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老师一直致力于“将20世纪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以此“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今日推文《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是他对自己此前研究所作的绪论。本文将20世纪中国历史置于多脉络的世界格局之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作者拒绝了“挑战-回应”模式或“内在发展”模式的解释逻辑，并指出，20世纪是一个激烈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反对自身的世纪：正是对帝国主义体制和旧制度的突破塑造了现代中国的主体。这一观点在处于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尤其具有积极意义，它将我们的视野重新带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次革命。对现代中国主体性的把握不可能通过告别革命的方式完成。

　　本文是汪晖老师为《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一书所作的绪论，原载于《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和第6期。保马推送的是作者提供的最终定稿，由于篇幅过长，分为上下两篇推送。感谢汪晖老师的大力支持!

　　正文

　　如果从苏东解体、冷战在欧洲终结算起，20世纪落幕至今已近三十年。欧洲正在进入后冷战之后的危机时期，但亚洲的冷战阴霾仍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东海与南海升沉，提示着冷战与后冷战之间的复杂纠葛。继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更加持久的增长，与美国、日本一起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鳌集于太平洋区域。从19世纪末开始的太平洋世纪在延续，但其中心正发生重要转移。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终止，市场关系的扩张和渗透仍然在持续，国家没有衰落，民族认同甚至比以往更为清晰，但革命—尤其是20世纪意义上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已经蜕变为幽灵。诞生于19和20世纪的社会体制和政治框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

　　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纪，一个至今陷落在各不相让的叙述之中而难以构成思想对象的时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无所不在的世纪元素，却无法像对待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那样，或者像对待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19世纪那样，来思考20世纪。本书以探索《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前言中提及的、在该书中未能涉及的“有关中国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1]为宗旨，两者研究对象和写作状态十分不同，但都致力于将中国思想和历史建构为思想的对象。我们既是20世纪的产儿，又身处作为其否定物或对立物的时代，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人物或文本的处理，都无法摆脱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既是其产儿又是其参与者的多重身份所造成的紧张。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不得不字斟句酌、反复修订，并不只是因为这些论述的发表可能(事实上也的确)引发的剧烈争议，而且也因为写作过程本身唤起的内在紧张感。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这是一部关于20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书，但并不是一部编年性的历史著作。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设想过写一部有关20世纪中国的通史著作。在为出版此书而编辑、整理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终于意识到本书的真正使命就是探索如下问题：如何才能将20世纪中国建构为思想的对象?思想总是在对话中形成的，从而思想的对象不是僵死的客观性，而是具有能动性和内在视野的对话者。因此，所谓将20世纪建构为思想的对象，首先意味着将20世纪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即不再只是将这一时代作为当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注释和附庸，而是通过对象的解放，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对话关系中，20世纪中国不仅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审视自身、审视历史和未来的视野，即一种不能自居于审判者的位置随意处置的对象，而是一个我们必须通过与其对话、辩驳、自我反思而重建自我认知的主体。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将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对象也才能获得解放。

　　长世纪、欧洲世纪末与作为时势的世纪

　　那么，究竟有哪些要素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又从哪些要素着手去探索或触摸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这里先从20世纪作为历史叙述的时间框架谈起。如何界定20世纪?又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刻度，20世纪不可能恰好是1900年以降的100年，历史学家们根据不同的尺度对其进行了重新的度量，例如长世纪与短世纪。本书未使用“漫长的20世纪”这一概念，但并不拒绝从长时段的视野观察这一时代。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一书中，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1937 – 2009)综合马克思和布罗代尔有关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将1970年代美国遭遇的体系性危机溯源自14世纪以降约700年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有关资本控制和再生的现象，从而为观察发端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世纪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同时代大部分关注底层事件的研究不同，阿瑞基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的上层构造，即金融-国家体系。“我们的调查本质上是有关积累的连续性的体系周期的比较研究，目的是界定（1）重复与进化的模式，这也正是在目前的体系性重构和金融扩张中再生的模式;(2）金融扩张的当下阶段的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可能导致与过去的重复与进化模式的断裂。四个积累的体系性周期获得界定，其中每一个都在其资本积累的世界进程的主要代理者和结构面有基本的统一性：从15世纪之17世纪起初的热那亚周期，从16世纪晚期至整个18世纪的荷兰周期，从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世纪，以及从19世纪晚期直至目前金融扩张阶段的美国周期。这一约略和初步的分期意味着，积累的连续周期相互重叠，尽管它们在长度上渐渐变短，但它们都长于一个世纪：这就是采用‘长世纪’概念并将其作为基本的时间单位用于资本积累的全球进程的分析。”[2]

　　类似的方式也被用于对现代中国的解释。在回应当代史学有关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含义的讨论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使用了“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概念，并将我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方法论的阐述置于这一范畴下考察。他认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试图恢复理学的概念或视野，例如礼乐与制度的分化，并将其作为治理的模式与封建和郡县这一组概念重叠。“伴随这些分化和对立的是把历史看做既是一种时势同时也是一种理势”，进而“重建其探讨的‘对象’-帝制中国-并与社会科学关于帝国的概念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帝国这个概念通常只是通过它的二元对立的方式，即将其作为民族国家的对立面来理解的。他的‘帝制中国’概念中的‘帝制’带着一些伤感：它既不是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也不是其原型。如果它有一个目的的话，那是一个不同的东西。”[3]“这个帝国同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因素和帝国的因素，此外还具有其它许多因素。作为理性的官僚制国家，它在许多地方与民族国家相同，但它又与世袭君主制结合，在与其臣民互动中发展出一系列制度和合法性的策略，并不是像民族国家那样，以同一的方式来对待所有的人民。”[4]正是为了把握中国理念的历史完整性而不是将它们归结为基本的文化要素，《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不想把帝制中国还原为以民族国家为发展目的(的政治结构)，它既不能被民族国家的反题来理解，也不能作为其原型来对待，虽然它可能具有其它非西方国家的特点。” [5]因此，“或许我们需要研究20世纪初在全球涌现出来的那些多民族多文化的民族国家，以把握它们早先的国家形式的合法性是如何整合到其现代形式中的。”[6]换句话说，即便探讨的不是阿瑞吉笔下的资本主义周期，而是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漫长的二十世纪”也必须是世界性的。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从长时段视野观察中国及其现代演变的尝试。在讨论宋代思想时，我从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分野、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等源自宋儒的时势观和理势观等内在视野，探寻天理世界观的诞生;在讨论清代思想时，我从蒙元王朝、满清王朝与宋、明王朝的区别出发，探讨王朝国家形态的变化和错综纠葛的关系，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了现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形态与王朝史的关系。在本书中，有关西藏、西域、台湾、琉球及亚洲区域的探讨其实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历史分析一脉相承。因此，两个合理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本书没有一以贯之地从儒学或中国历史文献中选择一个或一组时间概念描述刚刚过去的时代，却转而讨论并使用世纪这一“外在的”纪年概念?如何界定这个源自基督教世界的纪年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第二，为什么没有沿用“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时间框架，而是采用了“短二十世纪”的概念?这一概念与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中所界定的始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终于1991年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终结的“短二十世纪”有什么区别吗？[7]

　　首先，“世纪的降临”其实源自清末敏感的心灵对于时势的判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中国士大夫仍然在公羊三世说的历史意识和王朝纪年的框架下判断世界，但也正是在这一时刻，那些致力于改造中国的士大夫发觉自身用以观察世界变化的时空框架难以呈现和解释时世的变化，转而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述时势的特征。世纪这一概念伴随着20世纪的到来，降临在中国思想人物的笔端，逐渐成为人们描述自身时代特质、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性范畴。我没有着重强调两种历史意识和时间观的重叠，而是将世纪的诞生视为前一种世界观发生危机的后果来加以解释。20世纪的概念虽然是在与公羊三世说等儒学叙事的相互纠缠中诞生的，但更是公羊三世说或其他经典历史叙述无法应对这一时代巨变之性质的产物。这些历史叙述和时间概念的置换正是不同力量争夺霸权的结果。

