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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的坚船利炮，为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殖民地作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美国大兵出兵巴拿马和伊拉克同样是为了其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其国内，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要责任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尤其是大资本家的利益，压制和削弱工人阶级的反抗，协调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亚当·斯密认识到：只有在完全竞争成立时，市场机制的优点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完全竞争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所有的物品和劳务都有一个价格并都在市场上交易。它还意味着没有一家企业或一位消费者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例如，小麦市场是完全竞争性市场，因为即使最大的小麦农场也只能生产世界小麦产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从而无法对小麦的价格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看不见的手”所适用的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经济。在这种环境下，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经济恰好位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面。
既然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或一位消费者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那么这个世界市场的价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难道是上帝给出来的吗?如果这个价格不是万能的上帝给出来的，又怎么保证它不会使小麦种植者亏损，即市场并没有有效地配置资源呢?
此外，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时点的小麦价格并不一致。那么，整个市场的小麦价格又是指哪一个价格呢?而如果世界市场上的小麦有多个价格，这个市场还能算是完全竞争的吗?更何况最大的小麦农场一家不能垄断，不等于小麦农场的联盟不可以垄断，不等于小麦集中交易的交易所不可以垄断。
在很多情况下市场的竞争却都不完全。在每一种情况下，市场不灵都会导致生产或消费的低效率，而政府在医治这些疾病中往往能够扮演一个很有用的角色。
偏离有效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存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例如，当惟独一家卖者(垄断者)漫天要价以获取超额利润时，就会出现上述情况。该物品的产出就会低于有效率的水平，从而经济的有效性就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就会不灵。
自20世纪以来，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反对垄断这种不完全竞争的极端形式。除非政府通过关税和管制对它们进行保护，否则很少有垄断者能够长时间地抵挡住竞争者的攻击。
既然没有政府的保护，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垄断是不可能的或在长时间里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市场是可以做到完全竞争的，只是政府的保护破坏了这一点，那么，政府的角色还会是医治不完全竞争的一个很有用的角色吗?实际上，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大垄断组织，靠政府来反垄断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这也是政府管制放松后，发达国家的垄断稍有缓解但随即更为严重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垄断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之所以会成为社会问题，仅仅在于垄断组织为私人所有，而不是为公共所有。公有制才是解决垄断问题的根本途径。
而且当英国政府用坚船利炮为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打开中国国门时，英国政府是在反垄断，还是在维护垄断?
此外，最大的垄断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恩格斯在批评“可敬的‘科伦日报’所知道的‘垄断’，只不过是关税的垄断”时指出，“资本的垄断，即不依靠立法和时常不顾立法而存在的垄断，对‘科伦日报’的老爷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直接而无情地压迫工人，并且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正是这种垄断!这种垄断正是产生现代阶级矛盾的特殊的现代的垄断，而解决这些矛盾是19世纪的特殊任务!
但是，其他一切地方性的小垄断消失得愈快，这种资本的垄断就愈益强大有力、无所不包和带有威胁性。
竞争由于消灭了一切‘垄断’而变得越自由，工业封建主手中的资本就集中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破产得越快，同时英国这个资本垄断的国家使周围各国屈服于它的工业的过程也就越快。要是消灭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垄断’，这些国家在吞并一切的英国资产阶级面前，就会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那时，英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就会象英国资产者现在压迫英国无产者那样，来压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是，因此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1]。
这样看来，当前中国一些拿过发达国家基金会课题经费的人呼吁消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使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压迫中国的社会各阶层。而受害最大的将是那些误以为消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后能够获得一些利益的国内私有企业。
各级政府都征集税收以维持它们自身的开支。当政府对企业向其工人支付的工资征税时，是企业还是工人承担了税收负担?在运用供求这种有力的工具之前，答案完全是不清楚的。劳动的供给远比劳动的需求缺乏弹性，这就意味着，是工人而不是企业承担了大部分工薪税的负担。
实际上，无须所谓的供求工具，答案也是比较清楚的，而且与供求分析的结论相反。工人并不是纳税人，尽管他们从工资中缴纳了税收。“工人应交付的税金始终不断地包括进劳动力生产费用之中，因而要由资本家一并偿付”[2]。诚如恩格斯所言，税收“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3]。因此，资本主义政府提出“为纳税人服务”，实际上就是为资本家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关系，即服务的前提是纳税。不纳税就不服务。克林顿政府可以因为预算不到位而关门两星期拒绝服务，同时，资产者也“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者政府”[4]。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政府曾经提出来的“为人民服务”则更强调政府对所有民众的公平的义务。
近20年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及低技能、低教育水平劳工工资下降的现实，已经逆转了传统的潮流。伴随对市场的重新强调而来的，是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更多的贫困儿童以及许多城市中心地带的贫困化。
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苏联放弃社会主义旗帜直至解体之后的时期，美国劳工工资的下降正是美国资产阶级在苏联解体之后所获得的“和平红利”。同时，这也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本不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为目标的。
政府对于市场经济主要行使三项职能：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收入不公平在政治上或道德上也许不能为人们接受。如果一个民主社会不喜欢自由放任市场体系下的货币选票的分配，它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收入的分配。不过最近20年来这种计划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由于中产阶级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要支持那些无家可归者或身体健全却不工作的人?经济学家对于公平问题的争论有何高见呢?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
实际上，问题的实质在于，支持无家可归者的负担落在了中产和下产阶级而不是上产阶级的身上。“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疾院和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5]。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的肩上。”[6]。
