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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主体，一个新资产阶级将成为负责阶级
近30年来，在一步步将国有企业逼上死路，公有经济日益弱化的同时，不断加大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力度，致使私有经济迅猛发展了起来。
在党和国家不断加大鼓励、扶持政策力度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的发展呈迅猛势态。私营企业户数从1989年的9.56万户上升到2004年的365.1万户，分别比对私改造前的1949年12.31万户、1952年14.59万户增长28.7倍和24倍;雇主或老板(亦称投资者)从1989年的21.4万个增到2004年的948.6万个，分别比1949年的16万个、1952年的81万个增长58.3倍和10.7倍;雇工人数从1989年的164万人增到2004年的5017.3万人，分别比1949年的296万人、1952年的367万人增长15.95倍和12.67倍;注册资本从1989年的84.5亿元增到2004年11月底的50700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14.4亿元、1952年的21.9亿元增长3519.8倍和2314.1倍;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从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2004年的30898.6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68.3亿元、1952年的105.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451.4倍和292.1倍。私营企业近10年来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400个“富豪”，其平均财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私营企业纳税仅占财政收入的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的11.9%。此外，当今中国还存在大量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后形成的由私人控大股的私有制股份公司或责任公司。2005年，仅工业股份公司就有130491个，拥有总资产114660.3亿元，平均每户资产达0.8787亿元。
此外，20多年来又大力引进外资，据孙学文同志据相关资料统计，截至2005年底，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8056.45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前29年借用设备贷款13.9亿美元高出56.8倍，比当初设想引资500---800亿美元要多出9.0---15.1倍。截至2005年底，累计批准“三资企业”552946个，合同外资额10966.1亿美元，外商已实际投入6224.9亿美元。2005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据统计在注册登记的20多万户“三资”企业中，外商占全部注册资本的比重已由1994年的62.9%上升到2004年的76.6%，即整个“三资”企业都是外商控股控权的私人企业。在外贸领域，到2005年，外企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8.5%、出口占58.3%、进口占58.7%，外商已控制了中国外贸主导权。据权威人士指出，早在1995年外商已对中国橡胶、轮胎、啤酒、造纸、洗涤用品、碳酸饮料、医药、电梯、机床、彩管、录像机、光纤光缆、移动电话、程控交换机、计算机、微电机、电子元件、轿车等20多个行业或者产品形成了“控制”局面。如电子工业五大行业中，有四大行业外企占绝对优势：通信设备占62.5%、电子元件占56.7%、日用电器占68.6%、计算机占72.7%。绝大多数二级行业，外企几乎一统天下，如集成电路占91.3%、计算机外部设备占85.7%、通信终端设备占75.7%、收音机和录音机占77.5%。可以说，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电子工业。2004年第5期《工商行政管理》刊发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说，跨国公司已垄断了中国感光材料(胶卷)行业、手机、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照相机、无菌软包装和轮胎等行业。2005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所载文则说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商已控制了21个产业，占75%。外企还分别占1991----2005年中国新增贸易额、出口新增额和进口新增额的61.7%、62.3%和60.9%。中国实有沦为“经济殖民地”之忧。据记者黄雯在2004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文说：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国内企业只占10%，90%都被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赚去。可见，中国不过是“国际加工场”而已。外商在华投资享受减免税收等优待，加上高报进口价低报出口价、转移利润、虚增成本、虚亏实盈等等，千方百计偷逃低率的税收，已经赚取了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且将按投资年限无限期赚下去。2004年，仅韩国三星集团在华销售额就达240亿美元，LG在华销售额也达100亿美元。据2005年7月19日《工商时报》所载文形容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是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三来一补”)，外商更拿走92%的利润，中国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可见中国只是“国际民工”而已。在工业领域，仅以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比较，2004年有外商工业企业42753个，占企业总数的19.5%;雇工人数1444.5万人，占工业企业就业总人数的23.7%;拥有总资产47951.1亿元，占工业企业总资产的24.6%。平均每户资产11216万元，都是亿元户。外企创造的工业总值从1985年的27.1亿元增到1999年的18954亿元，按现价计算在14年内增长了698.4倍，年增长率59.5%，超过同期别的经济成份，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28%上升到15%。2005年仅规模以上的外企工业增加值就达18977亿元，占大中型工业企业28.6%，占全国工业增加值24.9%，即对中国工业增加值贡献率在1/5，若加上规模以下外企，估计贡献率在1/3。长期以来对外企税收优惠，如据2004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说，设在天津的LG自1996年10月正式投产以来，累计产值超过320亿元，而历年累计上交税金仅为4.5亿元，综合税率仅为1.4%。另，据摩根士丹利2004年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廉价商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这实际上是中国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巨额的消费补贴。事实充分表明，单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无太大助益。
改革献策者们素来认为：“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普遍性、竞争性领域应当是民有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天下”，故“国有企业经营不好，需要‘国退民进’；经营好，也需要‘国退民进’。”（王珏语，见2004年10月30日《理论动态》）“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高尚全语，据《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现在来看，他们的这种思想主张已基本成为现实。从有统计数据的产值结构来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0.5%下降到1998年的20.7%，降低了69.8个百分点;集体商业从7.4%上升到16.5%，提高了9.1个百分点：公有经济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7.9%下降到1998年的37.2%，降低了60.7个百分点。按规模以上零售额推算，到2004年，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等公有制商业零售销售收入合计807.5亿元，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1.7%，而非公有制商零售销售收入却占全国销售总额的98.5%;规模以下主要是个体商贩或自由市场，其销售额高达48003.3亿元，占全国零售总额的89%。可见，非公有制商业从1998年起已占中国商业经济的主体地位，私营商业已起主导作用。再从工业总产值来看，公有经济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00%下降到1999年的37.5%，下降了62.5个百分点;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1999年公有经济只占29.7%，下降7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工业由77.6%下降到27.6%，下降了50.0个百分点，若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则只占19.8%，下降57.8百分点;集体工业由22.4%下降到9.9%，下降了12.5个百多点。2000年以来对国有工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集体工业则实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或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遂使2004年国有工业包括控股部分工业总产值为65971.1亿元、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9.6%，不包括控股部分33058.2亿元、下降到只占14.8%;2004年集体工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为10586.4亿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4.7%。这样，到2004年，公有制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下降到34.3%。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从不占比重，发展到2004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65.7%。其中，个体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0.8亿元猛增到1999年的22928亿元和2004年的4762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0.04%上升到1999年的12.1%和2004年的21%;私营工业所创产值由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1999年的7688亿元和2004年的30898.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0.5%上升到1999年的6.1%和2004年的13.9%;由私人控股操纵的股份制企业所创产值由1999年的13746.0亿元增到2004年的80785.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0.9%上升到2004年的36.2%。据2005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在40个工业主要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比重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占70%。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于2005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文章，称国有、个体、外资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国务院在2005年2月24日发出的一份文件中说，私营、个体经济已占GDP1/3以上。2006年3月4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全国工商联《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推算，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为49.7%(外资经济占15---16%，两者之和为65%)。由此看来，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已总体私有化了。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私有经济已处于主体性、基础性地位，起主导作用，而本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并居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则只起补充作用了。
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出台的那份《关于鼓励扶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中国“市场的主体地位”。党和国家更要求非公有经济和企业主担负起社会责任。2007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明确提出“新阶层”说，谓：“从八届全国政协开始，有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身影，翻开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录，不仅许多非公经济人士榜上有名，律师、会计师、在外企工作的管理人员等也首次跻身其中。截至2006年底，私营企业主中中共党员占32.2%，接近1/3;他们中的代表人士被选为全国县以上人大代表的有9000人，被推荐为全国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30000多人。”从这种羞羞搭搭的表述中不难看出，这个所谓“新阶层”实际指的是新生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而如《人民日报》所说，这样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居重要地位，确是非同小可之事。
那么，非公经济究竟是如何产生、形成的?在怎样运动、发展?存在着什么问题?党和国家又是怎样对待它的?下面就请看看我们所能实录到的这类材料：
一、今日的私有资本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原来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私有化过来的。下依时间先后选录一些报纸上公开发表过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有头无尾，更没能充分揭露其中许多深刻的内情，——以使人们从中得到一个概略性的了解：
辽宁大胆尝试经营新思路
选择一批大企业由外商承包或租赁
据《上海证券报》9月24日报道，辽宁省日前宣布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措施，这将使海外投资者能够在辽宁省享受到更好的投资条件和具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发表讲话说，辽宁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货经营。而这种承包租赁方式在以前只是适用于国内的企业经营者。此外，辽宁省还欢迎海外投资者利用辽宁现有的4000多亿元存量资产优势搞合资合作，欢迎外国政府及香港特区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直接参与老工业基地改造调整，欢迎海外投资者参资购买辽宁企业将要上市的B股和H股。郭廷标说：“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广州将拍卖大型国企
日前，广州市有关部门公告社会，决定对破产的广州异型钢材厂公开拍卖，这将是广州市首次公开拍卖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有包括国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有意参加竞标。
(1997年9月29日《报刊文摘》，摘自《中国工商时报》)
选准“抓大放小”突破口
—— 重庆推广合川放活小企业经验
李维平 陈明德 颜雨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还要求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今天我们发表重庆搞活小企业这篇文章的时候，重庆市正在合川市召开进一步放活中小企业的现场会。我们高兴地看到，重庆市“抓大放小”的突破口是选择放活小企业上面，作为老工业基地，率先走出这一步棋，有利于整体突破。同时我们也高兴地发现，重庆市结合十五大精神加大力度推广“合川经验”，是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并举。这对当前各地的“放小”工作，是有启发的。
今年，放活小企业成为重庆市全盘搞活国有经济的重要一环。市委、市政府认为，只有将点多、面广的中小企业首先放开放活，才有可能进一步将大企业抓好抓活。
于是，该转的转，该卖的卖，该股份化的加快步伐，已成趋势。经过大半年的理顺产权，整顿重组，调整结构，重庆市各区市县的一批小企业以崭新面貌开始进入市场角逐，呈现出盎然生机。
(1997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私营企业出资一点五亿
买断本溪重汽九成产权
近日，经辽宁省本溪市政府批准，私营企业家崔玉晶出资1.5亿元人民币，买断国家大型企业本溪重型汽车厂90%产权。该厂去年8月实施破产。
从此，这家拥有4500多名职工的国有大型企业就由私营企业家崔玉晶控股经营，更名为辽宁本溪重型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并按合同规定，全部安置在籍职工，负责偿还原厂所有债务。
崔玉晶今年35岁，1980年以来，一直在自己创办的流通、工贸企业任董事长，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经营经验。她对重型汽车制造厂多次进行考察，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论证，认为自己有能力把企业搞好，于是大胆地向政府提出买断该厂90%产权申请。
经本溪国资委考察，确认崔玉晶有很好的商业信誉、超群的管理才能，多年来的经营实践使其具备了经营扩张的能力，具备了商流转向实业的条件。
(1997年10月16日《报刊文摘》，转摘自10月8日《工人日报》)
“西交会”上热点突出
产权交易进入市场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2日电(记者熊小立、杨力)正在四川省绵阳市举行的第九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上，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主线的产权交易市场、人才市场和科技市场成为热点。
国有企业产权作为商品在大型交易会上登台亮相进行交易是件新鲜事儿。作为改革试点城市的四川省绵阳市和陕西省宝鸡市是市权交易市场的主角。绵阳市推出玻璃制造、食品、机械、机电、制药、纺织等13个行业的33家国有、集体企业欲转让产权，还有1家国有企业、3家民营企业和1家外资企业欲被收购。宝鸡市展出已宣布破产的宝鸡印染厂、宝鸡无线电厂、宝鸡针织厂和宝鸡塑料厂的多种信息，公布15家欲被兼并企业和38个招商引资项目的详细资料。
产权交易市场上人头攒动，有不少是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代表。……
(199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辽宁省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宣布——
面向中外“卖”国企
据《中华工商时报》3月17日报道，为盘活4000亿国有存量资产，辽宁准备出售大批国企的产权和经营权，欢迎“老外”来辽宁承包、租赁、托管国有企业。这是辽宁省领导3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外记者发布的。
据测算，辽宁有大中型国有企业900多家，只有100多家准备继续保持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其余800多家均可让中外其它经济成分参股或控股。
(1998年3月23日《报刊文摘》)
“企业拍卖”岂能人为“形成高潮”
河南新乡市一工厂陷入全面瘫痪
据《中国机电日报》6月25日报道，今年4月，河南省新乡市政府号召“全市上下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形成一个拍卖高潮”，并于4月3日发布公告，决定对该市所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出售(拍卖)国有产权。4月17日，在未事先征求企业职代会意见的情况下，市体改委主任即率队到河南第一工具厂宣布，市政府决定对该厂实行公开拍卖。
这份公告在河南第一工具厂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该厂职工在震惊之余，于4月19日下午紧急召开了职代会，到会的75名代表中，除1人弃权外，其余74名代表一致反对市政府的拍案决定，并且要求按全厂职工意愿对企业进行改制。
当职工代表将职代会决议送到市政府有关部门时，该市一位负责人称：你们企业好比我手中的杯子，产权是我的，不是你们的，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我想把它摔了就把它摔了，你们职代会无权干预。
(1998年7月2日《报刊文摘》)
资产近2亿 只卖三百万
工人拍案而起制止“卖娘财”
据《燕赵都市报》12月14日报道，全部资财将近2亿的河南省洛阳水泥制品厂竟被厂长以359.34万元的低价，背着广大职工半卖半送地“有偿兼并”给了一家私人企业的老板。
当工厂被如此低的价格卖给私人老板的消息传出后，全厂职工十分愤慨。他们除了向上级机关如实反映外，全厂联工还召开厂职工大会，通过了罢免厂长李秀峰职务的决定，并成立了厂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起工厂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1998年12月24日《报刊文摘》)
国企改革悄然探“底” 国有股减持稳步前行
本报记者 郭振纲
国有股减持：12家企业率先试点 减持幅度35%
国有资产存量变现、充实社保基金和企业资本金、改善国企股结构，减持战略一石三鸟
专家断言：国有股减持不会冲击股市
近日，记者从国家经贸委企业司获悉，正在全国试行的国有股减持这一国企改革新战略一直稳步推进。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提出和付诸实施，标志着国企改革已深入到体制深处。虽然目前全国只有12家地方国有企业在进行试点，但由于它是我国继并购、重组、债转股之后另一具有划时代意义、颇具战略性的战略决策，因此备受关注。
国有股减持缘何出台
国家经贸委有关专家称，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的要求。其政策背景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贯彻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必须解决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即如何使国有企业资产中的存量部分活起来，国有股减持是一个好的选择，它有利于国有资产存量的变现;其二，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需要，国有股减持通过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可以解决社保基金“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减轻财政压力;其三，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多元化的要求，国有股减持有利于建立规范、合理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必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国有资产可不可“卖”
国有股减持包含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转移;二是国有企业股权比例的重新调整和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充实。这两项政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制度意义。
国有股减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控制，因为减持掉的这些国有股权要进入社会进行消化，这样会使国有股权充分市场化、多元化，这将有利于解决长期争论的国有资产变现问题。国务院发展破究中心陈准研究员认为：国有股减持的本质目标，一是要彻底解决国有资产可不可以“卖”的认识问题;二是要彻底实现国有经营性资产的可交易、可流通。
据国家经贸委有关专家的介绍，实行股权减持的企业，应该是竞争性行业中经营状况好的企业，但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目前不在国有股减持之列。减持的比例视实际情况而定，减持后的国有股权经社会消化，允许投资者持有国有企业的股权，从长远看也允许外资持有。
减持不会影响股市
国有股减持的前提是国有存量资产如何“退出”、怎样兑现。据国家经贸委的有关专家介绍，该项工作的“关节点”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股市的承受能力，如果推进过快，股市可能引起混乱，因而可以预见国有股减持将以分步推进为其表现形式;二是减持股份比例的确定，目前试点企业的减持幅度暂定为35%;三是减持股的定价，国有股减持不可能以现有股权的市场价进行操作，而须进行资产评估后再行确定，极有可能是一个协商价。
至于有些股民传言国有股减持有打击股市，著名经济学家樊钢认为，社保基金充实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国有股流通问题，而是产权转移的问题。即使是将一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划拨给了社保基金，社保基金也可以继续持有这些股份而不将其投入流通，至少是可以不马上将其投入流通，因此股民大可不必过分担心。
谁来承接减持的资产
国有股减持后还需有人来承接这部分资产，目前的主流意见是充实社保基金，做实“个人账户”。目前试点企业的做法是将减持变现的资产的50%交社保基金，由中央控制;30%加强企业资本金。
有关专家指出，国有股减持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因为很多配套的措施还没有跟上。不仅国家的预算体制要进行调整，还需要一套国有股权市场置换的定价机制，更需要相应的法律规则进行梳理。但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是肯定的。
(2000年11月19日《工人日报》)
国有资本开始撤离商业领域
南昌最大国有商业集团悄然“演变”
本报讯(记者李青莹)日前，江西省南昌市商贸委已派工作组静悄悄地“进驻”南昌最大的两家国有商业集团——洪城大厦集团和百货大楼集团。江西省商业领域最大的国企改革在不动声色中悄然进行。
这项改革意味着，国有资本将率先从百货、洪城两大商业集团中全身而退，也从此拉开了南昌市国有资本从商业领域撤出的序幕。
南昌百货大楼集团是一家拥有将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老牌国有商业企业，拥有资产数亿元，职工3000多人。1993年，该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成为国有控股90%的股份制公司，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却仍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冗员、资金、社会负担等方面积淀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1987年创建的洪城大厦集团，与百货大楼同一年进行股份制改造，逐步发展进入金国销售商业百强，但也遇到了与百货大楼同样的困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司负责人称，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中国加入WTO后，零售业将全面向外资开放，国有商业的种种弊端，使其缺乏强励的市场竞争力。国有资本从商业领域的撤退，宜早不宜迟，如果真到企业举步维艰时才改革，就晚了!