康有为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主要从漫长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视野勾勒现代中国的历史前提，但在最后一册围绕科学话语共同体及公理世界观的讨论中，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发生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系统性断裂或置换。在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和区域关系的分析中，规范内外关系的基本范畴不再是朝贡或藩属关系，而是主权与公民权的范畴了。如同杜赞奇所说：“现代中国已成为其一部分的民族国家体系，是建立在非常不同于汪[晖](在讨论清代历史时)所描述的归属原则上的。民族的形式要求在公民和国家之间同一均质和没有中介的关系，即使在确保自治的少数民族区域也是如此。在建立于精英统治结构之上的中国帝制原则和现代的主权概念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可通约性。”[8]对于我而言，这一转变的含义无法在一般规范或原则的区别中加以抽象界定，而必须置于漫长的中国革命所缔造的新秩序及其价值系统中加以观察。因此，世纪的诞生标志着历史的断裂，即再也无法在旧的时间序列中理解自身了;这一概念的普遍化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源自当下性的时势观将主导对于全部历史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将世纪或20世纪本身作为对象，既是将这一时势观建构为一种能动的力量，同时也是将其从普遍的和客观的位置上解放出来的努力。

　　正由于此，20世纪的概念并不只是一个分期概念或时间刻度，而是历史行动者对于当下时势的把握、对于行动根据的判断，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都在这种剧烈的历史意识的变迁中重新组合。如果世纪概念标志着一种霸权性的普遍时间概念的诞生，历史行动者用世纪作为界标的努力也同时表现为对于推动这一时间概念普遍化的霸权力量的抵抗。世纪这一西方时间概念是在时势这一传统范畴内获得其内涵的：世纪的霸权力量究竟是什么?是船坚炮利?是政治制度?是文化形态?是生产方式?是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这一连串的追问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战略。因此，在其诞生的时刻，世纪概念对当下性的关注和非目的论的性质区别于通常的时间概念。

　　在1900年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使用这一概念，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世纪作为一种时间的标记也与其他纪年方式并行不悖。这一现象不独中国如此，欧洲的世纪概念同样包含对时代状态的把握。格里历是由意大利医生兼哲学家阿洛伊修斯·里利乌斯(Aloysius Lilius, 1510-1576)改革儒略历而制定的，1582年由罗马大公教会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PP. XIII,1502-1585)颁行,但真正作为普遍历法是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在欧洲，20世纪是在“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氛围中诞生的。这一法文语词虽然包含新时代正在到来的含义，但更是关于旧时代正在终结的断言。这是一种处于文明溃败的末端时刻的氛围，一种新时代可能开启的预感。在时间上，“世纪末”通常指1880年代至20世纪初叶的文化氛围，其内核是对19世纪造成的历史断裂和文明危机的判断。[9] 在文学、艺术等文化诸领域，“世纪末”概念代表着一种退化、颓废、唯美的氛围，一种因文明陷入危机而产生的厌烦、悲观、犬儒的情绪，一种情感主义、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态度。除了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10]、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等世纪末文学的代表之外，这一时代影响深远的病理学是从进化论衍生而来的退化论，其代表是出生于维也纳、长期在巴黎活动的精神病学家莫雷尔(Bénédict Augustin Morel，1809 – 1873)。[11]莫雷尔有感于19世纪犯罪、疾病和精神失常的显著上升，注意到精神疾病与生理疾病之间存在联系，认为心理紊乱和行为失常是由不正常体格造成的，进而发展出了退化论(degeneration theory)。退化论以正常状态或完美的人为假设起点，将由于环境影响所产生的变异解释为退化。根据这一退化理论，失常现象虽然是后天的，却可以通过遗传，伴随着代际更替而愈加退化，例如从第一代的神经症退化为第二代的精神错乱，再至第三代的低能症和第四代的不育症。莫雷尔的退化论产生于19世纪中期，不仅在1880年代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也奠定了20世纪优生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既影响了左拉建立在环境决定论之上的社会批判，[12]又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纳粹优生学)提供了思想资源。[13]

章太炎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和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与欧洲“世纪末”的退化论相互呼应，但章太炎、鲁迅都没有像莫雷尔那样假定绝对的完美状态。章太炎用“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的理论反击进化和进步学说的目的论，他说：

　　近世言进化论者，盖昉于海格尔氏(按：Hegel，即黑格尔)。虽无进化之明文，而所谓世界之发展，即理性之发展者，进化之说，已蘖芽其间矣。达尔文、斯宾塞尔辈应用其说，一举生物现象为证，一举社会现象为证。如彼所执，终局目的，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而进化论始成。同时即有赫衰黎氏与之反对。赫氏持论，徒以世运日进，生齿日繁，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所以给其欲求者，既有不足，则相争相杀，必不可已，沾沾焉以贫乏失职为忧，而痛心于彗星之不能拂地，以扫万物而剿绝之。[14]

　　正是沿着这一思想脉络，至1910年，他开始用“齐物平等”理论将平等的观念与每一事物的独特性的观念结合起来，从根本上与世纪末的退化论划清了界限。[15]鲁迅将对进化论的目的论批判直接引申为对于欧洲19世纪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剖析和批判，在尼采、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影响之下，他的文学起点带有浓郁的欧洲“世纪末”文学和文化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气息，但不同于前者，他把悲观和虚无编织在对截然不同于19世纪的20世纪的召唤和反抗绝望的哲学之中。[16]“五四”以后，鲁迅对于优生学所内涵的种族主义的否定萌芽于对欧洲“世纪末”思想的扬弃。[17]

　　章太炎、鲁迅对于欧洲世纪末思想的回应和扬弃基于被压迫民族的思想者的政治直觉和理论思考，表达的是对“19世纪”政治经济方案的批判与否定。对于中国而言，无所谓19世纪，而只存在将欧洲19世纪作为楷模的变革方案和思想习惯;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和逻辑经常渗透在这些变革方案和思想习惯内部，却因为是“我们的”方案和习惯而让人浑然不觉。在科技和政治领域，“世纪末”标志着一种作为帝国主义知识的地缘政治学的诞生，一种地球作为有限空间的时代的到来。“19世纪的落幕标志着欧洲扩张的‘哥伦布时代’的终结”，[18]也就是地球被瓜分完毕了。“世纪末”就是“20世纪的世界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地球来理解的信念。汽船、公路、铁路和电报等等技术和全球交通使得未来世界成为一个‘较小的’地方，一个可以被作为单一体系进行阐释的地方。”[19]

　　“地缘政治学这一由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 1864-1922)创造的用语与19世纪晚期相伴而生。如同1890年代诞生的许多语汇一样，‘地缘政治学’是一个旨在传达其新颖性的混成表达。它被设想为一种为了一个新世纪而产生的、能够提供对于这个世界的民族-国家、它们的边界和领土能力、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的新研究领域。”[20] 1897年，德国地理学家弗雷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一书，提出“国家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国家有机体要想茁壮成长，就必须扩大自己的地理空间，“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21]因此，“他描绘了一个由流动边疆构成的世界。获得发展的国家在一个‘领土兼并与并吞’的系统中将‘政治上有价值的地区’纳入囊中。因此一个国家的领土在任何时间点都只是‘本质上变化的有机体的一个静止过渡阶段’，直到文化发展的终点。”[22] 这位“政治地理学之父”也是“生存空间”(the living space)这一20世纪地缘政治学概念的发明者。

