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代又一代新青年的涌动带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的身上洋溢着青春的哲学，那是再造革命和变革主体的哲学，是创造青春力量的哲学，它召唤出新一代人的自我意识，推动跟他们命运密切相关的变革的发生。那么，我们作为21世纪的青年，可以向那一批革命新青年学习些什么？为此，土逗采访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汪晖，他在访谈中谈及了20世纪中国青年的位置与1968，其中关于1968的讨论因为“你懂的”而删节。欢迎点击“阅读原文”获取访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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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逗：汪老师，您不久前写过《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我对里面“世纪的意识”特别感兴趣，所以想问一下您，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有没有一个青年的意识或者说属于青年的位置？

　　所谓世纪的意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的时候，代表的是对新时代的感知。当时对于历史和文明的看法，包含了旧和新的不同概念。旧的时间概念和意识、过去的叙述都已经无法掌握新的变迁了，这个时候需要新的时间概念。世纪的意识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20世纪显然是存在青年的位置和青年的意识的。我们都知道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面关于少年的描述。要让一个旧的中国、旧的文明重新焕发青春，青年在里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梁启超

　　关于青年，我觉得可以分两面来说。一方面，我们期待新一代人接受的是新的教育，新的知识，新的观念，新的价值观，他们身上没有旧的东西所带来的负担；另一方面，这个“青年”不是生物学意义上一个具体的成长期，而是一种青春永驻的状态，老的文明也可以通过革新，再创造新的文明。

　　从晚清到“五四”，青年都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从国民革命到辛亥革命再到共产主义革命，都有大量的青年人前赴后继。当然其中还有像陈独秀这样的“老青年”，因为他年纪不小了，但是他的状态也是常新的。

　　土逗：其实青年这个概念，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逐渐地成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您刚才也说到，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青年，总是跟一个革命的位置、革命的主体、革命的动力相关。那么您觉得，从五四到今天，青年的位置有偏移和改变吗？促使青年成为一个革命主体的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变迁？

　　变迁当然是非常大，不过到底怎么去概括变迁，我也没有想好。20世纪前半期，从《少年中国说》，到李大钊的《青春》，再到《新青年》和《新潮》，产生了一套关于青年的文化论述和政治论述，这些论述奠定了当时的文化政治。

　　以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为例，《新青年》最早叫《青年杂志》，早期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后来受俄国革命的影响。《青年杂志》诞生在1915年，正是袁世凯复辟的时候，共和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在这样的状况下，整个社会都很关心政治问题。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封面

　　但是《新青年》的态度非常特别，它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讨论政治，我们讨论的是文化问题，叫“为什么叫新文化运动？”我记得当时有一些读者，都曾经给跟陈独秀他们写信，说现在迫切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为什么你们不讨论政治，却要讨论文化？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这是特别重大的一个选择。为什么是谈的文化呢？对于《新青年》来说，什么是它的文化？一个是青年问题、还有文学问题，尊孔的问题，以后发展到劳工、劳动和资本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些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换句话说，它用这些问题替换了通常人们所说的政治。陈独秀当时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非常关心政治。但是为什么不去讨论政治？因为当时政治问题里也就两个主要方面，政党政治和军阀政治。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后，议会里面争斗地乱七八糟，政党政治变得没有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军阀的政治，还是政党的政治，都属于19世纪的旧政治，不是真正的新政治。换句话说，新一代人提出的政治是完全不同的政治。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来提问题？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伴随着一个新的20世纪的出现，政治在发生变化。如果你总是只在形式上追踪那个旧的政治模式，永远陷入旧的逻辑，实际上这对社会的改造而言是有限的。因此，他们提出青年问题的目的，也就是要提出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无论新文化运动在今天有多大的争议，这都无法否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这场文化运动奠定了20世纪的真正的政治基础。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今天讲的劳工的问题，性别的问题，青年的问题，文学和文化的问题，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问题，具有跟19世纪或者之前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今天的社会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出现的。

　　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以旧的政治概念的名义被提出来，但是通过这场运动它们却具有了一种政治的意义。因此，这场运动也带有文化运动的性质。文化运动或者文化范畴本身变成了创造和形成新的政治的一个空间、一个途径、一种方式。

李大钊

　　这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讨论、文化辩论和文化运动里面，一代人变成了新的人。这一代人是通过这样的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了准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并不都是青年，所以李大钊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做《青春》，我提到的所谓“青春的哲学”就是指的他这样的一种哲学，因为青春不是以你是老人还是青年作为判断根据的，青春是你展示出你的能量创造力的那段生命的过程，所以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能够在时间的洪流里面展现出青春的力量。一个国家也许有几千年的文明，但它依然可以是一个青春的国家，青春的文明。

　　一个人可能很年轻，但是其实也是一个精神上的老人，因为他失去了旺盛的创造力，失去了想象力，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生命的勇气，他就不再是一个青年。所以青年或者青春在这个意义上变成了一种哲学式的概念，而不只是描述性的概念。

