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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引黄灌淤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1970年，兰考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1164万公斤，比1969年增长24%。
兰考县革委会颁布了一个决定，对生产成绩显著的先进集体进行奖励。对小麦亩产达到500斤（包括人均产量500斤）、国家、集体、社员个人三者关系处理得好的生产队，县里奖励马车一辆，骡马三匹。对达到这个标准的大队，奖励东方红75马力拖拉机一台或解放牌汽车一辆。
同时，这个决定报送开封地革委和河南省革委。
正是这个决定，又把张钦礼送上了悬崖。
张钦礼在南彰治“三害”工地上
经作者独家授权，简笔划（微信ID：xinhuarongmei）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二十六）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六章 调虎离山计
软禁大别山
三年的引黄灌淤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1970年，兰考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1164万公斤，比1969年增长24%。
兰考县革委会颁布了一个决定，对生产成绩显著的先进集体进行奖励。对小麦亩产达到500斤（包括人均产量500斤）、国家、集体、社员个人三者关系处理得好的生产队，县里奖励马车一辆，骡马三匹。对达到这个标准的大队，奖励东方红75马力拖拉机一台或解放牌汽车一辆。
同时，这个决定报送开封地革委和河南省革委。
正是这个决定，又把张钦礼送上了悬崖。
这个时期，正是林彪反党集团加紧实施篡党夺权阴谋的时期。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打击拥护毛主席的领导干部是其阴谋手段之一。
林彪死党王新利用他窃取的河南省军区政委、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权力，以整顿为名，在河南发起一场以“揭盖子”、“踢摊子”、“动班子”为主要特征的整顿运动，残酷打击拥护毛主席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
王新曾经有一次被称为“豫东大扫荡”的工作大检查，每到一处不听全面情况汇报，只问抓了多少人、开除了多少党员、整顿了多少领导班子。兰考的张钦礼和林县的杨贵是重点打击对象。
1970年8月，兰考突然来了一个由省军区支左办公室和开封地革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带队的是省军区张成川副参谋长，还有5个处长，开封军分区杨士山司令员和开封地革委主任高明山，共计20多人。任务是揭兰考县革委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这些人既不找张钦礼，也不找其他领导，而是直接通知各社队革委会负责人到县里开会。张钦礼有种预感：来者不善。
很快，张成川找张钦礼谈话，直截了当地批判张钦礼那个奖励决定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是以生产压革命，是标准的刘少奇的生产党，甚至比刘少奇还刘少奇……
张成川把张钦礼批得一头雾水：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说不让搞生产呀？这里最多就是一个“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的事，怎么也用不着军队来处理这个事呀！
张成川斩钉截铁地批着，高明山这个开封地区革委会主任在一旁一言不发，这使张钦礼渐渐悟出，这应该不是地方上要怎么着，而是军队这条线有人找事儿。而军队这边，杨副司令也是很少说话。
这说明，问题出在省军区。问题是，我跟省军区也没什么关系呀？他想，与其这样瞎猜，还不如据理力争，看他们能怎么着？想到这里，他似乎胆也壮了，勇气也有了。
在随后的一次批判会上，张成川把批判张钦礼的那套理论又说了一遍，质问张钦礼是不是事实。