　　因此，与“世纪末”文学和艺术的颓废氛围不同，在地缘政治领域，这是燃气、石油、电力替换工业革命时代的煤和铁的时代，采用福特主义工业生产的美国正在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霸权。美国是一个坐拥两洋的大陆，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相对较小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和由海洋链接起来的松散帝国。内陆的重要性突然变得如此重要：美国的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强调海权的重要性，他发现从小亚细亚至日本之间的中亚区域幸存着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国和日本等独立国家，它们夹在俄国与英国之间,对未来的世界秩序而言具有显著的地缘重要性，进而赞成英国在这一区域抗衡俄国势力。[23]在他看来，俄国的扩张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它从其领土的西部和东部各选取一个中心点，向南作扇形推进。“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两个侧翼的南北方向回推，才能有效地遏制俄国。……堵住其出海口。”[24]与马汉的海权论不同，麦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 – 1947)这位海权王国的战略家认为20世纪将是一个陆权争夺的时代。[25]他进而断言：“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的极其重要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26]　　从1890年开始，欧洲殖民地收益在下降，欧洲国家间体系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由英、俄的海陆两极斗争，到德、美崛起后的多极斗争，最终形成了由协约国与同盟国为两极的更为简明也更为危险的格局。[27]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国家武备快速增长。迈克尔·赫弗尔南(Michael Heffernan)将 1890年代称之为“符号觉醒”(semiotic arousal)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视为一种符号，一种即将到来的断裂或灾变的前奏。[28]世纪这一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在这一时刻突然具有某种界标的作用，提醒人们思考过去和瞻望未来。地缘政治学就是这一“世纪末心态”(Fin de siècle mentality)的一个侧面，它与旧世界秩序正在终结、一种由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少数大型邦联或帝国(如美国、亚洲、非洲或欧洲等)主导的世界秩序即将取而代之的想象有着密切的关联。[29]

　　这一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地缘政治恐慌”(geopolitical panic)与1900年前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放眼世界所见的不确定的未来相互呼应。这些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也正是从这里出发，设想一种建立在清朝地基之上的、融汇几大族群和宗教的超大型立宪政治共同体，以介入这个正在为金融系统、大型工业组织和军事体系所控制的不确定未来。[30]因此，这一关于帝国的想象并不是对于传统王朝的回归，而是面向新世纪的世界秩序所产生的对抗性构想，因为20世纪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构想正是从边缘控制欧亚大陆中心，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1943年的遗著《和平地理学》中将麦金德关于欧亚大陆和世界岛的名言修改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31]

　　略早于斯皮克曼的著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将中日战争中中国与苏联的地缘接近作为抗战的有利条件之一，他进而在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对比中，分析了“中国本部”之外广阔边缘区域正是中国的生命线。在论“大块和小块”一节中，他说：“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32]这一战略设想的前提不正建立在晚清改革者与革命者基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地缘政治关系而产生的“五族君宪”或“五族共和”的中国构想之上吗?

　　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或更准确地说，一种时势意识, 世纪正是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下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长或短，世纪或20世纪在其诞生时都不是一种客观的分期方法，而是一种通过对独特时势的把握以重新确定历史行动方向的主体行为。世纪的降临是一个事件：启用这一时间概念正是为了终止旧的时间概念，从而20世纪不可能从先前的时间概念中自然地衍生或发展而来—既不可能从王朝纪年、黄帝纪年或孔子纪年等时间序列中来说明这一概念，也不可能从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间序列中去把握这一概念，但一切其他的时间概念都将在这一时代被重构为20世纪的前史。“‘世纪’的意识是与20世纪紧密相连的，它和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33]因此，对于20世纪的历史叙述需要采用一种颠倒的方式加以理解：20世纪不是其前史的结果，而是其前史的创制者。

　　短世纪的条件：帝国主义与太平洋时代的兴起

　　不同于阿瑞吉的“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框架，霍布斯邦的二十世纪是短促的。他的短二十世纪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基本框架，同时又与十月革命所诞生的国家之长度相互重叠。用他的话说，“的确，这并不是偶然的，本书中所界定的短二十世纪的历史在时间上基本与诞生于十月革命的国家相始终”。[34]但二十世纪的界标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两场革命，亦或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多重革命序列?霍布斯邦虽然指出了世纪与苏联的历史重叠，但他对于这一国家的历史内涵的追溯意兴阑珊。在他的笔下，战争与革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统一战线，西方与苏东体系的对立及冷战的终结，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兴衰，构成了“短二十世纪”的基本内容。然而，如果要将在他的叙述中地位十分边缘的中国置于思考20世纪的中心位置的话，离开苏联或中国的现代历史形成的历史内涵，而只是将它们作为一般界定的民族国家加以分析，无法把握20世纪的独特性。就苏联而言，它所以能够扮演与霍布斯邦笔下短二十世纪重叠的角色，不只因为她是一个大国，一个如同罗马、英国或美国这样的世界性霸权，更因为她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中、不同于16世纪以降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并且这一国家不只是作为单个国家而存在，而且也代表着一种“世界体系”。若要从中国或中国革命的角度思考20世纪，则必然需要调整对20世纪的分期和界定。

　　从时间序列上说，两次世界战争规模巨大、技术先进、伤亡前所未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并不能使之与19世纪的众多战争真正区分开来。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英法联军(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甲午战争(1894-1895)、八国联军(1900)、日俄战争(1904-1905)、“九一八”事变(1931)和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1937-1945)、美国对国共内战的介入(1945-1949)、朝鲜战争(1950-1953)、对台湾海峡的封锁(1950年开始)、越南战争(1955-1975)等等，构成了一个漫长的帝国主义对中国及朝鲜、越南等国家进行侵略、干涉和占领的连续进程。帝国主义的军事进程不仅以经济掠夺为动力，而且也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仅产生了与殖民主义经济相适应的买办制度和官僚资本，而且也产生了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即毛泽东和许多近代史著作中提及的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35]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包含了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革命的、民族解放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抵抗战争的内容。

　　从空间上说，霍布斯邦的“短二十世纪”主要是在欧洲的视野中形成的，却没有考虑全球权力中心的移动对于全球及其不同地区的巨大影响。20世纪是全球范围内的共时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深度和密度的时代，但这种共时性是通过多重时间关系相互链接而产生的;同一事件存在着因语境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理解上的区别、对抗或交叉。有关帝国主义的争论不仅源于对生产过程的理论分析，而且也来自特定语境中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感知和理解，进而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战略和策略。例如，在世纪之交，正是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触发了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858-1940)对187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新发展的追问。战争爆发时，霍布森恰好受雇于《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担任该报驻南非记者，发表了大量有关这场战争的报道。他指责英国矿业主塞西尔·罗德(Cecil Rhodes，1853-1902)为其矿业利润最大化而挑动了英国对德兰斯瓦尔的战争。这一观察成为他在《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政策之间进行区分的根据，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驱动的。他发现大英帝国面积的1/3、人口总数的1/4都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间获得的，遂将1870年作为“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的一年，但显然这一运动直到八十年代中间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36]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探究深受霍布森的影响，但其时已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对战争的性质及俄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直接观察影响了他对帝国主义现象的思考和判断。通过内部革命以逼迫俄国退出战争正是基于独特的地缘政治处境、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军事形势而做出的战略决断。“对帝国主义及其当然支柱的军国主义、寡头政治、专制政治、保护贸易、资本集中和剧烈的贸易变动的分析，显示帝国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最大危险。”[37]与霍布森幻想民族国家的内部民主化可以解决帝国主义问题不同，列宁认为帝国主义触发的革命才是通往未来的唯一出口。

