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还是那身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银灰色中山装,所不同的是,总理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矫健与挺拔,头发已经花白、稀疏,褐色的老年斑也已悄悄爬满了脸颊,憔悴、消瘦中透着极度的疲惫……
看着日理万机的总理,张钦礼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他强忍着,尽力避免哭出声来。
……
介绍到张钦礼,总理又看了看王新,说:“你为什么非要整他呢?”
……
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当众给张钦礼、杨贵平了反,正了名。
张钦礼路遇老乡亲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二十七)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六章 调虎离山计
周总理的第三次解救
面对林彪死党严酷的批判斗争和政治迫害,兰考广大干部群众在奋力地抗争着。
一些干部群众开始向省委、向中央反映情况,省军区军宣队也开始出现思想混乱,大家议论纷纷。他们说,我们来半年了,省委不表态,刘建勋也不说话,到底是谁叫我们来的?我们的做法对不对?
一次,兰考干部群众上访指名要见省委书记刘建勋。刘建勋听了一天的意见反映,感到兰考问题确实严重,就拉着王新一起听群众意见。
王新听了半天,没说一句同情群众的话,只是叫人家回去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大讲“加强党的领导”,讲“加强纪律性”,进一步强化他的所谓整顿工作。
为了稳定军宣队的思想情绪,王新把庞传文等人叫到郑州,自己躲在幕后,让陈端副政委和张成川副参谋长出面传达王新的最新指示:
“解决兰考问题是省里定的,省里认识是一致的,什么这个不知道,那个不表态,省里派了那么多人的宣传队就是最好的表态。难道解决兰考问题是某一个人搞的?是私货?你们胡乱怀疑,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告诉你们吧,张钦礼的案是翻不了的,永远也翻不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反党集团随即进入土崩瓦解的末日。
1972年深秋,一位女青年坐上南下的火车,直奔河南信阳,经多方打听,找到了张钦礼的家。这是张钦礼从大别山回到家的第二天,惊魂未定又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心中更是七上八下。
张钦礼打开门,见是一位女青年,问:“你找谁?”
来人没有急着回答,而是仔细、认真地端详了一会儿,才说:“你是张钦礼叔叔?”
“是。我是张钦礼。” “穆青,你认识吧?”女青年问道。
“当然认识。我们是老熟人啦!”
“他让我给你送一封信。”女青年说着就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了过去。
这是穆青派人送来的一封绝密信。他告诉张钦礼,周总理近日在接见外宾时,严厉批评河南的林彪死党要砍兰考、林县这两面红旗。看来,我们距离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几乎与此同时,康克清受党中央和周总理委托来到兰考。
康克清深知此行的分量和查清事实真相的重要,她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到公社、大队,甚至是社员群众家中了解情况。
她的任务就是要实地调查林彪反党集团在兰考的恶劣罪行和对兰考的种种破坏,还被迫害人以清白,维护焦裕禄这面红旗。她专门来到焦裕禄亲手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的秦寨大队,到当年常被焦裕禄表扬的大队干部赵新祯家去看望,并和赵新祯的母亲合影留念。
她从群众愤怒、泪水和无奈中,感受到了张钦礼和人民群众之间深厚的感情;耳闻目睹了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继承焦裕禄的遗志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果,又亲眼查看了兰考“三治”工程几上几下的遭遇。
特别是兰考1000多名党员干部被抓、被关、惨遭迫害的情景,更让她义愤填膺。她怒不可遏地说:“这简直是无法无天!这里还有没有党纪国法?还有没有好人的出路?”