南昌市商贸委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股本多元化改制，将实现两大置换：一是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股的一次性完全退出;二是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解除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关系，让职工走向市场。
(2001年11月5日《中国青年报》)
又撕开两条裂缝
鲁宁
这些天来，温州民营企业家——均瑶集团的老板王均瑶有接不完的电话。来电者绝大多数是王均瑶相识与不相识的民企老板。来电的事由大多相同：一是祝贺王均瑶再度“胆大包天”;二是了解“包天”背后的细节和经验。
8月18日，中国民航重组改革在资本结构上出现突破，由王均瑶掌控的均瑶集团以18%的股份成为新组建的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三大股东。这是国内民营资本首次被允许进入长期为国有资本垄断经营的航空企业。从时间上看，它与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相隔才18天。
奶业让王均瑶由农民变成老板，“胆大包天”使王均瑶成为新闻人物。1991年7月，25岁的王均瑶承包了长沙到温州的客运航线。自从开了中国民航史的先河，王均瑶先后承包的国内客运民航航线多达50多条。
“十年磨一剑”。王均瑶能率先参股航空公司，再度“胆大包天”，绝非偶然，其之所以能领到民用航空市场准入证，与他跟民航管理部门十几年的不间断合作所积累的“关系”有关。如果换成别人，未必会有如此机遇。不过，尽管王均瑶与民航管理部门的历史渊源使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我仍然认为，其两次“胆大包天”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王均瑶当年承包民航客运航线更多得益于政策松动，今日其直接入股航空公司，更是市场化改革大势使然。市场化一路“化”到今天，再强硬的垄断板块也会出现裂缝。
裂缝一经出现，坚冰必被消融!一直由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证券板块也出现了裂缝。在由黄河证券增资扩股128亿元而成立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另一家国内民营企业——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出资2.4亿元成为民生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更值得提及的是，民生证券甫一挂牌，民营资本在其中的总股份就超出了50%。除此而外，民生证券的出世及原有的民生银行、民生保险构成了国内金融市场一道民字号的风景线，从而进一步加大金融垄断板块的已有裂缝。
消融自然界的坚冰是一个缓慢的物理过程。消融由计划经济生成——“计划”年代培育的经济垄断坚冰，也不可能没有过程。就现状而言，均瑶与泛海的幸运还只具象征意义。但改革的辩证法已反复证明，国内各领域改革的每一次实际突破，都始于“象征”。
(2002年8月29日《中国青年报》)
深圳面向国际招标
转让国有企业股权
本报深训8月28日电(记者李桂茹)深圳市政府今天宣布，该市将通过国际招标转让部分国企的部分股权，首批选择5家作为试点。此项改革的目的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参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做大做强一批骨干企业。
深圳国企国际招标改革于今年1月启动，总体工作方案已经制订。首批5家试点国企，都是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在行业、产业方面对国外战略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的企业。确定的5家试点单位和企业转制后的股权比例是：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7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25%;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5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45%;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60%，拟转让给外资持股24%，内资持股16%;深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5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45%;深圳市食品总公司，市属国有持股30%，拟转让给外资方两家，各持股40%和30%。
此次改革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在国企国际招标中，要把选择对企业长远发展有积极帮助作用的战略伙伴放在首位考虑，而不只是考虑政府要收回多少资金，更不允许进行产权的炒作;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要严肃追究查处;……
据有关人士透露，此次面向国际招标的深洲5家国企，已经通过聘请的国际财务公司与国际知名的大公司进行了接触，很多公司有参加投标的意向，而且都是世界500强中名列前几十多的公司。
5家试点企业国际招标改革在今年年底结束，明年将在首批试点的基础上，确定第二批国际招标企业名单，范围逐步扩大。
(同上)
60家国企80亿资产公开挂牌出让
“纯国企”两三年内退出西安
本报记者 黄博
西安即将公开挂牌出让60家纯国企总额达80亿元资产。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产权出让在我国西部地区尚属少见，此举表明“纯国企”两三年内将退出西安，引起国内外资本的广泛关注。
连日来，古城西安云集了一批来自著名企业的资本买家，如上海德龙、快捷集团、金花股份等上百家企业已登门联系洽谈。
出让如此庞大的国企资产，源自今年新年伊始西安市提出的“工业振兴计划”。此计划提出在2至3年内要让纯国企全部退出西安一般性竞争领域，为此决定将市属500亿国有工业产权面向国内外公开出让，通过出台多项政策，引导、支持各类社会资本，以兼并、破产和重组的方式参与国企改革。其中，深化国企改革，大力推进“国退民进”，建立劣势企业逼退机制，整合优势资源，是该计划的重中之重。上述资产总量计80亿元的60户企业，正是该计划被首批推向社会。
据了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发展，西安市不仅工业门类齐全，而且形成了较强的装备加工能力，是我国重要的高中压输变电成套设备、飞机及航空发动机、重型货车、彩色显像管、冰箱及空调压缩机、工业缝纫机、大型工业风机等产品的基地。目前，全市有工业企业46423家，从业人员109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28%;2002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1047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300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6%，上缴税金约占当年全市财政收入的41%，工业在全市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西安工业经济中所有产权结构方面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西安市经委主任张普会告诉记者，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12家，净资产近500亿元，国有资产比重高达70%以上，与沿海一些城市的20%——30%相比，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象严重制约着西安工业经济的发展活力。
“工业振兴计划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张普会说。
据介绍，该市此次国有产权的出让渠道主要是，将国有产权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售和通过各类社会媒体、专门推介会对外发布出让信息，达成初步意向，经企业职代会通过后，按程序上报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据悉，首批推出的60家“纯国企”中，不乏经营状况尚好、有产品、有市场、在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也有一些有优势产品和市场，但机制不活、缺乏资金的国企。
记者走访了几家首批出让国有产权的企业，大部分职工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早改早活。目前，部分企业已拿出了改制方案。尽管还有一部分人对此感到突然，但也都表示“乐观其成”。大家最关心的是改革后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是否会受影响。
有专家学者指出，西安市此举非常及时，否则改革的成本将越来越大。
据了解，在大力推国有工业资本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的同时，西安市同时积极鼓励、扶持非公有制工业发展，将着手建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基金，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信用担保，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联合重组、合资合作;进一步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以税收、土地等多方面政策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工业振兴计划”，自今年起，西安将连续三年从财政中列支4000万元设立工业发展专项准备金，扶持各类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资产重组;同时组建工业资产经营公司，通过董事会管理和促进国企改革。5年后，全市工业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将占到50%以上，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50亿元，年均增长16%。
“出让纯国企是为了新工业的振兴。”张普会强调说。
(2003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一外企以起拍价夺得老牌国企
竞拍者缘何成了摆设
本报记者 谭新鹏
一场前后时间不超过5分钟的拍卖会，今天在位于北京平谷区的渔阳饭店举行。记者在拍卖现场看到，整个拍卖过程中，拍卖槌只在空中停留了几秒钟便一锤定音——除了一家外资企业以起拍价举了一次牌后，其他两家国内竞买企业均未举牌应拍。
“整个拍卖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一位出席拍卖会的人士评价说，不知国内两家企业是来参加竞买的，还是只来凑个数?
此次拍买的标的为黑龙江省第三大国有企业——桦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桦林集团)持有的桦林轮胎股份有限公司1.5107亿股国有法人股，起拍价为9700余万元。竞拍者中，除了牡丹江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牡丹江恒羊纸业集团有限贵任公司外，还有一家来自新加坡的独资企业——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通轮胎)。
此间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参加竞拍的外资企业可能对今天的拍卖早有策划。因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国有法人股最多只能被拍卖3次，第一次以评后值为底价拍卖，第二次以评估值的90%为底价拍卖，第三次则按第二次拍卖底价的90%为底价拍卖。而此次拍卖的“桦林轮胎”国有法人股曾先后于今年6月8日和7月1日进行了两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
佳通轮胎中国事业部董事长吴庆荣的说法似乎证实了这一分析。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佳通轮胎早在8年前就对样林轮胎产生了兴趣，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前两次之所以没有参加竞拍，是因为价格太高。 据北京市二中院的鲁法官介绍，按照法律规定，如果第三次拍卖仍然流拍，被拍炎的国有法人股将按第三次拍卖的底价偿给申请人中信实业银行。
与佳通轮胎派出的前呼后拥的竞拍队伍相比，两家国内竞拍企业派出的人员却是形单影只，拍卖会一结束便起身离开了会场。牡丹江石化公司的一位人士对记者的提问一直讳莫如深，只表示“公司的实力不够，这次来只为学习学习”。
“两家国内竞拍企业分别只派了一个人参加竞拍，这么大的标的居然没有智囊参与，真是不可思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土说。
据介绍，将国有法人股作为标的进行拍卖，在国内并不多见，而外资企业参与竞购更是史无前例。业内人士对此次拍卖后企业的资产重组普遍看好，但令他们匪夷所思的是，既然是是一件好事情，又何必要遮遮掩掩呢?
(2003年7月14日《中国青年报》)
茂化永业职工维权碰难题
国有股转让协议是不是秘密文件
记者 何磊
企业的国有股卖了，国有职工的身份没了。安置职工的钱该由谁出?怎么出?这个难题困扰着与上市公司茂化永业相关的几方。
9月1日，上市公司茂化永业的会议室，经股东们举手表决，公司正式改名为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一刻，几十位公司员工代表又一次拉着横幅，堵在公司的大门口，他们要讨一个“公道”。
这几十位员工心中的“公道”是：买足他们的社保金;尽快给他们国有身份转换后的安置补偿金。
2003年12月4日，广东省茂名市财政局代表国有资产管理方，正式将持有的茂化永业公司26.3%的股份(相对控股)，以8700万元转让给民营企业广东海印公司。从此，广东海印成为茂化永业最大的股东。
然而从转让协议签订至今，原茂化永业的国有身份职工并没有拿到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的安置补偿金。与此同时，他们中400余人被“新老板”要求待岗。
谁与谁的“买卖”
有着33年工龄的郑康梅和儿子同在茂化永业上班。去年，他和儿子同时被“新老板”要求待岗。从此，一家5口只能靠父子俩每月共740元的待岗工资作生活费-----郑康梅每月520元，儿子每月220元。
茂化永业的前身为茂名市化工一厂，建厂至今40多年。1992年，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1998年10月28日，改制后的茂化永业成为茂名市所属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从改制到上市，职工没感觉到他们的身份变了，也没人告诉他们身份变了。许多职工还记得当初进厂时领导的话：“有厂在，就有你们的工作在。”
柯先生原来是当地的农民，1980年，公司征用了他家的土地。第二年，他和其他14位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起成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从此，在柯先生心目中，这辈子他就是这家企业的人了。即使到公司上市后，他仍然认为国有控股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不会变。
然而在广东海印入主茂化永业后，一切似乎发生了变化。去年，柯先生接到公司人事部门的通知：待岗。“年轻时给你干什么都可以，如今这把年纪了把我们赶出来，没了土地，也没多少技术，让我们怎么活呀?”柯先生说。
“我也可怜他们，可我这是企业呀，不能养这么多人。”茂化永业现任董事长邵建明说，原本以为只是一次资产的置换，没想到里面还埋着这么多“地雷”。他表示，企业愿意给职工们安置补偿，但政府要出法律、政策依据，否则，作为上市公司，很难向股东交待。
据了解，此前，公司曾出台《关于与“停薪留职”员工及富余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实施方案的通告》。通告说，愿意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司将根据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每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经济补偿金标准以2003年公司员工月平均工资887元计算。
通告还给员工另外一个选择：不愿意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司将按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为茂名市政府公布的2003年最低工资标准330元/月。
根据这一通告，员工们计算的结果是，他们中工龄最长的也拿不到1万元。此外，他们从社保局获悉，除公司个别领导及领导亲属外，绝大多数员工的养老金都没有足额缴纳。这意味着，到退休后，他们只能拿到一点可怜的退休金。
在职工多次找企业和政府反映后，茂化永业收回了这一通告。据称，新的方案是，所有人员按实际在公司工龄，每年补887元。
“像是在做买卖，先是330元，现在又成了887元。”公司一位待岗人员说，让他越来越糊涂的是。这究竟是谁和谁在做买卖?