　　20世纪有关帝国主义的主要理论将重点放在研究这一现象的经济根源，并探索改变这一帝国主义格局的政治路径。1900年前后正是帝国主义瓜分狂潮席卷中国之际，这一时期开始的有关殖民和帝国主义的探究也无一例外地指出1870年至1900年前后殖民地土地的急剧扩张。[38]但为什么帝国主义理论不是主要地分析列强对殖民地的军事占领和殖民扩张，而是将经济问题置于中心位置? 20世纪的主要理论家们大多认可1870年代作为帝国主义阶段起点的观点，但对帝国主义起源存在不同解释。霍布森、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从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的角度解释积累危机，以此说明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动力;[39]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从流通领域研究银行作用的变化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他参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运行过程的研究，分析平均利润律在垄断条件下的新形态和金融资本及信用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为解释帝国主义提供了视角;[40]列宁以及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批判地综合各种学说，探索生产集中和垄断资本的形成，分析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列宁称之为“最高阶段”）。这类研究将帝国主义区别于早期帝国，因为它不再仅仅以军事侵略和强权掠夺为标志，而是奠基于一定生产和消费体系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之配合的世界体系，即帝国主义是一个囊括生产、流通、政治统治、文化统治和地缘关系的世界形态。因此，资本家对于垄断组织的追求与政治家对于战争政策的鼓吹全部服从于其经济逻辑，用罗德的话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41]正由于此，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实际上也是对这一时代的独特性的分析—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是自古而来的现象，但19世纪帝国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其与垄断组织、金融资本和社会形态的紧密联系。

　　帝国主义问题上升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既与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工业主义)有关，又与重新界定全球权力中心及其对自身社会的影响有关，从而分期问题必须兼顾地缘政治关系的改变。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1902)、列宁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都认为帝国主义与欧洲殖民主义前后连贯，也不一而同地使用了帝国主义概念，但在分期上有所区别：对于霍布森和列宁等欧洲和俄国的理论家而言， 1870年代开始标志着一种不同以往的资本主义新形态，即帝国主义，或称新帝国主义。在霍布森看来，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不如视为旧帝国政策的产物。“直到19世纪末，英国都是以法国作为可怜的副手寻求贸易，用传教事业作为外衣来掩饰这种贸易政策，而这两者之间相对的真正重要性在鸦片战争中受到了严厉的考验。以制造业起家的德国和美国的参加，以及日本的欧化，加剧了商业竞争，使争夺远东市场成为国家工业政策的更明确的目标。”[42]在此过程中，退出了帝国主义竞争，荷兰拥有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广大属地，并局部地采取了帝国主义政策，“却是属于旧殖民主义：它并未参加新帝国主义的扩张。”[43]英帝国在短时期内的领土扩张激发了敌对帝国之间的竞争，例如俾斯麦时期对南洋和萨摩亚的殖民政策构成了对大英帝国殖民秩序的挑战。

　　然而，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毛泽东将1840年以降的历史直接纳入帝国主义干涉的进程。对他而言，有意义的区分不在帝国主义形态方面，而在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的不同阶段方面，例如，不是鸦片战争界定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到来，而是抵抗外来侵略和国内压迫的斗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一个不同以往的历史时期正在到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界定了世纪的诞生，而是“五四”运动标志着一种区别于1840年以降抵抗和变革运动的斗争新阶段。这一分期与列宁对于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区分明显不同。列宁认为：在1840-1860年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但到19世纪末，英国的风云人物如为布尔战争出谋划策的塞西尔·罗德和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 –1914)却成为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政策的人物。“这些当权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在当时就清楚地知道最新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了。”[44]但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总是伴随着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帝国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不例外。1840年代以降的殖民主义历史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始终是紧密的，帝国主义时代不过是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期，即殖民政策与金融资本产生超越以往的紧密联系的时期。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政策差别不足以描述新帝国主义的性质。在经历了三十年殖民地土地和人口的急剧扩张(从1876-1900年前后，六大殖民宗主国的殖民地领土增加了一半以上，比各宗主国的面积多一半，其中三个强国在1876年尚未有殖民地)之后，至1900年“世界分割‘完毕’了。”[45]但在这一世界进程中，中国的特殊性是什么呢?列宁曾经引述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 [46]即便是立足于欧洲及其殖民地问题的霍布森也承认：正是在中国和亚洲地区，帝国主义的性质才得以充分呈现。这一帝国主义局势反过来也影响了殖民主义宗主国自身的局势。“在这种分割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疯狂追逐地球上的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这个世纪即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在欧洲占优势的强国，即欧洲命运的主宰者，并不见得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样的优势。因为强大的殖民势力和占据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会反过来影响欧洲列强的力量对比，所以殖民地问题(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本身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47]中国革命正是发生在殖民地问题日甚一日地改变欧洲和全球政治局面的时刻。因此，区域关系的独特性对于理解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是十分重要的。

　　与垄断组织和金融利益主宰商业利益相互伴随的，是旧帝国的野心为相互竞争的帝国理论和实践所取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各帝国之间的竞争与争夺持续发展，并在两次大战中达到高潮，但20世纪的一个关键性竞争趋势并不只是像19世纪晚期那样的帝国主义诸强并争，而是全球权力中心逐渐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这一进程产生了新的权力集中趋势，其中两大太平洋势力的崛起最值得关注。首先是兼有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强权美国：这是一个在农业、工业、银行业等领域全面上升的新帝国，生产的高度集中产生了垄断组织，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改造了国民经济的内在结构，但同时拥有独立运动以来形成的民主政治框架。在19世纪末之前，美国的地缘政治主要集中于大西洋两岸，但在美西战争(1898)之后，太平洋日渐成为新帝国的舞台。日俄战争以降，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它不仅直接或间接介入多场战争、操纵国家政治，而且也以不同方式对各国国内势力提供支持。在美国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强大而进取的美国，因并吞夏威夷和接管古老的西班牙帝国遗产而进入帝国主义，这不但新增了贸易和领土的强大竞争者，而且使问题变得复杂了。由于政治注意力和活动的焦点愈来愈转向太平洋国家，美国的商业野心也愈来愈促使它追求太平洋各岛和亚洲海岸的贸易，那种曾经推动欧洲国家扩张领土的力量同样在驱使着美国，使它实际上放弃了一直支配着它的政策的美国孤立主义。”[48]如果说欧洲的观察者仍然侧重在欧洲列强的分化和各自在新的生产、流通体系中的位置变化，对于站在太平洋沿岸观察世界局势的人而言，美西战争及其对波多黎各、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占领更加令人震撼：这是一个通过独立战争而摆脱英国支配的共和国，如今正在超越其旧宗主国，以集中化的工业生产、垄断组织、超级财团和金融资本为依托，成为新的世界霸权。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廿世纪太平洋歌》就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世纪的生动预言。

　　如山威严，似海柔情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不同于欧洲民族的殖民帝国主义：“如果说，对于19世纪欧洲民族的殖民帝国主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诸如保护国和殖民地这样的东西，那么，美国的基本成就则是发明了干涉条约和与此相近的干涉法律名称。”[49]换句话说，美国帝国主义具有更为深刻的资本帝国特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局势仍以俄日霸权及英国殖民政策为主，尽管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的对华入侵及对义和团的镇压，但为了与俄日争夺在亚洲的利益，其角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同于其他老牌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一度流行，[50]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合作，都可以在帝国主义国家体系不平衡的框架内获得解释。

　　其次是日本。在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即为什么经济上尚未达到欧美水平的日本提前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从方法上说，这一问题产生于对帝国主义经济形态独特性的追究，从而将重点落在了帝国主义国家与旧帝国的区别之上，而忽略了帝国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共生的，作为一种国际体系，帝国主义运行的前提正是其体系的非均衡性，亦即列宁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绝对规律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51]列宁的分析侧重于政治经济关系，而较少涉及地缘政治关系。日本向帝国主义的快步迈进事实上与英俄两大“亚洲帝国”的相互竞争有着密切关系。英国为了抗衡俄国在亚洲的扩张，保守党政府曾有联合清政府的设想，直到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英国才正式放弃联合中国牵制俄国的念头，日本由此废除了治外法权，获得了与西方列强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九天以后，甲午战争爆发。

