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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就像每一年的清明。
1949年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红岩》作者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那晚，歌乐山细雨霏霏。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血色弥漫。
歌乐山烈士墓，掩埋着三百余位烈士忠骨。他们都曾在白公馆、渣滓洞这两座魔窟受尽酷刑，都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最后的疯狂屠杀。
先烈们并不一定要经历这些，写份自白书，或者仅仅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也许就能活下去。但他们选择为信仰而死，坚持的根本意义在于对理想和信仰的忠诚。
“此人可靠”
渣滓洞监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隐蔽。监狱铁门修在十几级台阶之下，墙头缠绕的电网、院内矗立的岗楼，只有走下台阶时才看得见。
这简直就是一座地狱的大门。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被推进了渣滓洞监狱的铁门。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的罗广斌。 站在渣滓洞内院高墙前，几行标语令罗广斌印象深刻，“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日后，他将标语一字不差地写进了《红岩》小说中。
标语正对着一栋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栅栏式的签子门禁锢起18间牢房。透过这样的签子门，三四百位关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块放风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再有就是电网高墙和墙上的标语。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刚刚入党，在党组织中还没有承担核心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起初不知道，出卖他的，正是他的入党批准人、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叛徒冉益智。
刚入狱的罗广斌，被怀疑、警惕的目光包围着，他还被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那些目光来自一样被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员。
就在1948年4月初，国民党特务破坏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冉益智、刘国定，一个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一个是书记，被捕后先后叛变，使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据统计，因《挺进报》案而被捕的共133人，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地下党组织。
罗广斌被入狱的地下党怀疑，并非毫无缘由。他被捕入狱时，狱中的地下党员们还没有搞清楚党组织被破坏的过程，而罗广斌公开的特殊身份，让他们有怀疑的理由——他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同父异母的弟弟。
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当时就驻扎在四川，罗广文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敬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共匪”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写道：“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马识途)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特务无奈，带着叛徒冉益智来跟罗广斌对质。罗广斌并不认识来人。冉益智却不着急，慢慢背出一段话: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庭到昆明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到“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动……
这不是自己申请入党时所写的自传吗！罗广斌这才相信了，眼前这个人真的就是地下党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上级领导。这样的人竟然也叛变了！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罗广斌起初没有想到，会在狱中再次见到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共产党人。他之所以能取得难友们的信任，也正是因为这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渣滓洞脱险志士傅伯雍后来回忆，“是江姐传话出来，说此人可靠。我们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
江姐，正是罗广斌在《红岩》中着墨最多的人物——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三个月。
毒刑是太小的考验
江竹筠被捕前并不是重庆地下党组织成员，她当时是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职员，化名江志伟。
1948年1月，江竹筠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
