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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囯囯家银行干部曹根全囗述中的毛泽民（上）
毛泽民 肖像
前排右起：毛泽民、钱希钧 后排左起：曹根全、莫钧涛
作者序：我是1977年6月从部队回到地方，随后调入中国人民銀行抚州市支行工作。当时曹根全的儿子曹援朝在人亊部门，我在行长身边任秘书。我们俩关糸十分要好，而且星期天或节假日常常加班加点。甚至，新党员入党政审材料，多次合作异地（跨省）调查。在八十年代，银行基层网店常常遇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手里拿了一些中华苏维埃共和囯囯家银行纸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囯囯家经济公债等票证，来到银行兑换。当时储蓄银行小网点不兑，必须要到大支行营业部才能兑换成功。所以，根据我的爱好，常常会收购一些，为了满足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还常去乡下寻觅。当有了这些苏维埃纸币，经济公债等票证。自然是曹根全家中熟客，从此收藏与研究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曹根全，1906年生于龙岩红坊南阳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1929年5月，曹根全参加了龙岩黄坊区委组织的暴动队，配合红四军三打龙岩。战斗胜利后，建立了红色政权，曹根全被选为乡、区苏维埃代表。1930年3月，他被推荐出席了闽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同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在龙岩扩大红军的热潮中，他报名参加了红军，编入龙岩县红军警卫营第三连任司务长。1931年10月，曹菊如把他要到闽西工农银行当挑夫，挑运东西到上杭白沙。同年11月，曹根全正式参加闽西工农银行的工作，任管理员，负责出纳点算钱钞光洋。从此，他开始了近60年的从事革命金融事业的光辉生涯。
目录
一，“一苏大”的毛泽民
二，当行长是责任是担当
三，觅贤才刀下救人
四，毛泽东第一次反对在国币上设计有自己的肖像
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次诞生国币
六，反假币重拳出击
七，发行革命战争公债
八，为了战争节衣缩食
九，解挤兑金银唱戏
十，长征路上铸丰碑
一，“一苏大”的毛泽民
1931年11月9日上午九时，天高云淡，凉风习习，代表们吃过早饭，听到铃声后，便匆匆地赶往会场，很快就找着了自己的位置。刚刚坐好，只听值日主席项英宣布： “各位代表、来宾，下面进行大会第五项议程：请中共中央苏区局代表毛泽东同志作政治报告！大家热烈欢迎！”
清瘦的毛泽东穿着显得有些肥大的衣服，迎着代表们如雷的掌声向主席台走来，他向代表们频频点头微笑，挥手致意。他说，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人口两百余万，管辖县城二十一座，苏 维埃中央政府驻扎在这里，同时也是全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所在地，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 特别重要的地位。他指出：在中央苏区，已经建立了强有力 的工农红军，工农红军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伟大力量，连续击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创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们个个都有田耕、有饭吃，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毛泽东的报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肯定了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对这些错误和缺点，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有能力加以纠正和避免。代表们认真地听着，有的在做笔记，有的在认真思考，会场上只听得见报告者的声音和代表们翻动材料的沙沙声。参会的代表除了正式代表外，还有特邀代表和外国来宾。
毛泽东作完《政治问题报告》后，项英作了关于劳动法草案的报告，张鼎丞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朱德作了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周以粟作了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王稼祥作了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邓广仁作了关于工农检察处和关于宪法问题的报告。
报告作完后，进行了短暂的会间休息。总务处准备的炒得脆香的花生、大豆和瓜子，喝着清香四溢的茶水，东一群、西一伙地相互交谈着。当代表们了解到大会伙食费每人每天只有一角钱时，许多代表怎么也不相信，一角钱的伙食费能办这么好的伙食。正 当代表们争论不休时，项英来到代表们中间，征求代表们对大会后勤工作的意见。“项英同志，听说会议伙食标准是每人一角钱？”一位疑虑多、胆量也大的代表直接问项英。项英郑重地点点头，并带着表扬的口吻告诉代表们： “目前我们苏区的生活还很艰苦，物资严重缺乏，但是，我们负责后勤的同志为了省钱办好伙食，自己挑担购米，砻谷推磨，精打细算，不乱花一分钱，节省了大量的不必要的开支。尤其是负责总务的毛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理财专家，为我们这些参会代表创造了舒适的住宿条件，提供了可口的饭菜。 “毛泽民是谁？”代表们随口而出，有的代表在参会人员中搜寻。“他是特邀代表。”项英指着大会场的侧门告诉大家： “他趁休息的时间回总务处安排工作了，等下开会他……噢， ‘说曹操，曹操到，那位就是毛泽民同志！”
代表们的目光顺着项英的手指方向，看见一位壮年汉子，头戴红军帽，脚打绑腿，胸前挂着蓝色特邀代表证正从侧门 走进会场。代表们都把目光投向他，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只 见毛泽民浓眉大眼，肩宽腰圆，嘴唇有些厚，透出老实本分的性格。他不善言谈，而且当着生人的面还会显出腼腆的形 态来。项英进一步介绍： “他是毛泽东同志的大弟，人称神竖算子，是大会筹备委员会特调他来叶坪为大会做总务工作的……。＂
几名代表刚要起身向毛泽民迎去，此时开会的铃声响了，代表们有些遗憾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毛泽民走向特邀代表席，准时入座。他被项英指定为特邀代表，既要参加会议，又要安排指挥总务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做事，身心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人已瘦了许多。
毛泽民于1896 年4月3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位叫毛顺生的农家里，排名第二，他上有大三岁的哥哥毛泽东，下有小九岁的小弟毛泽覃。毛泽民刚出生时，因屋前池塘中刚长满翠绿的白莲，被父亲取名为润莲。三个儿子在父亲不苟言笑、不打即骂的严厉管教下渐渐长大。父亲面对三个儿子心满意足，他要求不高，理想不大，三个中只要有一个能跟他赶圩场学贩卖米谷、猪鸭就行。大儿子不听话，满嘴大道理，小儿子还小，让他多读点书，二儿子长得像自己，且性情也与自己相近，于是父亲便把培养接班人的人选锁定在二儿子身上。他让二儿子在读书之余跟他到附近的圩场贩卖米谷、猪鸭，回到家便教儿子打算盘、记账，计算出每个集日贩米卖猪本钱多少，赢利多少。毛泽民也很争气，父亲一教就会，算盘打得噼啪作响，账记得清楚明白，父亲把家庭致富的希望寄托在二儿子身上。父亲托人领养了一个童养媳，准备给二儿子长大后当媳妇。父亲只供二儿子读了四年书，就因小本生意不好做，外加大儿子、小儿子在外读书开销很大，经济拮据，只好忍痛让十四岁的二儿子辍学务农，兼管跟父亲做生意。在土地耕作上，毛泽民是母亲的得力帮手，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在生意上，他又是父亲贩卖物资的好搭档，推着独轮车，走村串户收稻谷，再碾成米，挑到圩场上卖。他记账、算数的能力很快超过了父亲，并且进行了改革创新：把经营账分成支出与收人两种。他把算盘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有时为了复核数字的准确，用两把算盘双手同时拨打。