　　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条约》签订;1904年1月25日，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对抗俄国的名作《历史的地理枢纽》，半个月后，日俄战争爆发。如果说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政策的结合是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同时是在新旧形态的资本积累同时并进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依赖于区域之间和任一社会内部的非均衡性，那么，如果没有以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为形式的非均衡性，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以非秩序竞争为特点)就无法维系。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的新旧之别其实正是帝国主义体系的结构性(但同时存在持续变动和调整的)特征。

　　对于这一汹汹而至的太平洋世纪，中国人首先是在甲午战争，稍后是在八国联军干涉，再则是在日俄战争的硝烟中，领略其刺骨的寒意。20世纪帝国主义不是作为单一国家，而是作为相互联合又相互竞争的一组国家对中国进行瓜分和占领。日本正是这一转折的排头兵。1859-1861年间，英国与俄国围绕对马海峡进行争夺，也触发了幕末日本围绕“征韩”的争论及其后控制朝鲜的尝试。[52]1868年1月3日的政变开启了明治维新时代，但相较于欧洲列强，日本的对外扩张并非由于生产过剩，也谈不上英、德、美等国的生产集中和金融垄断，恰恰相反，正是出于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为了摆脱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的格局，即所谓赢得“生存空间”，从1870年代开始，日本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和满洲与俄国争夺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则在中国东南沿海展开对琉球、台湾的征服，从而预伏了与美国及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在太平洋沿岸的冲突。这是对中国进行殖民战争的前奏，此后引发全面侵华战争的胶州湾问题、[53]“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等均可视为这一进程的后续发展。

　　甲午战争的直接诱因是朝鲜东学党事件[54]后日本对驻朝清军的攻击，但这一事态的形成可以追溯至1885年4月18日由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55]以及更早的江华岛事件(1875-1876)[56]。事实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1887年，日本参谋部就已经制定了《征讨清国策》，不但预谋攻击北京和长江中下游，而且明确地将从山东半岛至台湾的沿海地区及岛屿全部纳入日本版图。《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日本长期谋划的产物。日本的野心是在帝国竞争的态势中展开的。中日签约后仅六天，就发生了俄国主导、德法加入的“三国干涉还辽”，1897年，胶州湾陷入德国之手，[57]1898年俄国又以此为由强占旅顺、大连，并获得了修筑贯穿辽宁和吉林两省的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58]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干涉，而联军之一的俄国利用这一局势出兵占领东北全境，引发了与日本及英国的矛盾。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正是为了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权益。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加入了各帝国间为争夺殖民地而展开的国际竞争。1904年，作为上述序列事件的产物，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战争因日本想统治朝鲜的欲望所引发，然后通过入侵朝鲜而肇始。日俄战争始于朝鲜战争，最终发展为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59]最终明治日本以胜利者的角色创造了所谓东方战胜西方、亚洲战胜欧洲、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神话。

　　在这场以朝鲜和中国东北(满洲)为战场的战争中，不仅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相继现身，而且美国以新的调解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影响了日俄之间的和谈及《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作为调节者和仲裁人，美国所采取的并非中立立场。1895年，由美国俄亥俄州前参议员加尔文·布莱斯(Calvin Stewart Brice，1845 –1898)牵头、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参股的美中发展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 ACDC)成立。[60]公司的目的是积极谋求在华铁路、矿产和其他工业特权，其中包括谋求中国东北铁路沿线资源开发权和为期30年的铁路建筑垄断权。除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之外，美国也试图以利益均沾的名义遏制俄国在中国东北利益独占，进而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疆辟土。[61]据日俄战争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结算额，“全收入的82%由国债和一时借入金支付，国外公债的比率达到全体的40%”。[62]这里提及的国外公债几乎全部出自美国和英国。但这一政策因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强势存在而未能成功。为了抗衡俄国的势力扩张，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通过华尔街金融寡头向日本提供贷款，总额度占日本军费总开支的40%。[63] 然而，《朴茨茅斯条约》加强了日本在黄海和日本海的控制权，伴随日本从俄国手中租借辽东半岛，获取旅顺和大连的军事港口，并垄断东北区域的贸易，美国的哈里曼铁路计划终于破产。一场更为迫近的太平洋地区的争夺将在日美之间之间展开。[64]这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在亚太争霸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角色。

　　中国革命与短世纪的起点：非均衡性与“薄弱环节”

　　新帝国主义的崛起，列强并争并联合瓜分殖民地的格局，全球权力中心向太平洋的转移，构成了理解20世纪基本问题的历史条件。但如果仅就帝国主义现象而言，我们难以截然地在1840与1870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真正在20世纪与19世纪划出清晰分界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内外条件所孕育的革命——革命的内容、革命的主体、革命的目标、革命的形式、革命得以发生并持久化的区域、革命对于世界格局的改变。因此，讨论20世纪起点和终点也就是探索这一时代的革命浪潮之多重起源、曲折进程和衰落的形态。

　　这一问题需要从分析帝国主义体系的非均衡性开始。[65]如果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非均衡性产生了这一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那么，由多强竞争格局造成的国内分割也为国内革命提供了“薄弱环节”。由于“这种国际资本主义的投机性的巨大成就，还没有完全成熟到国际合作的程度，仍然受到资本家集团利用民族的感情和政策强求他们特殊利益的妨碍，”从而在“西方列强联合进攻中国”的同时，又在中国境内相互竞争、角逐，[66]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造成中国的内战和割据。法国、俄国、德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列强争夺国际势力范围的进程与其对中国境内瓜分势力范围的进程相互伴随，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政治、军事力量占据在不同地区的投资、开发的垄断权，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帝国主义时代存在着两种薄弱环节：一种“薄弱环节”即列宁所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67]而另一种则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被压迫民族内部的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矛盾造成缝隙，后者为中国革命力量在广阔乡村和诸省边界及边缘区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薄弱环节”不但指统治秩序的脆弱之处，而且也指突破其体系的可能性。因此，“薄弱环节”依赖于革命力量的生成，而不可能自行存在。20世纪的革命力量不是一个国家内或区域内的独立存在，而是在“薄弱环节”展现自身、具有深刻国际联系的民族、阶级/阶层和区域的运动。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致力于突破统治体系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理论，也就不存在“薄弱环节”；如果不能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与国内统治的“薄弱环节”结合起来考虑，也难以形成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对于革命势力而言，如果仅仅将帝国主义视为经济现象，而不是基于经济需求而产生的政治和军事竞争的态势，不理解在旧帝国政策与新帝国主义之间并没有明确清晰的界限，就无法形成具体的抵抗帝国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具体的革命战略和策略，薄弱环节就不能成为“薄弱环节”。

　　“薄弱环节”需要在事件的突然爆发中显示自身。与帝国主义的全球进程相伴随的，是欧洲革命者对于未来革命的预感，即革命必将是世界性的，很可能首先发生在远离欧洲和大西洋的地方。这一预感上升为明确的意识是在日俄战争和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不但击破了欧洲资产阶级对于帝国均势的信仰，而且也击破了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于通过大国均势维持和平的幻想。这是维也纳体系走向终结的开始。罗莎·卢森堡在1904年5月1日为庆祝国际劳动节而写的文章中说：

　　今年的五一格外特别，因为我们是在战争的喧嚣中庆祝劳动节……在存在着战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游行尤其需要表达这一观点，即普遍和平除非与我们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的实现相联系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日俄战争证明了什么话，那就是那些‘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幻想的毫无价值，他们将世界和平寄托在双重或三重联盟的均势……旅顺口的轰鸣—它已经导致欧洲期货市场的痉挛性震荡—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聪明声调的回答，即在欧洲和平的幻觉中，他们只是忘记了一件事情：现代殖民政治，它现在已经越过了欧洲的地方性冲突，并将这些冲突推向了大洋。日俄战争现在让所有人认识到：即便是欧洲的战争与和平—它的命运—并非取决于欧洲协调的四壁之内，而是在它之外，在世界和殖民政治的大漩涡之中。

