问道：“小同志，你受苦了，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捍东。”杨捍东回答着，盯着张钦礼看了又看，又反问道：“你就是张钦礼？”
“对，我叫张钦礼。你看，咱俩的血流到一起了。”
杨捍东这个面对着枪口连眼都不眨的硬汉子，此时看着张钦礼泪如泉涌。他想，能见到自己舍命保护的人，死也值了。
杨捍东是被以“国民党中校”身分被捕的。
当时他只是一个年轻学生，与兰考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交际、恩怨。但在周××眼里，这个杨捍东并不一般。让你来调查就来调查呗！你为什么非要在街头高举什么资料版，还要慷慨陈词为焦裕禄和张钦礼说话？！你既然要充这个愣头青，那就该吃你该吃的苦！审问一般“犯人”，堂堂的县委书记、“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不会亲自坐堂的，但审你杨捍东，你就可以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了。
在那人间地狱的大牢里，杨捍东尝到了绳捆索绑、脚镣手铐、毒打审讯、失去自由、受尽残害的滋味。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多次昏死过去。
审问杨捍东的是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周××坐在他旁边，身披绿色的军大衣，得意地冷笑着。
当杨捍东被押到他们面前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个20多岁的年轻学生与“国民党中校”联系在一起。但李副司令仍然厉声命令杨捍东跪下，杨捍东不跪，那些手下上去就是一阵暴打。
“为什么要抓我？”杨捍东拼死从地上爬起来，质问道。
“因为你是国民党中校，反动军官。”
“我是确山县一个农民的儿子，今年23岁，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怎么可能是国民党中校？”
“你自己的事情你知道。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
接着又是一顿毒打。这个年轻的大学生被打得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如同泥团血人，又一次失去了知觉。当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脚戴重镣、光着上身躺在在冰冷的地上。他嗓子渴得冒烟儿，就挣扎着往洗脸盆前爬，想弄口水喝。牢房里的人急忙劝阻说：“伤重喝水，很快会死的……。”
“我是不是活不成了？”
大家沉默着。谁也没办法回答。
当时，杨捍东觉得这大概就是结局了。只是想想自己为焦裕禄和张钦礼这两个未曾谋面的人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和目前的生不如死，心里涌出无限的无助和悲哀……
这次能在监狱里同张钦礼相见，也是了了自己的心愿。能和张钦礼在一起，也不再有什么遗憾了。
好像那伙人也心领神会，从这天开始，凡是将张钦礼从监狱拉出去批斗，大都少不了让杨捍东陪斗。他们在县城和所有的公社被游斗了一遍。
因为杨捍东是一个在校大学生，难以找出实质性问题；而张钦礼又操守极廉，“为什么捏造事实，欺骗全国人民？”就成了对两人批判斗争的不变主题，两人不承认，就下死手紧绳子，直到把五花大绑的两人勒得昏迷过去才算批斗结束。
一次，在小宋公社批斗他们时，因时间比较晚了，夜里他俩被撂到一间小黑屋里。杨捍东问：“这咋睡呀？连个铺盖、枕头都没有？”
“这好办。把鞋脱了，两只鞋一扣，就是枕头，往地上一骨碌就是床。当年我们打仗，不扰民，就是这样睡在地上。”
“这保证咱俩谁也不会掉床。”受张钦礼乐观情绪的影响，杨捍东也渐渐地开朗起来。
时间长了，张钦礼发现，被关起来的还有不少与他一同奋战在根治“三害”第一线的战友们。他们拥挤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喝拉撒睡。整日蚊虫叮咬，闷热难熬，屋内腥臭难闻。只有在放风时才能在高墙内的枪口下活动一下身子骨。