这位待岗人员说，和他们同在茂名市的茂名石化，在国有资产转让时，职工按照3700元至4000元/年工龄的标准获得补偿。他不明白，同属一个行业，为什么相差这么大。他说，自己有一种被政府和企业合谋欺骗的感觉。
国资转让协议是不是商业机密
“我们想知道，政府与广东海印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到底有没有规定职工的安置补偿。”公司停薪留职人员郑蕙说，一年来，他们多次找过政府相关部门，但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他们这个疑问。
然而无论是财政局还是市里专门为解决此事成立的工作小组，均愿公开转让协议的内容。
据了解，国资委在《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两份文件中明确规定，国有资产转让中的职工安置问题要优先考虑，对职工安置等事项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有关专家介绍，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退出不再控股而由社会股东控股时所谓的职工安置，实际上就是国有控股公司全体职工由于国有身份的消失，要依法进行的劳动关系解除及经济补偿。
参与转让过程的茂名市财政局吴卫雄科长回忆：“协议书中有一句规定了这个问题，即海印公司在安置职工问题上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具体办理，不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他承认，协议书中没有关于职工安置问题的具体条款。
市里专门为解决此事成立的工作小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连我都没有看到过协议的内容。”
此次茂名市政府转让了26.3%国有股，共获得8700万元资金，如果按照国资委的有关文件，这部分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应该首先用于职工安置。但是，茂名市在此次国有股转让中，把安置问题推给了广东海印。
直到茂名永业的部分职工因安置问题与资方发生冲突，政府方面才表示，可以承担职工安置费用的26.3%。
职工反映，政府与海印集团在股权转让的操作中缺少透明度，企业的绝大多数职工都不知道协议内容。
公司原监事会的一位成员说，只知道政府与海印公司谈判国有股转让事宜，不知道具体谈些什么。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凡是涉及企业和职工利益的重大事宜，应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但是，此次国有股的转让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这份本应公开的转让协议似乎成了“秘密”文件，就连改制后产生的企业工会主席也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客。
谁在与职工争利
公司上届监事、工会委员周建说，在职工争取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一些事情让他越来越糊涂。与资方谈判理所当然，可是还要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市总工会还站出来与他们讲条件，“这算什么?”周建说，企业该不该卖、以什么价钱卖、卖给谁，这些都应该让职工参与，可事实是，连他自己都蒙在鼓里。
公司原中层管理人员谢小军回忆，早在广东海印收购公司前，美的、深圳中资投等多家企业表示过收购意向，一家公司甚至交了1000万元的订金。当时，美的开出的价码是每股4.2元，如今卖给广东海印却成了每股两元多。更重要的是，美的当时承诺，保证职工一个不下岗，有一个下岗给不低于10万元的安置补偿金。
茂名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解释，以前的事情他不清楚，但后来与广东海印谈判时，企业已经开始亏损。这也是政府下决心让国有资产退出这家企业的原因。
公司停薪留职人员林海说，公司从建厂到转让国有股期间，效益一直很好。只是要卖国有股的传闻出来后才出现亏损。他回忆说，广东海印入主前不久，公司突击招了两三百人。
“我们这些停薪留职人员还没岗位呢，再招这么多人，怎么能不亏呢?”林海认为，广东海印公司入主后短期内就能扭亏的原因为“减员+堵漏”。
股权转让已经成为事实，现在职工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能不能公开每个人的社会保险金额?能不能把养老保险补足?”职工问。
茂名市劳动局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许多人当时是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按照实际工资标准缴纳保险金的。现在要补很麻烦，电脑上很难处理。
“能不能按照当地同行业企业茂名石化的标准给付安置补偿金?”职工问。
“我们愿意给，但要有法律依据。”茂化永业董事长邵建明说，他听政府的。
据了解，职工们最近仍在不断找政府反映情况，政府的工作组也还在“做好职工的工作”。
(2004年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国企改制限期30天大有隐忧
冀 人
近日，河北省国资改革猛然提速，为了方便企业尽快办理相关手续，河北省国资委的改革处、产权处等几个重要部门甚至搬到酒店集中办公，拟用30来天的时间，让上千家河北省各级国有企业集体“变脸”，或朝“变脸”迈出关键性的一步。(11月14日《经济观察报》)
据报道，一位河北省国资委的内部人士感慨：“我们现在的压力很大，产权改革既不能操之过急，因为牵扯各方面的利益太多，但又要求快速推进，完成任务。”这位人士的感慨，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此“大跃进”式的改革，合适吗?
具体到河北省，据悉有4000余家各级国有企业，涉及资产4285亿元，而河北省拟在2005年之前，将国有资本比例从目前的71%降至40%以下。如此庞大的一笔资产，并不单单是个经济向题，也不单单是个公平问题，肯定会全方位地影响到社会发展。
《经济观察报》同时报道了国资委研究中心这位官员的几句话，意味深长：“我们到山东考察时，看到一个效益非常好的钢厂，也被要求在2005年前(国有资本)必须退到30%以下，这不是有毛病吗?”从这段话所包含的意思看，当前河北省国企改革的具体操作，也颇有可质疑之处。比如，河北省本次参与改革的同样也有几家目前效益很好的钢铁企业，还有一直效益不错的华北制药厂。而在此前，“港中旅当年投资两亿多元获得唐山国丰51%的股权，一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近年来每年利润在4亿元以上。”-----这让人有些不解：一年就能收回全部投资，然后每年都能收回两倍于投资的利润，这样的企业为何要急着卖?
在30天时间里让上千家企业“集体变脸”，在很短时间内让4000家国企改制完毕，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社会问题：这会给经济造成怎样的动荡?会不会造成太多人下岗失业?据悉，华北制药厂一些职工现在就惴惴不安，担心外资进来后会不会马上进行“减员增效”。的确，如果在改革的同时，带来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样的改革即使有成果，也是要打一些折扣的。
(200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二、私有经济是在党和国家关于“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的认识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推动下，迅猛发展起来的。
在私有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有两大举足轻重的政治动向：
一是私有企业主当选劳动模范。2000年召开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会前在评选劳模时，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党内外一些人越来越看重私有企业主，要评选其为劳动模范的观点日益流行。尽管全国的劳模评选规定中私有企业主并不在评选范围，但在某些地方却擅自将私有企业主评选为劳动模范了。浙江省总工会评选劳模时，本无私有企业主，但名单上报到省里时，省长柴松岳提出应把私有企业主评为劳动模范。省总工会告以全国规定中没有让评，省长却说全国没有规定，我们可以突破，并强令省总重评，一定要把私有企业主评选为省劳模。《人民日报》报道此事时加了花边，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中华全国总工会不赞成将私有企业主评选为劳模，而社会上的观点则各有不同，以致引发了一场争论。最后，全国劳模大会筹备组负责人宣布：
这次全国表彰大会不请民营企业主参加。但对各地已把私有企业主评选为劳模一事未作表态。此后几年中，资本主当劳模、资本主入党，越来越成为全国性的方针。五年以后的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中，就有一批资本主堂而皇之地被表彰为全国劳动模范了。
二是私有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后，有些领导人就愈益加紧鼓吹私有企业主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些地方则擅自将私有企业主吸纳到共产党内。2001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不讲“阶级”而只谈“阶层”，把一批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在内的社会人员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他不区分“生产资料”、“资本”同“财产”的本质区别，只是说：“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经过这样一番转弯抹角，实际模糊了占有资本、雇工劳动、谋取资本利润的资本主，也就是占有生产资料、雇工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者同劳动者之间的界线，然后说：“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这里不仅同他本人在1989年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是不同的说法，而且连《党章》“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这一最最根本的党员的阶级本质和属性都弃置不顾，占有资本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也就可以在什么“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的名义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而正是江泽民的这篇讲话，使中国共产党的大门为新生资产阶级洞开，以至现在私有企业主中有了32.2%的党员，到十六大召开，更有党员老板成为十六大的代表。
上述这两大政治动向显然已远远超越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范畴，也不仅仅标志着私有企业主社会政治地位的节节提升，而是表明我国评选和学习劳模运动的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悄然发生变化的重大政治动作。
下面再实录一些报载资料来具体看看私有企业究竟是怎样在积极鼓励、扶持和引导下迅猛发展起来的。
私企老板怎么当官
侯文学
2000年11月28日，珠海市委组织部向社会发布了公开选拔国土规划局和环保局副局长的公告，提出私营建筑和房地产企业的老板也可参选。有关人士认为，这是“在用人政策上进一步走向开放的一个信号”(《燕赵都市报》2000年12月12日)。对此，我有一点疑问：私企老板一旦当上了局长，他的私营企业怎么处置?
(2001年1月31日《中国青年报》)
上海私企老板首进中央党校
据《上海经济报》11月7日报道，上海有关方面领导和上海私营企业主协会，昨天为28位私营企业老板不日去北京参加中央党校研修班举行了欢送仪式。私企老板参加我国最高政治学府学习，这在上海还是有史以来第一回。据了解，这批学员均是来自我市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平均年龄45岁，大专以上学历达75%，博士、硕士占17.9%。
(2001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
民营企业家代表的信号
鲁 宁
几个月来，企业界一直有小道消息称，十六大代表中将出现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员代表。如今，消息终于得到提前确认。10月2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说，江苏远东集团老总蒋锡培向该报确认，他已当选十六大代表。这一消息还同时得到无锡市委组织部的确认。
同一天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也报道，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当选为十六大代表的，还有重庆南方集团的老总孙甚林、江苏沙钢集团的当家人沈文荣以及江苏综艺集团的老板昝圣达。还有没有其他具有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十六大代表，因缺乏公开见报的消息不便随意猜测，但已经得到确认的至少已有4位。
还有一件巧合的事，《福布斯》刚刚公布了新一届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在列入该榜排名的100名老板名录里，上面4位十六大代表中，有3位名列其中，他们分别是：昝圣达、孙甚林和沈文荣。
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员代表当选十六大代表并非偶然。这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民营经济本身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更是执政党组织建设与时俱进的现实与历史的必然反映。
(2002年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财富状况发生质变：57%的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
私人资本已成中国财富主要形式
本报讯(记者谢湘 刘芳)刚刚完成《中国财富报告》一书的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1月13日又走上中国经济50人“长安讲坛”，为国人解读中国财富状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最大限度地完成了对财富的再认识，截至2002年底，资产性财产总量已达到38万亿元，其中私有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结构主要构成部分”。
樊纲的结论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资本结构。在计算出的总量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31%，个体私营企业占38%;而在资本所有权结构比例中，国有资产只占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57%的资本额。另外，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资本主要由国家和集体使用、所有的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居民所有资本已超出国有资本，甚至比国有和集体资本总额还要大，已经成为全社会资本总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资本要素收入也有22%流向了居民个人。
二是金融资产。以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为研究对象，从政府、企业、住户3个部门看，持有量增长幅度分别是1980年的82倍、236倍、130倍，占国内金融资主产比重分别为18.6%、31.7%、49.7%，可以看出，居民占有大部分金融资产，而且都是净资产。已调研出的情况是，国内金融资产总量是20万亿元，有30%左右的城市居民拥有近80%的居民金融资产，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这构成是现阶段中国财富存有量的基本特点。
(2003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中央统战部等组织的——
2002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据《中华工商时报》2月26、27日报道，一次于2002年底完成，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下，由“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执行，针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03万宣广私营企业主进行的权威调查-----“2002年中国第五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日前发布。该调查得出以下发现：
▲25.8%的私营企业由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而来。
▲资本与管理权仍然高度集中于业主。
▲私营企业纳税额年均增长率是24.65%，远高于利润增长率。
▲17.4%的私营企业主是各级人大代表、35.1%的私营企业主是各级政协委员。
▲29.9%的私营企业主是中共党员，另有11.1%表示要争取入党。
▲30%的私营企业高管人员与主要技术人员持有股份，占总股本的9%。
(2003年3月5日《报刊文摘》)
赋予新的权利 承担相应义务
尹善明眼里的“非公经济36条”
本报北京2月27日电
记者 程刚
2月24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建国以来首个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据悉，文件从调研至起草、修改并获最终通过历时一年有余，业界广泛称之为“非公经济36条”。
从争取合法身份到获得国民待遇
令人瞩目的是，全文7000余字，近三分之一集中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和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
文件的着力点则在于“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这是十六大之后关于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份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非公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学家魏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评价说。
魏杰认为，此前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某种意义上亦是一部非公经济争取合法身份的“正名史”。
“去年修宪标志着非公经济身份合法性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彻底解决，接下来应该进入具体的行政操作层面了。”魏杰说。文件具体内容则体现为，协调非公经济和包括产业政策、银行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并以行政的方式确定下来。
魏杰认为，“非公经济36条”从经济成分的角度，明确回答了垄断和竞争性领域的关系问题。这意味着，以后除了极少数或极个别特殊行业和领域，非公有资本今后都可以涉足。
从争取合法身份，到获得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企业国民待遇，魏杰认为意义重大。
尹明善眼里的“36条”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有关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最系统、最权威、最实惠的一份政策性文件。”全国政协委员、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用三个“最”评价“非公经济36条”。
对大型民营企业而言，最大的担忧在于市场准入，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的困境则在于融资。在尹明善看来，过去，当一个行业、产业赚钱的时候，政策不准民营经济准入;当一个行业、产业开始不赚钱的时候，政策开始准入;当一个行业、产业完全不赚钱的时候，就对非公有制经济完全放开，比如餐饮业等等。
“这一次准入范围那么大，让我们喜出望外。”尹明善说，“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大大减少了力帆进入汽车行业、石油行业和国防行业的障碍。
力帆集团去年参股重庆市商业银行，尹明善当时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因为国务院1987年出台的《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不得投资和参与金融经营。“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干了”，他说。
力帆集团曾于1999年至2001年间尝试到香港主板上市，但在付出了700万港币的中介费后无功而返，“因为当时国家并不鼓励非么企业上市，我们绕不开很多烦琐的规定。”尹明善说，现在，“36条”为力帆这样的企业提供了直接赴海外上市融资的可能性。
统计数据显示，现在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4.5万亿，是GDP总额的189%。“但企业还是缺钱，这说明我们的融资体制存在问题。”尹明善表示，90%的非公企业只能通过银行信贷这种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而占全国企业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公企业贷款余额却只占全国贷款余额的20%还不到。
尹明善认为，“36条”提出的“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重”、“非公有制企业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发行企业债券”等等，将极大地缓解非公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资金压力。
如何理解“服从国家宏观调控”
2004年旨在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让很多民营企业措手不及。一些民营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担心：“‘36条’的落实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毕竟，现在文件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魏杰认为，产业政策、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等方面要作出调整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最终落实还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相关方面切实转变对非公经济的认识。”
据悉，此前有关部门已开始着手梳理和修改全国大约100多个禁止或限制民间资本投资行为的有关法律法规，清理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含有民间资本投资限制或禁入内容的“红头文件”。
与很多企业家的担心相反，尹明善相信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将很快出台“36条”的配套政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企业家对此次文件中“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的相关表述提出了疑问。
魏杰认为，文件的这一表述，实际上是提醒非公企业应该更加敏锐地注意国家释放的调控信号。譬如，在焦炭紧张的情况下，国家已经在通过取消焦炭的出口退税来释放明确的信号，但很多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同样，在煤电油已经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在大量地上高能耗项目。
促进非公经济并非没原则