　　即便不谈即时效果，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在于社会民主：俄国绝对主义的垮台。这场战争将国际无产阶级的目光转向世界的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猛烈地驱散了我们队伍中的特殊主义，以及在任何政治平静时期形成的观念的卑琐。战争彻底掀开了资产阶级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拜物教的世界--用以不断地裹挟我们的面纱。战争摧毁了我们对于和平社会进化的表象、全知全能的资产阶级合法性、民族排外主义、政治条件稳定性、‘政客’或政党操弄的政治的有意识的方向、资产阶级议会的争吵的意义，以及作为社会存在中心的议会制的全部信仰。

　　战争在释放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动力量的同时，在其最深处生成出社会革命的力量。是的，这一回，我们在劲风中庆祝五一，世界的系列事件的步伐正剧烈地加速。[68]

　　日俄战争爆发在卢森堡所说的俄国“绝对主义”与日本立宪政体之间，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以宪政民主为政治方向的民族革命。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探索再分配社会财富的路径，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69]。战争和社会革命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关键议题，并对殖民地社会的革命和改良运动产生深刻影响。卢森堡的分析和预言与中国士大夫的改良方案，及其在大国均衡中寻求生存空间的逐渐绝望，并无直接联系，但都产生于对同一进程的观察。在1905年前后，革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逐渐在一批“先觉者”中上升为一种主导理念和政治行动的方略，晚清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立于这一年，也由此引发了1905-1907年在革命党人机关报《民报》与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新民丛报》之间的争论。

　　霍布斯邦的“短二十世纪”是在苏东体系解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阴影下展开的。他如同一个智者，带着对过往的悲悼重新叙述“失败的历史”。但也因此，历史行动者的内在视野、战略策略并不构成其历史叙述的出发点。我将短二十世纪理解为革命世纪，正是为了在历史分期时参考内在于这一革命时代的理论视野和战略策略。这个革命世纪不是发端于欧洲或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军事霸权的确立，而是发端于这一经济和军事霸权在确立自身过程中所造成的新的“非均衡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由这一“非均衡性”所造成的颠覆这一霸权体系的革命契机。这些“非均衡性”包括阶级和阶层之间的非均衡性，区域和国家之间的非均衡性，族群和文化之间的非均衡性，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非均衡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非均衡性，陆地与海洋之间的非均衡性，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非均衡性，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内部的非均衡性……在世纪降临之前，上述非均衡性触发的是以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为内容的一系列相互呼应的重大事件：日俄战争直接触发了1905年俄国革命，俄国战败引爆了波兰反俄民族主义运动，俄国革命激发了由波兰社会党发动的大罢工和同年6月的罗兹起义，[70]影响了1907-1909年伊朗宪政革命、[71] 1908-1909年土耳其革命[72]。这些革命与1911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共同构成了亚洲(及东欧)的革命序列。1907年，英俄两国迅速和解。经历了对日战争的失败和1905年的革命，疲弱不堪的俄国已经承受不起来自波斯、中亚这两个腹地和远东、巴尔干东西两翼等多个方向的挑战。在日俄战争失败的阴影之下，甚至1906-1911年间展开的斯托雷平改革(Stolypin Reform)也不得不援引英国、日本的若干制度设计。从这一时期开始，革命主要不是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中心，而是爆发在距中心地区相当遥远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第一环便是俄国。

　　马克思早就说过：“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73]在1848年革命前后，俄国借助镇压革命扩大其在欧洲的影响，而在革命之火燃烧至巴尔干时，俄国又通过支持民族自决以打击奥斯曼帝国，并挑起克里米亚战争。“在俄国的历史上几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即每当俄国在欧洲受到挫折，它就加快在亚洲的挺进。”[74]1854年，为争夺小亚细亚地区权力，沙皇与英法联军及奥斯曼帝国激战正酣，俄国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乘机控制了中亚希瓦汗国的外交权，并制定了首先消灭浩罕汗国，控制帕米尔高原与咸海之间的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的战略方针。1856年11月，甫一取胜的英国就抽出手来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并迅速取得胜利，“它表示阿富汗从此脱离了伊朗的影响而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75]恩格斯指出上述事件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关于两个亚洲大国俄国和英国可能在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某处发生冲突的问题，关于哥萨克和西帕依在奥克苏斯河两岸发生冲突的问题，自从1839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细亚以来，常常被人们谈论着。……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在1856年英国—波斯战争时期，整个问题又重新引起了讨论。[76]

　　恩格斯将俄国和英国称为两个“亚洲大国”，实际上暗示了下一个阶段的世界权力争夺并不取决于欧洲内部的冲突，而取决于哪个帝国能够成为以亚洲为腹地的霸权中心。

　　然而，1904年的战争和1905年革命导致整个区域关系松动了，东方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77]

　　列宁特别强调了1905年和“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目的是将这一系列事变与此前的“东方问题”区分开来。正是由于1905年的事件，东方不再是旧的东方，而是孕育着革命和战争的俄国、波斯、土耳其、中国及巴尔干，即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

　　“薄弱环节”必须在政治进程和战略分析中加以识别；没有革命力量的形成，没有改变敌我条件的革命行动，经济的落后、贫穷的状态或控制的薄弱，都不能自发地构成“薄弱环节”。因此，“短二十世纪”的诞生需要从对“薄弱环节”的探寻开始，而“薄弱环节”只有置于对革命契机的探寻中才能被指认。从探寻革命契机的角度看，不是旧的欧亚地缘争夺，而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亚洲地区的新格局造成的革命形势，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这些战争所触发的、以上述系列革命为标志的“亚洲的觉醒”，构成了“短二十世纪”的多重开端。因此，从时间上说，“短二十世纪”不是始于1914，而是始于1905-1911;从空间上说，不是始于一个开端，而是始于一组开端;从契机上说，不是始于毁灭性的战争，而是诞生于对突破帝国主义体制和旧制度的双重探寻。

　　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新现象，或者民族国家时代的军事政治，而且也是20世纪思想史和理论史的关键脉络。 “薄弱环节”只能存在于革命势力生成与活跃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但究竟谁是革命力量，或者从哪儿发展出革命力量，构成了识别“薄弱环节”的前提。无论是欧洲和俄国理论家们对于1870年代作为新帝国主义开端的判断，还是毛泽东对于1840年代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论述，都是新世纪的行动者和思考者对于自身时代性质进行质询的产物。这些理论质询的关键在于发现或促成“薄弱环节”的形成。以列宁为例，在得出帝国主义不仅是战争的根源，而且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结论之前，[78]需要对于这一世界形态进行总体观察和彻底的理论分析;他对俄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思考正是在这一总体观察和理论分析中展开的。

　　毛泽东对“薄弱环节”的分析更为精微。与列宁主要集中于论述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和国家间的不平衡有所不同，毛泽东的分析聚焦于这一不平衡体系的国内表现形式。他也注意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还包含了沿海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于革命动员的意义。1928年10月，在经历了武装起义失败、撤退至湘赣边界的危急时刻，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的分析是从中国的独特性出发的：“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79]所谓独特性是在体系性分析内部展开的：首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间接性而非直接性，从而存在着中国白色政权之间的持续战争和分裂。“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80]这是中国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局势，也不同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局势的独特性所在，即一种不平衡的连同发展状态。“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81]

　　其次，毛泽东的分析不同于对于帝国主义不均衡和连同发展的结构性分析，他将国内统治的分裂和生产方式的矛盾视为革命政治和战略的前提。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条件不仅在于存在着大量的贫苦农民（这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在这一阶段综合性发展的形态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地区存在革命的经验和动员，许多农民参与过针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工会和农会）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82]曾经的革命经验决定了红军可以成为革命政权的军事支柱，而未经革命动员地区—如阎锡山控制的山西、张作霖控制的东北等等--的军队却不可能转向革命。