稍有交头接耳，就会遭到严厉的呵斥。狱内的提审、关禁闭和刑事犯殴打政治犯的惨毒，叫人尝到了人间地狱的滋味。同时，他们也和杨捍东一样，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潘子春是一位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干起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原则性强。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时，他担任县监委书记。焦裕禄逝世后，他和张钦礼继承焦裕禄的遗志，根除“三害”，造福百姓。
就这么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也被他们打成走资派、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遭受着生活上的虐待、精神上的摧残和肉体上的非人折磨。
一天，那伙人恶狠狠地提审潘子春。一进审讯室，他们就大声喝道：“反革命分子潘子春跪下！”想给潘子春一个下马威。
潘子春哪肯受辱，冷笑一声没搭理他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打手冲上去，强行扭住潘子春使劲往下按。可潘子春身材高大，粗壮结实，又是习武出身，他们虽用尽力气，却奈何他不得。其中一个打手恼羞成怒，抬手照潘子春的脸上使劲扇了一耳光。
这一下惹恼了大潘子春，只见他身子一甩，两手一摆，那两个人就被甩到了一边。潘子春怒喝道：“日本鬼子、狗汉奸听到俺大老潘的名字都吓得腿肚子转筋，我看你们今天是想领教领教俺大老潘的厉害。想打架，我帮你们一班子！”
别看这些人平日里耀武扬威，此刻顿时傻了脸。潘子春指着他们，怒斥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们睁开眼看看，到鲁西南打听打听，我双手夺过敌人的机关枪，打鬼子除汉奸俺怕过谁？就你们这几个娃娃蛋子，打骂俺一个老八路，算什么本事？说俺是反革命，俺当八路、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在娘肚子里没生下来呢！”
大潘子春一通怒斥，使这些原本张牙舞爪的打手顿时成了稀泥软蛋，再也没敢靠近他半步。
兰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家是双烈属，父亲张安仁，共产党员，1948年3月与国民党200师遭遇战中壮烈牺牲；叔父张安祥，1944年被敌人杀害，临刑时还高喊：杀了一个张安祥，今后会有更多的革命者站起来。张先志早在抗战时期就和张钦礼一起战斗。
1967年2月22日晚上7点来钟，突然有五六个人闯进他家，宣布将张先志逮捕。理由是：“你和张钦礼是一个思想体系。”张先志被五花大绑押到兰考监狱6号牢房。两个小青年上去把他胸前的焦裕禄像章揪下扔到地上，又把腰带抽掉。多亏领队说了句“他年龄大，身体不好”，张先志才免去入牢“三关”之苦。
6号牢房是两间房，一个大地铺，关押着2个刑事犯和16个政治犯。刑事犯监督他们这些“政治犯”，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毒打。他们被关了43天后被全部释放。
但释放后，张先志等30多人不准回家，而是集中到他们私设的另一个地下监狱——县车队的修理车间，名曰“集训队”，打地铺睡觉，门口有人站岗，不准外出，不准与家人接触，人人一边写检查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边揭发张钦礼。各机关随时可以将他们拉回去批斗。
一次，监狱放风。和张钦礼关在同一监狱的吴思敬悄悄靠近张钦礼，说：“张书记，我想好上中下三层九孔闸的施工方案了！” 张钦礼因耳膜被打坏，没听太清，就凑到吴思敬跟前，说：“老吴，你大点声！说详细点。”
吴思敬加大声音说：“咱们引黄灌淤修建九孔桥闸，分上、中、下三层。上边是桥，让群众过路；中间放黄河水淤地；下边退清水。顺流而下，排水到四明河。这种施工方法既省工、省料、省时，又便于管理。这样，就可以把牛营以北、赵王河流域的沙碱涝洼地全都淤成肥沃的良田。你看中不中？”
张钦礼高兴地说：“老吴，真有你的！我看中。”