“36条”还引人注目地用一个章节强调非公企业要“维护非公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并特别强调，非公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工会组织”，“保障职工依法参加和组建工会的权利”。在以往的理解中，工会属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并不隶属国务院行政序列。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乔健也注意到了这一表述，他认为，在去年珠三角、福建、浙江等地区大范围爆发“民工荒”的背景下，文件专门论及这一点并不奇怪。
乔健的研究显示，目前，因超低工资、超长加班、工伤和职业病等原因引发的劳资冲突，主要发生在管理不够规范、主要以雇用廉价劳动力为主的非公企业。
在强资本弱劳工导致劳资关系失衡的格局下，仅仅依靠劳动者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身权益显然是不现实的。乔健认为，除了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还应通过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加入工会的方式，加强弱势劳动者与强势资本进行博弈的力量，从而使失衡的劳资关系重新恢复到相对平衡。
来自中国广袤农村的数亿廉价劳动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绝对地供大于求。这导致上述问题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去解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境遇。“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介入，加强监管。”魏杰说。
“文件实际透露了这样一个信号：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在遵循最基本的法律准则和道德准则的基础上促进非公经济发展。”魏杰说。
尹明善也特别注意到了相关表述。他对此的理解是：“非公经济36条赋予了非公有制企业很多新的权利，我们非公有制企业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2005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我国民营矿业产值超过国有矿业
据《中国国土资源报》7月7日报道，近日从中国民营矿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传出消息说，我国民营矿业产值已超过国有矿业。 55
目前，全国矿石年产量57亿多吨，非国有矿业企业占70%以上;近6000亿元的矿业年产值，非国有经济占50%以上;近20亿元的年地勘投入，非国有经济占了57.3%。数据表明，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占据了矿业经济的半壁江山。
(2005年7月18日《报刊文摘》)
加大培养力度、拓展工作渠道、
做好安排使用、扩大政治参与
统一战线团结引导社会新阶层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朱思雄今天从中央统战部获悉：全国各级统战部门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作为全局工作中新的着力点，纳入工作视野，开展调查摸底，加大培养力度，拓展工作渠道，做好培养、安排和使用工作，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团结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据介绍，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新的社会阶层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全国各级统战部门积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要求与愿望健康发展，把他们的政治诉求有序纳入到现行的政治框架和体制中来。
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掌握情况。2000年以来，各级统战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状况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开展了对律师、注册会计师等社会专业人士的调查研究，了解掌握了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思想状况、主要特征，以及统战工作延伸到这个群体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工作思路等。
建立联系会议制度，拓展工作渠道和载体。……
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加大培养力度。中央统战部连续几年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地方党委统战部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培训内客包括政治理论学习和到革命老区、艰苦地区实地考察等。通过培训，有效提高了他们的政策理论水平，特别是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谐共处能力。
做好安排和使用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各级统战部门普遍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物库，培养、推荐和安排了一批代表性人物，目前共有10多位中介组织专业人士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许多专业人士被统战部门推荐担任检察院、监察部门的特约检察员、特约审计员等，还有的专业人士担任了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他们在各自能力上积极参政议政、履行职责，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2006年7月8日《人民日报》)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指出
民营经济是改变中国的一个因素
据《中华工商时报》8月28日报道，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演讲时，引用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的一段论述，他说：“简要概括总理的话，就是解除传统体制对人民不合理的限制，尊重和保障人民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制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手让劳动、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就是总理向世界人民解释的中国快速发展的秘密。这也就是我认为是什么改变中国这一重大问题最好的答案、最科学的解释。”
黄孟复认为，正是这些变革，促成了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由几乎为零迅速增长到目前的6万亿元。如今，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它创造了中国GDP的40%，创造了中国GDP增量的约60%;它解决了中国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半，解决了社会新增的非农就业的80%以上;它提供了中国税收的约1/5，提供了地县税收的大半;它提供了中国出口的1/5;它提供了商品与服务，成为彻底扭转中国短缺经济面貌的一个最重要力量，也是使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得以根本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黄孟复指出：完全可以说，民间资本、民间经济是改变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6年9月4日《报刊文摘》)
我国民营经济发生三大历史变化
占GDP比重将达四分之三
据《中华工商时报》9月22日报道，全国工商联主编的2006民营经济蓝皮书预计未来5年，全部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3/4，私营企业数量将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
蓝皮书说，民营经济发生了三大历史性变化，包括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和民营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截止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0%，而在2000年仅为42.8%。
此外，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得到了根本性提高，比如，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私营企业主2000年为38.4%，2004年则达到了51.8%。而随着包括“非公经济36条”的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中国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也基本建立。
(2006年9月27日《报刊文摘》)
2006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提出
民营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已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体，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北京1月31日讯 记者潘跃从全国工商联今天在此间举行的2006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了解到，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民营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应当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顺应时代趋势，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据介绍，民营经济对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不断增大。以中国光彩事业为例，到2006年6月，累计到位投资资金1247亿元，比2005年6月增长178亿元;累计安置就业479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79万人;累计帮助脱贫769.8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21万人;累计捐赠财物17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近40亿元。
黄孟复说，民营经济已占到全国GDP的65%左右，占经济增量的70%----80%，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现在已是解决中国社会就业问题的主体。民营经济不断争取政策、法律和制度公平待遇的过程，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更大公平;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资本和全社会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在增加民众财富、平衡地区发展等方面，民营企业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显著。
以参与新农村建设为例，黄孟复说，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主导力量是政府，而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参与力量就是民营企业。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广大民营企业的积极和广泛参与，如果不改革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方式，如果不逐步、普遍地建立各种类型的现代农业生产企业和新式农业合作组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2006年，是党和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特别是《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进一步落实的一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不断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更大发展。
谈到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黄孟复指出，部门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措施推进还不平衡，民营企业自身素质提高尚有不小差距。例如，劳动纠纷不断增加，社会诚信意识仍有不足，商标假冒、产品伪劣、财务失真、偷漏税款等问题仍在部分民营企业中存在，特别是在中小民营企业。此外，资源浪费加大、环境污染加重、违法犯罪、商业贿略等问题，也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民营企业的评价。
200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仍将保持快速稳定健康发展态势，黄孟复认为，这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条件，物权法制定实施、企业所得税法出台、金融体制改革加快，以及“非公经济36条”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都将促使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民营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构建和谐企业，进而推动构建和谐社会，是民营企业的社会与历史责任，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要为此不断努力。
(2007年2月1日《人民日报》)
三、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不管他是老的，还是新生的；也不管他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本性难移。
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当今中国的新资产阶级是否仍是如此?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报载实例。
■暴富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患无穷
■暴富这个群体既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改革的促进派”，而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这个新生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根本上来说跟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对立的。可以说暴富群体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之一
■解决暴富、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从整顿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强法治，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找出路
暴富群体：体制转型的怪胎
老板赖账3000万 一边逃跑一边申辩
仪科惠光案拉响中关村信用警报
本报记者申音 实习生黄新 钟丽军
目前，曾被众多媒体追捧过的国内第五大IT分销商仪科惠光神秘“案发”。公司办公地和货仓空空如也，而老板林晓志在欠下中关村数十家企业的至少3000万元货款后已不知所踪。
在苦等数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愤怒的债主们联名反映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
8月13日，仪科惠光被法院查封。8月20日，管委会召集海淀区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开会，将其列为挂牌案件。8月23日，林晓志在网上发贴称：“我们一定会回来，并且要用第二次创业所得的利润清偿所有的债务!”同月28日出版的《中国经营报》在头版头
条公开披露此事，原本为中关村管理部门和受害企业藏掖的“秘密”方才曝光于世。随后，众多媒体试图跟进报道，但中关村内已经“坚壁清野”。本报记者几经努力，在保证不透露被采访者身份的前提下，终于取得了部分知情者的信任，了解到更进一步的幕后情况。
疑窦丛生的营销模式
记者注意到，在长达数页的受骗企业名单中，既有神州数码、英迈国际、和光商务、中电集团这些名头响亮的大企业，也有一大批中关村里的小公司，所涉金额多的有900多万元，少的不过万把块钱。那么林晓志又是如何将这些大小葡萄串在一起，一个个吃掉的呢?
是赊销，中关村里最通用的方式。
一位1998年就进入仪科惠光直到今年5月份才离开，最高担任过销售总监和投融资总监的L先生(遵照其个人意愿，如隐其名)，很清楚老板是如何发家的。
“刚开始他没多少钱，又要做生意，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把自己包装好，以好的人缘和信誉为砝码，去打动别人。结果，供应商就愿意把货给他卖。有货卖了，打个欠条，又可以争取到20天或30天的延长付款期，中间低价卖出去，两三天之内就可以套到钱。但他不会马上把钱给经销商，等手上积累的资金多了，就可以此用做别的生意，等于是空手套白狼。”
即便如此，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没钱，林就提出了所谓“黄金渠道”、“专家服务”等连锁经营概念，大力宣传。10万元风险拆押金的低门槛、高额的折扣吸引了不少二三级城市的中小进货商加盟。而林老板的要求很简单，各分店中80%的采购量都必须通过总公司集中采购。林的一呼百应也让大供应商刮目相看。
IT分销行业的平均毛利率只有三五个点。这样的高进低出根本不可能给他带来利润。林晓志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但他继续做赔本生意是有理由的。
国内IT市场红火之后，和仪科惠光有类似之处的分销企业佳都、怡海等已先后被外资收购，创始人拿到了上千万美元的股份，这对林晓志是个巨大的刺激。他意识到连锁销售体系是一个很有力的砝码，可以对外融资，甚至上市。只要成功，他就可以“解套获利”了。
因此，仪科惠光不惜代价抢市扬，做份额，即便因为价格放得太低，冲乱了IBM的价格体系，以致被取消销售资格也不回头。
这其实是个操作难度很大的工作。因为做分销本身对资金实力要求很高，一旦资金流通不畅，那么整个链条就会停下来。于是他不得不连续地高价进、低价卖，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变出钱。一旦两天没销售，整个资金就会有问题。
问题很快出现。随着NASDAQ的“高台跳水”，融资迟迟谈不下来，上市已经越来越遥远。IT销售放缓，东西就是低价也卖不动，仪科惠光的财务失控。从今年1月起，林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拖欠货款空头支票的事越来越多。大代理商减少发货，林就把目标列准二级、 三级甚至更低级的代理商。只要能赊货，也不侃价。拿到货后，只要可以变现就马上出手。钱也不再用来补漏洞，统统被林自己卷走。
一家具有外资身份的大分销企业，本来已经打算停止和仪科惠光做生意。但林晓志跑过来，拿着中国科学器材进出口总公司的100万美元的信用证。于是，林又提走了200多万元的货，却再也没有回来。事后，他们才了解到，那个信用证是器材公司老总私自开给林的，下面根本不知道。
到了5月份，按照《中国经营报》的说法，林已经是一个纯粹的骗子，一分货款也没还过。而直到其账号被查封的前3天，还有天津的进货商向仪科惠光的账上打钱。林自6月起，就再也没在公众场合露过面。
林晓志：史玉柱还是牟其中
“他看起来真的想做事情，而且很努力。”被林老板骗走200多万元的货的某国内知名分销商经理，谈到了他对林晓志的第一印象。
1997年，自称“在福建做IT做了6年”的林晓志跪到中关村，创建了仪科惠光公司。当时启动资金不过50万元。根据《计算机世界》事前的一个长篇报道，“办企业这么多年下来，我始终没有在前台卖过一台机器，包括公司的营业额每月还不到几十万元的时候。”早年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使得林老板很善于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在一个产业的大背景下，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企业，如何运作这样一个企业才能符合产业的发展趋势?”
短短两三年内，林抛出了“黄金渠道”、“专家服务”、“变产品主导为客户需求主导”、“E连锁”等新概念，很是让不明就里的媒体兴奋了一阵。随便用新浪一搜索，报道仪科惠光的网页五六十个。
“他是善于利用舆论造势的，在宣传包装上花了不少工夫。”L先生承认，他曾经负责过仪科惠光的公关宣传工作。举个例子，林对《计算机世界》的记者声称，仪科惠光1999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而在自己后来的自述中又称只有2.5亿元，相差一倍。
在网上的申述和告别声明中，林把仪科惠光的倒闭归咎于长城电脑公司恶意拖欠货款，以及得实集团突然申请查封其账号，颇为悲壮。这让他在网上蠃得了不少同情分。深知内情的经销商们对此格外愤怒。
“他说直到6月，长城电晓还拖欠仪科惠光300万元中央粮库项目的货款。实际上，长城不过是把仪科惠光去年做总代理时欠下的钱抵回而已。”
“林如果不是骗子，可以把财务交给第三方审计，看看亏在那里。可他根本不敢这么做。亏他还好意思说把车子留在那里以表诚意，那是法院封的。”
“林晓志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学史玉柱，可在他身上，我只看到了牟其中的影子。”一位经销商恨恨地说。
中关村为什么“沉默”
中关村处在一种奇怪的静默之中。记者打电话给相熟的神州数码公关人员，对方的回答是公司内部已经下了指示，谁也不可以接受媒体的采访。
至于海淀区人民法院、工商局等部门，明确地给了记者闭门羹。
我们根据拿到的名单挨个去问，绝大多数人表示“上面已经打了招呼，不方便说”。少数同意访谈的，也大多要求保密身份。受骗企业的具体数目也还是个谜。一位经销商称：“我向海淀区分局刑侦科报案的时候，就已经50来个，现在据说有100多个了。”
另一种言论在区内散播。有人说，林不能抓，抓的话谁的债也还不了了。不如让他继续骗，还有可能还大家的钱。
更多的人心已经凉了。一位外资分销企业的经理反思：“大的气候、环境需要维护，需要建设，一定要有健全的淘汰机制、惩罚机制，否则责任没法追究。”
“IT行业的特点决定了赊销是肯定要继续下去的。”一家公司的律师说，“中关村一带骗子太多了，大公司防不胜防。去年我们几家联合去报案，队已经排到了3000多号。几十万元的案子公安局根本不受理。像四方通达、创业先导、华证东方这几个案子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破。”
“更可气的是有的骗子还在中关村转悠。工商局不管虚假注册，有的前几天骗了你100万元跑了，过几天又注册一家公司，或者借几个民工的身份证注个册。”
“现行的公司法太模糊了，比如有限责任就很笼统，到底该怎么承担责任。虚假出资的认定也有问题，不是查你的账，而是你工商登记表里有没有会计师事务所入账凭证。”
也有的经销商认为，信用体系的建立和维护不能光指望政府。因为政府行为包括法律、法规都是滞后的，总是跟在问题的后面。政府的效率低。他们即使做也是很怠慢地做。必须要有中介组织和大量的企业带头去做。
事实上，早在去年，新华信风险管理有限公司就组织了一次IT行业信用管理研讨会。不少村内企业参加。当时新华信倡导作一个信息库，把IT业所有的客户名录放进去共享。但与会企业显然不愿把企业机密与人分享。
“林晓志破坏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秩序。”一位外资分销企业的经理语气沉重。
谁来担保中关村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任冉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简称记)：仪科惠光事件发生后，管委会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案件进展情况如何?