张钦礼心平气和地说：“我有个问题想先问问张副参谋长，你们批判我以生产压革命，是标准的刘少奇的生产党，甚至比刘少奇还刘少奇……，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抓革命，促生产’怎么理解呢？不搞生产就是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了？不搞生产，全县人民吃啥穿啥？你们吃啥穿啥？”
“我们没说不能促生产，你为什么以生产压革命，还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见张成川一时语塞，一位处长就赶紧帮腔说。
“这明明都是地方上的事，怎么让军队来处理地方工作呢？你们就这样处理军民关系吗？”张钦礼仍不服气。
“你张钦礼就是嘴硬。不怕你不承认，你搞的就是刘少奇的生产党！”省军区的又一位处长也动了怒，开始呵斥了。
“我是兰考的一把手，要对全县几十万人民的吃饭、穿衣负责。不抓生产，让人民喝西北风？”张钦礼不温不火，仍然没有动高腔。
这时，他已经不是那个反“浮夸”时只会意气用事的张钦礼了，也不再是“文革”初期被秦××、周××随便抓捕的张钦礼了，他是省地两级革委会常委，是兰考党政一把手，是一个必须对这里的工作负责、也要对自己个人负责的领导干部，不必动高腔，但必须坚持原则。
对于张钦礼的反驳，省军区的张成川居然无言以对，看看弄不出什么名堂，在兰考待了28天后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了。临走时撂了一句话：“我们还会回来的！”
送走不速之客，张钦礼又继续推动他的发展规划。为了消除这个把月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他召开县、社两级干部会议，进一步强调引黄灌淤，强调发展工业生产，继续为大家鼓劲。
“张书记，别干了！你没听见他们临走时撂下的那句话？”县委副书记王启德好心地劝说道：“下一步还不一定怎么着呢！”
“这我也有预感。但是人家是飞鸽牌的，说走就走了，可兰考百姓走不了啊！咱也走不了啊！”张钦礼有些伤感地说：“咱还是干咱的吧，引黄灌淤正在节骨眼上，早一天把地淤好，离咱那规划目标就近一天。”
“张书记，我是担心你呀！”
“放心吧！有毛主席在，周总理在，天塌不下来。我是一把手，兰考有什么事，我兜着。”
张钦礼稍停一下，又做了几句补充：“启德呀，咱没法停下来呀！咱好不容易找到了引黄灌淤这个路子，那就一天也不能耽搁。这要比过去那种翻淤压沙不知快多少倍、好上多少倍！焦书记在天之灵，如果看到了，也会高兴的。以后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早干一天是一天，早淤一亩是一亩。为了焦书记，为了兰考人民不再受苦受罪，咱只能这样了！”
王启德听了，紧紧握住张钦礼的手。两人四目相对，无言胜有言：作为焦裕禄的战友，作为兰考根除“三害”的核心成员，我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天塌下来，我们共同扛着。
1971年春节刚过，张钦礼突然接到省革委政工组的调令，调他任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任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并要求立即赴任，不得有误。
从15岁参加抗日以来，他从没有怀疑过党组织对他下的任何一次命令。再苦再艰难的地方，他都认为是党组织对他的考验，对他能力的认可。但这一次，他却是带着对组织任命的忐忑和不安，乘火车南下赴任。
张钦礼对防空一无所知，让他到大别山出任防空指挥部指挥长，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张钦礼不得而知。但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里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
来到任上，他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这里没有热情，只有冰冷的脸色。没有人迎接，也没法做具体工作。他分工管农业生产，但不让他到农村去。兼任的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也没人给他汇报，他也不能给任何人安排工作，一些本该他参加的重要会议也不准他参加，被“晾”到那儿了。
更想不到的是，他在信阳落户的家也竟然被抄了。他也不明就里，反正是来人把他家翻了个乱七八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悻悻而去。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之后，大概是因为他不是“林副主席”的同路人才被抄的吧！