“有些人迫害张钦礼,光想砍倒俺兰考这面红旗!”肖位芬哭着,向康克清诉说。
“兰考红旗是毛主席树立的,谁也砍不倒!谁砍这面红旗,就把他埋在这面红旗下!”康克清拉着肖位芬的手说,告诉他:“有毛主席在,有周总理在,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康克清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协调有关方面,解放了被林彪死党关押的大批兰考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旨在迫害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学习班。
康克清离开兰考之前,庞传文已经得知康克清来兰考的事,他找到兰考县委招待所,见到了康克清。
“我叫康克清,是中央政治局派来、奉周总理之命来兰考调研的。”
康克清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身分和使命,接着说道:“我已经来兰考多天了,没顾上找你谈,一些被你关押的好同志,我没给你打招呼先释放了。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你在兰考的所作所为都是执行林彪路线,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我有罪,我坦白……”此时的庞传文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吓得浑身发抖,语无伦次。
“你在兰考抓了1000多人,他们都是好党员、好干部、好群众代表,你为什么那么仇恨他们呢?在你的眼里,兰考就是你自己的兰考,想抓谁就抓谁,说谁坏就是谁坏,你就是党纪?你就是国法?”
康克清愈说愈气,口气也愈来愈严厉:“你不要往林彪死党身上靠,那是没有出路的。你把这里的教训总结一下,够你受用一辈子。”
康克清在兰考明察暗访回京后,立即向政治局汇报了兰考情况。中央决定召开河南批林整风汇报会。
1972年10月,经周总理点名,河南林县杨贵、兰考张钦礼先后到京,参加河南批林整风汇报会。两人住在京西宾馆同一个房间。这个时候重逢,两人无不激动万分。
河南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前一天晚上,李先念副总理先与大家座谈。李先念对王新说:“总理让我给你捎个口信,你为什么非要砍林县、兰考这两面红旗?等到周总理接见的时候,必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你是过不了关的。”
汇报会召开的那天夜里10点钟,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灯火通明。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在京参加批林整风的人员。
被接见的有: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等领导;河南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刘建勋等领导。杨贵、张钦礼以河南省革委常委的身份参加了接见。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王新也被叫到会议现场。
周总理还是那身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银灰色中山装,所不同的是,总理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矫健与挺拔,头发已经花白、稀疏,褐色的老年斑也已悄悄爬满了脸颊,憔悴、消瘦中透着极度的疲惫……
看着日理万机的总理,张钦礼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他强忍着,尽力避免哭出声来。
刘建勋陪着周总理接见与会代表。介绍到杨贵时,周总理握着杨贵的手,指着王新质问道:“你为什么非要打倒他?”
介绍到张钦礼,总理又看了看王新,说:“你为什么非要整他呢?”
叶剑英也在旁边说:“焦裕禄事迹报道以后,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结果你非要把接替焦裕禄的张钦礼打倒,非要砍焦裕禄这面红旗。你这个思想反动到什么程度啊!”
周总理肯定了武汉军区在“九·一三”事件中所做的工作之后,严厉地斥责王新:
“你在河南干了不少违反民心的事。你为什么要将杨贵、张钦礼打倒?!他们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一个在平原黄河故道上除‘三害’。他们两个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他们都尽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人民的爱戴。你为什么迫害他们?”
