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13

　　中国移动在香港推出的套餐价格不到大陆的十分之一，引起了大陆人民的质疑和愤怒，对此，中国移动的解释是，作为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实行不同价格，属于正常现象。这个解释更加引起了大陆消费者的愤怒，既然不同地区实行不同价格是正常现象，作为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首先应该在大陆实行超低价格，惠及创造中国移动的13亿中国人民，何况中国人民还是中国移动的所有者，是中国移动的股东，世界上哪有企业把所有者抛开一边而去优惠他人的道理？何况还是牺牲所有者的利益去牺牲他人？

　　如果认为这是中国移动的个案，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普遍的做法。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带有这个特点，同一件商品在境外国外的价格远远低于国内价格，采用“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方法，用国内高价弥补国外低价的损失，这等于是把国内消费者的财富转移到了国外消费者的手中，国有企业变成了财富转移支付中心，只是转移的方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完全相反，不是把国外财富转移到国内，而是相反，把国内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代表国外垄断资本和国内利益集团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以此为根据，要求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越来越多老百姓对中国左翼反对私有化的主张也越来越不理解。

　　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国有企业的双重性质上。国有企业本来应该是全体人民的企业，ｘｘｘｘ之前一直是实行全民所有、国家经营的制度。ｘｘｘｘ后，把国营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虽是一字之差性质却截然不同，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国有企业则是国家所有。改变国有企业性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出卖国有企业方便，出卖国营企业在法律上必须和全体人民商量，出卖国有企业则只需国家同意就可以。所以中国国营企业全都变成了国有企业。由于国家是由官僚集团所控制，中国国有企业也就在实质上变成了官僚集团占有制企业，不是哪个官僚个人占有，而是官僚集团整体占有。但是，由于国家本身就是人民的国家，国有企业仍然无法摆脱全民所有的性质，于是，国有企业便具有了双重性质：理论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实际上的官僚集团占有制企业。全民占有是形式，官僚集团占有是实质。

　　中国国有企业官僚集团占有制的这种性质，使中国人民在国企问题上始终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如果任凭私有化，将会使13亿中国人民血汗创造的财富流向西方，财富外流的巨大损失会把中国推向亡国深渊;另一方面，如果捍卫国有企业，中国官僚集团又会随心所欲、没有底线地掠夺百姓，中国移动在香港的套餐价格不到大陆的十分之一，就是典型。

　　这就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产生了激愤情绪，拥护右派提出的私有化主张，而根本不管这种私有化不仅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对老百姓危害更大。怎么办?让一百万亿国有资产流失，肯定不行；让官僚集团用国企做工具随心所欲地掠夺国内老百姓，同样不行。中国左翼保卫国企的目的，是要保住民族复兴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基础，而不是为保住一帮贪官污吏的贪腐基础。所以必须把保卫国企和改革国企结合起来。

　　一方面，坚决反对打着混合所有制旗号的私有化，在当今中国民间资本比较弱小的情况下，私有化的结果，只能是把国有资产私有化到外资手中，60年的艰苦奋斗和30年的改革开放全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必须誓死反对国企私有化的亡国道路。

　　另一方面，必须对国企实行民主化管理的改革，恢复毛主席创建的鞍钢宪法原则，把国有企业至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因为国有资产是全民的资产，必须有全民共同管理和监督。对内，让工人参加管理，建立能够罢免厂长经理的职工管理委员会;对外，建立人民监督委员会，从外部监督国有企业，一是要求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二是防止职工管理委员会把国有企业分光吃光，这些企业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不是属于国有企业职工的，企业职工无权瓜分国有资产。

　　只有对国有企业进行民主化改革，捍卫国企才具有正面意义，否则，反对国企私有化的运动，在客观上就会起到巩固官僚集团占有制的作用，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民主化管理，违背了官僚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国企内部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中国左翼引起了国企老总的极端仇恨，他们甚至不惜重金收买左翼内部的败类，采取造谣诽谤等卑劣手段，攻击主张国企民主化管理的左翼人士，以维护他们的即得利益。

　　中国左翼主张的对国企实行民主化管理，才是真正的改革，而主张国企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和单纯捍卫国企的国家主义，都是一种倒行逆施，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由于这两种主义都符合国企老总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私有化可以让他们发财，拒绝民主化可以让他们当皇帝，这就是官僚集团和国企内部利益集团，对这两种人大加赞赏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倡导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会消灭国企，铲除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经济基础；反对民主化的国家主义会把人民群众推向对立面，根本保不住国企。只有在保卫国企的前提下，对国企实行民主化改革，才是国企发展的唯一出路，才是民族振兴的康庄大道。所以在国企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两种不良倾向，把捍卫国企和改革国企结合起来，既要捍卫国企又要改革国企，两者绝不可偏废。否则我们将会在国企问题上犯根本的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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