毛泽民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十七岁那年，他和童养媳圆了房，婚后家里经济有所好转，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了，在韶山冲可算是殷富之家。毛泽民一面学会了父亲精打细算的生意经，一面有着母亲善良厚道的品德。1919 年冬和1920年春，父母相继去世，大哥毛泽东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弟弟毛泽覃在长沙上学，他们夫妻俩便承担起家庭和资助兄弟的重担。夫妻俩把父母留下的田种得很好，毛泽民的勤俭和厚道在韶山冲是出了名的，村里的红白喜事都喜欢请他出面主持，甚至村里人纠缠不清的家务事也请他明断，而且竟然被他断得明明白白。村里人有不会算数的也找他帮助算算，渐渐地，人们都称他为“神算子”，这称呼里面不仅是因他记账算数有一手，而且看问题、辨是非，看得透彻，辨得明白，在他这个年纪简直有些神。连年的军阀混战，“国不平，民不安”，使他在赶圩场做买卖中看出了世间的不平：地主豪绅和官吏的横行霸道，对底层民众的无情盘剥，使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的卖儿卖女，甚至出卖自身。这些人间不平事，使他对旧社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这段时间，在外进行革命活动的大哥毛泽东时常会回来看看，带回来许多外面的新鲜事。他从小就很崇拜大哥，大哥聪明好学，办事点子 多，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很会讲故事。大哥的言行对毛泽民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启蒙作用，使其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921 年春节，大哥回家过年，三兄弟围坐在火塘边， 大哥对弟弟们讲国内外形势，大哥慷慨地说： “舍家为国， 舍己为民，只要有一颗火热的心，积极投身革命，一定能为 国家作出贡献的！”这句话使毛泽民懂得：老窝在家里是不行的，只有走出去，才能把各种陈腐制度推翻，才能解救千千万万穷苦农民，让千万农民有田耕、有饭吃。大哥做通了二弟的思想，于是，毛泽民听从大哥的意见：房子承租给村人住，田地给人种，也不收租，自己欠人家的钱马上还清，别人欠自己的钱一笔勾销。妻子也识大体，听从大哥的安排。随大哥来到长沙。过了元宵节，毛泽民迅速妥善处理好了家务，带着全家，挑着简单的家当，随大哥来到长沙。
毛泽民来到长沙后，进入由大哥担任主事的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小做管理师生食住的后勤工作，妻子也做了工友。，他接管伙食后，面对七百多名教师学生的一日三餐和住宿、一月只有四百元的伙食费，可以说非常紧张，但他深知师生经济拮据，为了让这有限的钱发挥最大的作用，他精打细算，跑到八十里远的乡下采购蔬菜、肉食，又领着师生种菜养猪补贴不足。经过他的一番努力，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平很快有了提高，有时甚至还有节余。在担任伙食管理员期间，他自感文化水平低，便利用休息时间，到长沙工人补习学校学习。
1921 年秋，毛泽民转到大哥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搞总务工作。次年，在何叔衡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位“神算子”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他把妻儿送回老家韶山后，就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中国革命事业中。1922 年深秋，毛泽民受大哥的委派，只身来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从事路矿工人运动。党组织把他安排到工人俱乐部工作，担任经济股股长，为俱乐部成员的生活操劳。他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还兼任夜校教员，教授算术课，教工人们打算盘，与工人们成了好朋友。
萍乡是煤都之乡，煤矿工人很多，于是矿区成了集市，商店中的各种生活用品需要从外地运来，物价自然偏高。有些不法商人以次充好，坑蒙矿工，更有甚者利用自身掌握的货物渠道囤积居奇，待价而沽，使工人们苦不堪言，许多工人为了生计，不得不举债购买紧缺物品，而借债又要付高额利息，这对于贫苦的工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组建工人自己的消费合作社”这一念头跳人了毛泽民脑中，他要团结工人，让工人参加到消费合作社里来，成为股东。他的想法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后，马上着手进行，号召工人人股。工人们吃够了举债买紧缺物品的苦头，听到毛泽民的倡仪后，纷纷响应，你一块我五角地人股，工人消费合作社很快办起来，工人们在自己人股的消费合作社买东西，比在奸商手里买东西便宜了许多。毛泽民后来被工人们推荐为合作社总经理，这个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第一家消费合作社，为各苏区创办合作社起到了模范作用。消费合作社的经营经验奠定了毛泽民为国家理财的基础。
1925年夏，因工作需要，毛泽民来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在进一步的学习中又兼管了学员们的后勤工作， 到年底，他奉命到上海接任共产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置身于十里洋场中，为慎重起见，毛泽民化名“杨杰”。刚开始他对发行印刷业务一窍不通，经过一段时间的虚心学习后，很快掌握了这门业务。他吸取同行的优点长处，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制定和完善了发行部和印刷厂的规章制度，建立了钱、物收支账本，并每天都要亲自过目。当时，毛泽民 接管出版发行部时，仅发行一种叫《向导》的刊物，发行量 少、面窄，发行经费仅有七十元，其余超支自理。毛泽民经过考察发行渠道后，发现有许多潜力可挖。经过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在全国建立了许多发行网点， 《向导》发行量猛 增，销量达到八万份，且有供不应求的势头，有时杂志尚未 印好，就收到了预订费。发行搞上去了，党中央要求他增印 了另外几种杂志，还有党的文件。由于人手不够，中央组织部的尹宽为他带来一个叫钱希均的女青年，负责报纸和书刊 的发行，还要兼做地下交通员。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了友情，后发展为爱情。由于毛泽民与家乡妻儿失去了音讯，这期间他与钱希均在上海结合在一起了。毛泽民在上海担任发行部经理六年，经手的钱钞无数，但从没有伸手拿过一分钱，从不多吃多占，对财务审查得很严，一分一厘都有出处。过不多久，上海印刷发行界便叫响了杨杰的名字。
“四，一二”事变后，中央派毛泽民前往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毛泽民又辗转回到上海担任发行部经理。1929 年春，他接受中央指示，到天津创办党的印刷厂，改名为周韵华，并且兼任顺直省委的财经委员，为顺直省委创下了不少经费。1931 年 1月，中央要他回上海工作，毛泽民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上海。但是想不到的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央发行部门处于危险之中。毛泽民夫妇把发行部处理好后，于6月中旬端午节后，奉命到达香港，准备在香港建立一个牢固的地下交通网络。没想到，顾顺章也来到香港，毛泽民夫妻只好乘小火轮到了汕头，来到闽赣粤省委所在地的福建闽西永定白砂。在永定，毛泽民认识了省军区负责人谭震林，谭震林对毛泽民早已知其名，于是“强留”他在军区担任财政部长，其妻子钱希均任会计。正当他把军区财政部搞得有声有色时，苏区中央局派人送来一纸调令，把夫妻俩调往瑞金，参加“一苏大”筹备委员会工作。到瑞金后，出乎毛泽民的预料，又叫他干回老本行，担任“一苏大”后勤总务的负责人。毛泽民于心不甘，他真的不想再与经济打交道，与经济打交道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不如上前线杀敌来得干脆痛快。他曾经向大哥提出异议，反倒被大哥教育了一顿。他想想也是，大会总务工作只是一段时间的工作，会议一结束，总务立即解散。于是，他打起精神，全心身地投入到了后勤总务工作中，精打细算，节约每一个铜板，办好代表们的伙食。一个月来，人瘦得如钱希均所说：“像大哥一样苗条了，只是头发短些。”他不仅要负责操劳大会人员的吃、喝、拉、撒、睡，又被增补为特邀代表，重要大会还要参加，这让毛泽民忙得团团转，也让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代表们也对他投来了敬佩的目光。
1932年中央苏区（瑞金）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办公室兼卧室
二，当行长是责任是担当