　　第三，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取决于是否存在全国性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果没有后一种条件，小块根据地即便可以短期幸存，却无可能发展为夺取全国性政权的力量之一，难以成为真正的星星之火。“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83]

　　第四，如果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而仅仅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也不能造成割据局面，尤其是无法造成长期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84]最后，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为依托。如果没有有力的革命组织，或虽然存在有力的组织，但经常犯政策性错误，则红色政权也不能存在。[85]

　　这一战略策略讨论包含了国际性与地方性、客观性与主观性、过去的条件与未来的条件等等方面。正由于此，与王朝及其士大夫在内外关系的范畴内思考应对危机的策略有所不同，对于帝国主义的探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并与在新的全球/区域关系中重新界定自身社会的性质及其变革的战略联系在一起。所谓理论性，是指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均无法从单纯的经验现实和传统套路中直接衍生而来，而必须通过重建一种总体性的分析框架以确定自身社会的位置，进而为行动提供动力、方向和意义。单一社会的性质必须置于这一位置中加以重新界定，特定社会的行动需要置于全球和区域的总体关系之中加以论证，有关社会性质和政治行动的意义才能充分展示。20世纪社会政治斗争的“理论性”正是在对于时代性质的持续质疑中诞生的。这一总体框架涉及的变量如此之多，各派政治力量围绕这些变量而进行的理论的和实际的斗争如此激烈，理论争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其实践本身也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对于殖民地或亚洲社会而言，是通过自强运动抵御外来侵略，还是同时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造，转变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或是将两者综合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对于这一设问的回答最终涉及如何估价自身社会的性质、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国内各力量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敌我关系、设定斗争的目标、分析局势的变化等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像20世纪这样，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提升至如此重要的位置。理论命题及其概念大多有着欧洲根源(有时假道日本和俄国)，在运用于存在着自身历史脉络的中国之时，同时再生着一种多重时间之间的共时关系。因此，如果没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持续互动，不但意味着理论的生命终结，也意味着实践目标的模糊与丧失。从世纪之初围绕帝国主义性质的讨论，到民族主义仅仅是宗法社会的特定产物，还是贯穿于全部历史，以及民族主义是否会导致宗法社会解体的论辩;[86]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东西文明的论战，到战后“科学与玄学”的争论;从19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社会史论战，到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性质的重新论定;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社会主义过渡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从与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共产党的论战到中苏论战……所有这些论战最终都被引入对当代世界和中国前途的思考，并为新的革命战略和文化政治提供了战略依据。20世纪是一个理论的世纪，但上述理论论争本身尚不足以说明这一时代的理论特点，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介入的进程，从而其理论性直接地呈现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之中，而很少像德国古典哲学那样，表现为概念体系的创造；没有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就无法建立一个总体的框架思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更无法界定新政治的方向、主体及其战略策略。从马克思对“东方问题”必然延伸到亚洲问题的论述，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和由此产生的“薄弱环节”论，再发展为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不平衡及其代理人矛盾”和“三个世界”学说，也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运动有关全球战略分析的理论序列。因此，20世纪中国的理论形态主要是以战略、策略探索和围绕战略、策略探索而展开的历史分析—即实践方略的形式—呈现自身的。

　　20世纪的衰落也体现为上述总体性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的逐渐瓦解过程。在终结处思考，需要追问的正是：哪里是新的契机？

　　[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前言，第3页。

　　[2] 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4, pp.6-7.

　　[3] Prasenjit Duara, “History and Globalizatio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Vol. 34, No. 1,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tate: Dialogues among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I (Jan., 2008), pp. 153.(杜赞奇：《中国漫长的二十世纪的历史与全球化》，刘昶译，《开放时代》2008年第二期，译文有改动。)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我分析和批判了帝国-国家二元论，既不同意用帝国概念表述前20世纪的中国，也不同意简单地将从清朝向共和的过渡称之为从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

　　[4] Ibid., p.154.

　　[5] Ibid., p.154.

　　[6] Ibid., p.155.

　　[7]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London: Abacus, 1995.　　[8] Ibid., p.155.

　　[9] Gail Marsha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Fin de siè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12.

　　[10] 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创造于1843年之后，1857年结集出版，他并不是世纪末的人物。但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等世纪末诗人均深受其影响。兰波称之为称其为“诗人中的王者，真正的上帝。”(Oeuvres complètes, NRF/Gallimard, 1972, p.253.)

　　[11] Ian Dowbiggin, “Degeneration and Hereditarianism in French Mental Medicine 1840-90: Psychiatric Theory as Ideological Adaption”. In: R. Porter, W. F. Bynum and M. Sheperd: The Anatomy of Madnes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iatry. Vol. I. London &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5, pp. 188-232.

　　[12] Daniel Pick, Faces of Degeneration: a European Disorder, c.1848-c.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74-96.

　　[13] Ernest L. Abel, "Benedict-Augustin Morel (1809–1873)",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Vol 161, Issue.12(2004-12-01), p. 2185.

　　[14]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86页。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第十章，第1011-1103页。

　　[15] 参见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 (下)：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文化纵横》2011年第6期 ，第98-113页。　　[16]参见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破恶声论>》，见《声之善恶》，北京：三联书店，2013，第1-98页。

　　[17] 鲁迅：《故事新编 理水》，《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85-407页。

　　[18] Michael Heffernan，’Fin de siècle, Fin du Monde ? On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geopolitics, 1890-1920 ‘, Geopolitical Traditions : a century of geopolitical thought, ed. Klaus Dodds and David Atkins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33　　[19] Ibid., p.31.

　　[20] Ibid.,p.27.

　　[21] 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增订本)，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13页。

　　[22] 科林·弗林特、皮特·泰勒：《政治地理学》(第六版)，刘云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页。

　　[23]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the Effects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shington and London: Kennikat Press, 1920, p 26-27，p.167-168.

　　[24] 转引自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25] Halford John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4, (April 1904), 421-437

　　[26]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页。

　　[27] 1943年，麦金德回忆儿时开始的世界秩序变化，即自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投降以来，世界秩序从英俄海陆对立至德美崛起，形成德、美、英、俄并置之势的历程。见《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王鼎杰新译本《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附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5—176页。

　　[28] Michael Heffernan， “Fin de siècle, Fin du Monde ? On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geopolitics, 1890-1920 ” , in Geopolitical Traditions : a century of geopolitical thought, p. 31.

　　[29] Ibid., p. 28, p. 30.

　　[30] 参见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第11-54页。

　　[31]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8页

　　[32]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六卷(1938年5月-1939年8月)，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1983，第92页。另参见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经济导刊》2015年第8期，第10-21页。

　　[33] 参见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第15页。

　　[34]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London: Abacus, 1995, p. 55.

　　[35]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7页。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概念在20世纪中国的运用，本书若干章节有具体讨论，详见第11章、第15章。

　　[36]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15页。

　　[37]同上，第285页。

　　[38] Alexander Supan, Die ter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 (Gotha: Justus Perthes, 1906), Henry C. Morris, The History of Coloniz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0) 以及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等书均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时期欧洲主要国家加紧土地扩张的情形。

　　[39]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坐舜、吴纪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第365-376页。该书对积累问题的论述集中在第三编第25-32章，其中最后一章32章论述“作为资本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是对帝国主义的直接分析。

　　[40]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王辅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关于金融资本和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尤其是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及其克服和垄断组织问题，见该书第三篇11-15章(第201-266页);关于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及帝国主义问题，见该书第五篇，第21-25章，第343-430页。

　　[41] 这是罗德于1895年的谈话，发表于《新时代》杂志1898年第16卷第1分卷第304页，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99页。

　　[42]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第244页。　　[43] 同上，第17页。

　　[44]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799页。

　　[45] 同上，第801页。

　　[46] 这是历史学家德里奥在《十九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的论“列强与分割世界”一章中的话，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6-807页。

　　[47] 同上，第806-807页。

　　[48]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第18页。

　　[49] 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上海人民出版社社，2006， 第168-169页。

　　[50] 为了抗衡日本对美国在华影响的限制，美国于1918年8月建立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中国分部，专门负责宣传威尔逊主义。(相关研究，参见任一：《“寰世独美”》，《史学集刊》2016年1月第1期，第48页。)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汤尔和等研究系政客成为威尔逊主义的得力鼓吹手。蔡元培在当年10月23日与研究系和旧交通系政客发表联名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电文内容和参与名单，参见《发起和平期成会通电》，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中册，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1239—1240页。)又于12月9日，“与熊希龄、汪大燮、梅尔思(英)、顾临(美)等发起组织协约国国民协会”。(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51]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52]关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征服及明治帝国主义的起源，参见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ard(Berkeley/Los Ang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其中第1章讨论了明治初期的对朝战略，见该书 pp.29-65.