再后来，终于有几个军人打扮的人，叫他上山视察防空工作。他一阵欣喜，暗自庆幸那恼人的无所事事的状况终于要结束了。他在那几个人带领下，在大别山金刚台珠峰下的灵山寺住了下来。
门口、周边都有岗哨监视，吃饭送到房间，不得外出自由活动。实际上被软禁了。直到一天清晨，他突然发现周围的岗哨不见了，送饭送水的人也不来了，整个金刚台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他自己摸着下山，找到一个驻军团部，说了情况，人家才派人把他送回到信阳地区革委会机关大院。
从此，张钦礼与外界隔绝，外界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人在何方？
第二次大清洗
1971年1月，张钦礼调离兰考之后，王新就迫不及待地通知开封地区的领导同志到郑州，研究解决所谓的兰考问题。说是开会研究，实际上是他给兰考问题、张钦礼问题定调子。
“兰考是独立王国，是派性掌权，是资产阶级专政。”
会议一开始，王新就先给兰考问题定了性质，然后又恶狠狠地说：“张钦礼私心太重，私心这样重的人是少见的，他阻碍兰考几十万人民革命，把群众引到邪路上去，他不是刘少奇，但他散布的东西都是刘少奇的黑货！要是部队干部，我早就把他拿掉了。”
王新马上任命省军区军宣队的庞传文担任县武装部政委，兼任兰考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同时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省地宣传队进驻兰考。宣传队成员有：省军区支左办公室抽调的20人、开封军分区抽调的52人，此外，地区公安处军管会还派出11人协助工作。2月6日正式进驻兰考。
王新对兰考问题、张钦礼问题要大开杀戒了。他说：“张钦礼在兰考根子很深，要开大会，该杀的杀，该捕的捕。”要求省军区副政委陈端立即给开封军分区司令员、开封地委第一书记曲光藻打电话，传达落实这个指示。
为了向他们的“林副主席”效忠、讨王新的欢心，他们在焦裕禄的墓碑屏风上，刻了“林副统帅”题词：“学习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为了醒目，又专门将题词涂了一层红漆。
这时，中央决定将《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长篇大通讯再版印发成书，向全国发行，并附加有穆青叙写的前言。发行后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在兰考则不准发行，兰考新华书店购进的“大通讯”全被县委宣传部查封销毁。
2月7日，庞传文根据王新的指示，召开县革委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参加人员扩大到县革委全体成员、各公社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共计426人。
主题是：兰考转向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考是生产党，是以生产压革命，需要进行路线教育，需要认真整风，集中围绕揭发批判张钦礼进行。
会议开了52天，简报出了300期，庞传文认为可以了，就以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和县武装部党委名义给开封地委、河南省委写了报告，其中列举了张钦礼四条错误：
一、大搞资产阶级派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以我划线，任人唯亲，支持违法乱纪，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派性整党，吐疏纳亲，反军乱军，破坏军民关系。二、对抗中央指示，为四不清翻案。三、生产挂帅，大搞物质刺激。四、骄傲自满，一贯正确，个人崇拜，一言堂。
王新听了汇报十分恼火，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简报出的不少，张钦礼的要害问题还没有揭出来，这仅仅是个前哨战，只揭了些表面东西，核心的问题、内部的问题，根本没有揭出来、触及到。要通过‘一打三反’、‘深挖5.16’大揭深挖，彻底弄清内幕。”
这个整顿，就是王新所说的揭盖子、踢摊子、动班子。核心是发动全县党员干部背靠背地揭发、批判张钦礼以生产压革命，搞比刘少奇还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流毒。