时令进入“小雪”，赣南山区开始有些冷了，昼夜温差明显拉大。 叶坪村因连续召开了几个全国性的代表大会，热闹了一个多月。现在代表们陆续离开了，叶坪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喧哗的人声和鞭炮、锣鼓声被古樟的幽静掩盖。夜已经很深了，习惯晚上工作的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感觉到凉意从脚底向身上袭来，妻子爱怜地把大衣披到丈夫身上，劝他早点休息。也该休息了，连续的熬夜双眼布满了血丝，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和运作，身体孱弱得不行，有些病恹恹的样子。正当他准备听从妻子的劝告欲早点休息时，楼下传来沉重有力而又急促的脚步声，转眼木门被猛地推开，冲进来一阵寒气的同时进来一个黑乎乎、肩阔腰圆的壮年汉子。 “大哥，是你让我去当银行行长的吧？”来人劈头就问，原来是大弟毛泽民。毛泽东对大弟的到来和责问不感到意外。当初，他一到叶坪时，知道分配给自己的任务是负责大会总务时，就有点不高兴，并提出过条件：待会务结束后，到作战部队去，不求当官，做一名普通战士也行。当时自己并未表态，只含含糊糊地笑笑，现在真的找上门来问罪了。“怎么啦？这么大的火气？”毛泽东捻亮马灯，装作不知情，反问大弟。毛泽民此刻正在气头上，大嘴巴还在呼吁地喘着粗气，双眼瞪得铜铃般大。他是趁此会议结束之际下到几个区乡作调查研究，为日后上前线作些准备。他原想待财政部长邓子恢到任后自己马上辞掉财经委委员的职务到作战部队去，哪想到今天晚上一回到叶坪便得到通知，自己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了，他知道这个行长一当上，便再也没有机会上前线了。他估计这是大哥推荐的结果，只有他才知道自己从事过经济工作的经历。于是不顾妻子钱希均的劝阻，深夜来责问大哥了，想让当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大哥收回成命，改任他人。 “我早就跟你说过，到苏区后不再干经济工作了。做财经委委员本来我也不想干呢！我要上前线打仗去！你让别人当吧！” 毛泽东很清楚这位大弟的脾气，耿直、忠厚，有时很犟。等他的火爆脾气消完后，让他坐下，笑着告诉他：“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集体讨论决定的。全部赞成你出任国家银行行长。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当好这个行长的。” “大哥呀，说来说去，还不是你的意思？”毛泽民火气是消了，但也听出大哥的意思，现在才想起来，大哥前几天在财政部办公室跟自己说的那番大道理是有目的的，不是无的放矢。 原来，前几天，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视察各部局时，特地在财政部窄小的办公窒坐了很久，并跟财经委委员毛泽民说了一大堆财政重要的话。毛泽东是位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做思想工作的高手，他对着窄小而又简陋的办公室说开了：“我们的办公室目前是小了点，一个堂堂的临时中央政府蜗居在一所旧式祠堂里，用瑞金的土话说是打屁没地方拐弯。但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精干的政府。‘山不在高，有仙则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室雅不在大，办公室有张办公桌就行。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点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人民群众中间。‘一苏大’结束后，你走了几个地方吧，那里才是国家工作人员真正的办公所在地。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的公仆，革命的实际工作者，没有官僚主义。比如，我们现在的财政收入全依赖战争的缴获，这是战争时期的特殊现象。现在建立国家了，财政不能只是一个空壳子，除了保持战争缴获外，还要有我们自己的财政、自己的货币，只有这样才能支援革命战争，打赢每一场战争。所以，搞财政工作，主要是要有财政来源。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不断，当前急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所以说，搞财政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并不比亲自参加战斗差，两者同样重要，是不见硝烟的战争。” 眼下，毛泽民虽然由大哥刚才的话联想到在办公室的大道理，可是他还是想不通，此刻看见大哥认真的样子倒有点急了：“大哥，你知道我从来没干过银行工作，现在你却让我办银行，既没经验，又缺本钱和人才，这样的条件办银行叫我怎么办呢？啊？” “你现在不要叫我大哥。”毛泽东知道一时半会说服不了大弗，神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很是认真地说：“现在我是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跟你谈话！”毛泽民愣了一下，知道大哥生气了，果然静下来，不再争辩，疑惑地看着大哥。只见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紧束衣冠，清清嗓子，神色肃穆地问：“你当过学校的伙食管理员吗？”“当过呀！小学、大学、夜校的伙食管理员也干过。” “做过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吧？” 毛泽民又点点头。 “在上海做过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吧？”“做了，时间还不短呢，前后干过六年。”“这就对了！”毛泽东点点头，神色没有刚才那样严肃了。 “可是，这与当国家银行行长都没有什么关系呀？”毛泽民抓抓头皮，忽闪着大眼睛不解地问。
毛泽东站起来，右手一挥，反问道：“这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想想，学校伙食管理员、合作社总经理、发行部经理，哪个位子不是与金钱打交道的？你都干得很好，没贪一分钱，没办砸一件事。除了你算盘打得烂熟外，最主要的是你心无杂念，一心扑在工作上。前次你负责大会总务工作，赢利一块多钱，没有谁相信，连我也不敢相信。可是，你不贪不占，调理得很好，代表们都说你是位理财能手，是个不错的银行行长人选。所以，委员们在会上一开口谈论的就是你，并一致通过。管伙食、采购物资、搞发行，事情虽然与办银行大不一样，可都是经济工作，道理是一样的。你除了当行长，还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你要好好地协助项英同志工作。”
毛泽民听后，来时的一肚子气消失得没影了。他沉思了一会，忽然想起什么，一种担忧涌上心头： “办银行要有一大笔资金，银行的本钱怎么解决？上海的银行，哪个没有上亿元的资产？你是主席，要我干行长，我听你的，但要帮我解决炎本啊！” 大弟的诚实，让大哥放心，毛泽东看着大弟那内心焦急的神情，忍不住与弟弟开玩笑地说道：“银行的本钱嘛，你找你老婆解决吧，，她姓钱，应该有的是钱，让她匀一点给你，这不就解决了吗？” 毛泽民天生忠厚，不喜浮夸，也不喜欢开玩笑，埋怨道：“哥，我都急疯了，你还开我的玩笑！” 毛泽东收住笑，认真起来，从衣袋里掏出烟，点燃后猛 吸了一口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老婆姓钱也没钱。我们办银行，不能跟上海大银行相比。我们苏维埃国家办银行， 是迎着战火硝烟办的，是为着革命战争，为着苏区人民开办 的。去年第三次反‘围剿’时，总前委上交了二十万块大 洋，在陈毅同志处保管，这钱已交给中央政府财政部了，这 共 磊笺是知道的。银行成立后，先将那二十万块大洋接管过来，和开办银行的资本金。在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以前，你们 国 银行实际工作是保管财政部的现金。具体怎么搞，怎么运作，你去找项英同志商量吧。
“好，干就干吧！”毛泽民听到这里，全身舒坦多了，高篮兴地站起来说：“但你这位做主席的大哥一定要支持我，否则我没办法把国家银行干好！” 临出门时，毛泽东郑重地交待大弟：“银行要早点开张，把准备工作做足做好，行址、人选要选准选对。开张后，要多吸收一些存款，尽快发行自己的货币，早点结束苏区内货币流通的混乱局面。不要辜负了委员们对你的期望啊！”这些话语不只是做大哥的殷殷重托，更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一位国家银行行长的无限希冀。
次日一早，毛泽民迎着朝阳，径直往副主席项荚的住处走去。项英的爽快和开朗让毛泽民沉闷的心胸豁然开阔起来。“银行行址你可以在村中随意挑选，看中了房子，政府出面协商。银行工作人员也由你挑选，要谁就给谁，但不能超过五人。现在工作人员也非常紧张，工作人员目前宜少不宜多。”
毛泽民从项英副主席办公室出来后，马上着手寻找行址的工作。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知精神及两位国家主席的指示，国家银行定于1932年2月1日开张。毛泽民屈指算来，离开张时间还剩五十多天了，而选好行址、挑选好工作人员、建章立制、选表印单、雕刻印章等一大堆事情，现在还没有头绪。天上下着的沥沥冬雨，他戴着斗笠，急匆匆地行走在村外的阡陌上，一路上，他扫视着眼前远近的农家房舍。这个季节田里的庄稼已经全部收割完了，田坎里堆着一垛一垛圆锥状的稻草，这是农家用来冷冬天气时喂牲禽用的粮草。他找了一个上午，全村看了个遍，仍没有选中一所合适的房子，只好叹声连天地回到住处。
下班回到住处的妻子钱希均看见丈夫闷坐在那里，一脸的愁苦相，问明原委后，骂了句“你呀，真笨！只顾推车，忘了看路，谢家祠堂右前侧不远的地方有一幢农房，不是可以租来当银行办公室吗？”
“那幢房子有老乡住着，房主人是不会同意的。”毛泽民寻找的是无人居住的空房，但他哪里知道，小小的叶坪村，一下子驻进了这么多机关和工作人员，到哪里寻找无人居住的房子？除非是危房或者是存放粪便的灰寮。