“我有罪,我有罪!”王新连连说。
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当众给张钦礼、杨贵平了反,正了名。
王新最后交代了迫害张钦礼的原因,要害就是因为林彪题词没能刻在墓碑上而迁怒于张钦礼,并欲置之于死地。把他调任大别山防空指挥部,就是要弄个“不小心坠涧而死”,随后开个追悼会,说几句好话了事。
不久,王新被捕入狱。
把他们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1973年1月,张钦礼被河南省委任命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潘子春、王启德为书记,樊哲民、杨捍东等为副书记。
“谢天谢地,可算回来了!”张钦礼一进家门,妻子刘秀枝就迎了上去,高兴之情无以言表。稍后又关切地问道:“志新大哥找到你了吗?他到处找你。”
“见到了。”张钦礼回答着,继续说道:“在北京期间,周总理接见我之后,他去宾馆找到我,我们谈了很久、很多。”
刘秀枝说的志新大哥叫王志新,抗日时期,张钦礼担任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游击大队政委时,他是大队长,两人是老搭档。王志新是孤胆英雄,当年飞行爆破、长途奔袭、炸日本鬼子的军火库、袭击敌据点,常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他弟兄排行老二,抗日军民就送了个雅号给他:“王二好汉”,是个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人物。解放战争中,这支游击队发展壮大为一个团的建制,随着解放军一直打到海南。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又荣任防空大队大队长,组织了120人的排除定时炸弹的敢死队,立下赫赫战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等功。
他对张钦礼的种种遭遇时有耳闻,作为肝胆相照的老战友,常常为张钦礼的厄运而难过、而不平、而无奈,这次听刘秀枝说张钦礼又被弄到北京了,不知是福是祸,心里一直揪着。
好不容易在京西宾馆找到了他的好战友,他想了许多天想一下子都说给张钦礼听的话,一见面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人抱在一起,抽泣起来。稍后,王志新擦擦眼泪,说了一句:“钦礼,咱回老家种田吧!有我吃的也有你吃的。”
“老哥!一辈子了,我还不了解你呀!啥时候你会亏待我呀!”张钦礼动情地说:“我何尝不想哪?只是那么多的工作在等着我,那么多贫苦农民在等着我领他们除‘三害’,我不好下这个决心呀!”
“不是老哥不想让你走仕途,是你性子直,不会拐弯抹角,心术不正的人总会抓到你的把柄,运动一来,他们想给你戴个啥‘帽子’就戴个啥‘帽子’,批判斗争、撤职罢官、甚至蹲监坐牢,全都由不得你!虽说中央一次次给你平了反,你身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可是无法挽回呀!全家老小跟着受罪,亲戚邻居也受株连,这啥时候是个头儿呀?!”
王志新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张钦礼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王志新说,来京前,他去了张钦礼在信阳的家。看着张钦礼6个孩子,两个老人,只有全靠刘秀枝40多块钱的工资养活,真不知道这日子是咋过来的。孩子们正在长个儿,却因吃不饱,个个瘦得皮包骨头。
他对刘秀枝说,让我把两个孩子领走,家里少两张嘴吃饭,你也少做点难。刘秀枝同意了,把孩子拉到跟前,对孩子说,你们跟王伯伯走吧,到他家里能吃饱饭,等你爹回来了去接你们。王志新带着孩子出了门,刘秀枝站在门口流泪,孩子们回头一看,哇的一声都哭了。
“老哥,我的好战友,现在实际上把我也弄糊涂了。”张钦礼擦擦泪说:“我就弄不清楚,咱都是打心眼里要跟党走,要为人民服务,那咋就老是成为革命对象,甚至被人往死里整呢?那些喊着‘革命’口号整干工作的人就真的是干革命?”
张钦礼说着摇摇头,继续对王志新说:“你知道兰考的情况,那‘三害’把老百姓坑得够苦了!除‘三害’不就是为老百姓挖掉穷根吗?这不是我们闹革命的目的之一吗?他们怎么也要反对呢?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吗?那么,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王志新也想不通。于是,他就说:“我说嘛,还是回老家种地算了!”
“问题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既然已经开了革命这张弓,再说回家种地也没可能了。除非党不要我们了。周总理三次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救了我的命,亲自给我平反,对迫害我的人也作了严肃处理,如此大恩大德,不倾力相报,我做不到啊!”
张钦礼一席话也深深感动了王志新。王志新说:“既然你认准了,我也不能强求,你还是听组织安排吧!”
与王志新这一番谈话,既是老战友之间的互诉衷肠,也是对他半生坎坷的思考。这次谈话奠定了张钦礼后半生的人生行路坐标。 回到家后,许多前来看望他的人好意相劝:“钦礼啊,急流勇退吧,你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干部,立过不少功,调个新地方,到时候离休手续一办,衣食无忧,安享晚年,多好呀!”