从思想批判入手，揭开张钦礼组织的各级领导班子的盖子，对于揭发出的问题党员，该开除党籍的开除出党，有问题的领导班子，该整顿就要整顿，该换人就要换人，该抓的就要抓起来，该杀几个就杀几个。
整顿的基本形式是办学习班。一个是“爬坡”班。参加人员是县直机关、公社、工厂、学校等各单位领导成员，地点在县委第一招待所，主题是路线教育和思想爬坡，揭发张钦礼反党乱军的反革命罪行。28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爬上坡来。
“爬坡”班没能“爬”出王新所要的结果，他就一催再催，要求兰考抓紧再办县革委整风学习班。
说是学习班，实际是特训队集中营。他们把人拉到距离兰考一二百里的尉氏县，理由是张钦礼流毒太深，在兰考有干扰，学习不好。
这个学习班成立一个连，由两个县武装部的领导担任连长和指导员，又从宣传队中选了三个武装部的科长担任排长，20个干部当副排长、班长。副班长配地方干部。
从9月24日开始，参加学习班的兰考县、社和县直机关以及工厂等领导班子成员，共140多人，被关在一个大院里。锁上门，站上岗。不准外出，不准向外界写信，不准家属探望。每天的学习内容是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文章。
院里屋内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的标语。时间没有限定，直到林彪叛逃摔死后的农历腊月二十三才被放回到兰考。历时123天。 这些学习班的学习流程基本上是一个套路。
首先是让大家站到毛主席、林彪巨幅画像前致敬辞：“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接着是恭读毛主席语录，每次两条，一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再下来就进入主题，即批斗反动分子。
一次，他们批斗蔺永沛和刘永松。他们把蔺永沛和刘永松拉到会场前的一块空地上，一边高喊：“打倒蔺永沛、打倒刘永松！”，一边恶狠狠地按住他俩的头，叫低头认罪。蔺永沛虽然因病身体偏瘫，却仍硬挺着就是不低头。
那些打手们十分恼火，立刻掐住他的脖子，连推带搡，把蔺永沛推倒在地上。蔺永沛吃力地爬起来，依然昂首挺立。打手们见状，骂道，“你这老顽固，顽抗到底，就是死路一条。”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瞬间，那些事先准备好的、类似于今天啦啦队的积极分子们就会站起来高呼口号，为打手们助威。
“学员”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半喊半议论地嚷嚷：“蔺县长身体都偏瘫了，你们还不放过他。万一有个好歹，看你们咋交代！”
“你们迫害一个身体有病的老干部，不怕坏良心吗？”
众怒之下，打手们胆怯了，但他们不肯就此罢休。于是，他们又上来两个拧着刘永松的胳膊，让他坐“土飞机”。 刘永松仰天大笑，笑得那班人心里直发毛。
“这个老家伙是不是在这里被困神经了？傻了？”那班人心里正在犯嘀咕，只听刘永松喝道：“你们也不打听打听，俺刘永松是干啥的？俺是当年抗美援朝高炮师的副师长！保卫鸭绿江大桥，老子打下过敌人多少架飞机。今天让我坐‘土飞机’，真是瞎了你们的眼！一班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对张钦礼揭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他们就把矛头对准了兰考县委副书记王启德，说他是“刘少奇的生产党”在兰考的二号人物，必须承认罪行，接受批斗。王启德坦然地说：“张钦礼是地区领导干部，兰考县委书记是挂名，兰考的事情我负责。要批就批我吧。”
“那你就先交代一个问题。”同时身兼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政委的庞传文终于抛出了他的撒手锏：“兰考架电还没完成，你就给山东曹县送电，人家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必须交代清楚！”
在张钦礼身上没能找到多少实质性问题，能在你王启德身上找到也行，说不定还能牵出张钦礼的什么事呢！
兰考人民建起的11万千瓦的高压输电线路，确是王启德领着干的。除保证本县用电外，还给山东曹县楼庄、庄寨送电。这也是事实。只是对于兰考人民与相邻的山东人民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血肉联系，庞传文不了解而已。