“房主人只有祖孙两人，房子挺大，可以租一半用嘛！”钱希均心细，比他这个“光杆”行长想得周到，在不经意间为丈夫排忧解难了。 毛泽民一听，拍了一下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他超紧往外走，来到那幢房子前，敲开门，经过一番寒喧后，知道主人叫谢家来，已六十多岁了，儿子儿媳在外地经商，家里只有一位十几岁的孙子与爷爷住。毛泽民细细地打量起这幢农宅来：房子坐东北朝西南，占地三百余平方米，两层楼房，为土木、砖木混合结构，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中有天井，是一处理想的行址。毛泽民与房主人谢家来说明来意后，谢家来满口答应，只是提出要用石灰粉刷一下墙面，因为墙面有许多地方崩裂了，墙土随时会掉下来。毛泽民马上答应，并说好了租金，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毛泽民此时一扫心中的不快，脸上云开雾散。他从这幢房子出来时，走的是侧门，从侧门斜对过距离不到三十米远就是中央警卫连的驻地，安全有了保障，天生是个银行行址。 行址选好了，毛泽民下一步的工作是挑选工作人员。他把总务厅的挑夫哑牯调来，做银行的挑夫，也兼做财政部的挑夫。哑牯在大会总务处做挑夫时，从不偷懒，干活很卖力，又诚实忠厚，对办好大会伙食是有功劳的。他还把妻子钱希均也从总务处文书科调来。这两个人调来后，首先把银行行址内外粉刷一新。几天后，一个全新的居所便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毛泽民把楼上小厅当做财政部记账员的办公点；小厅两边的房间，一间做行长办公室兼卧室，另一间和小厅前的走廊做其他工作人员的宿舍。楼下小厅算是银行的办公室和开业后的营业厅，另有一个房间做库房。
办公室、卧室、营业厅等都解决了，中央政府总务厅为银行添置了许多办公生活用品，如桌子、凳子、椅子、算盘、油灯、铁皮箱、笔墨、纸张等，有的是新制的，有的是借用的。毛泽民知足了，他知道，生活在叶坪的其他干部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住得简陋，用得也县能凑合。 行址定下来了，办公用品也添置得差不多了，毛泽民心里的石头这才算落了地，走起路来，也感觉比以前轻快了。虽然国家银行只有这半所农房，可谓是世界上最小的袖珍式国家银行，但毕竟安顿了下来。
国家银行成立后，按照银行的规定，必须设立国家金库，除了要保管财政部的二十万块大洋外，还必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保障红军作战所需经费。寻找一处国家金库也是毛泽民眼下的头等大事。他走出村子，兜了大半个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他来到绵江河边，突然发现大路边有一间独立的楼房，房前有一棵绿如伞盖的百年老樟树，把这间房子遮盖在树阴中。毛泽民好奇心起，发现是一间堆放农家肥的灰寮，楼上只铺了一半的木板。他对着房子转了一圈，来到古樟下，树干下部现出一个一人多高的空洞，里面站一个人，显得有余，又晒不着太阳，淋不上雨，天生一个站岗放哨的位置。似乎是上天的安排，这是一间理想的金库，离银行办公室才一箭之遥，又通大路。毛泽民找到村苏维埃主席，很快就定了下来，并且着手对金库进行粉刷、装修。这一切安排定下来后，毛泽民向项英作了汇报，项英亲自来到行址和金库视察后非常满意，从上海来的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到瑞金上任不到十天，便在项英的陪同下视察了正在筹建中的国家银行。
毛泽民在上海时就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对毛泽民在担任上海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时创下的突出业绩，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看完银行行址和国家金库的安排后，他表示满意，并作了两点指示：“一是尽快物色银行专业人才；二是准时挂牌营业，早日为中央政府和苏区广大民众服务。”毛泽民将这些要求一一记在心里。他知道，人的因素决定一切，只有好的人才，才什么都能解决。他要为国家锒行挑选的首位人才是闽西工农银行的会计科长曹菊如。闽西是毛泽民进入中央苏区并且从事财经工作的第一站。他到闽西长汀时，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快一年了，闽西工农银行规章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良好，信誉度高，而且发行了在当地流通的货币。他担任闽赣粤省军区财政部部长时，曾因工作关系，多次到过现在汀州城的闽西工农银行，与该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交上了朋友，并成为了知己。曹菊如谦虚、好学、诚实，不善言谈，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毛泽民很赏识他，在任军区财政部部长时，他曾经利用地下交通线为曹菊如买来一本《银行簿记实践》，是一本难得的银行参考书，得到这本书的曹菊如如获至宝，认真钻研，银行业务大有长进。曹菊如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父亲死得早，是母亲把他养大并送他读了几年私塾，学会了算账、记账，十五六岁开始到赣南的南康烟店打工做账房先生，后又到南洋列岛闯荡，干的都是与记账有关的工作。1930年1 1月7日成立闽西工农银行时，慧眼识才的邓子恢又把曹菊如推荐到银行工作，并担任了会计科科长。 现在毛泽民想把曹菊如调过来，但能不能调动他，一时心中没底，他担心的是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肯不肯把这个业务精英放走。这位能说会道又会编唱民歌的银行行长，浑身充满活力，待人豪爽，要说服他真是心里没谱。 毛泽民虽有这些顾虑，但目前也管不了这么多了。他从项英处开来调令，第二天便骑马直奔长汀县，来到汀州城的闽西工农银行。 “毛行长，我这左眼皮一跳，就知道贵客会来。”眼尖的阮山一抬头便看见了进来的毛泽民，爽快地大声说，他们也算是老朋友了。阮山大大咧咧惯了，所以用这种方式迎接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是来“挖”阮山这个人才的，便也笑着反问道：“你的眼皮一跳，怎么兢知道我要来呢？原来我们的阮山同志能掐会算，怪不得银行办得这么好！” 阮山似乎早就知道毛泽民此行的目的，便顺手拿了一张凳子让毛泽民坐下，调皮地说： “让我猜猜你此行的来意。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你这次既不是来看我这个老朋友的，也不是故地重游看闽西的秀美风光的，你是来挖我的人才来的。看来，我们闽西工农银行的业务精英，今天就要跳槽啰！我说得对不对？”面对如此精明又如此豪放的阮山，毛泽民也顾不了许多，心想：今天自己既然来了，不管阮山的态度如何，都要试一试。“想不到我们的民歌行长，还真会算，而且算得真准。”毛泽民趁着谈话的机会，把临时中央政府的调令递到阮山面前。出乎毛泽民意外的是，阮山看也不看一眼，侧头对着一间办公室喊道： “曹菊如，快来见你的新上司。” 在会计科办公的曹菊如听到行长喊自己，便放下手头的工作走了出来，见是老朋友毛泽民站在营业大厅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咧嘴对着老朋友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 阮山在调令上签了字，递给曹菊如，吩咐道：“你迅速把手头的工作交待清楚，办个移交，随毛行长去。”阮山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眼眶也湿润了，满含难舍之情：“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到了国家银行，要听毛行长的话。”阮山说不下去了。 毛泽民内心也涌起了一阵酸楚。他一把抓住阮山的双手，感激之情油然而生1932年元旦，个子瘦小的曹菊如挑着行李来到国家银行，而且带来两位搞财务工作的年轻人。 毛泽民问曹菊如：“你知道哪里有设计钞票的人才？” 曹菊如欲言又止，良久才说道：“找汀州城区区委书记毛钟鸣就可以找到绘画钞票的人才，不过要快。” 毛泽民没有看出曹菊如欲言又止的内在含义，提到毛钟鸣，这位本家他认识，因此，也不多问，骑上黄骠马，再向闽西奔去。
三，觅贤才刀下救人
朔风怒吼，寒气钻心，一匹黄骠马驮着毛泽民直奔大隘岭而去。马蹄打在石街路上，“嗒嗒”作响，路旁伸出的茅草和树枝拂过毛泽民的脸，把水珠浇在他身上，脸肌被刀刃似的茅草拉开一条条细微的伤口，在冷雨中火辣辣的灼痛。毛泽民哪管得了这么多，只一个劲地催马快奔。毛泽民来到汀州城，很快找到“长汀毛焕章印刷厂”，但门卫告诉他，工厂已下班，工人们回家吃午饭了。经门卫的指点，毛泽民左拐右弯好不容易找到了毛钟鸣的家。 毛钟鸣是印刷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十五岁时，开始投师学艺印刷业，技术娴熟，现在已成了印刷厂的顶梁柱。
1929年11月，红四军再次人闽驻在长汀时，毛焕章印刷厂曾为红四军印刷过许多布告文稿。毛泽东个人的许多文章也是在这里印刷的，排版、设计版面的师傅就是毛钟鸣。后来他担任了城区区委书记，仍从事印刷工作。叶坪村召开“一苏大”前夕，毛焕章印刷厂奉命搬往叶坪村为大会印刷各种会议材料。毛泽民负责后勤总务工作，也有材料需要印刷，因此与毛钟鸣认识，而且见识了本家的印刷技术。该印刷厂在大会结束之后又搬回长汀，毛钟鸣也随印刷厂回到了长汀。 毛钟鸣家的门被敲开时，全家人正在吃饭。毛泽民与毛钟鸣既是本家也算是耄朋友，无须客气，便直接说出此行的原因，希望他能提供这方面的设计人才。
