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表意”（雅言）谱写的西方名著

（甲）西方和西化反向寻根

　　现在的“常识”和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19—20世纪的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的高峰期，所以我们应该对其质疑和反思。西方学者的系统反思开始于1919年。这一年在中国和西方都发生了划时代的文化运动，但两者却是“背道而驰”：中国是反传统和民族虚无主义，而西方则是“欧美文学寻根华夏”。美国范德比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威廉·弗兰克说：“1919年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转折点的意义”，因为埃兹拉·庞德编辑的费诺罗萨文集《作为诗的媒介的中国文字》问世，庞德宣称它是所有美学研究的基础，而汉字宝藏则成为西方文艺现代派的核心价值。美国诗人W.S.默温说：“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亦即，“汉字表意”已经形成了美国新诗的基础（form the basis for the new American Poetry）。由此掀起了欧美的现代主义运动，它是18世纪的由“中国风”推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复兴。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说：“中国文学自发端以来，直至今日，已经竖起了一座宏伟壮丽的丰碑，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之一”；“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人类文明，成就是如此显著可见”。何止这些，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是“一元合分”——西方文学机体的“分子细胞”是中国雅言（汉字表意）！

　　“英语文学是被其他传统和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塑造出来的。”恩庆敏教授新著《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写作》（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探索了这个主题。该书追踪近代早期的这样一种特定关系，即日益增长中国文化意识与英语文学觉悟（English literary consciousness）之间的相关性。作者进一步说，英语文学的现代性的理论与写作，已经引起了古今之争，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中国文化价值的争论。中国文化的复杂意识推动了17、18世纪的英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它突破了比较文化的价值与认同的界定。作家们诸如笛福、艾迪生、戈德史密斯和珀西，都把中国主题写进了小说、期刊、报纸和“古代英语诗歌”的文集里。然而，为了确定现代英语的身份，英国人通过广泛的辩论，发明新形式的策略（指民族主义否认中国的活水源头）。

（乙）西方文学的生存机制

　　在18世纪的西方，“中国风”、“中国启蒙”（启蒙运动）和“中国雅言”（“汉字密码”）三位一体，形成浪漫主义运动的“文学机制”；它具有两个基本功能“试金石”和“精加工”：1.“试金石”好比“如来佛的照妖镜”，它使此前的西方题材，像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历史人物”的作品，暴露在真正文艺品味的光天化日之下，显得十分粗糙和低劣，差一点都被淘汰。2.“精加工”却能“化腐朽为神奇”，把此前所有的西方题材或文本，不论其原创如何、是真是假，统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摇身一变，名扬四海。西方的经典名著就是这样产生的！

　　现在我们所阅读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名著，都是已被按照“中国风”语言和审美的标准，将其“经典化、现代化”了。阿肯色大学的埃里克·拉森说：“由于文本现代化（modernized text）的完成，流行于17世纪英国的旧的篇章，现在就变得明亮了”；“为读者们提供了精炼英语的题材”。美国作家威廉·克兰斯顿·劳顿进一步指出：
　　（就其作品而言，）不仅那过时的乔叟（antiquated Chaucer）被用清新的语言形式加以铸造，而且粗糙的莎士比亚（crude Shakespeare）也需要重写。毋庸置疑，他们（指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都真正地感到，奥维德、……维吉尔和荷马均应该被用现代英语彻底更新。
　　美国特拉华大学教授约翰斯说：“对于亚欧文化传播来说，杂交是基本的（结果）。西方艺术家们接触到了真实的中国艺术品，并且把它当做视觉资源；仅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中国风’才可能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亚洲典范是真品的试金石（the Asian models were a touchstone of authenticity）。”

（丙）西方文学诞生的三要素

　　第一，“中国风”指：中国物质文化或视觉语言及其所体现的审美品味，对于形成现代西方文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金妮亚教授说：“在文学和物质文化上的‘中国风’，是形成新兴的‘英语世界’之品味性和主体性的关键。”

　　第二，“中国启蒙”指：在儒学的引导下，西方完成了“转型”：神的社会→人的社会，从而走向“俗世文明”。安东尼·穆迪指出：“（在17—18世纪）儒教中国俨然是欧洲人的理想社会的典范，孔子本人被奉为启蒙运动的偶像，他的文士政府……帮助陶冶（西方）仁人志士的心灵，他们掀起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

　　第三，“中国雅言”指：始于培根的好几代西方精英都参照汉语进行文字改革，以汉语的稳定性、通用性和表意性，弥补西方新文字的变异性、狭隘性和低俗性。德国学者乌尔丽克·希勒曼说：“中国语言尤其能够长久地捕获欧洲人的心灵。在18世纪，有关中国语言的观念强烈地联系着进步的启蒙思想。……通行于不同方言、能够保持一致的汉字，成为被教派和战争所分裂的欧洲的理想范例。”

　　借喻唐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大家只看到西方文学的“万条垂柳、百花盛开”，而不知道它的种子和根脉则都是中国的，只不过在西方的土地上长成“碧玉高树、奇妙园林”而已。那裁剪景致的“二月春风”不就是“中国风”吗！西方文学的繁荣只是中西之“因缘、因果”之短暂机遇，故曰：“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图：西方文学诞生于浪漫主义运动，后者是被“中国风、中国启蒙”启动、推动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经典”都是后来被改造或伪造的。

（丁）深度思考：汉语与西学

　　西方在15世纪之前没有文字和文献。由于人的声音在空间和时间上皆是差异与变异，不存在作为表音文字的前提的共通性与一致性。表音文字不能自我产生。

　　依靠四大发明（印刷与纸）锁定、规定其表音符号（字母）才有可能产生表音文字。然而，表音文字一经产生，则陷于极大的混乱，乃至自我毁灭；这是因为它没有合理的“表意”，急剧增加人的误解与纷争（《圣经》巴别塔的启示）。16、17世纪的欧洲宗教战争与此有关——至少是火上浇油。

　　文艺复兴时期“发现”手稿——再现希腊～罗马，不仅全是伪造的，而且其语言也都糟糕。它们在18、19世纪均被改写或重写。　　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字不胜任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因为它没有合理的“表意内涵”。现代西方的各种表音文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寄生于“汉语表意”，首先是从中国文化（翻译文本）“借取含义、借鉴定义”，例如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其作者通过“解码汉字、思考汉语”而完成之。

　　培根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是思想的符号，而西方文字则仅为声音的符号；由此，对于17、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汉语意味着“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思想与思辨、逻辑与逻各斯……”；而那使汉字从“象形”升华至“表意”的《易经》，则意味着“表意与写意、形而上与形而下、普遍性与抽象性……”。

　　莱布尼茨根据上述特性，创造了“哲学语言”，它成为产生欧洲哲学的基石。而笛卡尔、威尔金斯、莱布尼茨和牛顿等人则根据上述特性，创造了“科学语言、逻辑功能、数学符号”，并且把源于《易经》的自然哲学变成了专门针对自然的理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