　　所以总的来说，关于20世纪当中青年和青年运动的位置，我觉得这个问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一代一代的新青年涌动确实是带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另外一方面，在涌动过程中，对青年的界定不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其背后有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

　　在现今社会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叹老族”，有些同学对年龄特别焦虑，一上大学就开始相亲。他们觉得青春的保鲜期就那么几年，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一系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需要汪老师所谓的“青春的哲学”，来让当下一些青年人不去恐惧年龄的流逝。

　　其实所谓青春的哲学，在我看来也是再造革命和变革主体的哲学，就是创造这种力量的哲学，它召唤出新一代人的自我意识，要来推动跟他们命运密切相关的变革的发生。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之所以缺少这种能量，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导致的。

　　对于年轻的一代人来说，青春的能量其实就是让自己摆脱被控制的逻辑。比如说，你刚才讲一个女孩多少岁就已经在为自己嫁不出去而发愁，这其实就是用市场的逻辑去看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衡量能不能卖出去。在今天，所有的一切都被纳入到商品的逻辑里面去了，陷入到就业的问题、住房的问题和婚姻的问题里面。所以突破这种旧轨道，打破这种逻辑，从而创造出另一种生命状态，这种自我创造的能量就是青春的能量。

　　衡量青春的主要的尺度，不在于到底你有多大年纪，而在于你是否具有这种能量，就是说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突破，或者至少有愿望和冲动想要去突破被控制的状态。

鲁迅1930年照于上海

　　今年2018年同时也是法国5月风暴50周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并纪念它呢？

　　毫无疑问，68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也可以说这是20世纪最后的革命。首先，我觉得人们在纪念68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都单一地关注在巴黎的68，而忘记了中国大陆的68，包括香港的68，台湾的68。还有中国参与其中的，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排斥在纪念1968的范围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台湾的保钓运动，香港当时针对殖民的造反运动，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是什么样的历史运动？它们的历史契机和政治性到底是什么？如果遗忘这些部分，只是抽象的去讲巴黎的1968，那么连巴黎1968的真正历史寓意也会被淡漠的。

　　忘记这些事件就等同于忘记20世纪的最基本的背景和问题，为什么中国、苏东、西方世界、亚非拉地区都能在这个历史时刻发生互动和交汇，它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在我看来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帝国主义体制的巩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历史，很难设想这些世界被关联在一起。所以青年人们当时超越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站在另外自己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对立面，去跟自己的国家作斗争。所以20世纪就是这么一个时代，把所有的不同地区关联在一起的一个历史时代，从而产生出带有真正进步性的政治。

　　因此，如果不理解这些基本的背景和政治和条件，我觉得是不能理解1968年的真正的意义，也不能理解20世纪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尤其需要把被有意和无意遗忘的这一部分历史重新发掘出来，把它们放到我们重新理解1968运动的语境里面去。

　　至于说怎么去判断1968，我觉得1968是一个非常复杂，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运动世界性运动。但伟大的运动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也不是有大量的悲剧性的历史进程在里面。任何一个有效的运动都必须明能够直面现实，而且还能直面失败。同时在条件下继续，而不是放弃。真正成长的青年运动需要理解历史变化的重量，就是经历失败后能够重新起来的历史运动。这也是一种青春的淬炼，通过淬炼重新变成一种真正有韧性的，有力量的运动。

　　我们谈了这么多20世纪的青年的问题，那么汪老师有什么寄语要送给21世纪的青年，以及土逗的读者们么？

　　我曾经想过，我的经验跟新一代的人的经验的差别是什么？我是在社会主义时期长大的一代，而不是在一个商品关系占主导的社会里面长大的一代。20世纪中国创造出了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下的生活经验，我们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不同的选择，尽管它有问题，也不完美，而你们这年轻一代是没有体会过的。由于没有这种经验，因此在今天，我觉得年轻一代面临的挑战要比我们那一代大，也很难去寻找突破。

　　但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也很容易陷入一种怀旧式的想象，我希望能避免这种怀旧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一点批判性，但是没有真正的创造力。

　　20世纪社会运动是一个直接投入行动的、现实的运动，另外，它也是多重的阶层和阶级的参与过程，任何一个真正的运动，如果身份过于单一，就是危险的、不太有前景的运动，真正的运动不依据于你的身份，一定程度上是依据你打破身份的能力。

　　所以我说20世纪很重要的时代主题就包括背叛和忠诚。忠诚是对你的理念和信仰，而不是对你的身份。如果周恩来、毛泽东、鲁迅都忠诚于他们的家庭和家族，那就谈不上有任何革命。像彭湃的青年运动领袖，全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身份。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背叛投入到那个运动里面去，这才产生出政治。所以，20世纪的经验对21世纪来说其实挺有意义的，但不是要我们再造这个模式，因为每个时代的问题不一样了，机械地重复那个命题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