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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我只能喊中国万岁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有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他每天除去吃饭、睡觉之外的时间都埋头在课堂上、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同学们都叫他波克(Book)，连房东老太太对这个不爱交际的黄皮肤的年轻人也常投冷眼，不无恶意地给他取了又一个外号“奶油棒冰”。他甚至没有功夫去咀嚼这寄人篱下的滋味，屈辱和苦闷都在他的沉默中变成了发愤攻读的动力。有一天，他在报童激动的叫喊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共在长江扣留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那艘不顾人民解放军的警告公然挑衅的英国军舰被解放军还击的炮火打伤了，英国朝野为此掀起了一起轩然大波。报纸上那条条通栏标题却使这位中国学者眼中燃起了明亮的火花。
中国有希望了！过去这么多年总是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现在中国人也敢还手了！也敢打外国人了！走，回家，回祖国去！
这位青年学者迎着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回到了祖国。他叫程开甲，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总装备部科技委常任委员。
程开甲院士是在他的书房里给我讲这个故事的。
那是一座简朴的“干打垒”平房，房子旁边有一条无名小溪，小溪周围是天山山脉一群无名的山峦，群山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当时，他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隐姓埋名十多年。
他喜欢数学，但那时手边却连一个最简单的计算器也没有，他只能在一块小黑板上密密麻麻写下一个又一个数学公式；他喜欢听交响乐，当时甚至没有一个砖头式录音机；他那年近花甲的老伴每天穿着带补丁的旧军装，扛着铁锹和随军家属们一起去开荒、翻地，种植土和大白菜；院子里，经常跑着几只正在刨食的老母鸡……
在交谈中，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就?
于是，程开甲就给我讲了那个故事，他感慨地说：“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十几年后，一位记者又一次向程院士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如果你当年没有回来，你能想象自己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吗?程院士回答：“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会有一些发明创造，不过如此。可我回来就不同了，我为国家作出多大的贡献呀！而且，我在国内干的一切，科技水平不比在那边干的差。所以说，当时回来是对的，现在看是更加正确。”
他十分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正是怀着这一往情深的赤子之心，程开甲作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的一位开创者，在核试验基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带领科技人员在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导弹核武器、首次平洞、首次竖井等几十次核试验中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他调到北京时已经66岁，直到耄耋之年，程开甲依然活跃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孜孜不倦，创新不已。
深秋的一天我又一次来到天山深处，寻找程开甲院士的那座平房。
在这里，彷佛看到他仍在小黑板上计算着我看不懂的密密麻麻的数字，看见他的老伴扛着铁锹乐呵呵的从菜地里归来……
这一切，已经那么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然而，在核试验的雷霆远去之后，这道山谷早已恢复了往节自然的景象。山脚下的那座小屋，现在只剩下一点残墙断壁。
从依稀可辨的轮廓中找到了当年的那间书房，我发现，书房正中已经长起了一棵十几米高的白杨树。
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意志非常坚强，非常用功，老是在琢磨问题，计算尺不离手
从江南水乡来到天山深处，来到罗布泊核试验场，程开甲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关于童年，程开甲有一段这样的回忆——
1918年夏天，我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也正是这年的夏天，祖父去世了。
父亲程待彤，是祖父惟一的儿子。祖父经商多年，有了些家产，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能出个做官的。但是父亲却连个秀才也未考取，祖父于是朝思暮想给还未出世的孙子取名开甲，意思是名开榜首。
大妈生下六个女儿，无一可领“开甲”之名。后来，父亲娶了一个潦倒书生的女儿作妾，这便是我的母亲董云峰。由于是偏房，母亲常被人家贱看，受尽羞辱。终于有一天，母亲坐上船走了，哭得很伤心。临行前，母亲给我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鞋袜，末了，又塞给我几个銅板。
那年我才8岁，父亲也已去世。家人的冷眼相对，使我变得孤僻、胆怯，怕见人，有时逃学。