毛钟鸣劝毛泽民坐下吃完饭再说，但毛泽民是个急性子，没有结果是定不下心来的。毛钟鸣见本家执著的神情，也不知道是谁诬蔑他是‘社会民主党’分子，现在和县委书记段奋夫等人关在一起，听说一个不留，统统杀掉。你能不能让你大哥出面，把他救出来啊？”毛钟鸣噙着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他双手抓着毛泽民的肩膀，把希望寄托在本家的身上。预感一旦被证实，倒把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僵在那儿了。他和妻子儿女进入闽西后，便听说了福建在肃反“社会民主党”，江西搞什么AB团，这些莫须有的捕风捉影的运动，许多有点文化的党员干部都被枪杀了。他们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断送在自己同志的梭标尖刀下。所以一段时间以来，两大块苏区革命干部人人自危，不敢出来工作，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失，虽然有的人对这种做法极为不满，但又不能说出来，噤若寒蝉，还有的人投身到反革命阵营里去了。这是当时中央苏区甚至也有不相连贯的苏区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 此时，毛泽民屁股下如燃着了火，坐不住了。主人家已为他盛了饭，但他已顾不上吃，并火速赶回了瑞金，直奔离叶坪村三华里远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驻地庙背村，他要找主管“肃反”机关的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哪怕冒再大的风险也要一试。庙背村国家政治保卫局驻地戒备森严，警卫人员持枪在局大门外巡视。忽然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警卫入员警惕地望着马蹄声处，未等他们反应过来，一匹黄骠马飞驰而来，旋即一个身材魁伟的壮年汉子跳下马背，直奔局大门。 警卫战士认出来人，知道他是“一苏大”的毛总务，现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向毛泽民敬了个礼后，问行长有何事。毛泽民直接说找老邓，有急事。在警卫战士的指引下，毛泽民直接来到局长办公室，不想却与欲出门的邓发撞了个满怀。 邓发被吓了一跳，定睛一看，见是毛泽民，满头大汗，奇怪地问：“老毛，你怎么啦？看把你急成这样！”毛泽民心急如焚，没有了客套，紧紧抓住邓发的双肩，说道：“老邓啊！长汀的黄亚光，你们不能杀他！”“什么黄亚光？”邓发被对方焦急的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一头雾水，一下子还未回过神来。但他毕竟是搞政治保卫工作出身的老牌侦探员，反应也快：“哦！你是说汀连县的宣传部长呀？他是‘社会民主党’，人证物证俱在，不杀恐怕不行。我已经签发了处决令，三天内执行。”“你无论如何得收回成命，把他留下来，此人杀不得！” “杀他关你何事？”邓发瞪起双眼，眼中含着警觉，若是其他人面对这种眼神，早已心怯了，但毛泽民是见过世面的人，在上海任发行部经理时，许多国民党特务、军警部找他的麻烦都没被吓退，何况面对的是中央政府下的一个保卫局长。 “我们国家银行正缺乏绘钞票的人才，黄亚光是绘画奇才，留下他为银行设计钞票吧！”毛泽民有些动情地说。 邓发看到毛泽民这种神情，拉他进了办公室坐下，劝慰道：“别急，别急，慢慢说。”
毛泽民看到邓发的表情有些转机的样子，心头的焦虑压住了一些。他把目前国家银行筹备的经过和挑选专门人才的设想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邓发听丁毛泽民的一番话，为国家银行行长爱才惜才之情所感动，国家初创，百废待兴，苏区人民早就盼望拥有自己的钞票。但是，黄亚光现在沾上了“社会民主党”这个让人最为敏感的罪名，必须慎之又慎。自己身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没有立场。然而，毛泽民的话又不能不使他认真想一想，发现一个人才很难，用上一个人才更难。他沉思了一下，谨慎地说：“黄亚光是位人才，杀了确实可惜，但现在你们国家银行用他会不会惹上麻烦，搞不好会冒很大风险的。” 毛泽民听出邓发的意思来了，他是有意放黄亚光一马，但又要考虑得周全和长远些，要处理得圆满些。他提出了看法：“他即使是‘社会民主党’，我们也可以控制使用嘛。”邓发被毛泽民的话提醒，想出了个万全之策：“这样吧，你写一份担保书，写清楚是国家银行要使用黄亚光这个人的绘画才能，借他的绘画技术设计货币，其他不用多写，一旦真出了事，你们银行也没有关系。” 毛泽民为他这个保卫局局长的智谋和成熟所折服，当即按邓发的意思写好了担保书，邓发把它锁进抽屉里，以备查考。“事不宜迟，越早越好！”邓发当即写了张局长手令，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执行科科长卓雄找来，命令他火速赶到长汀，把黄亚光押回瑞金待命。卓雄接过手令，跃上马背，只一眨眼的工夫便消失在去长汀的崎岖山路上。
毛泽民目送卓雄远去，与此同时，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他谢别邓发，准备赶回叶坪村，刚骑上马背，胃便翻江倒海地痛起来，刚才因太焦急了，一心一意为黄亚光的事忘了吃饭，现在精神放松了，胃痛却占了上风。他的胃病是在安源办消费合作社时为筹备物资得下昀，一过了吃饭时间便会发作，常常痛得冒冷汗，手脚无力。回到国家银行，他已痛得有些虚脱了，妻子见状把他扶上床躺下，曹菊如在老乡家讨来一块姜，冲了碗姜汤给行长服下，胃才稍微舒服一些。安定下来后，毛泽民的心里又牵挂起那位命运多舛的黄亚光来，不知他现在有没有被处决。
黄亚光原名黄雨霖，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16年8月，年仅十八岁的黄亚光告别父母兄弟姐妹，从厦门启程，到被日本人侵占的台湾农村高等学校就读，学的专业是农业。学校规定除自己的专业外，还可选修一两门课程。他对绘画情有独钟，在长汀县省立初中读书时就爱上了画画，常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到外面画画，作品经常被贴在校园的墙壁上供师生们欣赏，让人赞不绝口。所以，黄亚光便选修了图画课，绘画技巧也因此日臻进步。他“留学”四年回到长汀后，进入原来就读的省立初中当了一名图画老师。教学之余，黄亚光喜欢与学校进步教师交往，很快接受了外面的新生事物，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办起了一份《汀州》杂志，常常利用《汀州》这块舆论阵地刊登进步文章，呼唤民众起来同地主豪绅斗争。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瑞金进而向闽西进军时，黄亚光邀请一帮汀州热血青年教师及工农各级分子迎接起义部队进入长汀，还为部队筹集五万余元的军费，深得起义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等人的赏识，并由起义军政治部主任周肃春、政治部保卫处处长李立三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黄亚光出身书香门第，待人开朗热情，诚实耿直，同情天下的穷苦工农，是长汀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南昌起义部队离开长汀后，黄亚光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发展了许多迸步青年入党，并建立了汀州支部。1929年春，红四军进入赣南并取得大柏地胜利后，黄亚光再也坐不住了，步行一百多公里到达红四军驻地江西会昌，把红四军请入闽西，开创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共长汀县委员会，由段奋夫担任县委书记，黄亚光任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在长汀期间，红四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对黄亚光的学识赞不绝口，特别是他那一手美术字、正楷字，让这位以狂草著称的总前委书记惊诧不已。毛泽东在长汀写的许多文章均由黄亚光“翻译”成楷书，再送到印刷厂，印成铅字，公诸于世。 红四军三度入闽，消灭了盘踞在闽西的三股小军阀。闽西八县连成了一片。1930年3月18日，闽西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黄亚光作为长汀县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同年九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召开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将长汀与连城的部分区域合并在一起，成立新的汀连县委员会，黄亚光仍担任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1月，一股肃“社会民主党”的腥风席卷整个闽西苏区，一个个无辜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被莫名其妙地冠以“社会民主党”的帽子遭到关押、迫害，搞得人人胆战心惊，黄亚光就是这一运动的受害者之一。 卓雄快马加鞭，往长汀南山坝飞奔…… 天空灰暗，乌云低垂，长汀南山坝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社会民主党”分子全部被押到南山坝，一共三十名。为节省子弹，一个个被保卫处的战士用大刀或梭标活活处死，惨不忍睹。喊冤声、痛苦声混杂在一起，鲜血把汀江水染得一片通红，令人寒心。当轮到段奋夫、黄亚光他们时，闽西肃反委员会副主任林一株心血来潮，召开了一场公审大会，历数他们的“罪行”，结果耽误了几个小时，会后先是段奋夫被处死，当轮到黄亚光时，林一株不甘心，还想从他嘴里挖出其他同伙来。黄亚光只能用摇头来回笞他，闭着双眼，等待生命的最后一刻。