“你说的是事实。”王启德毫无畏惧地反驳说：“按你们的逻辑，不仅我得受批判，连白求恩也得受批判。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国家并没解放，他就来中国帮助抗日战争就错了吗？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不是也错了？山东曹县是我们的近邻，楼庄、庄寨是革命老区，支援他们有什么错！至于说我个人捞到什么好处，我只收到一封感谢信。他们信中说，晚上照明不再用煤油灯了，用上电灯泡了；有了生产用电，丰收有保证了。……感谢兰考人民的无私支援……这封信是我收的，但那是感谢兰考县委和兰考人民的。”
一番话说得庞传文哑口无言。台下参加批斗会的人们却为王启德鼓起掌来。
张钦礼被打成刘少奇的生产党，兰考各公社书记都被打成小生产党，城关镇党委书记王冠瑛也不能幸免。他天天挨批斗，批斗完了常常拾个“会尾巴”（当地指会议临结束的短暂时间）布置工作。
主持批判会的人说：“你都被撤职了，算老几呀？还布置啥工作？”
“我上任有兰考县委的正式公文，是组织任命的书记，你嘴一吧嗒，就算撤职了？一天不见正式文件，我就要布置一天工作。”王冠瑛从容地回答。
很快，王冠瑛的免职文件下发了，并在批斗会上当众宣布。王冠瑛说：“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你们啥事都做得出来。咱明人不做暗事，来的明去的也明。”
说着，他又淡淡地甩出一串顺口溜：“掌了几年权，没给党丢脸。工业有进步，农业有发展。沙碱地变成粮食囤，群众生活有改善。无辜免职下台去，无愧于民心坦然。”
王冠瑛的离职演说一讲完，群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的离职演说至今还在兰考街头巷尾传为美谈。
为了给张钦礼罗织出像模像样的实质问题，他们动用专政机关对张钦礼的胞弟、开封地区柳林福利林场场长张钦芳、县一中党委书记和新民、县化肥厂生产科长谢廷彦等10余人，定为张钦礼包庇重用的坏人逮捕入狱，作为全县典型，轮流批斗。
张钦芳所涉的柳林福利林场致死案，是一起事实十分清楚、与张钦方毫无关系的案件。死者赵荣是当时林场内的两个群众组织负责人之一，且这两个群众组织都是支持张钦芳的，因为一个具体问题发生纠纷，动了手脚。
事后，受伤的赵荣要水喝，就有人给他递了水，结果因被冷水“激”着而死亡。当时张钦芳并不在林场，两个群众组织发生纠纷的事情也与张钦芳无关。这件事当时由军代表处理，做过结论。
谢廷彦所涉化肥厂锅炉爆炸案，是1971年6月份的事。经查证落实，也属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亦构不成刑事犯罪无法定罪处理。
7月15日，省军区副政委陈端打来电话说，王新政委听了汇报后，对你们很不满意，很生气，一个反革命事件，是有意破坏，要立即破案，不能等，该逮捕马上逮。
1971年7月底，开封地区公安处军管组和兰考县军管会到省军区汇报这个案件，省军区就给他们传达了王新的指示：“该杀的杀，该捕的捕，不能下不得手。”
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审批死刑案件时，王新再次一锤定音：“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和反革命破坏，二者没有绝对界线，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实质上都是反革命破坏，都要查办。”
结果，此案对张钦芳、和新民等分别逮捕法办，拘捕生产组副组长1人，工人2人，10名国家干部被开除，十几个临时工被解雇。后来康克清老人亲自参加了张钦芳等人平反昭雪大会。这是后话。
这次整顿，县里搞，公社以下也搞，人人揭发，个个检查，人人受检查，人人受审查，历时9个多月，株连党员干部1200多名。县革委几个大组负责人、全县10个公社、8个中学的领导成员全部调整，有几名县社领导干部被排斥到外县工作。 86个整建党的大队撤换支部书记70多个。张君墓公社革委会主任张守德经开封地委同意，并报省委批准，可以出席全国人大四次大会，王新知道后，又派人来兰考检查，硬是把他换掉。
在这次大清算中，王新不但抄了张钦礼的家，而且还把广播车开到张庄村张钦礼老家门口，对着门口广播张钦礼是反革命。张钦礼70多岁的老母亲一气病倒，含愤去世。张钦礼回家探望母亲，还专门出了一期《敌社情简报》。
这段时间，兰考大地人心惶惶，风沙、盐碱、内涝“三治”工程全线下马；修建的桥闸、河渠、提灌站、围堤等工程被当成张钦礼的流毒破坏了。群众看了十分心疼。他们悄悄地把工地上的建筑材料收集起来拉走，好生保管起来。希望张钦礼有朝一日能够平反归来，领着大家再干，这些材料还能派得上用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