刚上小学，程开甲的成绩常常是处于倒数第一，特别是在小学二年级时竟连续留级3年。后来，程开甲不得不从绸年小学转到观音小学。在新的小学里，他对数学、音乐发生了好感，学习成绩逐渐好转，并从四年级跳级进入六年级。
1931年，程开甲考取离家20多公里的秀州中学。这是嘉兴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陈省身、李政道等人均毕业于这个学校。程开甲从初二开始，看了很多杰出科学家的传记，他特别喜欢读关于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詹天佑等名人的书。这些科学家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像磁铁一般地吸引着他，他渐渐地萌发了长大也当科学家的理想。
从此，程开甲以科学家为楷模，常常废寝忘食地学习。他能一口气把圆周率背到60多位；乘方表和立方表，80多岁时仍能脱口而出。高中毕业，程开甲考入了浙江大学。抗战争开始了，他跟随学校辗转流亡到大后方。1939年初，迁至广西柳州北部的宜山。1940年春到贵州遵义。1941年秋，又搬到湄潭。
当时，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影响下，许多著名学者如苏步青、陈建功、束星北、王淦昌等都在浙江大学执教，使程开甲深受教益。他曾师从束星北，学习四大力学，接受严格的数理训练；他曾跟随陈建功研究复变函数论的奥妙，并与老合作发表了题为《黎曼基本原理及保角变换》论文。他曾与王涂昌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有203个质子重的中间玻色子的设想，寄给了著名科学家狄拉克。
二十多年后，王淦昌和程开甲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试验的技术带头人，一起来到核试验场。1968年4月，在场区甘草泉的一个会议上，王淦昌专门向青年科技人员介绍了程开甲做学问的故事，他说：“你们的程开甲所长是我在浙江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意志非常坚强，非常用功。他能坐得下来，钻得进去，一天到晚，老是在琢磨问题，计算尺不离手，在很多学术问题上都有他的独到见解。他的刻苦精神是值得你们大家学习的，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1941年，程开甲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这时，他结婚了。夫人高耀珊女士是一位贤慧精明的东方女性，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在生活上却对程开甲照顾得无微不至。
1946年8月，程开甲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物理系，成为M.波恩(Born)教授的一名研究生。波恩是欧洲最有声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奥本海默、福克斯、海伦菲斯脱和我国的彭桓武等都是波恩教授的学生。程开甲主要从事超导电性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超导的双带模型。共发表过论文5篇，于1949年秋获哲学博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任研究员一年后，程开甲于1950年8月回到祖国在浙江大学任教。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他协助考古室主任施土元教授，全身心地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他编写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教材，亲自上课讲授。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最早建立金属物理专业的少数院校之一。1959年出版的《固体物理学》一书即是程开甲在这一阶段编写的讲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此书是国内第一本固体物理方面的教材，对于我国固体物理的教学与科研起了重要的作用。
程开甲在教研之余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开始较系统地接受马列主义。经过学习思考和祖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程开甲从理念的角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952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程开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也就这一年，程开甲找到了他的亲生母亲。分别了整整三十年后母子终于见面了。
在天山深处的那间书房里，年逾花甲的程先生向我叙说着同母亲的离别与相见，他哽咽着，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泪水。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程开甲院士流泪。
让我们的祖国硬邦邦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
程开甲正静静地坐在主控站里，表情从容。
远方，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巍然耸立；铁塔下，一张大大的红纸上写着一个醒目的响”字。
那字是我国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亲笔书写的。
前不久，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计划。毛主席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以张爱萍为书记、刘西尧为副书记组成了试验党委，程开甲为13名党委常委之一。试验党委对这次试验提出了三条要求：一定保响，基本保测确保安全。