“刀下留人！……”一匹白马飞奔而至。卓雄跳下马，跑到林一株面前，递给他一张手令。林一株一看，认得是邓发签署的手令，不敢不听，命令道： “把黄亚光押回大牢，听候处理。”“不，”卓雄用强硬的口气更正道，“是押回临时中央政府，等候处理。” 自从卓雄到长汀去后，毛泽民整日茶饭不香，在粉刷一新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到了傍晚吃饭时间，钱希均把饭送到丈夫的手上，但是毛泽民一点食欲也没有，烫手的苕子饭放在桌子上，很快就冷了，成了一团铁坨，晚八点左右，保卫局战士飞马来报：黄亚光在刀尖口下获救，过两天押解到瑞金。毛泽民张着嘴，连说几个“好”字，在房里转了几个圈，一眼看到已冷成一团的苕子饭和一碗清汤寡水的白菜，端起来就吃，没有落下一粒饭，连菜碗也舔干净了。次日一早，毛泽民牵来黄骠马，迎着白霜覆盖的大地，再次前往长汀，他要亲自去接黄亚光。黄亚光被押到瑞金来之前，卓雄特别允许他回家住两天，告别一下父母亲再去瑞金。 黄亚光从刑场上押回后一直都是浑浑噩噩的，他完全被搞蒙了，他对于生的希望在几个月前就没有了，是谁在这关键时刻施以援手，从刀尖上救下自己的呢？他来到瑞金后，曹菊如才告诉他真相：“是毛行长全力施救，你黄亚光才有今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囯囯家银行 纸币设计人： 黄亚光
1986年8月7日给吴满平的 [信笺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囯囯家银行黄亚光
[设计印制人] 给 吴满平同志 签字纸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四、毛泽东第一次反对在国币上设计有自己的肖像
“正月茶，茶生芽，人民做主来当家……”
十五闹元宵，翻身农人喜洋洋，茶灯队、龙灯队走村串户，把喜气带给人们。茶灯在姑娘们纤纤玉手间流金溢彩，姑娘们一路唱着自编的新歌。每家每户为了迎接茶灯、龙灯的到来，均要点燃鞭炮欢迎，还要给几角钱的红包，热情一点的，还会煮壶酒，端上果子，好好地招待一番。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工作人员的单身宿舍里倒显得冷寂。黄亚光躲在自己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泥房内，他住的房子是比较陈旧的，墙壁斑驳，石灰也掉得差不多了，露出泥巴墙面。他和同在文书科工作的同事住在一起，这位同事也曾遭遇过不平和厄运，现在随总务厅领导到各有关单位慰问去了。他独自一人呆坐在木凳上，耳听外面热闹的场面，郁闷的心情并未被感染。他是被人从死神手中拽回来的，也是1931年前闽西被捕的“社会民主党”中惟一的幸存者。他被押回瑞金控制使用，是毛泽东点名让他暂时到总务厅文书科工作的，先给他一段适应时间。在叶坪与国家主席第一次见面时，黄亚光有点不敢认毛泽东了，觉得眼前这个满脸倦容的湖南汉子与一年多前的神态判若两人。同样，当黄亚光站在毛泽东面前时，也令毛泽东吃了一惊：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形象不见了，面前的是一张疲倦中夹着沉默和一丝惊恐的面容。国家主席有难言之隐，有些事情不能挑明，但为了国家，为了革命，为了全国还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他只能强忍心头的不快和痛苦，只对黄亚光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一句话。这笑声，这无言的举止，比热情的问候要让黄亚光激动得多，这让他感受到主席对自己的关爱、信任和慰问。
黄亚光呆坐了一会儿，觉得老把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噩梦般的往事中会毁了自己，也对不住爱才心切的救命恩人。黄亚光想到这里，强打起精神，拿出纸张和铅笔又投入到国币的绘制和改稿的工作中。
“笃笃！”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让全神贯注工作的黄亚光惊醒过来。他没有立即开门，因为他想像不到谁会在这个节日里找自己，同事回来是不需要敲门的，推开就行。黄亚光没有动身，也没有要去开门的意思。“笃笃笃！”敲门声再次响起，而且有些急促，随之传来熟悉的声音。他听出谁的声音了，屁股像火灼了一般，一个箭步便跨到门前，把门打开，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笑着站在门外，手提一包物品。
“亚光同志，新年好！”毛泽民跨进屋，主劫与黄亚光打招呼，并把纸包放在桌子上，是一包油炸糯米果。“早就想来看你了，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对不住啊！”
“行长？行长新年好！”黄亚光把毛泽民迎进后，自己倒显得有些尴尬，忙不迭地说，“哪里话，哪里话？你一个行长，又要兼管财政部工作，时间不够用啊！”
毛泽民是难得清闲的，好不容易逮着了这么个“元宵节”，所以抽空来看看黄亚光，一则拜个年安慰一下，二则过问一下国币设计得怎么样了。黄亚光刚到总务厅时，曾给邮政总局设计过几套邮票，当然邮票不能与国币相比，国币的设计工作要比邮票复杂得多。但毛泽民不避嫌，他当黄亚光一到，就让黄亚光利用休息时间设计国家银行钞票。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设计国币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提出了设计原则：苏维埃国家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要把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群众性融于一体才能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实质。领受任务的黄亚光，一则感激并报答毛泽民的爱才惜才之情，二则表明自己的一颗心永远是跟着共产党的。他尽量摒弃涌入脑中的恐怖场景，静下心来构思设计票币图案的格式、花纹，利用几张毛边纸、铅笔、毛笔，开始了艰难的设计工作，并已设计出了十几张草图出来。
毛泽民坐在刚才黄亚光坐的凳子上，环顾房间四周，心被简陋和破旧的环境刺痛了。苏区生活再艰苦也不能这样对待这些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啊！他不忍心再看下去了，不想把痛苦的话题引出来。他顺手把桌子上的草图拿起来看了看。
草图有几十张，面值有壹圆、伍角、贰角、壹角和伍分的。票面内均画上了苏维埃徽章、红旗、五角星、镰刀、锤子、稻谷、麦穗、地球、地图等图案，并用中文楷体、隶书、仿宋体注明发行银衍的名称。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毛泽民一张一张地看，越看越爱不释手，每张的图形都不同，但都按照中央执委会定的设计原则绘好了。
“行、行，每种面值的票样绘两张出来，送给中央执委的委员们讨论、定稿。”傻坐一旁的黄亚光在行长拿草图看时，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他对自己的设计心里没数，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国行长，而且这个行长是见过大世面的，一定会很挑剔的。在长汀时，闽西工农银行的钞票也是他设计的，那时工农银行的钞票设计要求不高，只需体现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就行了。而那时，自己拥有几套如意的绘画工具，现在因自己蒙难，教了一生书的老父亲也含恨而死，家里的藏书、画图用具和一些值钱的东西全部毁掉了，什么都没有留下。黄亚光听到毛行长的赞扬声，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并且笑了笑，这是半年多来的第一次笑，是劫后余生，用自己的双手绘出国家、人民需要的东西而且得到首肯后因满足感而发自内心的笑。
但是，笑归笑，黄亚光知道草图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他觉得搞绘画设计票币若没有专用的绘画笔、圆规、尺子、彩色颜料是不行的，外观就达不到和谐和统一。货币到了消费者手中时，要让使用者知道，使用的货币不仅代表一定的价值，同时也是在使用一件艺术品，这样才能让使用者爱护她、呵护她，让她有长久的生命力。黄亚光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要求：“要是有圆规、专用绘画笔、彩色颜料就好了。”
这看似难以启齿的话从黄亚光口中说出来，倒把毛泽民说得不好意思了，抱歉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人也犯了官僚主义，只知道要马跑得快，又不给马吃草，是千万不行的呀！”毛泽民懊悔不迭，自己只知道要他设计钞票，而一样设计的工具都没有绐提供，“这样吧，我马上托人到白区购买，多买几套，以备后用。”
毛泽民那谦逊而略带自责的话倒把黄亚光说得不好意思起来。正当他们谈论得热烈的时候，曹菊如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外，他是随政府机关慰问完了老乡们以后到黄亚光这里看看的，恰巧碰上行长给黄亚光拜年。黄亚光也把曹菊如迎了进来，冷寂的泥房一下子显得热闹了，一股温暖之情从黄亚光心底升起。
曹菊如也拿起桌上的草图仔细地看起来，并提出了修改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小节问题，黄亚光认真地把它记在纸张上。 曹菊如看完所有草图后，选出贰角、壹圆面值的草图，提示说：“按照国际惯例，每个国家发行的钞票，‘大头样’、‘小头样’都会画上开国元首的头像作为标志。美元是个明显的实例，用的头像就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
“对对，菊如提醒得对，现在是国家了，是为国家设计钞票的，这个钞票是代表苏维埃共和国的，应该把开国元首的头像绘上。”毛泽民马上附和曹菊如的观点和提示。
“画谁的头像好呢？”黄亚光想想也是，令他搞不清楚的是，在中央苏区，决策国家大事是苏区中央局说了算，还是中央政府说了算，他心里没个数。