任冉齐(简称任)：案件正在全力侦破中，为此我们联合有关部做了一些必要安排。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侦破的结果。
记：您认为中关村的管理部门和企业可以从这件事中吸取些什么教训?
任：这件事应该被当做一个典型，教育中关村企业注重信用和信用管理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建立证信体系太必要了。以前企业对这个不热心，认为会增加自身成本，但如果大家都遵守的话，就会降低社会的成本。应当说，这是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必须经历的台阶。整顿经济秩序，改变政府管理手段的重要一步就是信用体系的建设。
记：政府能为中关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做些什么?
任：我们打算在中关村里营造一个区域信用体系。主要想法是由政府来整合下面各行政部门和机构(如海关、税务、工商、银行等)的企业数据信息，组织一批在证信评估方面权威的、经过市场证明的中介机构。
记：这些数据信息包括哪些?
任：分为3类。……
记：为什么政府不做这个工作，要由中介机构来做?
任：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被信用国家验证过的。一个信用体系的建设，必须依靠市场中介机构的成熟，也要靠政府的扶植，要把原来政府做的又做不好的工作，让市场中介机构、行业协会来完成。
记：从信用体系建设来说，中关村有哪些特殊理由需要先行试点?
任：中关村是个高科技园区，很多企业还是处在创业阶段。他们最需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但这些都是以企业信用为基础的。可要鉴别一个企业的资信，前期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所以应当营造一个守信得奖、失信受罚的环境。不管多难，我们现在也要起步了。
(2001年9月4日《中国青年报》)
仰融：迷雾笼罩的资本枭雄
本报记者 王尧
明天，仰融关注的“中华轿车”就要在北京市场大亮相了;可直到今天，仰融“身在何处”却依然还是个谜。
8月20日，“目前”还是仰融担任董事长的上海申华控股公司，在北京会有一个热闹的秀----“中华轿车投放市场”。但是，关于“董事长仰融是否被捕”的消息，直到今天，这个上市公司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今天，申华控股公司媒体负责人回答本报记者说：“可以肯定的是，明天仰总不会出席。”
仰融，最近一直笼罩在传言的迷雾里。8月，有媒体披露：“在资本市场上一直长袖善舞的仰融从华晨汽车出局后，行踪一直成谜。近日，有传闻称这位华晨系的创始人已经被逮捕。此前，仰融已被政府正式通知‘限制出境’。”
接着，有关这个资本枭雄命运的迷雾越来越浓——这边，有仰融“一直在休病假”的新说法;那里，也有“仰融最近在美国，活得好好的”的新解释。
今天，申华控股公司媒体负责人之一索研小姐的答复还是很中性：“我们是上市公司，公司在三大证券的公告是惟一的信息披露渠道，到目前为止，公司不存社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如果公司发生如此重大的事项，他们一定会通过正常渠道向社会公布。”
直到今天，在公众眼里，1957年出生的仰融，尽管是2001年度媒体评出的中国经济人物，但他的人生经历中还有迷雾团团。
这位有着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企业家，讲述过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又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进手术室，奇迹般地、没有残废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既珍惜又藐视生命。”
2001年，正处于成功巅峰的仰融，评价过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3个转折：
第一个转折，发生在1992年10月，他操作组建的“华晨中国汽车”(CBA)在美国纽约成功上市。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第一例。
对纽约证交所来说，这也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只正式挂牌的股票。这段传奇经历，被称为“夜行上市”，当从中融到7200万美元资金时，很多当初笑话他天兵的人深感意外。
1992年华晨上市，被媒体评为当年中国十大新闻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把华晨上市招股书评为经典案例教材，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家在纽约挂脾上市的公司”。当时，中国证监会还没有成立。
就是这个案例，直到今天还让许多官员、经济学家对仰融“拿不准”，敬而远之。于是有了“仰融的水很深，最让人琢磨不透”的说法。
第二个转折在1995年1月，发生了华晨接管国有的“金杯客车”管理权。
第三个转折在是在1999年，在他的操作下，收购了申华实业，更名为上海华晨。今天的“申华控股”与此企业有关。
不懂汽车却闯进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仰融，有一句名言：“金融是手段，汽车才是目的。”他在8年时间内，完成了纽约、上海、香港“三地上市”。在10年中，他在汽车业里投下了50多亿元人民币。在高度垄断的中国汽车业，冒出了个另类的、号称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企业。
仰融，成了中国汽车制造业游戏规则的一个“颠覆者”。2001年，宝马集团选择仰融手下的华晨作为合作伙伴，宣布要生产宝马汽车。小字辈的华晨，在与“国家队”的竞争中胜出，让人颇感意外。
更让人意外的是，今年6月，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仰融，从华晨汽车出局。8月，仰融被捕的传言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仰融被捕”的说法?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一位分析师认为，可能与华晨的产权归属问题有关。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公司分析师认为：“即使仰融如传闻所说的真的被捕，也不令人奇怪。从民营企业家普遍拥有的‘原罪’背景来看，仰融的悲剧性命运几乎可以肯定。”
尽管掌握着超过百亿资产的仰融说过，华晨全部是国家的。但是，今年媒体分析出的“华晨股权结构变更图”，还是让很多人没有找到答案。正是企业产权归属不清的“原罪”，笼罩了仰融的光环。
仰融，这个打破汽车巨头垄断的资本运作高手曾说过，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丑陋的中国人》。
(2002年8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张维迎当“牧师” 众名家说“原罪”
企业家反思：还是赚干净钱好
本报记者 杨得志 实习生 蒋志臻
“曾经跟我同台领奖的著名企业家们，现在大部分都已销声匿迹了。”在12月21日闭幕的“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与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搜狐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一起，痛说过往原罪，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则充当了他们的“牧师”。
今年，仰融出走，杨斌翻船，中国富豪纳税等事件接连发生，使“赚钱和道德的冲突”成为社会新的热点。在论坛上，几位企业家在张维迎的启发下，纷纷负疚地说起陈年往事。
柳传志介绍，联想集团在“没法活了”的情况下，赖了客户两年多的账，也曾很长时间用的都是走私的电子元器件。
刘永好手下的总经理在江西生产销售用高水分的玉米做成的饲料，结果让农民的猪吃了他们的饲料不长肉，害人不浅。
东软“捣鼓”出售房地产交易软件，让客户花了很多钱购买了不应该买的东西，自己却赚了个四五千万元。至今，刘积仁还深怀愧疚。
柳传志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政府给计划内的企业生产批文、进口外汇的额度，计划外的企业却享受不到这些。计划外企业没办法，只好花钱去买批文。再加上海关、税务等部门明显的立法、执法不一致，不公平竞争的问题非常严重，企业环境非常恶劣。“在1994年以前，我们要将50%左右的精力用在对企业环境的适应上。”
这种遗风现在仍在流传。张维迎说：“几年前，我在上海的房地产论坛上说过，中国的房地产商30%是大骗子，30%是中骗子，30%是无意识的骗子，10%是好的。目前房地产市场仍是最不规范的市场之一，客户被欺骗诉诸法律官司不断，面临很大的挑战。”
柳传志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批文取消了，外汇和人民币的额度对接成功，然后经济软着陆，到十五大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再到三个代表，经济环境越来越好，再搞违规行为就得不偿失了。刘永好也承认，为了眼前的诱惑和利益，采取短期行为，反要付出较大的成本。“虽然新希望当时多赚了500万元，但今后第二年、第三年，江西很多农民就不买新希望的饲料。结果，到现在为止，这个省的销售额仍比其他省要少。”
作为新一代企业家的代表，张朝阳对原始积累必须经历血腥阶段的看法不表苟同。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靠正常的渠道，用比较规范的方式，创办一家好的公司是完全有可能的。相反，用血腥的手段，靠歪门邪道，已很难走远并形成气候。最近几年的风险融资，通过上市或者别的新型做法，已是非常规范。
张维迎介绍，上个月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亚洲企业领袖年会就颁发了公司公民奖。把公司理解为一个社会公民，势必要求企业对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张维迎说，评价一个企业是不是优秀企业，首先看它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公司公民。如果不是一个优秀的公司公民，就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很遗憾的是，这次年会没有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获奖。
柳传志认为，现在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改革中很大一部分人付出了成本。他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有责任在上岸后，帮助别人也上岸，保持自己的稳定，不仅为别人，也是为我们自己。”
(2002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拿到地就上了赚钱大道
下力气就能打通关节
雇人买房制造售楼风暴
一房地产商戳爆楼市肥皂泡
沈虹冰 陈芳 李自良
39岁的孙国平(化名)，在房地产业“打拚”了6年，做了近20万平方米的楼盘，积累下4000多万元的资产。他向记者吐露了业界圈地、盖房、卖房中一些不为外人知晓的手法。实录如下：
拿到地就上了赚钱的大路
时下，在股市低迷、其他行业利润不理想的情况下，不动产投资成了热门。连小投资者都流行“抢房就是抢钱”的说法。国家出台政策鼓励购房按揭，地价不断上扬，房价飙升，谁见了不动心?商业银行也纷纷抢这碗饭。眼下房市景气，我们的投资回收很快，看上去是个多赢的结果。
谁都知道，在这个行业要站稳脚跟，必须有雄厚的资本和较好的土地储备。现在各地做房地产赚得多的，大多是在前些年“圈”得了大片土地的。能不能圈到地是做房地产成功与否的关键。
现在各地都在搞开发，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卖地生财，有些地方地都卖滥了。抓住地方领导干部心理，掌握第一手信息很关键，“招商引资”、“改造”、开发建设政策一出台，土地里就有机可乘。只要我是一个“有实力”、“有背景”的企业，就能用很少的定金，甚至不花钱，就可得到协议用地，剩下的地价款先欠着。要么换个方式，包下一条旧街道改造或者一个地方的“亮花工程”。投资不大，但可以换得一块或可开发，或可融资、出让的土地，甚至还有一批商铺。
下大力气就能打通关节
拿到了地，就成了投资商，就可以利用优惠政策开始融资、合作、卖楼花。尽管房地产法规对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房地产预售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但制度是人制定出来的，只要在关键的地方肯下力气，就能顺利打通各种关节。
如果没有钱开工，有建筑商，有银行帮忙。现在房地产企业多，建筑企业更多如牛毛。建筑商垫资开发是业内不成文的规矩，他们不仅要先帮着把楼盖到封顶，还要交给开发商保证金。只要开始合作，就是一条船上的人。拿到了地，可以找一家手段高明的土地评估所运作，最后得到的项目开发贷款肯定不能低于买地的价钱。这笔钱可以用来应付一部分债务、发工资、做设计、搞宣传等等。
卖楼当然并非易事。首先要制造热度，针对消费者“买涨不买跌”的心理，要变着法儿造势，制造楼市火爆的幻象。没有人买，可以雇人来“买”，项目一“开盘”就会演绎成“某某花园开盘狂销数百套”，或者“某某广场售楼风暴，首期一百个单元当天被抢购一空”，这些故事往往有惑人的图片和图像证明。买房的人动心后，就上了套，可以做的文章就多了。
买房子的人当然不懂如何精确计算和测量，也不会详细核查他们看不懂的工程图纸，建房成本、开发商许诺的高档原装进口材料都无法鉴定。买主即使能以较低的价格成交，事实上还有各种各样的附加费在后面等着。
概念也被吵到了极致。水景花园、香樟别墅、智能数码、生态人居、绿色环保、人性化设计，要什么有什么，只要能打动买主的心。这些充满诱惑的东西总能勾起人们的购买欲望。
楼盘卖得差不多了，原有的“湖景”、“园林”很快不见了，或者干脆这些地块就又建起了新的商品房。
我所说的这些，都是这个行业里不规范的现象。现在这个行业红火，大家都往这里挤，谁也说不清楚现在的房地产业究竟是不是“泡沫”。
(同上)
扶持民企也得讲章法
鲁 宁
上月23日，新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知名民营企业家——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遭枪杀的事，震动全国。此宗新闻还有续篇，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以《李海仓身后债：海鑫钢铁欠银行30亿》为题提出，“该是到了揭示海鑫集团真相的时候了”!
近20年间，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头顶各式荣誉光环，或平时被地方宠惯了。这些企业，一旦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更不消说发生当家人遇害这种极端事件)，往往要遭劫难：或经营业绩大幅缩小，或真相大白，或神话戳穿……由此，闻知海鑫集团的巨额银行欠债浮出水面，我反倒觉得全在意料之中。
海鑫集团的总资产据说也就30亿元，即使不考虑总资产(账面资产)是否需要挤出水分的因素，仅30亿元的银行债务就会使整个集团“零资产”。假如再考虑到该集团实有资产抵押变现时必然出现的资产贬值，海鑫成了个资不抵债的空壳集团。而有待进一步核实的消息说，海鑫还欠其他自然人和关联企业5亿元。
海鑫号称国内著名民企，李海仓本人被列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在山西省内，李本人及海鑫集团更是政府扶持民营企业的一根“政治标杆”。由“李海仓神话”到海鑫集团之空壳，人们有理由怀疑，类似于海鑫的国内其他“著名民企”，是否在“超高速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虚脱，甚至早已被掏空?
由此，人们还有理由责问，类似于海鑫那样的“著名民企”，在其创造发展神话的过程中，占用了多少在公平竞争下本不可能占有的额外发展资源?当地的政府和媒体，在这一场场“造神运动”中，该分别承担什么责任?其背后是否有腐败因素在做怪?