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了原子弹爆炸的“零时”：1964年10月16日15时。
历史，正在一分一秒地走向那个伟大的瞬间。
程开甲在主控站的镜头，我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绝密影片中看到的。当时摄影机没拍下来的他的另一个镜头，却永远印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的记忆中。那天早晨，程开甲在指挥部对张蕴钰说：“没有理由会失败！一定响，一定成功！该想的都想了，该做的都做了，它一定能响，不能不响！”老司令告诉我，那时，程开甲薄薄的嘴唇有点发白，颤抖着，很激动。
人们都很激动，都在紧张而急切地期待着那场震惊世界的巨响。这一刻已经让他们想了很久，盼了很久。
1960年，程开甲教授从南京大学调到核武器研究所。
那是我国原子弹研制最艰难的年代，苏联毁约停援、帝国主义严密封锁。面对重重迷雾、道道难关，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程开甲作为副所长，主持了核材料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得到了可供实用的结果，并在国内首次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温度和压力。同时研究了炸药爆轰聚焦的原子弹内部机理，在核武器的开拓性研究中作出贡献。
1962年夏天，中央部署要在两年内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程开甲从核武器研究所调到国防科委负责核试验科研总体工作。
在北京一家研究所的两间简陋的房间里，程开甲和陆祖荫、忻贤杰、吕敏等专家开始了艰苦的探索。
有一天，张爱萍将军来了，见他们只有两张桌子几把计算尺，鼓励他们说：你们真是白手起家哟，有什么要求你们提出来，我想办法解决。
核试验是大规模、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试验，它涉及到多种学科及各种实验方法和测试手段，是项非常复杂而艰难的研究任务。当时我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是片空白，不知道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仅有的信息只有苏联专家的一些片断谈话和1958年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公开发表的《冲击波》一书。电子工业刚开始有电子管，控制器件也只有机械式的继电器；每秒百万次长焦距的高速相机还没有方案，我国刚开始生产最简单的GM计数管和定标器，没有记录亚微秒级信号的示波器，甚至还不知道动压是如何作用的。
程开甲作为科研总体负责人，以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很快理清了头绪，抓住了关键，在钱三强的指导下，和吕敏、陆祖荫、忻贤杰一起，起草了首次核试验的测试总体方案，确定了核试验所需要的学科和技术力量配置。在中央各部委和国防科委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调集了几百名科研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组建起具有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学科、专业配套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面对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中许多不清楚的问题，程开甲带领全所同志有针对性地钻研核试验中本质的理论和技术，他亲自编写冲击波、电磁波理论等方面的教材，在所里为科研人员讲课，阐述核爆炸的力学过程、冲击波的作用、动压和超压电磁干扰和抗扰等，使大家能尽快入门，提高了业务水平。经过反复研讨论证，逐步明确技术指标，将所需解决的问题分解为上百个课题，然后与各军兵种、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等30多个单位建立起广泛的协作关系，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攻关，研制所需的各种实验设备和仪器。
在国防科委机关的协调下，程开甲走遍全国包括科学院、研究所、院校、各军兵种的许多单位，召开了几百次协作会议。每到一个单位，都是由他向各单位明确科研任务，讲解意义，提出各种技术要求。
说不清多少次彻夜不眠的讨论，数不清多少次风尘仆仆的奔波，记不清多少次时而提心吊胆时而惊喜万分的发现与探索……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在全国、全军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大力协同下，研制出一千多台测试、取样、控制用的仪器设备，取得了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突破，为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终于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巨响。正如程开甲所预料的那样，原子弹准时爆炸，试验圆满成功
据有关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和苏联在第一次试验中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们在首次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准确、完整。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启动了上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爆炸。这证明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材料、燃料、仪器、设备，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是过得硬的。