　　[53] 德国对于胶州湾的最初觊觎也发生在1860-1870年代，最初建议是由著名地质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的。清朝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德国加入“三国还辽”，促成了德国对于胶州湾的占领。在经过长期谋划之后，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教案，突然出兵胶州湾，并于1898年3月6日迫使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1850-1915)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与德国，租期99年。参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王铁崖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第738～740页。另参见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63。

　　[54] 东学党事件又称之为东学农民运动或东学革命，是一场反对两班贵族和日本侵略的农民起义。正是这场起义直接触发了甲午战争。1860年代由崔济愚创立的东学是一个具有反基督教民族意识的宗教团体。1894年1月全琫准在全罗道古阜郡举行农民起义，占领全州，威胁汉城。朝鲜高宗向清朝求救。清军于6月6月8-10日登陆驻屯于牙山，为日本干涉提供了借口。关于东学党起义的研究，参见陈显泗、杨昭全：《朝鲜近代农民革命领袖全琫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年。

　　[55] 《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是由日本与清朝签订的有关朝鲜问题的撤兵条约。这一条约的直接起因是史称“甲申事变”的开化党人叛乱。开化党人金玉均按照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的计划，引日军进攻王宫，后为应朝鲜之请的清兵所镇压。条约内容是主要是如下三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一条约为甲午时期日本入侵埋下了伏笔。关于中日《天津条约》研究较少，可参见戴东阳《徐承祖与中日<天津条约>》一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第85-113页。

　　[56] 江华岛事件发生在1875年，日本云扬号等三艘军舰入侵釜山(5月)和江华岛(9月)，并在江华岛与朝鲜军队发生冲突。日军获胜后，逼迫朝鲜签订了打开国门的《江华岛条约》。参见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第二编第三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81-84页。

　　[57] 关于胶州湾事件与戊戌维新运动的关系，可以参考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27-39页。

　　[58] 关于中东铁路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鲍·亚·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B. 阿瓦林(В.Аварин)《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陈晖《中国铁路问题》(三联书店，1955)、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以及解学诗、苏崇民主编《满铁档案资料汇编》(全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等。

　　[59] 和田春树：《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上卷，易爱华、张剑译，张婧校订，北京：三联书店，2018，第3页。

　　[60] William R. Braist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Development Compan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1, no 2 (1952): 147-165.

　　[61] 董小川《美俄关系史研究1648-1917》(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包括了美俄中东铁路的政策和博弈的研究。

　　[62]板谷敏彦《日露戦争、資金調達の戦い―高橋是清と欧米バンカーたち》新潮社、2012年、130、132頁。

　　[63]关于日俄战争期间的外债募集问题，见井上琢智“添田寿一と日清・日露戦争: Economic Journal宛公開書簡等に見る外債募集と黄禍論”、《甲南会計研究》2015年第9期，第1—17頁。其中，具体数据见第15页。又据研究，“战争爆发后，华尔街的会融大亨们纷纷解囊相助，先后向日本提供了一笔年息6厘的5000万美元的贷款，英美各承担一半。同年11月，美国和英国又向日本提供一笔年息6厘的6000万美元的贷款。1905年3月和7月，英美两国接着向日本提供第三、四笔贷款，数额都是1、5亿美元，年息4厘半。该款额占日本军费总开支的40%。此外，日本政府还从美国、英国、德国得到大批武器、粮食、战略原料、铁路设备等军用物资。” 刘自强：《论20世纪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47页。

　　[64]李燕芬：《美国的中东铁路政策评析(1895-1922)》，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13页;陶彦林、李秀莲：《20世纪初美国对中国东三省铁路的觊觎》，《黑河学刊》2001年第5期，第74-76页;陶文钊，《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第12页。

　　[65] 我在这里讨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非均衡性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关不平衡发展的学说有密切的联系。一些论者认为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可以溯源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运动的考察(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see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Economic Works 1857-1861, vol. 28 ,New York, 1986, p.435),如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rd edition (Athens, GA, 2008); David Harvey, “Notes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in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vol. 8, Hettner-Lectures (Stuttgart, 2005)，等等。但在中国革命的脉络中，这一问题更多地可以追溯至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经验(George Novack, “The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iii ,1976)。在当代理论讨论中，更多论者将不平衡和连同性发展理论溯源至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对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和连同性发展规律”(the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的论述和孟德尔(Ernest Mandel)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发展(Leon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rans. Max Eastman,Chicago, 2008;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trans. Joris De Bres , London, 1975)。他们认为马克思对于相关问题的论述只是过渡性的片段，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不平衡的论述主要用于界定帝国主义时代不同国家间的关系，并预设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没有为“连同性发展”(所谓combined development, 即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因素的连同发展)留下空间。关于不平衡与连同性发展的理论梳理，see Susan Dianne Brophy, “The Explanatory Value of the Theory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26th Feb, 2018, see the websit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log/explanatory-value-theory-uneven-and-combined-development)

　　[66]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第246页。

　　[67]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68] Rosa Luxemburg, Le Socialiste, May 1-8, 1904, Translated: for marxists.org by Mitch Abidor.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uxemburg/1904/05/01.htm (2018年4月11日登录)

　　[69] “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是19世纪社会史的产物，尤其涉及如何处理工业化过程中的劳资冲突、大规模贫困和食品骚乱。1840年代，德语文献中开始使用soziale Frage一词，该词是从法文question sociale而来。See Jähnichen, Traugott, “Social Question”, in: 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Consulted online on 24 April 2018 http://dx.doi.org/10.1163/1877-5888_rpp_SIM_124903

　　[70] Robert E. Blobaum, Rewolucja: Russia Poland 1904-1907,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1-71.

　　[71] Ervand 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50–101.

　　[72] Feroz Ahmad,“The Young Turk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 (July 1968), The Middle East (3): 19–36.　　[73]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页。

　　[74] Labanov Rostovsky: Russia and Asia, New York, p.147. 转引自许建英：《近代英国与中国新疆(1840—1911)》，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

　　[75] 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76]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36—637页。

　　[77]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7-518页。

　　[78]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30页。

　　[79]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第51页。该文原为“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于宁冈步云山)”，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包括标题和内文均有修订，但基本意思没有变化。原文及校订见载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二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1983，第15-23页。这里仍按《毛泽东选集》修订后的文字引述。

　　[80]同上，第51页。　　[81] 同上，第51页。　　[82] 同上，第52页。

　　[83] 同上，第52页。

　　[84] 同上，第52页。

　　[85] 同上，第52页。

　　[86] 章太炎：“且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会不相一致，而其力又足以促宗法社会之镕解者。”(《<社会通诠>商兑》，徐复点校：《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3页。)又，严复所说的“民族”对应“clan”、“tribe”， “nationalism”对应为“国民主义”，而章太炎则受日本和制汉语影响，把民族对应为“nation”。(参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4、57—59、110—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