(2003年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首批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23名民营企业家只剩下“6杆老枪”
企业家代表委员双重身份如何参政 71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本报记者 丛玉华 王尧
这几天，广西喷施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林在华润饭店遇到五个老朋友：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大连韩伟企业集团董事长韩伟、中华茂祥集团董事长王茂祥、江西九江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和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他们是仅存的以民营企业家身份连任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上，23名民营企业家首次进入全国政协。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开会时，非公经济人士的数量达到48名，但原来的23名只剩下10名。今年，有100余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被推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依然不倒的就是这“6杆老枪”。
为什么另外十多人没有连任?王祥林说：“原因很多，有破产的，有犯事的，但更多的是把企业家和政协委员的角色搞混淆了。”
据记者观察，此次当选的老板大增，一些代表、委员驻地也格外热闹起来。许多老板都带来了公关班子，疏通有关方面的关系，给媒体送宣传稿，有的还带来了本企业的产品。
“目前这个阶段，非公经济代表、委员为所在阶层说话无可厚非，但利用这一政治身份来为自己的企业添景，是不是有点变味?”一位常跑两会的记者说。
“在前两届会上，也有一些风头很劲的企业家，在报上、电视上常常露脸。后来，就消失了。”王祥林回忆。
王祥林是有名的“王大炮”。在政协会上，他抨击过国家政策对待民营企业的不平等，反映过破产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情况，还曾力排重议支持两面针厂长拿10多万元奖金。
“王大炮”的名声甚至传到了朱总理耳里。有一年，中央派调查组到广西，朱总理亲自交待工作人员要找王祥林谈谈。“我能连任三届，可能更深层的原因是，全身心地尽了一个政协委员应尽的责任。”
记者问另一个“不倒翁”张宏伟，此次参加两会有没有带公关团?张宏伟一脸的惊讶：“我是政协委员，带那些干什么?我是带着笔、纸来开会的。”但他也承认，“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商人嘛，为自己谋利益的念头不可能没有，关键是要有制度约束。
而现在，完全靠企业家自律。自律得好，就不倒;自律不好，就走人。”
据悉，在今年两会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除了100余人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还有133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如此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了人大、政协是顺应时代要求，但也把角色问题凸显出来。
角色尴尬不仅表现在政治身份带来的额外好处，还表现在额外的负担。据报载，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投资的“政府工程”----浙江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在暂时看不到盈利的情况下上马了。有人说，也许“原来的纯商人”徐冠巨根本就不会上这个项目。“养鸡大王”韩伟也担负了平抑市场蛋价的义务，每当市场鸡蛋价格波动，他就会出来降低企业的利润，换来全国市场的平稳
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韩大元对发达国家议会制度颇有研究。
针对今年两会中出现的企业家“公关风”、“会中会”，韩大元表示了明确的批评态度。他说，尽管我们制度还不完善，但也有对代表、委员义务的规定，特别是对其在会议期间的行为，有原则性的约束。“无论你是什么职业，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你的身份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做的事，就是审议报告、提出议案、提案。”
(2003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
又一个“福布斯”富豪陨落
“26亿元资产”神话创造者吴志剑被判刑17年
又一颗“福布斯富豪”明星陨落了。2003年4月1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一审判决原深圳政华集团总裁吴志剑有期徒刑17年。
吴志剑，福布斯中国富豪榜1999年排名第九、2000年排名第26位。这个曾经以800元起家，到拥有26亿元资产神话的创造者，因合同诈骗及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两项罪名，被判徒刑，并处惩金50万元。与其一同受审的同案犯罪嫌疑人均为其公司员工。
实际上，由吴志剑导演的合同诈骗案早在2001年12月21日就已经被提起公诉。同案被告人孙本俊等6人被起诉。其时，吴志剑潜逃美国。
就在此案审理过程中，“主角”吴志剑竟然“神奇”地回来了。这个部级通缉要犯竟然跑到北京开公司洗黑钱。他大概忘了那份通缉令。2002年10月9日，吴志剑在北京被抓获。
吴志剑1960年出生，祖籍湖南常德。据吴志剑自己说，他的商业意识来自于6岁时捡香烟头换钱的经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父辈们受到屈辱，他必须很小就要独立和小心地养活自己。这培养了他的隐忍和顽强。1985年底，他找了八个朋友，九个人集得800元“资本”，便离开了家门，来到深训。
刚到深圳的时候是惨淡的，他们先住在深圳一个战友的铁皮房里。几天后，800元老本也消耗光了。他们只好买了几块木板、几张席子，睡在夜晚里的公厕。“当年睡公厕，如今闯世界”，这句听上去有点心酸的顺口溜是成功后的吴志剑的招牌语言。他乐于把它当作人生秘诀进行推销。
很快，吴志剑的机遇到来。深圳市市政物资公司下属的一个叫做华东的商场破产，正准备包出去。但承包条件异常苛刻：每月上缴四千元，一年后还清八万元银行贷款。吴志剑的赌徒思想一下子冒了出来。“条件不苛刻早就让别人接去了，还轮到我们吗?”吴志剑开始赢得人生的一次重要成功。仅3个月，吴即还清华东商场的欠债，半年时间，获得纯利17万元。
此后，吴的杰作连连。他非常漂亮地倒卖一家印刷厂，仅投资了三个月，即以8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净赚了300万元，
吴志剑的政华集团无所不做，美其名曰“多元化发展”，涉足的领域从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商业、金融、贸易、房地产到交通、轻工、商品。在吴志剑的人生巅峰时号称拥有100多家下属公司，员工1.5万人，资产28亿元。
据透露，吴志剑曾在1999年8月18日，政华集团有限公司盘活资产重组债务银企座谈会上承认，集团的士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曾用车牌多次重复抵押贷款，甚至用虚假的士车脾多头贷款。“如果中院将车牌以38万元价格进行拍卖，328台车将直接损失两个亿，使银行无法收回本金。”
1999年11月初，政华集团为了应付香港德勒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在吴志剑的指使下，孙本俊、欧阳文杰、张文毅等伪造了政华集团下属的深圳国润、奥润、安润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已经抵押给银行的的士车产权证400多本。
吴志剑竟然“以假为真”，骗过审计不算，还利用伪造的产权证“融资”，先后和200多名承租者签订了承包合同，骗取租金1亿多元，目前尚有2000多万元没有退还。简而言之，吴志剑先犯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接着又犯合同诈骗罪。
吴终于走上一条人生的不归路。
(2003年5月16日《报刊文摘》，原载5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唐学鹏)
暴富的捷径
梅桑榆
大凡见诸报刊的富翁发迹史，无不艰难坎坷，曲折感人，令桑输先生侃而服人!然而，近来媒体关于几位被铜镯加腕押上法庭的富豪的报道，使我不禁对某些富豪的发迹史产生了怀疑，并惊叹，暴富原来有捷径可走!
这些资产亿元、有的甚至荣登“富不死”排行榜的人物，其暴富的手段虽然八仙过海，各有高招，但其中也有“经验”可以总结。他们或是买空卖空、收购兼并;或是虚假出货，编造“项目”;或是伪造票证、搞合同欺诈……总而言之，在搞他们所谓的“资本运营”，并且声称：“资本运营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然而，装这装那，均离不开一个字，那就是“钱”。钱从何来?这些富豪老爷的主要干法便是：从银行大肆骗取贷款，然后在资本市场大搞所谓“资产重组”，以不断造成资本雄厚的假象，从而圈到更多的钱。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手段从银行骗取贷款，是一条暴富的捷径。
这条捷径，并非几个落马的富豪在走，早在20年前，中国开始批量地制造富翁时，就已有不少人靠走这条捷径成为百万或千万富翁。改革开放伊始，脱贫致富成为广大穷苦百姓的奋斗目标，而抓典型、树榜样，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各地政府的“重点工程”。于是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便是为这些人大量提供贷款。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一部分人的确是靠自己的智慧、经验和汗水，但有一部分人却是靠银行的贷款撑起腰包，靠会钻政策的空子而暴富的。这些先富起来的，的确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使一些人聪明起来，一些经营有方的人，即使有能力还贷，也拖着不还。而一些靠贷款撑起来的所谓富翁，虽然仍在硬撑门面，其实已经负债累累，有的人甚至资不抵债。而当这些人实在硬撑不下去，或觉得没有必要硬撑下去时，他们便以宣告破产来逃避债务，或是将尚未投入生产的贷款悉数卷逃，躲在难以找到的地方，继续当他的富翁。
既然国家的钱可以变为己有，靠国家的贷款就能够成为富翁，于是一些人便在骗取贷款上狠下功夫。而无论玩何花样、以何名目骗取贷款，他们都要和那些栽了跟头的富豪一样，使用个共同的绝招，那就是寻求资本与权力的联盟，说白了，也即钱权勾结。他们只要像美英联军轰炸伊拉克那样，将以金钱、美女制造的炸弹拚命扔向银行主管借贷的官员，将其炸得晕头转向，挥笔签名，同意放贷，巨款便可到手。因此一个富翁落马，必有一帮政府官员到号子房陪坐，也成为一种有趣的连锁反应。
一位经济学家惊叹：“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照此说来，这无疑是咱“中国特色”。而在一些百万、千万富翁诞生之地，主管放贷的官员大渔其利，银行的大量贷款无法收回，百姓为解决生活或生产上的困难而求贷无门，可谓损了国家、肥了贪官、苦了百姓，但这并不妨碍地方官员在他们的政绩簿上浓墨重彩地大书一笔。这种怪现象，恐怕也是咱中国所特有。
(2003年7月3日《中国青年报》)
新官僚资本破“壳”而出
康 劲
在当地政府的操纵下，广东南海市华光老板冯明昌骗贷74亿的惊天大案，眼下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该案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冯明昌仅仅是个傀儡，背后操纵他的是当地政府的一批中高层官员。7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披露了冯明昌骗贷案的部分情况，南海市少数官员借“华光”外壳骗贷的内幕，也自此昭然于天下。
随着当地少数官员操控华光的真实意图逐步明晰，一场官商勾结的骇人图景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由此提出一些问题：冯明昌骗贷案的出现是偶然的吗?还有多少冯明昌没有浮出水面?还有多少政府官员利用冯明昌这样的傀儡，在疯狂地积累着资本?
冯明昌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这些贷款主要由南海市财政局掌控，通过其控制的境外公司运作。面对高达74亿元的巨额资金，冯明昌根本说不清来龙去脉，在调查中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是政府让干的，我就是替政府埋单呀，替政府签字呀。”
南海市少数官员利用冯明昌这个傀儡，逐年将大笔财政资金悄悄调出境外运作，并逐步把国家银行的资金转入个人名下，成为私人资本。在这起案件中，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是那些南海市的政府官员，我们称他们是新的官僚资本家。
之所以把出现在冯明昌背后的官员们称为“新官僚资本家”，是因为他们不仅具有典型官僚资本的特性，而且还借助了当代中国特殊的体制性背景。在许多地方，一些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并没有靠自身的力量，而是由地方基层政府的中高层官员一手操办。
冯明昌从一个民营业主，变为地方政府官员藉以借款提款填补境外投资漏洞的傀儡。对此事件的本质认识，不能仅从金融监管等社会管理的技术层面去思考，不深究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官商合流骗贷的问题还会有出现的可能，而民企只是其中的一个“壳”而已。
(2004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深圳10月20日电
杨晓雪
海南一个家族企业仅以188万元资本金便控制了1.33亿元的国债建设项目，并骗套国债资金3084万元。国家审计署一次偶然的审计，揭开了事件的真相。
这家名叫海南万州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州市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陈涛(万宁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海南万宁供水工程，是国债资金扶持的公用事业建设项目，是解决当地老百姓用水难的民心工程。2001年竣工投产，概算投资1.54亿元，财政批复决算1.33亿元，由海南万州市政公司承建。资料显示该单位是民营企业，注册资本188万元。
根据现行国债及国家投资建设管理模式，承建国债建设工程的项目法人，通常为国企单位，而且，国家规定法人投入的资本金不得少于总投资的20%。2003年6月，国家审计署驻深圳特派办开始怀疑这一项目背后的猫儿腻，决定破例对民营企业万州市政公司承建的万宁市供水国债建设项目(一期)进行全面审计。
本来，这个项目已经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当地百姓喝上了干净水，自然高兴;地方政府有政绩，脸上有光;万州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涛则拿到省财政厅于2003年2月10日下达的决算批复，决算金额1.33亿元。有了这纸重要批文，万宁供水项目就算“盖棺论定”，所有的“获利”终可兑现“落袋为安”了。
但深圳特派办的审计打破了这表面的平静。审计人员经过70多天的调查取证，揭开了隐藏在万宁供水项目背后的黑幕。据查证，万州市政公司在万宁供水项目建设中，弄虚作假，虚报决算，疯狂骗套巨额国债建设资金。截至2003年6月底，万州市政公司仅在工程造价和材料采购上，骗套国债资金就达3084万元。
审计人员发现，万州市政公司从1996年2月到1999年8月，几经重组，几易身份，但有一根主线十分清晰。
万州市政公司在申请承建万宁供水工程时，一直是全民所有制性质。陈涛正是以万宁县(后改市)政府组建的万州市政公司全民所有制身份，申请承建万宁供水项目的。待立项完成、工程到手，陈涛便不顾万宁县政府关于将该公司定性为集体所有制的批复，到工商所办理更名登记手续，资本金由陈涛等个人认缴，使公司成为纯民营性质。1999年8月，陈涛又将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3个股东分别是陈涛自己(出资98万元)、恒涛实业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涛妻子李某某)、陈涛的妹夫刘某某(出资40万元)，陈涛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至此，万州市政公司经过3年的嬗变，从全民到民营，最终成为陈涛家族的“夫妻店”，1.33亿元国债项目的管理权和经营权，也随之落入陈氏“夫妻店”。
而在此期间，对万州市政公司从全民所有制企业直到“夫妻店”的改组嬗变，竟无人过问和追究。地方有关审批管理部门，在万州市政公司资本金未达到国家规定比例20%(应计3081万元)的情况下，便批准认定万州市政公司兴建万宁供水项目。项目运作过程中，也未派专人参与管理，又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致使国债建设资金严重失控，国有资产处于无人保护、任人宰割的境地。
凭着职业判断，审计人员顿感情况严峻，国债资金置于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中，想不出事都难。
审计发现，该公司管理十分混乱，主要工程和材料采购都不经过招标或招标流于形式，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工程分配给陈涛控制的施工单位和其妹夫刘某组建的不具备资质的施工队。设计、监理以及所有甲方供料均未进行招标，尤其是工程材料均在陈涛的控制下采购。公司财务管理更乱，审计人员在一次盘点中发现，该公司编制的假账竟达6套之多，白条入账、重复记账、大笔现金支出等问题非常普遍，如在材料采购中，以不真实不准确的资料为依据，甚至白条入账，虚列成本1250.8万元等。该公司还以虚假的会计报表骗取银行贷款600万元。万宁供水项目管理被搅成了一池浑水。
“万宁二建”和“湛江建筑公司”是“中标”承揽万宁供水项目最多的两个施工单位。然而这两个公司并非真正的施工单位，
自来水进户管网是由陈涛妹夫刘某某组建的不具资质的施工队完成的，审计人员经实际测量和调查取证发现，居然有一半以上的单项工程，实际完成额不足决算价的10%，进户管网决算总价1384万元中，虚报、多报造价竟达1071万元，有近八成的水分。
为了达到套钱的目的，陈涛及手下不择手段，什么假都敢造。除了利用假账本、假签名、假报表、假凭证、假付款等造假手段外，甚至采取私刻公章、私开他人银行账户、虚构采购、虚构贷款事项等手段，来骗取国家建设资金。
经审计查实，截至2003年6月底，陈涛等人通过虚增内容、伪装结算资料、多计造价等手段，虚报决算，套取建设资金2463万元。通过私刻公章、私开他人银行账户、虚构采购、虚构贷款事项等手段，骗取、转移国家建设资金621万元。
审计人员发现，陈涛从1999年到2002年底，一口气成立了4个“恒”字打头的家族企业：恒涛实业、恒涛装璜、恒运旅业、恒动环保。这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由陈涛及妻子李某某担任，股东有陈涛姐姐陈某某、妹妹陈某某、妹夫刘某某。
这些公司大多是中心公司套钱洗钱的工具。审计结果显示，被万州市政公司骗套的3084万元建设资金中，有2281万元被转至这4个公司。其中，用作恒涛实业投入万州市政公司资本金50万元，原来万州市政公司实际资本金才138万元!
