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这话不难懂，但要真正达到感同身受的境界也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人，特别是发展到文明阶段的人，其对世界的认知及和世界的互动总是要借助各种工具，工具有外在物理性的和内在心理性之分。心理性工具中最基本的就是概念。概念是事物的“抽象”，这种“抽象”从积极角度说，是对对象本质的概括;从消极角度说，则是对对象的标签化。概念是思维的工具，思维利用概念提高效率，首先是认识效率，相应的还有认识指导下的实践的效率。但思维在利用概念的过程中，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概念控制，这意味着利用概念思维的人很难再有机会面对事物的本来面目，他看到的只是关于事物的概念，是经过扁平化处理之后贴上的标签。“抽象”被认为概括了事物的本质，但“本质”到底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由事物自身决定，不如说由进行“抽象”的人的主观需要决定。对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农民来说，梨子的本质就是梨子的使用价值，就是甘甜多汁皮薄等感受性意象;而对习惯于将所有物品都看作交易标的的商人来说，梨子重要的是其使用价值背后抽象的交换价值。一枚梨子和一块与它具有同等交换价值的土豆，在商人眼里就都只是某个货币符号，譬如一块钱人民币。

　　黑格尔曾在消极意义上解说“抽象思维”概念，这种思维也有时被称作“形而上学”。“抽象思维”随现代工业文明的发达而加速扩张，但其对主体内在丰富性的消解却导致日益严重的问题。就主体自身状况来说，它将导致精神的日益狭隘和浅薄;就对象反应来说，它容易招致来自不同方向的抵触和敌意。美育的目的就是要克服思维的“抽象”性，恢复有关对象存在的具体丰富性的感受和理解能力。

　　美育主要通过艺术教育进行。艺术意味着虚拟化的表现世界。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倾向于透过各种标签把握对象，以此作为是非取舍判断的依据。在艺术的虚拟情境中，这样的把握模式则被搁置。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描述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按照身份界定的惯例，他就是个“谋财害命的杀人犯”。在实践领域，当我们考虑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时，这些身份标签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但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这些标签就变得无关紧要。阅读态度不会因为主人公身份的不同而发生明显变化，不会因为是关于法官的故事就以格外严谨敬畏的态度阅读，是关于小偷的故事就以特别轻忽蔑视的态度阅读。就“拉斯科尔尼科夫”言之，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细腻、生动的细节描述和心理分析，在对这个人物的经历、境遇、性格等取得了切实充分的把握之后，我们会意识到，任何身份标签，相对于其独特的生命世界，都过于简单化。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根据标签理解一个人，而是反过来，通过理解一个人而革新对相应标签的认知。受教育者内在个性的丰富和提升，就是在探寻感受对象世界的具体性、独特性的过程中实现的。没有内在个性的丰富和提升，所谓生命活力和创新性便无法获得真正的支撑。

　　二

　　美育就其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组成部分言之，主要通过艺术教育进行，而就其最后需要落实到受教育者个性全面发展这个目标上言之，则有赖于总体社会环境的提升。美育作为特殊思维方式的启迪意义，并不只对学校教育工作有效，与社会文化发展所有领域的工作都有关系。“抽象思维”是与“辩证法”相对的。“辩证法”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现实生活中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从认识根源上，都是由于偏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原则、不同程度地陷入“抽象思维”。美育所代表的个性化观看和理解方式，对于消解这种“抽象思维”具有特别强的针对性。以城市建设工作为例，很多地方为了发展旅游，开发了名目不同的“仿古”性街区，就最终成效看，几乎没有能够达到类似鼓浪屿、丽江古城那种层级的。从美育的视角分析，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者街区的发展一直依托于原住民结构渐进式展开，原有街区的文化生态系统，包括房屋结构和人口结构，都得到了保护性延续。尽管人口构成仍会发生变化，但新的外来者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更容易被原有系统消化，从而接受并认同原住民文化传统。房屋的修葺、翻新，也只是在原有框架体系支配下进行细节性功能完善，对街区风貌不构成冲击。而在时下众多仿古性建筑中，基于抽象化理解，拆和建都系于市场意志和商业逻辑，那些在岁月长河中逐渐积聚起来的错落有致的街区风貌，被简单地做了格式化处理。因此，无论就欣赏价值还是人性陶冶功能来说，这些人造街区都无法与鼓浪屿、丽江古城那样文化积淀深厚的原生性街区相提并论。城市建设不单纯是硬件设施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造就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环境问题。立足这样的视野，我们或许可以说，作为特殊思维方式的美育，对于我们一般性社会发展理念的提升是有特殊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的。

　　(作者：韩德民，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