“树挪死,人挪活,运动时常有,你能否闯过来不说,跟着你的人可是再也折腾不起了呀!”
这时,历经风刀霜剑,已是两鬓白发的刘秀枝说:“他早把自己交给党了,别再为难他了!”
老妻一句话,使张钦礼泪流满面,他哽咽着说:“看来,我这个人是不会死在舒适的安乐窝了,为个人想退路,上对不起周总理,下对不起兰考人民,有老妻作伴,咱就认准回兰考这条路吧!”
正式上任前,刘建勋把张钦礼叫到省里,问他:“你有啥想法没有?”
张钦礼说:“我想好了,打算豁上老命也要把兰考建设好!”
“钦礼,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回到兰考主持工作之后,有一天,一位在县委工作的干部匆匆来到张钦礼跟前,流着泪,直说:“对不住,对不住了,我错了。”他指的是他跟着批斗、打骂过张钦礼。
张钦礼听说过在林彪死党批张钦礼是生产党、搞物资刺激、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时,这个干部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看他伤心后悔的样子,就笑着握着他的手说: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哪有锅碗不碰瓢勺子的?都是党内同志,哪能斤斤计较?何况一场政治运动,开始谁能看得透?说句错话、办件错事,不奇怪。送你一句话,‘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从这件事上,张钦礼认识到,要把林彪反党集团耽搁的时间抢回来,摆在张钦礼面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收拢人心,解决好干部队伍问题。他要把和他一起踏着焦裕禄的脚印前进的干部重新组织起来,同时正确对待林彪反党集团干扰破坏时期上台的干部。
为解除林彪反党集团干扰破坏时期上台的干部的后顾之忧,消除他们的心理阴影,张钦礼在全县大会上公开宣布:
“我们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搞我上你下翻烧饼,要团结大多数干部一道工作。林彪反党集团干扰时期上台的县、社、机关、工厂领导干部86人,除调出一人、有病不宜工作的一人外,全部留下,继续工作。被整下台的干部,采取补台的办法上来工作。”
他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而奋斗!
为了重新培养焦裕禄时期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全县上下一心干事创业的氛围,张钦礼给县委常委和公社党委委员、各科局驻队干部发放记工本,要求常委每年参加劳动不得少于l00天,公社、科局干部不得少于l20天,大队干部至少250天,年终逐级检查记工本,并抽样向生产队记工员核实。
在张钦礼主政时期,县、社、队干部走动必带两件东西,一件是铁锨、粪筐,是随时用来拾粪、垫路的;一件是钢卷尺,是随时拿它研究科学种田的。
张钦礼自律甚严,要求属下也严。为尽可能多地深入基层,他本人坚持不开会、不检查工业不进县城。
他的家就在离县委200多米远的老十字街两间平房里,多年来没人见过他在家吃饭、说话,他在县城想吃家里饭,都是老伴用瓦罐给他送到工作地点去的。即使最恨张钦礼的人,都从不怀疑张钦礼有经济、作风问题,也没人指责他消极不干。
在他的带领下,县委和各公社、科局领导干部,不论能力大小,都能廉洁自爱,不拉七大妗子八大姨进机关、进工厂,不吊儿郎当混日子、吃白饭,大家谁都很少过年、过节,更别说星期天休息。
由于张钦礼和县委一班人的身体力行,被林彪反党集团弄“散”了的干部队伍与几十万兰考人民很快恢复了鱼水难分、亲如家人的关系,凝聚为一股令人神往的合力。
l975年兰考第二化肥厂土建阶段,为了节约有限的资金购买设备,县委一声令下,全县百姓争相拆自己院墙、地板、锅台上的砖送到厂区,盖成厂房,又上演了一幕千家万户齐动员,“车轮滚滚支淮海”的历史活剧。此剧的遗迹,现在还依稀可见。
为了把兰考发展蓝图接着绘下去,张钦礼把县委分成两套人马,一半抓工业,一半由他挂帅抓农业。