审计人员发现，陈涛家族投资8000万元四星级花园酒店刚上马兴建，还有巨大的缺口急等着陈涛筹措更多的资金去填补。被陈涛企业骗套的3084万元国家建设资金中，已有640万元流入恒涛花园酒店的前期建设。
面对审计人员的审查，陈涛一直都很镇定。他是当地的名流，除了万州市政公司总经理、万宁人大常委会委员外，在审计进点时给审计人员的名片上，还可看到更多的头衔：万宁市商会会长、政协常委、书画协会会长----但在后来的审计中发现，陈涛公司所支出的赞助、礼品、接待等费用竟达174万元之多。
(2004年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
有多少人因行贿而判刑
殷国安
曾任兰州市市长的张玉舜受贿案8月25日在甘肃定西市人民法院开庭。引人注目的是，张玉舜在法庭上“反问”：“领导干部全部按受贿罪判刑了，可没有一个行贿的老板被判刑，难道只有受贿，没有行贿?行贿人的行为难道就不是犯罪吗?他们的行为就不用追究吗?”(8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张玉舜的“反问”很有普遍意义，需要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尤其要引起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的关注。
我们不能因为提出问题的是腐败分子，就对之不屑一顾。其实，提出这一问题的何止是张玉舜。在2003年初广州市的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就向检察长陈武发问：为什么行贿者查处不多?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吴家友曾经在见到记者时，劈头盖脸地问道：“你听说过有多少人因为行贿而被判刑?”
目前对行贿者惩处太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知道全国法院系统有没有这样的数据，总之我们很少听说谁因行贿被判刑了。而从理论上说，判处了一个受贿的贪官，起码应该惩处5个行贿者，因为一个贪官绝不是只受了一个人的贿。以张玉舜为例，他就收了赵友海、林贤友、侯兴义、贾仲翊等4人的行贿款。
为什么对行贿者查处太少?陈武检察长分析，一是行贿人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无奈行贿的，他们没有过错;二是行贿者在案件查处中积极配合，有立功表现，予以减轻或减免处罚;三是有的不用物质行贿，查证比较难。这几条原因，显然不能解答公众疑问。目前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被迫行贿的是少数，许多人都是主动出击，瞄准有权的官员行贿以获私利。至于查证困难，这也不能成为理由。以张玉舜为例，既然已经定案他受贿人民币35万元、美元6万元，是谁行贿也已查明，为什么不惩办行贿者?
我不想讨论受贿和行贿谁更应该打击的问题。想要强调的是，只打击受贿，不打击行贿，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表现。对受贿和行贿都应该依法惩处。我国《刑法》第390条中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正如吴家友所说，行贿5万元和受贿5万元，都是有罪的，不过是一个判5年以下，一个判5年以上。法院也许可以说，检察院没有起诉。那么捡察院为什么不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的立案标准规定，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就该立案啊。
(2005年8月30日《中国青年报》)
问题富豪拽出民营企业家“原罪”大讨论
本报记者 魏和平
“如果周伟彬有8亿元的身家，怎么会连1500多万元的税收都无法交纳?”广东顺德金冠涂料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伟彬涉嫌巨额偷税后，一位该公司前高管质疑说。
据报道，广东省佛山市公安机关10月30日证实：周伟和前因涉嫌巨额偷税被刑事拘留，其涉嫌偷税金额为1500万元，加上滞纳金，应缴金额共计3000万元。而在10月11日“2006胡润百富榜”发布之时，周伟彬以8亿元的身家名列该富豪榜第438位。
也就是在“2006胡润百富榜”之后，有人向佛山市国税部门写出举报信，信中称“周伟彬为何有钱不缴纳欠税”、“为何欠工资不发放”?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有媒体分析认为，周伟彬之所以有如此遭遇，是由于其登上富豪榜的原因，更有媒体把富豪榜比喻为“杀猪榜”。
就在人们为此争论不休时，11月2日，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在北京揭晓。仅仅数天之后，以180.9亿元荣登首富的黄光裕遭受“创业第一桶金”问题的困扰，而以15.24亿元名列第183位的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则正式辞职，以“个人身份”配合中纪委对有关房地产事宜的调查。
早在2003年就对富豪“原罪”问题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年又一年的富豪落马现象其实提出了一个‘原罪’问题。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并没有有效的办法”。
一年又一年的“原罪”现象
“原罪”(英文是Original sin)一词，来自基督教。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人们提出富豪的“原罪”问题，是借用了这一说法。
“我个人认为富豪榜和富豪落马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多上榜的企业，比如，新浪、网易、百度、盛大等高科技公司，在公众的视野中很透明，让人感觉他们的财富很阳光。”北京中关村某上市公司的一位员工说，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公司名称，但他认为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看法，“对于违规富豪，我感觉社会上对他们还是很宽容的。再说，落马的富豪相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毕竟是个别的”。 一年又一年的落马富豪，列起来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名单，比如，爱多集团胡志标、健力宝集团李经纬、科龙电器顾雏军、托普集团宋如华、大午集团孙大午、伊利集团郑俊怀，等等。
仔细了解富豪落马的原因，多是由于挪用上司公司资金、假账、虚假注册资金、违规担保、合同诈骗、偷税漏税等问题。
赵晓认为，当富豪获罪的原因不外乎上述一些内容，但这种现象年复一年地出现，应该是由于“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
赵晓分析说，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期的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制度的完善和健全。“问题富豪”是在有问题的环境和制度下，在一些问题官员的配合下产生的。除制度原因外，他们很多人都是“江湖豪客”，不善于遵守游戏规则，有着明显的“捞一把”的心态。
作为“80后”创业的新贵，高燃基本认同上述观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罪”问题比较复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这些年社会上确实有股拜金主义思潮，有些人为了发家致富，抱着侥幸心理，昧着良心赚钱;另一方面，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快速发展，使得一些创业者“铤而走险”。
怎么看待这些富豪的“原罪”?赵晓有一个“木炭理论”。他认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根木炭，如果你试图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他说，“我主张要有历史的眼光，一切向前看，用一种理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规范我们的制度。”
不能用现在的制度来要求过去的事情
富豪落马现象和“原罪”清算的一些说法，在业界确实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11月28日，《南方周末》刊发了《胡德平：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一文。在该报道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提出，“对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我们还要反躬自问的是，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给予民营企业早期的奶水够不够?很多企业确实是在艰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它幼年时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前教育，应该像对待祖国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们。”
胡德平认为，民企真正的法律地位1988年才确立。“如果不考虑历史的环境条件，一味用法律、用宪法大帽子扣下来，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记者的采访中，有几个平常很愿意对媒体表态的上榜富豪被问及此事时都不愿意回答。也有富豪反问记者：“尽管也可能有的富豪确实没有‘原罪’，但这种几率是多少?”
联想集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典型，但创始人柳传志在公开场合表示，联想早期曾经搞过走私;在富豪榜高居不下的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兄弟也曾坦承，公司早期的时候也曾在饲料中“掺水”……
如果清算“原罪”，该从哪里清算?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清算?还是只是部分企业进行清算?
对这个问题，高燃说，他和一些上榜富豪有过交谈，有的富豪对此表示担心。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曾经提出，应当重视民营企业家经济犯罪的社会背景-----正处于制度转型、社会转轨时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事实上也正处于整个社会违规、违法现象激增的“社会失范”主题之下，一如底层叫卖假文凭、私刻公章、贩卖假发票等现象频发，投射到富有阶层，便有部分民营企业家经济犯罪。
赵晓认为，国外也有过类似问题，一般的处理办法是，规定一个特定的时间，在某段时间内对企业或企业家的“原罪”进行赦免，“对于由于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一些问题后果，不应该全部由企业和企业家们承坦”。他介绍，河北省曾出台过一个类似的文件，但备受争议，“我个人是支持这个措施的”。
“我基本认同胡德平对民企的看法。”赵晓说，改革开放确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和企业家，“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制度来要求过去的事情，如果真要清算‘原罪’的话，那么，产生‘原罪’的土壤也应该清算”。
让财富暴露在阳光下
11月21日，《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的署名文章《建议成立36条独立审阅机构》，他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把更多资源配置功能让渡给市场，为民营企业开放更大发展空间”。
对于富豪落马问题，段永基曾经说，“因为资源分配没有实现市场化，给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造成违法乱纪，出现经济犯罪现象”。由此，他呼吁，尽快实行资源分配市场化，才是治本之道。
赵晓认为，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航船正在徐徐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完善化的轨道，年轻的创业者们和当今的富豪们一定要下决心赚取阳光下的利润，否则财富背后将永远拖着一根“原罪”的尾巴，就会像《百年孤独》中那个长出猪尾巴的孩子，永远都走不出在法律面前惶惶然的“孤独”状态。
“我觉得短期内要想使经济制度变得非常完善，以达到减少问题富豪的出现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抓住一些主要的环节来进行改革，以求尽快实现我们的目标。”赵晓建议，要建立规范的土地交易制度和金融体系，政府要完善相关经济制度和营造有利于创业的环境，同时，要建立一个好的税收机制，“让大家都心服口服地纳税”。
“一切都在阳光照耀下进行，越来越多的富豪才会敢于把自己的财富暴露在阳光底下。”赵晓乐观地说，尽管还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依然会保持快速，“现经已经出现一些很阳光的富豪，比如北京中关村的一些高科技企业，还有浙江的一些草根富豪，他们的财富我感觉都很干净。”
(2006年12月19日《中国青年报》)
副市长、秘书长、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
楼市权力寻租：亏了百姓 肥了贪官
近期，江苏省纪检系统举办了一个反腐教育展，其中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引人注目。近年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相继被查处，其贪腐行为均与房地产有关。
“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案很典型，其主因是被房产商控制，不能自拔。”江苏省纪检部门一位干部介绍说，近几年张东林在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等过程中，被查出索取和收受17名房产商贿赂270余万元，涉及具体楼盘近30个，有的开发商每开发一个楼盘都要行贿。 85
为收买张东林，某开发商费尽心机地开了一家酒店，专门应承他的个人宴请，几乎不对外营业。
为让张东林与情人“浪漫”幽会，开发商送给他的两个情妇价值54.6万元和25.8万元的住宅各一套，装修奢华，并配有高档家电。某开发商还送给他的儿子38万元购房款，张东林得知后，只若无其事地说了声“我知道了”。
开发商为何如此仰赖一个负责城建的官员?因为“谁和张东林的关系铁，谁就会成为主流房地产企业”。受贿后的张东林为开发商提供的服务“细致入微”：确保审批项目顺利过关，减免土地出让金，为国有房地产企业核减亏损，为开发商协调各种关系，以审批代替土地招投标等等。权力所及，无所不包。
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案情与张东林相似。据纪检部门证实，魏在用地协调、规划审批、规费减免、项目立项及承接上为开发商谋利，收受钱财。其随身携带的他人赠送的各种消贾卡就达数十张。
城建官员腐败，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老子管城建，亲属搞开发”。据苏州市纪委证实，2004年8月被江苏省纪委立案调查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分管城建的职务方便，不仅大肆受贿，而且伙同其子在变更土地用途过程中，非法敛财，数额特别巨大。
南京一位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能降低15%左右!”
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要办齐“五证”，盖好20多个公章，这些环节除了涉及规划、国土、建设等主流部门，还需经过房管、工商、税收、建设、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的审批或备案。
江苏一位开发商坦言：“部门林立，表面上环环相扣，但却很不透明、很不规范。如果我们不一个个上门去烧香，当官的就会拖。楼盘开发是资金密集型的，哪个环节都拖不起啊。”
“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中的权力寻租色彩并没有被稀释，在一些地方反而越来越浓。有的开发商拿到的土地容积率远远高于周边地块，一个中等项目容积率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会增加几千万元的销售额。而在土地出让环节，虽然在2003年实行了招拍挂制度，但‘围标’、‘陪标’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土地在拍卖前已内定了买家。”一位开发商忧虑地说。
2006年2月，国务院首次界定的商业贿赂重灾区中，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首当其冲。
“新华视点”记者宋振远 邓华宁 王骏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2006年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四、对外开放在“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这个思想指导下，不断加大力度，有人主张中国应当老老实实再给老外打十年二十年工。当然，也有人提醒要警惕引进外资中被跨国公司“被动锁定”和外资“鲨鱼论”。下录一些资料，以期从一侧面窥见对外开放对我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影响：
300亿元避税额与新自由主义陷阱
曹 林
看到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后，我这个一直以来对全球化抱有好感的人有种上错船站错队的感觉，心中对那些全球化意识形态下种种冠冕堂皇的召唤充满了疑惑：全球化到底是谁的全球化，是我们的吗?其实类似的质疑一直充斥于报端，只不过由于缺乏鲜活事实的支撑而常常流于民族主义的义愤，这组新鲜出炉的数据夯实了这个质疑。
数据是商务部这两天公布的：今年1至5月，全国吸引外资2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合同外资金额5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中国成了外资的一片热土---然而在这些闪光的数字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
一方面外企大面积亏损，另一方面大量外资不断涌入，难道外资真有飞蛾扑火的国际主义大无畏献身精神?税务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外资企业亏损是假，避税是真。外资企业在中国避税的一个主要依靠就是从中国挖走的反避税人才。外资企业一年流失税收300亿元人民币----这是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官员推算出的结果。
原来如此!真相让人大跌眼镜。挖走宗主国的反避税人才替自己避税，300亿元的避税额，这一切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全球化是一个大大的陷阱。
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的战略武器，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弃干预，那由谁来主导呢?想起一位反全球化专家痛心疾首的提醒：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迫使各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听任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听任某个大国组织、世界银行等，以该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用心良苦又昭然若揭。
新自由主义为何要声嘶力竭地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干预?显然这种声音是为跨国公司意识形态服务的。跨国公司是一些大国疆域的延伸，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生产的70%直接投资，“当地政府放弃或减少干预”为他们的减税和避税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先来看看跨国公司在国内的折腾吧。在英国，福特汽车公司曾威胁英国政府如果不提供国家资助或减税，就把新款美洲豹车生产厂以及1000个工作岗位迁到美国去;宝马汽车公司在1993年赚了15亿美金，但它声称，该年利润的95%是在德国境外获得的，与之相对的是，从1988年到1992年，宝马给联邦德国交的税从5.45亿马克减少到0.31亿马克。
在国内尚如此，插上了翅膀飞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在减税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他们首先利用资本优势逼迫地方政府减税，再利用地方政府“害怕资本飞走”的心理而公然避税。
比如说在我国很多地区，地方政府是不敢大张旗鼓地反避税的，因在这些地方政府看来，招商引资重于税收流失，外企越多政绩越大。而税务部门的反避税会搞得外企人心惶惶，这样会破坏投资的软环境。很多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则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的这种心理，甚至到政府告税务部门的状，有的甚至扬言如果不停止对自身的避税调查，就要到其他地区投资。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作出让步，税务部门有时也是无能为力---“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的假象就是这样靠避税造出来的，300亿元的避税额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2004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
龙永图表示：中国应该再搞十年加工贸易
据《经济参考报》1月22日报道，日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中国不应该因为目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而沾沾自喜。
龙永图说，中国对外开放多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从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在中国进出口额度中加工贸易占了50%，有5000亿之多。这些进口零部件资源在中国加工之后复出口，因此这5000亿根本没有进入中国，这种体外循环事实上不能算成外贸依赖度。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外贸出口超过英国和法国是理所应当的。“那种认为吸引外资几百亿美元就是烧包，就是把中国毁了的看法是错误的。”
龙永图指出，中国现在在国际的分工链当中只是搞了点加工贸易和制造业。中国必须要站在产业链的高端，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本领，因此应该老老实实低下头再干十年二十年的加工贸易，再为老外打工十年二十年。
(2005年1月26日《报刊文摘》)
招商引资：警惕遭跨国公司“被动锁定”
郭松民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负面影响逐渐浮出水面：“每年上千亿元财富流向国外，让出市场并没换来技术优势，垄断的态势日趋明显。”(2月1日《天府早报》)——这个报道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联想起最近沸沸扬扬的“54家跨国公司联名上书反对统一内外企所得税”的消息，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可怕的怀疑：也许，我们已经被跨国公司“被动锁定”了!