萨缪尔森等把这个问题交给投票箱，实际上就是交给资产阶级上层，因为所谓的民主社会正是在资产阶级这个阶层的控制之下。因而，投票箱也根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当政府对竞争市场实行限制性价格上限时，就产生了物品的短缺，而且，卖者必然在大量潜在买者中配给稀缺物品。在许多城市，地方政府都规定房东能向房客收取的租金上限。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帮助穷人更能租得起住房。在那些有租金控制的城市里，房东用各种机制来配给住房。有时，住房分配给那些愿意暗中向大楼管理者送钱的人。实际上，这些贿赂使公寓的总价格(包括贿赂)接近于均衡价格。在自由市场中，房东努力使自己的房子清洁而安全，因为令人满意的公寓可以得到较高的价格。与此相比，当租金控制引起短缺和排队等待时，房客得到了低房租，但他们也得到了低质量的住房。决策者往往通过实施增加的管制来对租金控制的后果做出反应。但是，这些法律实行起来困难且代价高昂。当取消租金控制，并由竞争的力量调节住房市场时，这类法律就都没有什么必要了。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住房价格的调整会消除引起不合意房东行为的短缺。
既然政策的目的是帮助穷人解决住房问题，那么，自由市场上的房租的上涨能增加穷人租得起的住房吗?在这里，曼昆仅仅只是捍卫有钱人(房东)的利益而已。实际上，在市场上，只要是穷人的住房，即使提高房租，房东也不可能努力使自己的房子清洁而安全。
“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困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赚钱多，花钱少。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在伦敦，随着城市不断‘改良’，以及与此相联的旧街道和房屋被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增多和人口流入，最后，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中等阶级其他下层的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条件中了。‘房租过高，只有很少的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像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纽卡斯尔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挤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8便士涨到了3先令。”[7]
另一方面，为什么政府不直接提供房屋来帮助穷人呢?是害怕妨碍富人追逐利益吗?新加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但是，那里的政府领导人意识到，“有恒产者才会有恒心。只有在新加坡有了不动产，军队和士兵才会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战。于是，‘居者有其屋’、公共住房、公积金、全面防卫等政策一脉相承、一气呵成”[8]。相比之下，中国那些口头上挂着“有恒产者才会有恒心”的西方经济学传教士们却从来就没有考虑过穷人的“恒产”与“恒心”问题。而中国的高房价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以房地产的高度活力，削弱了中国整体经济的活力。
经济学能够分析不同收入再分配方案的成本与收益。经济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分析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方案(如税收和食品券)是否会导致社会浪费(如人们的劳动时间减少，或购买毒品而不是食品)。他们还研究了究竟是发放现金还是发放食品能够更有效地减少贫困。经济学不能回答多少贫困是可接受的或多少才是公平的，但它能有助于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
如果劳动时间的减少会导致社会浪费，那么经济学就应当研究如何迫使那些不劳而获的大股东们去劳动。但经济学家并不研究这一问题。相反，既然收入的提高，会使工人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享受上，从而会妨碍工人的工作积极性，造成“社会浪费”，那么，经济学的目的就决不是要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方案，而只是将穷人维持在贫困的水平上，以方便资产阶级的剥削。因此，指望经济学来减少贫困，无疑于缘木求鱼。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它就不时地受到通货膨胀(价格上升)和萧条(高失业率)的周期性困扰。例如，二战后美国已经发生了9次衰退，其中有几次衰退曾造成上百万人失业。这些波动被称为商业周期。今天，由于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的思想贡献，我们知道了如何控制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通过审慎地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能够影响产出、就业和通货膨胀的水平。
既然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处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那么，美国为什么还会发生9次衰退?这还不算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危机和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中获利从而得以避免掉的那些可能的衰退。这样看来，凯恩斯主义的功绩又体现在哪里呢?实际上，每一次这样的周期波动都是对西方经济学(包括主张宏观调控的凯恩斯理论)的证伪和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证实。
合理划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课题。在探寻自由放任市场机制和民主政府规制干预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的问题上，经济学工具是帮助社会的必不可缺的基本工具。一个好的混合经济是且必须是有限制的混合经济。那些希望将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人只能生活在上上个世纪。一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者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会孤掌难鸣。
无论生活在哪个世纪，只要是资本主义所在的世纪，从来就不存在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情况。实际上，资本主义政府的作用就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这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已。当资本家集团能够通过垄断的行为控制市场的时候，政府自然不会去碍其主人的手脚，但遇到其主人在国内外市场上有摆不平的事情的时候，政府就会出面不遗余力的发挥政府的干预甚至干涉作用。例如，美国政府阻止中国的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收购，却派出其政府官员到中国来强迫中国政府为美国企业并购中国国有企业打开方便之门。
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它相对立的外在的东西。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的痼疾，这种主要靠牺牲他国来进行的保驾护航维持不了多久。拉丁美洲人民的崛起，委内瑞拉左翼政府的上台，以及美国金融危机都显示了这一点。
小 结
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神奇的就是那个像上帝一样看不见的手。而这个手只不过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明这种社会关系的规律尚未被西方经济学所认识。要指望这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促进社会利益和社会和谐，不亚于指望全知全能的老天爷到人间来惩恶扬善。
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自然要为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英国政府的坚船利炮，为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殖民地作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美国大兵出兵巴拿马和伊拉克同样是为了其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其国内，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要责任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尤其是大资本家的利益，压制和削弱工人阶级的反抗，协调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但是，这只看得见的手与那只看不见的手一样都阻挡不住历史车轮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铁一般的规律前进。
本文摘自《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第二章市场与政府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6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6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5页。
[5]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
[6]《资本论》第一卷，第742页。
[7]《资本论》第一卷，第757页至第762页。
[8]严崇涛著，陈抗编选，《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一位老常任秘书的回顾和反思》，新加坡：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2007年，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