说到兴奋处，两人蹲下，在地上划来划去。一时间竟忘记了他们是在什么地方。
“你们在干什么？想越狱逃跑吗？”随着狱警厉声呵斥，他俩这才警醒。
吴思敬说：“这高墙铁门，趟着脚镣，戴着手铐，越哪门子狱呀！我们是在研究引黄灌淤，修建三层九孔闸工程。”
狱警说：“你们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还研究修桥建闸。走！你们两个跟我们班长说去！”
一起被关进大牢的张先志等为他俩捏了一把汗，说：“这俩人研究工作也不长眼，肯定得挨‘修理’。”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两人没挨打，笑眯眯地回来了。张钦礼笑着说：“他们的班长叫姚振喜，早就同情我们的遭遇。他亲口对俺俩说，今后只要他值班站岗，咱们咋研究都中。”
1967年初发生在兰考县城的这场大逮捕，无论是在抓捕的人数上，还是对人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上，都是举国罕见的。凡是焦裕禄、张钦礼组织的除“三害”骨干分子，皆被认定为与张钦礼同属一个“思想体系”而入狱。甚至同情者也概莫能外。
张邦兴，杞县人。1965年9月，开封地委调他到兰考任县委副书记。上任之前，开封地委领导给他说，“张钦礼这个人很坏”。组织部长说，“张钦礼够修正主义分子”。
到任第二天，县委就贴出了写张钦礼的很多大字报。“张钦礼这个人不行”已经成了张邦兴先入为主的印象。
根据县委分工，张邦兴抓农业，这就不得不与张钦礼较多地接触。这位与张钦礼素不相识的外来干部，在与张钦礼一起工作相处中，亲身感受到张钦礼是一个深受群众拥护的好干部。
1967年1月15日，张钦礼考虑到当时县城已经无法工作，就通知在家的有关同志到三义寨开会，安排生产。但许多县委成员都躲起来了，只有潘子春、卓兴隆、张邦兴和樊哲民及时赶到参加了会议。张钦礼说：“今天就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站出来大胆工作。”
“现在这么乱，怎么抓呀？”大家有畏难情绪。
张钦礼想想，觉得大家说的也有道理。就对张邦兴说：“你刚来，大家都不认识你，不会找你的事，你可以大胆工作，要担重任！”
张邦兴也有些为难，但考虑到张钦礼他们的处境一个比一个艰难，就没有再推，表示一定要把工作抓起来，不能让生产受损失。
这五个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还在研究如何把农业生产工作抓起来的同时，一张大网正在向他们撒来。
29日，张钦礼正在与潘子春、张邦兴、蔺永沛一起研究农村工作。突然有人报信：“县城已经开始大逮捕，来势极其凶猛。”
“要抓谁？凭什么？”张钦礼他们问。
“抓了很多人，特别是你！”报信人回答，又指了指张钦礼说：“他们扬言，对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绝不心慈手软。抓不住活的，就要死的。”
“我看，还是由我先回县城，看看情况再说。”张邦兴建议。
“我看行。”蔺永沛说着，看了看张钦礼，意思是让他拿个主意。
“我看只能先这么办了。”张钦礼也没有好的办法，说：“邦兴同志刚调来不久，估计他们不会咋着邦兴同志。”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张邦兴一到县城，就被抓了起来，关进小黑屋隔离审查，让他交代张钦礼等人的行踪和与张钦礼一起犯下的罪行。那伙人轮番找他谈话，逼他交代自己的罪行，揭发张钦礼的罪状。
1967年3月1日，他们在县委机关召开大会，对张邦兴进行大会批斗。说他是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同时，大字报围攻，体罚亮相，审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
3月7日，那伙人再次找张邦兴谈话，逼他在3月8日大会上揭发批判张钦礼。张邦兴既不愿意诬陷张钦礼等，又不甘心受辱，更忍受不了他们的轮番迫害，于当天夜里上吊自杀。
3月8日，发现张邦兴自杀后，秦××说：“张邦兴死了也是叛徒，轻如鸿毛。”并发动对张邦兴的继续批判，张邦兴家人申冤和哭诉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