“锁定”是一个舶来词，英文叫“lockin”，也有人将其译为“套牢”。在经济学上，其含义是指因为初始条件以及某些偶然的因素，使制度变迁走上了恶性循环的轨道，最后被定格在低效率状态而难以自拔。这其中有自我锁定的，也有被动锁定的。比如，人们常说的“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就是“自我锁定”，而那些陷入传销、非法集资等活动中的人，则往往属于“被动锁定”。
从报道披露的情况看，至少在汽车工业方面，我们被“被动锁定”的苗头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跨国公司通过给“生产许可证”这一“甜头”，使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几乎全部被“收编”参与合资。但是，由于在“合资企业”中，外方完全主导了“产品设计确认权”，为了避免对外方母公司的利益构成冲击，“合资企业”根本就没有兴趣进行研发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汽车市场迅速被合资品牌和外国品牌所占领，原国有企业中的研发力量烟消云散，或者转投外国老板门下，或者改行。
“被动锁定”的后果是：如果没有外方赋予的“生产许可权”，中国的汽车工业就会瘫痪;如果继续依赖“生产许可证”来维持，则必然是绝大部分利润被汇往国外，中国人只能按外国人的图纸干活，挣一点儿血汗钱，永无出头之日。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如果被“被动锁定”，结果必然是一步步走上依附型的发展道路，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拉美国家的历史就是明证：国内最后只剩下一个同跨国公司穿连档裤的上层，他们可以为跨国公司充当代理而富裕，广大人民却苦不堪言。连美国一位有良知的社会学家在拉美考察之后也尖锐地批评说，这种所谓的“现代化”，其实不过是“对无辜者的大屠杀”。
中国还有多少行业、多少地区没有被“锁定”?中国还有多少行业、多少地区将要被“锁定”?当我们在为跨国公司慷慨允诺的各种“好处”雀跃时，要不要冷静想想潜在的风险?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被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奉为偶像的弗里德曼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就在于我证明了一条公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在和跨国公司打交道时，真应该把这句话当做座右铭。
(2005年2月2日《中国青年报》)
李德水解读千亿美元贸易顺差
中国大陆只是过路财神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记者王磊)“实际上中国大陆是过路财神，不要只看到外贸总额，更要看到背后财富的分配。”今天，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谈到2005年中国外贸盈余、外汇储备大幅增长时说。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已达1019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比年初增加2089亿美元。
李德水认为，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外贸盈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中国对欧美的顺差实际上是亚洲各个经济体的综合表现。他说，中国在亚洲的角色是一个“加工中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东南亚大量的元器件运送到中国来加工，在中国组装之后向欧美出口。因此，中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都是逆差，而对欧美则有很大的顺差。
李德水举例说，我国台湾地区去年对日本和韩国的贸易逆差达到450亿美元，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是逆差，因为它从那边进口元器件在台湾加工一下，然后到大陆来组装，向欧美出口，台湾岛对大陆的顺差2004年是512亿美元，2005年达到581亿美元。“这581亿美元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顺差，台湾的经济就会出现严重的逆差，而且恐怕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他说，看问题不要只看海关的统计数字，不能只看物质商品货物的国际贸易关系，还要看无形的技术、专利和服务这些指标，来观察国际贸易是否平衡。
(2006年1月26日《中国青年报》)
觊觎中国所有行业或产业：外商在华战略投资须关注
外商对中国一些产业的控制或控制意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变得明显突出起来，尤其是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特别是行业主干企业或龙头企业的战略性收购，更直接威胁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的安全。
例如，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就值得高度关注。有媒体报道：卡特彼勒公司正在中国开展一场并购扩张风暴，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几乎都被列入其并购计划中;业界人士认为其“扩张野心”在于整合并吃掉中国整个机械制造行业。这种并购基本上是廉价的。
2004年3月，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卡特彼勒(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30.8万元人氏币、43.6万元人民币，以股权并购方式获得山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30%和10%的股权，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也就是说，卡特彼勒用不到200万人民币收购了山东机械这家销售收入10亿元、国内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权，顺利地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
外商几乎觊觎中国所有行业或产业，包括金融、电信等，而且，把并购对象主要定位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参股的大型企业。外商特别重视与中国地方政府来往，寻求他们的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一听说世界500强公司要来本地投资就过于乐观、兴奋，竞相优惠。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2006年8月7日《报刊交摘》，原文见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8期，作者黄少安)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防范外资控制我国重要行业本报记者 赵飞鹏
“我们必须认识到，外资也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再毫无保留地引进外资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当外资从最初的合资合作演变到了越来越多的收购、吞并，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就有威胁我国经济安全的危险。
宗庆后多次到外国参观学习，发现很多国外大型企业的管理水平并不见得比国内的企业高，事实上，身边的例子鲜活残酷：国内某饮料集团被外资控股后，连年亏损，企业半死不活。“事实上，现在我们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尤其是民族自信心。”宗庆后说。
宗庆后代表充满了忧患。他说，近年来，外资并购目标直指国内各行业排名前三位的企业，并控股这些龙头、骨干企业，已经导致许多重要行业或龙头企业被其控制。这些外资利用其控股地位，说撤就撤，直接威胁到相关产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外资并购也严重威胁到了民族品牌的生存和发展。目前外资并购了许多国内知名品牌、商标，并利用控股地位，或者将这些民族品牌打入冷宫，造成许多民族品牌因此消失，或者限制其生产和发展，使这些民族品牌日渐萎缩。
事实上，控制外资并购、防止行业垄断并不是盲目排外，这符合国外立法潮流和国际惯例。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很早就开始外资并购审查和反垄断立法，通过这些手段来防止外资通过并购控制国内企业、实施垄断进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宗庆后代表建议加快反垄断法立法，充分吸收和参考国外反垄断和跨国并购审查的立法和实践经验，让《反垄断法》尽早出台。未来的法律中应明确外资恶意并购和行业垄断的定义，严格限定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条件。同时，设立外资并购和反垄断审查机构，加强外资并购中的反垄断审查，对发现已有并购中存在外资恶意并购或形成行业垄断的，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分拆或撤销，修改不合理的合同。
(2007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多个领域本土品牌相继消亡 一些领域技术“空心化” 外资“鲨鱼论”反思中国引资摸式本报记者 王磊
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天使”角色的外资，如今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质疑的眼神。
今年两会期间，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的提案顺利通过，一定程度上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被取消。与此同时，商务部传出消息，新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将加大对外资进入的审查力度，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产业有可能禁止外商进入。而在最具标杆意义的“徐工并购案”中，外商终于放弃控股权(由85%降至45%)。曾以收购各国“命脉产业”为宗旨的全球私募基金凯雷投资，以强大的政府公关能力著称，它在中国市场竟然表现出难得的温雅，作出了“策略性的让步”。
近十年来，随着外国产品与合资品牌涌入中国市场，接近70%中国传统品牌消失了。而生产能力快速崛起的中国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许多都成了负责某跨国公司的一道工序的“组装车间”，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发生在中国之外。
北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后蒋志敏表示，国内产业正日趋“边缘化”、“外围化”，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技入为代价集聚的庞大生产能力，与极低的效益率形成反差，形成了“进步中的贫困”。
蒋志敏博士正在调研撰写“中国产业安全报告”。她对记者表示，目前，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和对本土企业的蚕食，正在触及中国产业安全的警戒线。因此，政府着手调整外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事出无奈。
那些消失的本土品牌
日常消费类的本土品牌快速消亡，早已不是新闻。目前，碳酸饮料市场大都是可口可乐等外资品牌的天下，胶卷市场被柯达、富士占领，宝洁系列吞没了日化用品市场，啤酒、汽车轮胎市场也面临外资品牌垄断的危险。“大宝天天见”，最近挂牌要出售，大宝之前，南孚电池、活力28洗衣粉等许多本土品牌，都在外资进攻下丢掉了阵地。
蒋志敏博士研究发现，最近几年，外资的触角已经向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延伸许多“排头兵”企业纷纷落入跨国公司“囊中”。“徐工并购案”之前，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收购了山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中国轴承行业的上市公司西安轴承，被德国FAG吞没;油嘴油泵行业也被外资并购、控股;在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大连电机厂、佳木斯联合收割机等老牌本土企业落入外资口袋。
在银行业的IT应用市场，则出现了IBM的“双重垄断”：从央行到四大商业银行，其核心业务平台和正在兴建的全国各地的数据处理中心，百分之百地安装和使用IBM大型机，形成“产品垄断”。当大型机安装完毕，其使用系统维护、管理、保善和故障排除以及续建、增容、升级等服务，百分之百地由IBM提供，形成“服务垄断”。
过去十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外资进入的高峰期。根据2004年的数据，我国工业39个行业中，已经有9个行业的外商市场占有率超过了40%，4个行业过半，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和仪器仪表、办公用机械制造等几个行业，外资市场占有率甚至超过了70%。
从市场格局看，自1993年以来，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到2004年已接近31%，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25%。
蒋志敏博士称，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通常为20%，一般行业为30%，少数竞争性行业50%)来衡量当前外资对我国产业市场控制率，则亮起红灯的行业已经很多。外资与本土资本的竞争是“此消彼长”，外资市场控制率提高意味着本土经济生存空间的相对缩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将对其本土资本的正常成长形成扼制，对其幼稚产业更是一种封杀。
她说：“特别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将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市场换技术”换来了什么？
崇尚自由竞争的观点认为，没有外资这条“鲶鱼”，中国本土企业就不能在竞争的刺激下快速成长。但是，如果进来的不是“鲶鱼”，而是“鲨鱼”，该怎么办呢?
在市场攻伐一线与外资血拚的本土企业家们，一直在呼吁“公平竞争”。长期以来，外资获得的优惠税收，只是其称雄中国市杨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跨国公司挟多年进行全球竞争的经验、技术和强大的资本支持，很多时候进行的是一场“以强凌弱”的不公平竞争。
今年两会期间，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与娃哈哈领头人宗庆后，都提交了呼吁政府干预外资恶意并购的议案。去年，正泰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力西集团，被德国施耐德电器并购，使得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本土低压电器市场，一夜间陷入外资控制的阴影下;而宗庆后感慨道，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合作近十年(达能持有合资公司51%股权)，最初“市场换技术”的梦想并没有实现。
蒋志敏博士称，在部分出让市场、出让股权、出让品牌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外资的技术，这本来是“市场换技术”的初衷。但在实践中，外资会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外溢。
她调查发现，总体看，跨国公司转让给中国的都是所谓“适用技术”，这些技术在国际上仅仅是二三流，已经过时的技术，而真正的高新技术、上游环节技术、产品开发技术却很少投入中国。“靠别人给技术往往是一厢情愿”，她对记者说：“长期盲目地对外资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会贻误我国产业发展的最佳时机。”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曾透露，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导致许多本土企业对自己积累10年、20年的技术能力极不珍惜，已有技术永平会细碎化甚至崩溃。“最近科技部一位顾问到一些机构去调研，回来后对我们说，自己积累几十年的队伍和能力，往往因为能引进技术而被抛弃。”他说。
梅永红强调，“市场”本身就是战略资源，“一旦被别人占领了，想要重新抢夺回来谈何容易!”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5%的市场流失将对国家造成伤害，超过10%将造成实质性伤害，超过20%将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外资悖论”
25年来，有效吸引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人所共知。但到今天，利用外资过程中暴露的深层次问题，也必须得到重视。
中国产业安全论坛秘书长李孟刚认为，中国经济对外资依存度提高以及潜在的垄断效应，有些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并对未来发展形成潜在的阻碍。他把这称为“外资悖论”。
比如，发达国家从保护本国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出发，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等途径，将造纸、建材、制药、纺织、化工等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不顾一切地吸引外资，降低准入门槛，甚至不惜牺牲当地居民的长远利益，对那些污染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项目也大开方便之门。“项目产生的利润流向发达国家，而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却长久地留了下来”。
再如，跨国企业封堵高端技术转移，却支持中国引入低技术，导致很多中国企业宁愿“引进、引进、再引进”，对技术消化、吸收与创新的投入却相当吝啬，有的地方甚至陷入了“引进落伍、再引进、再落伍”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还有，外资企业偷漏税款数额巨大。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外资企业利用各种手法偷漏的税款金额至少有1000亿元。许多外资企业一方面连年报称亏损，另一方面又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这种“假亏损”、“零利润”的手法，实际上是利用偷漏的税收使企业“长亏不倒”。
李孟刚教授认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加大，另一方面，是外资在中国越来越倾向“独资”模式，他们更倾向于按照跨国公司的需求，对中国的工业部门进行整合，进而使得中国本土企业更多投向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领域，投向科学研究与服务的比重很小。
他说：“长此下去，中国有可能会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底端。”
(2007年4月2日《中国青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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