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先生2008年于北京（李静摄）

　　作者简介：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何炳棣先生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

　　1966年，何炳棣先生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何炳棣先生被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代表作有《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东方的摇篮》《读史阅世六十年》等。

　　正文：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三月号刊载何炳棣所写《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一文，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美籍中国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普逊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去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国“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行年会，何教授在题为《重访中国》的全体讨论会中担任主席，并作导论性发言。本文系何教授根据那一次发言，加以引伸而写成的文章，提供给本刊作首次发表。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彦博对宋神宗说：“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
　　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民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前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咔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胀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惫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共产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的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在实践上，享受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违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和工作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阶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曾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任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投资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的关键无一不系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削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偌大的中华民族已象“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
　　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的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削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民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德化”、“礼治”。最后分析起来，所谓的“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拥护，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起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象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例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邲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庄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好男不当兵”一谚，实是传统中国兵士品质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
　　我于一九四三年春自沦陷区返昆明，五月初过贵州，在盘县歇夜。山顶上只有一家小饭铺，内中只有两张圆桌，被一班兵占用吃饭。某兵士狼吞虎咽了一碗夹沙米饭之后，去抢盛第二碗时，被班长拳打脚踢，几分钟后才勉强爬起。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士兵每人每日领生米二十二两半，何以晚饭盛第二碗就要被毒打？因为军官层层扣粮中饱。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链长串踉跄的活骷髅——国民政府拉去补充兵源的“壮丁”！这些都是众目共睹铁的事实。
　　两千年来，中国屡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余年来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军的宣传部组对政治教育、民众娱乐的贡献，不亚于其他党政机构和学校。解放军往往领先担起建国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首先响应医药卫生深入农村的号召，就是一例。沈阳解放军医疗队成员，不避生命危险成功地试验了以针灸治疗聋哑的技术，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广州聋哑学校学生朗诵的歌：“解放军，亲又亲，军民团结鱼水情，为了治疗聋哑病，不畏风险来练针”，句句都是写实。
　　不止如此，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极可贵的资历。这种弥遍全国的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北亲自观察访谈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国还有千万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经常操练，以保卫国家促进生产为己任。近年间民兵的组织已推广到边疆地区的少数兄弟民族。（比较起来，苏联何以不敢使乌克兰人组织民兵，台湾双十和元旦的军事检阅何以不敢发给兵士实弹，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综合古今，楚庄王所讴歌的“武德”，在两千六百年中曾小部分实现过，但大体不过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国，这崇高的“武德”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种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钻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高“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泻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会推开《阿Ｑ正传》，对着这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会拈须称许了！
　　结束本节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武德”与黩武主义迥然不同。从历史的观点看，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无可忍的阶段，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才发轫；共产革命成功之后，“武德”才在国内普遍出现。“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其性质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黩武主义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最高领导的集体智慧，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决不允许新中国走向变相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的道路。新中国建设所需技术物资虽还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但对很多国际盟友都尽力予以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而且往往是无偿的援助。
　　新中国是否真尊重国际平等的原则，是否是黩武的国家，现任巴基斯坦驻美大使的谈话，就是最好的答复。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应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晚宴后讲巴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讲完讨论之中，好几位芝大同事反复探问美国援巴是否有秘密条件。我最后问他中国援巴的问题。大使的答复很长。他首先指出他曾任驻华大使，对中巴关系很熟悉。如以国家全部经济能力作分母，中国多年来给予巴国的经济援助比例上远较美援为多。他继续诚恳地说，巴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援巴始终毫无条件。他还记得曾经当面问过周恩来总理，巴国应该怎样处理中国的经济援助，周总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贵国自己的事，中国完全不过问。”我的美国同事和校外来宾，听了之后，为之动容，似乎还相当惭愧。
　　最后分析起来，“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四）经济建设成就举要