他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表示,党中央、周总理再次为我们平反,我们必须拼命工作,把全县尚未改造好的20多万亩盐碱、沙荒地变成世代可耕的良田,把全县90%以上可耕地达到50年一遇的排涝标准,建成人均半亩到8分稳产高产田,在56万亩宜林地上实现农桐间作。
引黄灌淤,彻底埋葬沙荒盐碱,实现焦裕禄的遗愿,是张钦礼的重头戏,也是拿手戏。
1973年冬,张钦礼带领县委和武装部党委,把农村青壮年2万人组成民兵师,开赴引黄灌淤工地,坚持民兵训练与引黄灌淤相结合,一鼓作气开挖河渠160里,动土300万立方。
1974秋汛,利用建成的兰杞、兰东、五干渠引黄大灌,一年大见成效,西半县临河八个公社的低洼沙碱土地,普遍淤上一层黄泥,最浅的也在30公分以上,深的达几十米。
谷营公社的四明堂潭坑紧靠黄河大堤,水深莫测,是黄河上有名的暗险工,一遇黄河大汛,黄水漫滩,大堤腹背临水,防不胜防。这一次全部引黄淤平,而且都是胶泥,1975年、1976年黄河大堤加固,就是临近取的这坑好土。
1975年,在西半县灌淤胜利完成的基础上,张钦礼召集常委研究决定,分三路引黄水向东,改变东半县土壤。经75、76两年连续淤灌,东半县的改土任务也基本完成。
加上1967年以来的灌淤成果,经张钦礼之手,兰考26.8万亩沙荒、盐碱地基本普遍盖上一层淤土,淤一遍不行就淤两遍、三遍,最多的淤了四遍,直到变成良田,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许多老灾区、贫困队,因此成了余粮队、富裕村。
2011年,根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安排,中央电视台专门对兰考的盐碱治理和陕西榆林的风沙治理进行了总结和报道。张钦礼引黄灌淤彻底改造盐碱地的经验逐步显示出日益重要的普遍意义。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1973年夏季开始,兰考又从河北河横城大队引进了间作套种的科学经验,先在有条件的社队试点,第二年普遍推广,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三熟,加大复种指数,成倍增长了收成。
为了适应间作套种,全县又加快了以水利建设为龙头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水利局组建了两支技术队伍:工程队负责大、中、小型引黄自流工程、提灌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打井队负责井泉建设。
各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力平整土地。县里对土地建设也规定了标准:地成方,河成网,路成线,树成行。每方地播种前的要求是:地平如镜,土碎如面,埂直如线。对井泉建设的要求规定为:70亩地一眼井,每眼井上一间房、4棵树,机、电双配套。
根据县委要求,各公社党委白天关门闭户,人人下队蹲点;晚上灯火灿烂,开会汇报战果,总结经验。各队社员天不亮下地,天黑回家吃饭。全县干群经三年披星戴月苦干,到1976年底,打井6000眼,建大中型提灌站16座,实现了人均7分旱涝保收田。
工业战线也不甘示弱。王启德日夜战斗在建厂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到1976年底,兰考又崛起第二化肥厂、磷肥厂、桐木加工厂、化工厂、钢木家具厂等5座国营大厂,各社镇也陆续建起50多家集体工厂,形成了轻、重两大工业体系。
各厂又分别成立了由领导、工人、技术员三结合的科技攻关小组,改进旧产品,研制新产品。
1974年开始,县机械厂、农修厂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深水泵、潜水泵,成为省内的领先产品,行销20多个省区;县机械厂、张君墓公社机械厂、南彰公社机械厂早于开封大厂多年生产出四轮拖拉机。
县酒厂生产的红、白葡萄酒成为香港的抢手货,该厂每年上缴利税双百万。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