周总理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是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时候了；
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罗布泊人用心血和汗水铸造了属于祖国也属于自己的无上光荣。
1996年，在我国宣布实行暂停核试验后，我们又一次采访了程开甲院士。一见面，程院士就给我们读起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一段话。他说：
“为什么要进行核试验呢?我想这个思想还是毛主席的那几句话。我想把这段念一下：‘蒋介石总是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那么人家有核武器，干什么的，要杀人。那么我们调查研究之后，我们也要打一把刀，所以这个思想，我想毛主席、中央决定自己搞核武器。”
交谈中，我们问程开甲院士：作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拓者，加了几十次核试验，最难忘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时，程开甲院士沉默了，久久说不出话来。是想起了上大学时流亡路上日寇飞机的轰炸吗?是想起了留学英国时遭受的冷眼吗?是想起了罗布泊火热的战斗岁月吗?我们看到，老人眼腈中一下子涌满了泪水……
他激动地说：“我水远忘不了过去中国被人看不起、受人欺侮的滋味。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们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为的是让我们的祖国能硬梆梆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我们做到了……”
为了祖国的强大，我们愿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价值
无论是一身戎装还是穿便服，无论是在风沙弥漫的核试验场，还是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看上去程开甲总是那样温文尔雅，一派典型的学者风度。接触久了，人们就会发现，程开甲在那平静的外表下竟蕴藏着那么丰富的想象、那么强烈的激情、那么坚强的勇气。
记得第一次见程开甲是在70年代初，在核试验基地司令部会议室听他讲课，讲核试验。他柔软的吴语我听不太懂，书写在黑板上的那些公式更看不懂，但听着听着我这个新兵就被他那行云流水的讲述吸引了。那是我学习核试验常识的启蒙的第一课，在程开甲的描述中核爆炸的景象是如此丰富多彩、如此雄伟壮观。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程教授讲高空核爆炸会出现人造极光。在我心目中，这位教授简直是位想象十分丰富的诗人。过后来我才知道，程开甲很少写诗，也不擅长写诗。在他身上，激情和想象全都在科学研究中变成了不断创新的灵感和行动。
还在大学三年级时，程开甲就完成了高水平的数学论文《黎曼定理与保角变换》；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从理论上发现了存在205个质子的新粒子；在爱丁堡大学，他与导师M.Born共同提出了超导电性的双带理论模型；90年代，他开始了材料的力学、电学等性能的微观电子理论研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凝聚态电子理论，被同行称为TFDC程氏电子理论。
对于程开甲来说，他最为之自豪的成就还是写在罗布泊写在核试验秘密历程中的那些大文章。他说：“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到那样一段波澜壮阔的事业之中。这种自豪，至今激励我还要于下去。为了祖国的强大，我们愿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价值。”
我国1964年的首次核试验原计划釆用空爆，程开甲反复研究、论证，根据我国发展核武器的实际需要，突破了原有的框框，提出了百米高塔的爆炸方式；随后又采纳了科研人员讨论提出的有线控制方案，敷设了电缆进行遥测、遥控，改变了原来的无线控制方案。
在进行氢弹原理试验时，程开甲考虑到爆炸威力较大，提出在塔基50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以减少卷入火球的尘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最初进行空爆试验时，投弹飞机都是由西向东飞；在进行氢弹试验时，程开甲根据物理分析，提出改变飞机飞行方向的投弹方案,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
为实现近区物理测量、保证试验安全和保密，程开甲主张采用地面爆炸或地下爆炸方式进行试验。早在刚开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时，他就组织人力研究，理论上反复论证，为地下核试验做技术上的准备。在他的坚持和积极推动下，克服各种阻力，领导作出向地下试验方式转变的决定，并使测试获得完全成功，为实现武器设计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武器本身的性能研究，他又提出采用竖井方式进行试验，实践证明了这种试验方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程开甲是一位勇于创新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作风严谨、以身作则的领导者。对核试验准备过程的每一个疑点、每一个问题从不放过，做到所有发现的问题决不带上场。在首次核试验前的一次化爆模拟试验中，张爱萍将军在控制现场看到一个仪表的指针在倒计时过程中发生小小的晃动，马上就抓住不放，追查原因，发现问题出是在一个虚焊的焊点上。程开甲主动为此做了自我批评。为确保首次核试验万无一失，他除了和科技人员一起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多次“冷”试验外，又提出在正式试验之前再做一次化爆模拟测试试验，对三百公斤炸药爆炸进行了全过程测试，检验了测试准备工作，不放过任何一点细小的隐患，保证了首次核试验的测试工作没出半点差错。