　　近三年来，中外访华人士和团体对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已有不少报道。这些报道大体上对新中国的社会改革、福利措施、妇女保健、儿童教养、医药卫生等方面的进步，都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对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展望，意见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因此，本节所论新中国的成就，以经济方面为限。
　　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当客观的乐观看法。这是因为我深信今日的中国具有旷古未有的人力、物资、技术、精神总动员的能力。让我们先列举近年一系列经济的成就——二万万市亩以上的新耕地的开辟（三千多万英亩）；各地区极广义的水利建设（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干旱区破碎山谷坡地的改成梯田；内蒙等草原地区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业的较速发展；全国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规模的植林绿化运动；海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盐碱地的逐步灌疏改善；各种粮食及草棉种籽的科学培育；粮食和工业作物抢地矛盾的逐渐解决；复种、间种系数的不断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农、林、牧、茶、丝、竹、药材、鲜干各果、各种“山货”的全盘综合利用和生产；真正科学农业的开端；两条腿走路政策之下，举国各地大中小型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轻工业消费品种类、质地、供应的不断提高；新兴各种人造纤维及塑料工业坚固基础的奠定；中央和地方所办万万千千轻工业企业向国家所缴的利润的惊人加速地增加；近两年来国家对矿冶设备工业异常巨额投资以为钢铁工业加速“起飞”的准备；煤、铁、钢、大型复杂机器、大小农业机械等工业的品质、种类与数量的进步；特别是石油生产和各种石油化学工业的突飞猛进，等等——基本上无一不靠全国各民族人力、物资、技术和精神的总动员。以上所举的各项进步，有些在辽远的边疆地带，新疆、青海和西藏都已开始出现了。
　　除了一九五八至五九年的统计数字有些紊乱以外，中国政府多年来对统计数字都非常谨慎，很少发表全面性的数字。据我个人粗浅的揣测，一九七三年的粮食总产量应在二万万六千万吨左右。如果这估计不太错误，中国无疑义地达到了食粮自给和各地合理的储粮备荒（八亿人，食粮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或七百磅左右）。小麦和少量大豆的入口，仅抵全国粮食总生产的百分之二，但同时中国还要输出大体相抵数量的稻米供应和接济亚非的盟邦。我国薯类，尤以甜薯，产量居世界之冠，可充副食饲料。除稻米外，我国他种粮食作物每亩产量仍远不及美国水准。所以粮食生产的潜力还很大，要等到化肥能充分供应时，才能发挥。农业的前景是决不悲观的。
　　最使我们欣慰的，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由事实证明确有积累建国资金的能力。理论和事实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不断地替国家积累资金。相形之下，自解放以来，轻工业在比例上替国家积累的资金最快最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曾有概括性的报告：“由于生产发展，今年（一九七三）全国轻工业系统上缴国家的积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这笔资金用于建设，可以开发十几个大庆油田或建设七十座南京长江大桥。”仅就上海一市而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市轻工业企业给国家上缴的利润，等于同时期国家给上海轻工业企业投资的四十六倍。”从我一九七一年秋在中国六大都市城乡若干工厂的访问视察的经验，我觉得《人民日报》这种综述决不是夸张的，而是真确的。
　　我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曾对新中国的印象作一演讲。讲后第一个发言人是前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约翰孙教授，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并对苏联及东欧经济很有研究。他说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价制度合理，适合国情。二，计划执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消费品的品质为消费者所欢迎，因此畅销，国家得到合理巨额的利润。这是与我所讲大体相符的。他进一步幽默地把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苏联等国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一鸿沟，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实际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费品质地较好较合用时，人民抢购一空。但大部消费品都不合用，所以卖不掉，迟早也非从架子上取下不可。总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几年前，苏联百货公司里确有若干百万双皮鞋很少人买的真实笑话。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孙夫人，曾几度访华，也强调指出过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与拟定。可见这类独立、深刻的经济分析和本文第一节中所讨论中国人民在基层中当家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启程返美时，已开始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向上的螺旋运动。因为农业达到自足而稍有余，供给轻工业所需多种原料，便会刺激轻工业的加速发展；
　　轻工业就会加速替国家积累资金；国家就可以大量投资在重工业的某些部门；重工业若干部门进一步发展之后，不但也积累资金，而且还能刺激轻工业和农业更高的发展。这不是平面的周而复始，而是向上的螺旋运动。经过两年将半的考虑，我更相信我原来的看法大致不错。但是，这不是说农业和轻、重工业三大部门之间，每大部门本身之内的无数小部门，在同一时期发展都能平衡。相反地，各大部门之内，三大部门之间，发展照例并不平衡，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但较长期看来，不平衡之中能有短期的平衡，而总趋势是随着螺旋继续向上转动的。
　　在重要经济部门之中，数量上发展较慢的是钢铁工业。一九七二年产量达二千三百万吨，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原料，似乎部分是由于资本，部分是由于此种重工业性质程序的复杂。中国煤藏之富，仅亚于美、苏，而且极大部分的煤都是“硬煤”，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干净煤”。近年证明煤藏绝不限于华北，华南西南都有。铁矿之大者在鞍山一带，首都西北，包头附近，大冶的矿藏远较数十年前所估为多，而且是含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质矿。此外，甘肃、贵州、广东等处都有相当的铁矿藏，海南岛的是高质矿。一九五八年曾有报道，因航空测量，在江西新喻一带无意中发现七十亿吨的铁矿，在河南新安、渑池一带发现了十五亿吨的大铁藏，氧化铁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即使江西和河南的巨矿尚待进一步证实，即使现知中国较大铁矿是低质矿石，藏量至少已是几十亿吨。美国的铁，大多是“贫铁”矿，集中在大湖区最北的密沙比丘陵，其总藏量约十五亿吨，但已使美国自一九一三年起，操世界钢产牛耳六十年之久。所以从矿源讲，中国钢铁工业的远景是很好的。