江竹筠被捕，却与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直接相关。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还有地下党员刘德彬，他后来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创作了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即以此为基础。据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地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在那段时间里，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监狱的氛围很压抑。眼见着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关进来，大家的思想很不稳，人心浮动。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姓名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 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曾经对江竹筠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渣滓洞审讯室的部分刑具。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自己的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对她充满敬意。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国玉和江竹筠曾经是同室难友，事隔六十余年后，她仍能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进渣滓洞时，她已经浑身是伤疤，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渣滓洞里的斗争士气也陡然一振。 江竹筠在狱中的另一个斗争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做看守的，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到这里。登记名册时，黄茂才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主动与她攀谈起来。
起初，江竹筠对他怀有戒心，但很快就发现，黄茂才出身贫苦，为人本分和善，对牢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抱有敬佩、同情之心。这之后，江竹筠开始主动接近黄茂才。
在她的开导、劝说、感化下，黄茂才利用管理员的特殊身份，为身陷囹圄的地下党员充当起了秘密信使，狱中和外界信息交换的联络线从此打通了。
遗憾的是，在那场血腥的大屠杀来临前，黄茂才被列入资遣人员名单，离开了渣滓洞，没能在营救行动中发挥作用。他最后的贡献，是送出了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最后一封信，希望党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这封信是另一位女牢英雄胡其芬所写。
多重身份的“伪装者”
圆圆的脸，戴着近视眼镜，显得十分端庄、文静，眉宇间又有几分英气。与江竹筠年龄相仿、外形相似的胡其芬，同样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共产党人坚强的意志。
胡永萱、胡南、胡其芬、吉祥，胡其芬的革命经历，与这4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1938年至1939年，刚刚入党的胡其芬根据组织安排，先后进入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那时她还叫“胡永萱”。由于在校内活动中十分活跃，她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注意到。时值蒋介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大学，调入《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是以“胡南”的身份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局决定将《新华日报》200多名工作人员精减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的人员之一，后被调往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再次回到重庆，已是4年后。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随团工作人员，在邓颖超直接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学历高、英语好，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此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
1948年4月，胡其芬被捕前，党内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公开身份是给刘国鋕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当英语家庭教师。由于叛徒出卖了刘国鋕，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狱中，她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胡其芬不但没有透露任何党组织的秘密，甚至连自己真实的名字也没让敌人知道。
入狱后，胡其芬很快就与难友们取得联系，尤其是和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与胡其芬同一牢室的工人党员牛小吾回忆，他们隔壁关着许建业一人，重镣重铐，专门有一个特务班长看守，不准许建业与其他人接近。一天放风，趁特务班长离开，牛小吾找许建业说话，许建业亲口告诉她，是任达哉带人在茶馆里抓了他，又说他已告诉胡其芬把难友们组织起来。事实上，胡其芬也确实照许建业的嘱咐，在监狱内进行了各种地下组织活动。
胡其芬深知，敌人的营垒不是铁板一块，她要找到冲出包围圈的突破口。因此，当了解到医官刘石仁富有同情心，曾冒险帮政治犯带信给家人后，胡其芬借看病机会试探刘石仁，在塞给刘石仁的两张字条上写道：“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医官，不要怕！”刘石仁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托刘石仁带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仁完成了任务，并将胡家托带的物品悄悄带给胡其芬。又一条与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这样被打通了，胡其芬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其中有一些就是通过刘石仁传递出去。
除了传递信件，胡其芬还想通过刘石仁营救一些难友出狱。她问刘石仁，能不能多开一些疾病证明，争取使一些患病的难友得到保外就医的机会。刘石仁考虑之后，便给一些难友填写严重疾病的病历，以备特务核查，然后，开出保外就医的证明。虽然特务没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较轻的同志，在1949年和谈期间，在外面配合营救下获得了释放。