“当然是中央政府主席的像喽！”曹菊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坐在凳上的毛泽民不好说什么。国家主席是开国元首，按理说非他莫属，但自己是国家银行行长，与国家主席是亲兄弟，会不会引来闲言碎语，所以他不好表态，任由曹菊如他们说。
黄亚光听曹菊如提到毛泽东，心绪又不平了。毛泽东是黄亚光一直崇拜的偶像，在长汀时，黄亚光在毛泽东面前初试锋芒。他把毛泽东的狂草文稿念得顺溜，竟然全部认识。两万字的《才溪乡调查》别人看着头痛，不知从何认起，黄亚光只用几天时间，就把它“翻译”成了正楷宇。那时，他们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毛泽东的渊博知识让黄亚光敬佩不已，黄亚光的聪慧也让毛泽东欣赏有加。现在听曹菊如一说，觉得非毛泽东莫属，黄亚光于是决定把毛泽东的头像画在钞票上。
此时，一阵阵的鞭炮声从外传来。这是吃团圆饭前点燃的喜庆鞭炮，毛泽民知道该吃午饭了，他对黄亚光、曹菊如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到我那里吃饭去，我和希均开了小灶，走，喝杯酒，吃餐饭，也热闹热闹。”
黄亚光有些迟疑，曹菊如知道他心里有疑虑，怕别人说闲话，如果自己与行长显得亲热，在小人的眼里，便把行长当成是自己一伙的，反而害了好心的行长。
“走，亚光别顾忌那么多！”曹菊如拉着黄亚光的衣袖，往门外拽。“我们向前看，一切都会好的，趁元宵节，开心开心，不要老呆在房里，没病都会闷出病来。”毛泽民也劝道。
黄亚光终于被劝动，一同往国家银行走去。
午饭吃得很开心，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最刺激黄亚光的是那一大瓮糯米酒。黄亚光本来是有酒量的，遭到迫害后，一直没有沾过酒，在毛泽民的劝说下，他一口气喝下三大海碗，也许隔了太长时间没喝过酒了，竞有些不胜酒力了，回到宿舍后倒头便睡，一觉睡到掌灯时分，当同室的同事叫醒他时，才有些后悔自己的失控。但也是从这一天开始，黄亚光的颓废精神不见了，像换了个人似的，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币的设计工作之中。
过了元宵节，毛泽民没有食言，托江口外贸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与赣州商人联系上了，从上海买回来了五套绘画工具和七色绘画颜料，全部送给黄亚光。黄亚光白夭在总务厅文书科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下班回到宿舍后，便点亮油灯，按照曹菊如的意见，重新设计钞票图样，对格式只作了简单的修改。加上英文、阿拉伯数字，并标示发行银行名称、面值与本位币的兑换价、财政部部长与国家银行行长的签名以及钞票编号、印制年份等；再饰以梅花、珠链、花卉等图案，使整个票面充满民族文化特色并具有艺术美感。此外，票面上的英文签字还作为一种暗记，具备防伪功能。这些设计上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国家银行钞票的设计原则。他把各种面值的纸印都选出两张，涂上彩色颜料，顿时一张张票样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就像一张张艺术珍品。他还在伍分、壹圆票样上增加了国家主席的头像。 票币设计完后，黄亚光把它送到国家银行审阅。毛泽民接过来一张张审阅，没发现大的问题，便让设计者跟他一起把票样送到国家副主席项英处审查、定稿，再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毛泽民向项英简单汇报了一下五种票币的设计方法和用意，再由黄亚光具体谈设计、绘画五种票币的经过和各项数字代表的含义。 项英静静地听着，并一张一张地翻看，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中央执行委员会马上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在前线的毛泽东也赶回来参加了这个审定币样的重要会议。当毛泽东在两张票币上发现自己的“形象”时，眉头皱了起来，神情有点严肃地说：“黄亚光设计的这些票样，张张都可以说是艺术品，是按照临时中央政府票币设计原则来设计的，有很强的革命性、价值性，苏区人民一定会喜欢它的。但是，把我的像画上去，我还没有资格。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师从苏俄，而列宁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国际的领柚、苏俄的领袖，是他第一个建立了世界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要用就用列宁的头像，我的头像用不得。”一席话把特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说得红了脸。参会委员也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那两张票面上用列宁的头像。
于是，黄亚光把毛泽东的头像换下来，描上了列宁的头像。
项英从两套五张中选了一套，并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通过。 国家银行票币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浮出了水面，并很快就付诸印刷发行了。
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次诞生国币
谷雨一到，天气渐渐转暖，田野里播撒的秧苗绿油油一片，苏区内的农民在自己的田里犁田、整地，早稻即将栽种了。来到农家小院的燕子也衔好了泥，筑好了巢，在空中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把南国的春天搅得热热闹闹的。
国家银行的票样审定通过后，进入了紧张的筹备印刷阶段。然而，又一道难关摆在了毛泽民他们面前：苏区内是找不到印刷钞票的道林纸和印钞用的彩色油墨还有其他印刷原料的。这一迫在眉睫的难题摆在了项英面前。项英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商量利用地下交通线到白区大城市采购印刷材料及定制影印铜版的问题。邓发认为采购和定制这些东西不难，当即把采购人员分成两路，每一路两人，由印刷厂工人和保卫战士组成，一路经汕头到上海采购，另一路到香港采购。但是没想到，两个地方均因特科顾顺章的叛变导致地下交通线遭受严重破坏，因此，采购这些印刷原材料也成为一大难事，两条线竟然均失败了。
“怎么办？”毛泽民面对图币票样，深深地陷入了思索之中。
曹菊如想了想，提议道：“到山区的纸槽看看，说不定我们白己可以造这种印钞纸呢。”曹菊如在闽西工农银行时，扶助过许多造纸厂，也认识很多纸槽老板。其中，长汀山区生产出来的玉扣纸质量极佳，早已是东南亚诸国指定的印刷纸品。虽不能用来印刷钞票，但能否改进技术，增加工序，自我生产呢？毛泽民听到这个提议后，虽觉得把握不大，但也不妨试试。
赣南、闽西山多，毛竹分布广，生产毛边纸、土纸、玉扣纸的纸槽星如棋布，也是山区的一大宗产业。光长汀一县就有一千多家，瑞金也不下五百家。曹菊如带着毛泽民一头钻进深山老林，但两人走了几家都不太理想，有点失望。忽然，曹菊如想起一家曾经贷款扶助过的纸槽来。这家纸槽在离瑞金县六十华里远的山崇，山崇故名思义，即大山重重叠叠的意思。这家纸槽的老板钱仁财是长汀人。由于历史上的地缘关系，也由于长汀造纸师傅多，造纸业也是长汀人的一大支柱产业，所以由长汀人经营的纸槽延伸到两省十几个县，技术也要算长汀的师傅最好。
曹菊如带着行长步行六十华里，来到了与长汀交界的山崇钱仁财的纸槽，钱仁财带领民工正在山上砍伐做纸麻的嫩竹。所谓嫩竹是指竹笋脱壳分岔后，还没有生出竹叶的竹子。嫩竹砍下来后，打捆成堆叠在大小池里，用石灰浸泡，待冬天开始用来造纸。
曹菊如和毛泽民被热情好客的钱仁财迎进屋里，屋内被柴火的烟气熏得漆罴，没有一块是白净的。曹菊如把毛泽民介绍给钱仁财，毛泽民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明来意。
“毛行长，我不是吹牛，我们生产的纸张质量在长汀内是数一数二的，玉扣纸也生产过，生产玉扣纸工序复杂，原料要求严，所以产量不多。”钱仁财实话实说，“我们的产量和质量曹科长知道。去年春天，你们银行贷款两千块给我，不但扩大了产量，也提高了质量，真要谢谢闽西银行呢。”
“用这里的手工作坊，用这里的纸麻，能否生产出印钞的纸张来？”毛泽民担心的是这个，其他也没心思过问了。钱仁财不好马上回答，他还没有生产过这种纸，所以不敢大包大揽，他想了想说：“我这里有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傅，见多识广，问问他们有没有造过印钞纸。”当即便让做饭的小工把两位做纸师傅请来。
不一会儿，两位双手沾满纸浆的老师傅出现在毛泽民他们面前。其中一位造纸师傅长得矮胖墩实，满脸皱纹，看不出多大年纪。他到过一百多个纸槽做师傅，带的徒弟记不清了。他说“我在武夷山里为国民党政府造过印钞纸。”老师傅想了想又继续说：“印钞纸要求特严，造的纸张要耐水浸、耐酸碱，韧性又好才行，比一般的毛边纸厚一半。”
毛泽民见找对了人，精神一振，赶忙问造印钞纸的技术难不难。
“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另一位老师傅接着说，原来他俩是师兄弟关系，从十五岁开始走青山，学造纸技术，“只要选择纤维多的原料加纸浆就行。比如掺进树皮、麻、破布等，多用石灰水漂、捣、舂。只是功夫大，人非常辛苦。”
“只要能造出钞票纸，人辛苦也无所谓。”毛泽民赶忙答应，“请师傅们大力支持和帮助。”
毛泽民与钱仁财协商了一个试验造纸的办法：纸槽按印钞纸的要求，先诚验造出来看看，再扩大生产，订立长期购销合同。
