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农历2018年5月5日端午节。今年端午节由于中兴事件而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意义,粽子吃上去有些苦涩,每咬一口都是泪水。好在理解中兴事件历史意义的人很少很少,能在粽子上咬出泪水的人更是不多,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讲,这仍然是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但愿中国人能够永远这样欢乐祥和下去,一直都不要醒来,倘若能够如此,又何尝不是幸福的人生!当年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如果是睡着的,既没有精神上的惊恐绝望,也没有肉体上的极端痛苦,而是在美梦中结束一切,岂不是同样属于幸福的人生吗?所以鲁迅先生说得对,造成黑屋子里人们痛苦而死的,并不是把他们闷死在黑屋子里的人,而是把它们唤醒的人。倘若不把他们唤醒,他们就没有痛苦。
屈原大概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否把人们唤醒,结果都是一样痛苦,所以才绝望地抱石投江。正是因为屈原宁可投江自杀也绝不造反的悲剧选择,恰巧符合了统治集团对文臣武将的道德期望,所以才接受了老百姓对屈原的纪念,把屈原打造成了一位爱国主义的伟大偶像。否则,统治集团决不会接受老百姓的精神偶像。因为老百姓是把屈原当做一种宁死不当汉奸的精神偶像来纪念的,这种情感表达和民族精神决定了老百姓一旦遇到卖国政府,马上就会起来造反。显然这是历代统治集团都不愿意看到的。
历代统治集团需要的道德偶像,是一种恪守“文死谏,武死战”精神的死士。文臣要能够做到文死谏,苦谏到死也不能反,实在不行就象屈原那样去自杀;武将要能够做到苦战到死也不能谏,实在不行就像岳飞那样上风波亭,宁死亦不反。总之,无论朝廷怎么做,无论朝廷多昏庸多卖国,文臣武将永远只能选择“文死谏,武死战”!谏不成就去死,战不成就去亡,就算是自杀也不能对朝廷怀有贰心,不能背叛朝廷。否则就是乱臣贼子,就是叛逆汉奸(这也是中国汉奸的复杂性)。这就是历代统治集团树立屈原和岳飞这一文一武两大道德偶像的根本作用。
可见,虽然老百姓和精英集团都在纪念屈原,纪念岳飞,但是他们所纪念的屈原和岳飞却完全不同。在老百姓眼里,屈原和岳飞是甘愿牺牲小我来保全大我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代表,代表着一种伟大品格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而在统治集团眼里,屈原和岳飞是一种“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楷模,代表着一种死不变节的忠诚精神,是完美的奴才表率。这就是阶级社会中历史人物复杂的双重性,这种复杂性在东方文化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所以我们对历史人物很难做出西方形而上学的那种是与非的简单判断。
毛主席对于屈原和岳飞的态度就是典型。一方面,屈原和岳飞是毛主席最喜欢的两个历史人物。毛主席把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当作国之重礼赠送外宾;晚年眼睛动手术时把岳飞的《满江红》当做止疼药全程播放。这种高度的肯定和欣赏,大概除了屈原和岳飞,没有几个历史人物能够得到。但是另一方面,毛主席从来就不提倡并且坚决批判那种对统治集团宁死不反的封建士大夫精神,毛主席发动文革提出“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就是一个典型。还有所提倡的红卫兵“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更是充满了与屈原和岳飞截然相反的伟大的叛逆精神。
可见,毛主席喜欢的屈原和岳飞,是人民大众心里的屈原和岳飞,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崇尚天理天道的屈原和岳飞,而不是只为朝廷“文死谏,武死战”,而不管天下苍生死活的屈原和岳飞。这两个屈原、两个岳飞之间,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就象今天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纪念完全不同的毛泽东一样,有人把毛泽东作为维护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有人当作资本经营的的题材,有人当做骗吃骗喝的借口,甚至有人当作替中情局实施颠覆战略的工具……但是无论社会上有多少个毛泽东,中国老百姓都就坚守着他们心里那个人民领袖毛泽东,那个“造反有理加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
从当今社会有不同的屈原、不同的岳飞、不同的毛泽东可以看出,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各个阶级有着各个阶级不同的历史偶像,而在于各个阶级对同一个历史偶像的不同解读。并且统治集团对人民大众崇拜偶像的不同解读,往往会决定着人民大众的政治选择:或者接受统治集团的精神枷锁,把偶像崇拜变成一种盲目效忠;或者干脆否定历史偶像,连同自身的存在一起否定,就像把屈原和岳飞作为愚忠的典型加以否定一样。这两种方法表面看来极端对立,实际上是统治集团的两种手段,只是后一种手段是通过潜藏于人民大众内部的红色精英来实施的而已。
总之,今天我们老百姓纪念的屈原,与精英集团纪念的屈原,完全不是同一个屈原。老百姓纪念的是屈原那种绝不同流合污的伟大品格,那种宁死不屈的伟大斗争精神!而精英集团纪念的则是那种永世长存的基本秩序,那种活不下去就自杀的效忠精神!虽然吃下去的都是粽子,但是粽子的味道却绝然不同。这就是阶级社会中同样节日的不同含义。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7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2018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