胡其芬还和难友们发起了狱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斗争——绝食谈判。1948年12月15日，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伤势得不到有效治疗，病逝狱中。为了抗议特务对龙光章的迫害，狱中党的领导集体讨论后决定开展绝食斗争，要求在狱中开追悼会，改善狱中残酷虐待难友们的环境。胡其芬抱病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日，终于迫使特务看守所长不得不允许召开追悼会。
“在最困难的集中营里，这次斗争的成绩，是相当成功的。难友写出了许多用草纸做的挽联，扎制了黑纱、纸花，充分表现了灵活的创造性和团结的斗争精神。”罗广斌后来在交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
心中有信仰，即使环境再艰苦，真正的共产党人也仍然充满乐观心态。胡其芬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珍藏着一把由胡其芬自制的团扇，扇面上题写了“清风徐来”四个字，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她通过做这些小玩意儿教大家唱救亡歌曲活跃气氛，鼓励大家对敌斗争。
对于刚入狱又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以过来人的身份热情地做“辅导”，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还跟她们谈气节问题，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特务提审进步女青年张坤璧时，胡其芬的辅导课发挥了作用，张坤璧没有被各种各样的刑具吓唬住，经受住了敌人种种威胁和拷问，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依然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给她送来的药品、奶粉、鱼肝油丸等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了近六百个日日夜夜，她始终像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让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中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我们死而无愧
在狱中斗争氛围的感染下，在江姐、胡其芬等革命者的影响下，罗广斌变得越来越坚强。1941年1月，地下党员齐亮被捕关押到渣滓洞，罗广斌因为写条子给齐亮讲狱中情况被特务发现，又被加了一副脚镣。随后，他从渣滓洞被转移到关押重犯的白公馆。也正因为罗广斌的转移，白公馆中革命者的斗争情况也得以记录下来。
进了白公馆，罗广斌最先见到的就是室友刘国鋕，一位有名的“富家少爷”。因为长期的监禁和胃病的折磨，当时的刘国鋕苍白消瘦，羸弱不堪。终年被关在一间不见阳光的牢房，在难得的放风时刻，他体力不支，只能坐在院坝檐沟边的石头上，享受那一点可贵的阳光。
刘国鋕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大富豪家庭，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备受娇宠的幺儿。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书籍中寻找救国思想，最终决心走革命的道路，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4年大学毕业后，刘国鋕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云南陆良县一所中学任教，参加那里的党组织发展工作。
1945年，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到重庆工作，1947年担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公开身份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后到《商务日报》做记者。在此期间，国民党在昆明杀害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的血案发生后，他成功组织了重庆各学校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抗战的活动，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论闻一多先生》的文章。
194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室里，保存着一份描述审讯刘国鋕情况的材料。根据材料记载，徐远举问刘国鋕，“你这万贯家财的少爷，家里有财有势，你有吃有喝，你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是闹不得的，要坐班房、挨杀头的。”
刘国鋕冷冷地看了特务一眼，没有吭声。徐远举又说，你的上级已经供出你了。刘国鋕冷笑着回答：“既然我的上级已将我出卖，你们什么都知道，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动用酷刑，但刘国鋕仍然不屈服，敌人只好将他带上脚镣投入监狱。
很可能就连刘国鋕的家人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革命？刘国鋕在给五姐的信中，专门阐释了自己对家和对革命的理解：“这个家是在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的一个烂疮，它已经完全是一块脓血和腐肉，旧社会的整个身躯都要死亡，看不出有希望，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
刘国鋕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动员方方面面关系向军统局施加压力要求放人。最后还是刘家的族亲，国民党经济部部长刘航琛密电何应钦，务请刀下留人，刘国鋕的生命才暂时得到了保全。
在香港做生意的五哥刘国錤，重金贿赂特务机关里里外外的人，徐远举终于同意放人，前提是刘国鋕在报上声明退党。刘国鋕却坚决拒绝，“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背叛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已越过长江向华南、西南进军，重庆也即将解放。刘国鋕的家人再一次为他奔走，刘国錤这次拿出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
徐远举抵抗不了这样的重金诱惑，告诉刘国鋕，不发声明可以，只要认错，写一份悔过书。刘国鋕不答应。徐远举看在钱的分上，再次妥协，找人代写了一份悔过书，只要刘国鋕签上名字。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