　　至于钢铁工业发展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制造程序不但复杂，而且各种钢的合金和最后的钢材都需要特种技术和设备，因此整个钢铁工业需要很大量的投资。中国资金积累的能力很强，但很多工业都需要资金，投资就必须有缓急先后。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使得中国非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不可。欲增钢产，首先必须投资在开矿的种种机器设备，不仅要增加铁矿石的生产，同时还要增加煤和石灰石的产量，煤必须炼成焦炭。低质铁矿又须先炼成较高质钢石，冶成铁之后要再炼成钢块，最后才造成种种钢合金和多种专门钢材。一九七二年开矿机器设备工业猛增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即反映政府对钢铁的政策是从根本入手，与日本近十五年来只重钢材制造迥然不同。从长期建设的观点看，中国的钢铁政策是正确的，治本的，极富远见的。
　　最可喜的是近年勘探得了很大的新油藏。除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哈尔滨西北重要的大庆油田之外，《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公开承认“我国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经过近十多年的勘探，全国已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发现了储藏丰富的油气田，有些油气田已投入开发。我国海域的大陆架也有远大的前景”。同时，第一次正式报告继大庆之后第二个成功的胜利大油田。翻检美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中国地图，这油田在山东境内，距黄河口不远的利津、蒲台、博兴一带。此外，《人民日报》首次报告：“另一个油田——大港油田，目前一面紧张地进行勘探，一面加快开采。经过几年的工作，现已证明这里有很有利的含油地区，油田分布广，面积大，油层厚，渗透性能好，油井产量高；原油质量也比较好。”
　　从纯研究的立场，我曾向芝加哥大学充任美国某大石油公司总裁的一位校董，请求看他公司研究室精心绘制的世界和中国的氢碳盆地的地图。氢碳盆地是从地质观点认为最可能蕴藏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反复细看之后，发现中国内陆及沿海的氢碳盆地的面积都较他洲他国同类盆地的面积大；参考其他最精细的地图，又发现中国全部沿海的大陆架，深度在二百米以内的地区，面积也较他洲他国为大。中国至今还没有大规模用最新技术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但照常理推测，我个人深信中国氢碳资源开发的前景是非常远大的，甚至五年十年之内，中国新油藏的发现可能引起世界能源地理分布的“革命”！石油和天然气前景的光明，对我国长期经济建设是极为有利的。
　　此外，去年中国国际贸易的新倾向很值得注意。美国《时代》杂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济栏中有一醒目的标题《东西贸易的大跃进》，主要内容是一九七三年中美贸易额由七千万美元左右猛跃十倍以上，超过八万万美元。美国对华出口中有十架最新型的波音喷射客机和所签价值二万万美元建造八个最新型的化肥厂。此外中国正在与美国数家大石油公司洽购最新探油及深海打油井的技术与设备。同年之内，中国还向英国订购大批开矿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业品，向日本订购了几个肥料和热电厂，还向法国订建一完整的石油化工厂。与美签约诸厂三四年后建成，中国化肥肥田的能力要增加两倍半，再加上一向使用的人畜粪和绿肥，每亩产量必会大、大提高。在不久的将来，农业对中国向上的经济螺旋，必会发生积极的作用。近年国内特重矿冶设备和化肥，正是反映经济计划重根本，讲步骤，有远见，富理性。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成就，决不能不归功于“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这两政策之成功，靠全民族的精神觉悟，化剩余劳力为建国资本的集体努力。在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之下，“自力更生”是民族唯一的生机，逼得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广大的群众不得不从反复实践之中解决工、农技术上极大部分的困难，使得今日的中国日益接近技术自给自足的地步。“两条腿走路”的后果是成千成百的中、小型钢铁、化肥、水泥等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孳乳生长起来。这不但减轻了对原来几处大工业基地的要求，减少了国家运输部门的担负，减少了都市和乡村经济性能的差距，而且促使各地方经济日趋平衡和自给自足。在核子武器威胁人类生存的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实在是极富远见和智慧。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经过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确已建成了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
　　从晚近历史看，五十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吝涩（与苏联给予印度、古巴、中东各国的援助对比），六十年代对中国的蛮横狠毒，逼得中国不得不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但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恪遵“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似乎不妨开始考虑与先进国家建立一定原则和限度以内的经济科技合作。
　　本节小结：从以上的示例与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照目前国内外情势推测，今后向上的经济螺旋的转动应该日益加快。与经济发展缓速息息相关的基本问题是人口。我虽对中国人口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从来无法知道新中国人口政策推行的实况。幸而韩素音大夫根据她多年的研究和屡度的调查访问，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于中国人口前景极深入的报道和分析。今后中国人口每年的增加率如果能长期降到百分之一或者更少，新中国的经济建国必可加速完成。

（五）结论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
　　中国社会改革的种种成就，西方凡无政治偏见的人士都已承认。只是有些囿于资本主义经济观念的人，对新中国的经济前景，不无疑问。诚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如与人类史上最富盛的美国和近十余年西方盛称的日本的“经济的奇迹”相比，确实还有相当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进性的自然环境污染和最近证实的“能源危机”，已经引起西方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经济制度的优点，开始指出资本主义百余年来恣情浪费世界资源的祸害，并开始批评以无限制的商品消费来刺激“繁荣”的种种弊端。甚至已有不少人大声疾呼，西方专重物质享受的人生观的不健全，应该恢复或追求比较健全的价值观念。
　　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经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在本文第三节中，我已推测解释何以即使新中国的国力赶上或超过美、苏，也决不会主动地做“超级大国”。但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点在本文中已一再解说，此处不必重复。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Ｑ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７！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并且可以长期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最后，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并相信我的判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芝加哥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3.11～1974.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