作为核试验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始终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勇于负责。第一次核试验前夕，一条条电缆沟从原子弹爆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程开甲提出：向所有电缆沟垫细沙。这需要拉几百辆汽车沙子，是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没有必要这样干，程开甲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张蕴钰司令员里，张司令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在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时，程开甲提出采用前封后堵的技术方案，确保试验安全。有人反对，程开甲依然坚持，寸步不让。程开甲说，周总理说过安全问题程开甲负责，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我也要负责，我要向周总理负责。
程开甲设计的全屏闭槽的测试手段遭到过许多人的反对，包括当时的一位司令员。有人劝程开甲：“人家是司令员，你不要和他争了，出了问题他负责。”程开甲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你讲不讲科学。这些数据是在实践中计算出来的，是科学的。要保证安全，就得按数据要求进行回填。”结果，还是按程开甲的意见办了。程开甲在科研工作中注重实践，尊重事实，经常深人第一线，想方设法获取感性认识。在重大试验的关键时刻，他又是一位奋不顾身的勇士。首次核试验前，为了认识地下核爆炸能产生多大的力学效应，他曾与董寿莘教授等到一个铜矿作试验，几百吨炸药放在个山洞里。爆炸时，他们就在对面的山头上经受爆炸产生的振动，体验岩石冲击波产生的真实的感受。
选择地下平洞核试验场，程开甲多次和地质人员爬上数百米高的山头，分析核试验区的地质情况。山上全是风化的碎石。有一次，他一脚踏在滚动的风化石上，摔了个大跟头，险些掉进山崖。他仍然坚持深入现场，终于和地质研究人员一起选定了理想的试验场区。
为了解地下核试验过程的发展、爆炸产物与岩融体的分布、泄漏和安全等等问题，在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程开甲和朱光亚钻进刚刚开挖的小洞口，沿着有塌方危险的长长的坑道，进入零后的爆心点进行实地考察，取得了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
著名科学家光亚在写给核试验基地的信中说：“如果没有你们的艰苦奋斗、坚持攻关和卓有成效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很难没想这些年来我们能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天上到地下、从平洞到坚井……等等的发展计划。”
核试验事业是集体的事业，罗布泊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著千百万人的奋斗和创造，罗布泊的每一次成功都饱含着程开甲院士的心血和智慧。
1996年我國宣布暂停核试验后，与程开甲相知很深、感情深的张蕴钰老司令特意给他写了一首诗：
在人生和事业上都无悔无愧的程开甲，却有自己深深的遗憾：还没有学会说普通话，没完成周总理交给的这个任务。
从1956年初夏参加讨论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纲要他同周总理第一次握手，程开甲多次见到周总理。一次在北京汇报氢弹空投试验的安全问题，周总理间飞机安全是否有把握，当时的空军副司令很有信心地指着程开甲说：“是他算的”。总理用询问目光看着程开甲，程开甲有信心地表示：安全是完全可靠的。周总理问得很细致，程开甲对答如流：从多大当量、多少探头、测多少数据，到多大风速、有无危害等等，他都如数家珍，汇报得清二楚。汇报快结束时，周总理问了一句：“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年龄?”程开甲却突然愣住了，居然很长时间没有回答出周总理的提问。周总理笑笑把话差开：程开甲同志，你要学说普通话，这样能使更多的人听懂你的发言。
在天山深处的交谈中，讲起这段往事，程开甲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难过地说：“周总理生前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周总理让我学说普通话的任务还没完成。”
一个人在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之后，还常常为祖国、为母亲、为自己尊敬的人流泪，他的内心一定很纯净、很丰富、很幸福、很年轻。
2014年1月10日，作为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96岁高龄的程开甲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
2017年7月28日上午10点，中央军委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程开甲说：我是代表马兰基地来领奖的。2017年9月，他满怀深情地写下六个大字：马兰精神万岁！
2018年11月17日12时8分，程开甲逝世。
7月30日，部分马兰二代子女自发自费从西安、郑州、济南、南京、天津等地聚到北京，祝贺程院士伯伯百岁诞辰，表达对创业前辈的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