协商好后，两位老师傅立刻把手头的工作让给别人干，自己专司印钞纸的工作。他们按照要求，选择了纤维多的原料，舂成纸浆，然后造成比毛边纸厚百分之五十的纸，再把它们分别放在醋水和碱水的木盆中浸泡，看看结果如何。到了第七天，碱水盆里的纸张化了，而浸在醋盆里的纸张还完整，毛泽民和曹菊如看到这种结果心里没有底，但老师傅把没浸过醋、碱的纸张让他们对照，毛泽民展开纸张，对着太阳光照射。太阳下纤维毕现，纹理清晰，摸在手中没有不平感，比一般的毛边纸厚许多。用手撕，第一次不经意没有撕破，第二次用力一撕才撕开，韧性不差。
“这纸张就可以做钞票纸，但用醋浸泡的纸韧性更强，质量更好。”造纸师傅在一旁指点道。毛泽民和曹菊如听后一阵欣喜，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但是，毛泽民多了个心眼，问老师傅：“这种醋浸的纸，白区能造吗？”
“肯定能造，说不定比我们造的好。”
“这……”毛泽民欲言又止，刚舒展的眉头又紧皱起来，对着纸张陷入深思。
钱仁财和造纸师傅看见毛泽民那副样子，一时不知所措，曹菊如知道行长想的是什么，就替他把疑虑说了出来。“我们的行长是担心白区的人用这种纸造我们的钞票，输入苏区怎么办？俗话说，吃饭应先防噎。”
“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了。”一位老师傅摊开手，摇摇头。
钱仁财毕竟见过世面，提出在纸张里搞技改，以防敌人仿冒。
“防伪很重要。”毛泽民见钱仁财说到点子上，马上赞同，“我就是担心这点，搞不好，我们生产一万，敌人仿造两万，苏区昀经济如何吃得消，不用敌人围剿，我们自己就先垮了，而且垮在假钞上，所以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必须考虑周全，决不能轻易制造。待我们研究好了一个防伪的方法后，再来谈生产的事。”
毛泽民和曹菊如带着疑虑回到国家银行。正在他们为纸张技改苦思冥想时，总务厅后勤处为国家银行送来一些羊肉，由于厨工技术差，不善烧制羊肉，一阵阵膻味直充鼻孔。曹菊如的办公室离厨房最近，感受这种膻味最多，这一特殊“待遇”，让曹菊如突发奇想，羊肉被火烧能发出膻味，羊毛呢？……这一联想，让他坐不住了，赶紧把这一想法告诉了行长。行长一听觉得有了希望，两人很快赶到山崇纸槽，并带来一团羊毛。经过老师傅的浸泡、漂洗，终于造出了几张掺了细羊毛的纸张，这种纸张有两大特点，一则增强了纸张的韧性，二则一烧能闻出羊膻味，而用正常的纸张烧不出这种味道。
印钞纸很快就定下来了。山崇纸槽因技术力量雄厚，被国家银行指定为钞票纸生产专用厂，并与国家银行合办，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纸槽老板钱仁财改称厂长。在国家银行的大力支持下，纸槽扩大了，招收了几十个技术工人，许多还是共产党员。纸厂所需的破布、麻等高纤维原料则发动苏区群众义务收集送到造纸厂。
为了替造纸厂造印钞纸的技术保密，不出一点差错，毛泽民命令钱仁财选一位靠得住的党员工人专做掺羊毛的工作，出了问题，由厂长承担。钱仁财没辜负毛行长的期望，生产很快走人正轨，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太量的合格印钞纸生产出来了，并为日后打击伪钞活动提供了技术依据。钱仁财等其他几位技术骨干也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道难关被攻破，又一道新的难关摆在毛泽民他们面前，这道难关是制作钞票的影制铜版问题。由于赴上海的采购人员在敌人的一次搜查中，不得不把印制好的影制铜版毁了，于是留下了这道难题。在苏区内能寻找到制作影制铜版的技术人员吗？带着这个疑问和不安，毛泽民和曹菊如两人来到下陂坞中央印刷厂。中央印刷厂的前身是东固印刷厂和兴国印刷厂，“一苏大”会前，两个印刷厂奉苏区中央局的命令搬来瑞金，驻扎在叶坪村不远的下陂坞，合并为中央印刷厂，印刷“一苏大”会议文件、宣传材料。大会结束后，转印各机关报刊杂志，印刷任务繁重。印刷厂厂长是陈祥生，副厂长是杨其鑫。
毛泽民与陈祥生算是老朋友了，他直接地问两位厂长能不能在这里制作影制铜版，并把钞票图样递给两位厂长过目。“江西工农银行原来准备印刷发行壹圆券纸币，从上海印制好了铜版。”陈祥生看过钞票图样后说，“我看它上面的列宁头像和这里画的头像差不多，字体也相似，就不知能不能……”
毛泽民大喜过望，忍不住心中的激动，打断厂长的话：“能不能利用这块铜版，剪制定贴凑合成我们需要的铜版？”他在上海做过六年发行、印刷的老板，可以说是半个印刷专家了。
陈祥生知道毛行长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能不能”是指能不能找到那块旧铜版的意思，因为用不上的东西是会乱丢乱放的，一旦要的话，找起来很难。
“让我们找找看，若找着了，我们可以试试。”陈祥生说完，和杨其鑫一起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一位工人说，有人把它垫在枕头下了，当枕头用。陈祥生连说：快！快！把它找来。”陈祥生从工人手中接过铜版，刷干净后，铜版露出了黄灿灿的亮光。
说干就干，但是两位厂长把握不大，提议请两位从上海过来支援中央印刷厂的老技师一同研究，拼制铜版。毛泽民干脆在印刷厂住下来，日夜看着师傅们拼制铜版，攻克这一道技术难关。经过五天的精心改制、刻画，符合制作图币要求的铜版终于拼凑成功。毛泽民也跟着熬了几天几夜。
1932年的5月初，邓子恢协助完东路军在漳州建立党的组织后，利用地下交通线的关系，从厦门采购了大量的印刷材料，包括彩色油墨，由返回中央苏区的东路军运回瑞金。邓子恢随同印刷材料来到瑞金，担任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毛泽民肩上的担子又减轻了许多，他可以静下心来致力于印刷发行共和国的钞票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印刷厂已一分为二了：铅印部仍打中央印刷厂的牌子，专印《红色中华》等报刊杂志；石印部改为财政部印刷所，专印国家银行钞票和公债券、邮票，俗称中央印钞厂。眼前印钞厂共有七部石印机，接受印钞任务后，石印机日夜不停。
中央印钞厂下设石印、铸印、油墨、裁纸装订、总务四部一处。石印机由铁铸件组成，一部就重达三百斤。一张看似不到巴掌大的纸币，颜色也只有那么三种，但印刷起来相当复杂，要经过制版。印币纹一印正面_印背面一印鉴字_÷切边-÷打号码等工序。在整套工序中，难度最大的是石印版制作，它不但要求技术娴熟，更要做到心细、眼明。负责这套工序的工人最苦。他们先取薄而透明的制版纸贴在铜版上，再用油墨水按铜版模样填写清楚，然后掀起制版纸再贴在石版上抚平，将石印版放茌石印机的搁板上扣压好，由两人抓住石印机摇柄用力摇动，一系列屯机便从石印版上滑过，反复两次，用手轻轻掀起左边上、下角，看制版纸上的字和图案是否均匀地印在石印版上。如果已上版，就将这张制版纸轻轻掀下来。待石印版晾干后，再将不够清楚的笔画填清楚，对走了样的字和图案先清除后改正，最后再在石印版上涂满一层梨树膏，石印版就制作成功了。干这工种的人，累得腰酸背痛，一天下来，全身像散了架一般，非常辛苦。
石印版制好后，即可用印钞机印制纸币了。先在石印版上加上油墨，再把印钞纸对上标准线，轻轻放在石印版上。然后摇下铁皮压板，压住印钞纸，按上述工序重复二、三次。纸币上的字和图案全部印好后，纸币就印成了。一张纸币一般需要印两道或三道颜色。纸币印刷过程的手续甚为严密，分工明确，车间与车间的工人很少走动，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印钞厂设立了保卫处，二十四小时有保卫人员值班，工人上下班凭胸卡进出厂门，必要时须接受保卫人员检查，闲杂人等不能靠近印钞厂，厂规厂纪极严。首次开印前，由专职领料员到仓库领取纸张、油墨部领取油墨，在取货单上签字，然后交油印员印刷，印好后裁纸员切边、整理清点、验收，最后装箱押送国家银行收讫。但是后来因发生了一起让印刷工人难以启齿的事，改变了印刷工序，这是后话。国家银行的纸币，终于在苏区广大民众的热切期盼中发行了。
1932年6月21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十四号命令：
一、在国家银行各地兑换处未普遍设立以前，各级政府各部队的经理机关要代理兑换国家银行发行之各种钞票，并须挂起“国家银行钞票代兑处”招牌，指定专人负责。
二、对持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同时要向持票人宣传，以提高他们时国家银行钞票之认识和信任。
三、一切税收要完全缴纳国家银行钞票及苏维埃贰角银币，其他杂币一概不收受。
四、各级政府各部队的经理机关，不但要代理兑换而且要帮助发行国家的钞票，其收入之钞票，要从各方面使用出去，使其在市面继续流通，但须向群众作广泛的宣传，不得强迫使用。
五、壹圆钞票一张，兑付光洋一元，币值保持不变，如光洋与杂洋价格不同，杂洋照价补水。
六、不满一元的辅币券，没有号码与签字的钞票，不足全张三分之二的残缺钞票及两边号码不同的钞票，不予兑付。
七、各级财政部部队经理机关，应积蓄一部分现金来兑换国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以增强国家银行钞票的现金储备。 《命令》迅速在《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报刊杂志上刊发，让广大的苏区军民家喻户晓。 邓子恢、毛泽民、曹菊如、钱希均、黄亚光等，看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从石印机口中吐出来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些被苏区人民称为红军票的图印，即将登上苏区经济的舞台。他们闻着阵阵的油墨香，笑了，笑出了幸福与艰辛的眼泪。
1932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岁生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钞票正式发行。统一财政、统一货币的战略部署也在邓子恢、毛泽民等人的脑子里形成。
来源：中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