徐远举为了钱，恨不得求着刘国鋕出狱，刘国鋕的态度却没有变化。五哥刘国錤伤心地一再哭劝，甚至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儿，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也泪流满面，但还是摇了摇头。
1949年8月，蒋介石带着军统头子毛人凤到了重庆，“清理积案”，实际是布置屠杀。
根据徐远举的交待，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
“刘国鋕！”1949年11月27日晚餐后，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喊的就是刘国鋕。
刘国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平静地说：“不要慌，等老子把诗写完以后，再跟你们一块走。”可刽子手不容分说，将他架出了牢房推向刑场。
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
“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这是一个年仅28岁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发出的呐喊。
狱中《挺进报》
在刘国鋕牺牲前一个月，国民党的屠杀行动已经开始了。罗广斌从白公馆看守杨钦典口中得知了刑场上那悲壮的一幕。
10月28日，陈然、成善谋等10人被押往重庆大坪刑场，杨钦典也随车行动，他目睹陈然含笑告别难友登上囚车，车过闹市区时又不断高唱《国际歌》或高呼革命口号，到达刑场后，陈然忽然转过身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行刑队强行把他扭转过去，还是从后面开了枪。
杨钦典深深地被陈然的革命气节所感染。他从刑场回来后，隔着牢门，动情地向罗广斌讲述了这悲壮的场景，并嘱咐道:“小罗，你们出去后，一定要好好照顾陈然的妈妈和妹妹。”
陈然是《挺进报》特支书记，小说《红岩》中重要人物成岗的原型。他1938年在湖北宜昌参加“抗战剧团”，在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中接受了革命教育，次年加入共产党。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剧团内党组织撤离，陈然随家迁居重庆，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南方局。1946年，在《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下，陈然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发展聚集革命力量。
在国民党政府实施新闻封锁政策，查封《新华日报》后，陈然等开始秘密印刷《挺进报》，传播“红色”新闻，希望通过这份油印小报尽快恢复与组织的联系。果然，《挺进报》很快传到重庆地下党组织那里，市委决定将其作为地下机关报，并购买收音机收听延安电台，同时成立了电台特支和《挺进报》特支。陈然负责油印，成善谋负责抄收消息。
后来，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认为应利用《挺进报》对敌人展开攻心战，于是决定将报纸直接寄给敌人，特别是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头目寄送。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挺进报》后大发雷霆，命令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限期破案。徐远举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将伪装成进步学生的特务安插到各处，最终在被捕的任达哉叛变出卖下，引发了对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一连串大破坏。
1948年4月22日，陈然正准备将刚刚印刷完的《挺进报》送出去的时候，在家里被捕了。被捕的当晚就被提审，但他始终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对陈然进行审讯，并使用老虎凳等酷刑。陈然被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双腿受了重伤，但他坚决不出卖党的机密，敌人也无计可施，只好将他按“重犯”关押起来。
让敌人万万想不到的是，陈然入狱后又干起“老本行”，办起监狱《挺进报》。在密不透风的白公馆，《挺进报》的消息源从哪来呢？原来，陈然所在的一楼囚室楼上，住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他也是牢中唯一受优待可以看报的，黄将军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关系很好，时常趁看守们不备之时，偷偷将报纸从门缝中塞给狱友们看。陈然便借助从黄将军报纸上所看到的消息，用烟盒、纸片做成监狱《挺进报》在狱室之间传递。
1949年的春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到达北平、南京解放等消息在狱中传开，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狱中党组织估计胜利即将来临，于是作了两手准备，一是教育广大党员作好牺牲准备，经受住最后的考验；二是努力进行策反，争取活着迎接解放。党组织秘密拟定了“狱中策反越狱计划”。策反，首先要物色好被策反对象，经过一段了解和观察，初步确定了6人，其中重点放在一个叫杨钦典的看守身上。
最早与杨钦典接触并开展工作的就是陈然。陈然虽原籍江西，但他生于河北香河县，离杨钦典老家郾城县不远，算是同乡。陈然在狱中的浩然正气和在审讯室里的不屈精神，令杨钦典敬佩，加上陈然擅长统战工作，两人一有机会就在一起拉家常、谈乡情，讲社会的种种不公平，讲物价的飞涨、官场的黑暗，陈然的话渐渐打动了这位“尚未烂到心肺的看守”。
“我和陈然是老乡，我值班时他给我做工作，说全国快解放了，叫我今后不要干坏事。共产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给劳动人民。我考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所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杨钦典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上这样说。罗广斌在报告中写道：“当屠杀进行时，我们能从杨钦典手中得到牢门的钥匙和一把铁锤，就是由教育争取所得到的一点成功。”
黑牢之中，除了策反工作，手无寸铁的难友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斗争方式，那就是读书学习。白公馆原来是关情报人员的，后来把政治犯也关在一起。书比较多，什么都有。看书要登记，以检查思想，但大家仍选自己喜欢的书看。
据罗广斌回忆，“由于监视比较严，没法进行集体学习，只能个别读书。陈然专修生物、化学、数学、军事科学和历史，刘国鋕专读历史，王朴专读历史和军事科学。坐牢九年的老同志许晓轩、谭沈明在室中自修英语、俄文，十分精通，一般书籍几乎全读过，在修养上也最好，连特务都尊敬他们。”
渣滓洞中，黑牢诗人蔡梦慰等人组织成立“铁窗诗社”，诗友们发明了狱中的“文房四宝”：纸，是靠大家节约下的如厕手纸；笔，是从厕所篾竹墙壁上扳下的一块块篾片，没有刀便用嘴咬破后再磨尖，然后做成“笔”；墨水的制作更费劲，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再在油灯上点燃后丢进饭碗，等燃烧完变成一团黑灰再兑水。就是用这样的“笔”蘸着棉灰墨汁，蔡梦慰奋笔写下长达250行的《黑牢诗篇》。
《红岩》小说中“老大哥”的原型唐虚谷，在渣滓洞组织“铁窗读书会”，将他早年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马列著作背诵给狱友们听。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革命者们仍在孜孜不倦的学习中，期盼着光明和胜利的到来，期盼着有一天能为新中国建设继续贡献力量。
“最后的报告”
对陈然行刑后，心急火燎的敌人加快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动作。半个月后的11月14日，特务打开渣滓洞女牢房的门，提出了江竹筠和李青林。
江竹筠不慌不忙地梳头，脱下囚服，换上蓝色的阴丹士林布旗袍，仿佛要参加一个隆重的典礼。望着伤心的难友，江竹筠坚毅地说：“要勇敢一些，每一个革命者，当他面临最后考验的时候，都应该脸不变色心不跳。”她最后望了望牢房，“同志们，永别了！”随后，扶着断了腿的李青林向外走去。
当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三个月前，江竹筠通过黄茂才，给监狱外的家人送去一封信，从信中的措辞可以看出，那是江竹筠最后的嘱托：“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彭咏梧、江竹筠与孩子合影。
“云儿”是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的独子彭云。父亲牺牲时，他不满两周岁。母亲就义时，他才三岁多。
前后两批共产党人集中被害，敌人显然已经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形势紧急，狱中地下党组织决定由胡其芬执笔，化名“吉祥”书写了“最后的报告”，盼“外面朋友”设法布置抢救。这封信由黄茂才送出，转到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手里，已是11月21日。
刘康一看信，急得要命，马上四处活动筹集经费、动员武装。11月26日，武装营救人员基本动员好了，还差一些环节未落实好，营救方案无法实施。27日下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歌乐山红了半边天。他连连跺脚，“糟了！完了！”
大屠杀开始了。
深夜一两点钟，特务们突然走进渣滓洞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八间牢房内。忽然，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冲进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哨声响后，枪就响了。
胡其芬一直在门口观察动静，枪响时，她第一个喊起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骂声随之响成一片。站在牢门口的张学云，一把抓住门洞伸进来的枪管，想要夺枪。但是弹匣太长，卡着进不来，敌人把他打死了。张学云倒下时，鲜血喷洒在傅伯雍身上，却因此保护了傅伯雍——敌人补枪时以为他已经死了。
这一夜，被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后来被定为烈士。
在所有人都为牺牲的烈士痛惜哀悼之时，有一个人却来不及悲伤，他就是从白公馆脱险的罗广斌。
地下党员平时做的策反工作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27日夜，特务和军警都去支援渣滓洞了，杨钦典偷偷把牢房钥匙和一把铁锤交给罗广斌，“我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我在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就跑。”
杨钦典的信号来了，罗广斌打开牢门，带着18个人逃出白公馆。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3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12月25日，就在大屠杀后的第28天，从白公馆生还的罗广斌撰写出一份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这份报告详细记载了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
同样脱险的刘德彬，曾和罗广斌一起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却不知道这份报告，“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也不告诉我。”
从白公馆生还后的一个月时间，罗广斌一直在奋笔疾书这份报告，是遇难同志的生命嘱托。
为什么罗广斌一人能掌握那么多狱中情况？这要追溯到他刚被关进渣滓洞时。有一次，罗广斌在禁闭室碰到老上级、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的张国维。张国维是个有心人，考虑到罗广斌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认为他最有可能活着出去，因此交给他一个任务：“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大家也逐渐信任他，愿意与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的思考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将其总结成八条嘱托：
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整党整风。
8、严惩叛徒、特务。
八条嘱托，至今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挺进报》事件中，少数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当了叛徒，给地下组织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容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在预见到国民党政权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时，心中惦记的仍然是党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这份初心，这份使命感，这份对于理想、国家、人民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