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文艺丛刊《朝霞》、《金钟长鸣》

《人民日报》1973-11-17第3版

　　《朝霞》和《金钟长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文艺丛刊。两个集子的共同特点是：积极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崭新斗争生活，努力塑造在革命的疾风骤雨中显出英雄本色和不断成长着的革命的老一代人或新一代人的典型形象。无论是热气腾腾的造船厂，还是连续跃进的钢铁战线;无论是稻浪滚滚的江南农场，还是鱼蟹丰收的沿海渔村;也无论是不断前进、永远前进的解放军连队，还是严守祖国门户、劈涛斩浪守海防的人民海军，一片火热、兴旺的景象，反映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胜利。

　　《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第一课》和《前进，进!》是正面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是一种勇敢的可贵的实践，是值得大加提倡和鼓励的。《初春的早晨》取材于震撼全国的一月革命风暴，描写在这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伟大斗争前夜里，革命派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指航灯，破迷雾，顶逆流，同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诡计作斗争的故事。《金钟长鸣》则反映了一月革命风暴以后，基层已普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在斗争中涌现的新干部同革命的老干部一道，并肩战斗，不断粉碎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斗争历程。《第一课》歌颂了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创举，描写了一支工宣队进驻某大学的第一天的斗争生活。《前进，进!》写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清理阶级队伍的故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进行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场规模浩大、内容深刻的伟大革命风暴。在这场斗争中，刘少奇、林彪伙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虽然进行了千方百计的破坏和阻挠，但是，运动在健康地向前发展。革命的优势和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手中。这几篇作品，较好地从这个或那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本质和主流，讴歌了革命人民在斗争中焕发出来的那种大气磅礴、摧枯拉朽和一往无前的彻底革命精神，集中刻画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典型形象。描写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不仅需要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能够俯瞰全局，抓住本质，而且需要严格地掌握无产阶级的政策界线，妥当地处理各阶级、阶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和《前进，进!》是写得比较好的，在这方面的处理比较准确。

　　前一个时期，我们听到过一种议论，说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敌人遭到了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也受到猛烈的扫荡，因此反映文化大革命以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再强调表现阶级斗争了，而应当去写什么“满台红，红一片”，“人人好，步步高”。这显然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一种“无冲突论”的主张。丛刊中的《红色下伸店》和《踏着晨光》、《孟新英》等作品的作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批判了这种论调，表现了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生活。前一篇以敌我矛盾为主线，描写了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继续同暗藏的阶级敌人所进行的斗争;后两篇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线，表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正在展开一场更加深刻、更加复杂的斗争。

　　《踏着晨光》所提出的问题，是颇有典型意义的。推了几十年粪车的老清洁工于春兴，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掌了权，担任了区革委会常委。但是，夺权胜利绝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一场新的斗争的开始，一切公开的或暗藏的敌人还在伺机窥探，以求一逞，几千年的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的思想、习惯势力还要通过各种渠道侵蚀我们。这就需要革命者在新形势下，保持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于春兴是在处理自己儿子于小强的毕业分配问题上，嗅出了这种火药味的。旧社会在十里洋场做掮客、新社会当上了百货商店采购员的张利风，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张敏当清洁工，甜言蜜语地阻挠小强去清洁管理站报到，同时又给于春兴送来了工作需用的手表，拉拢关系。接着，还动员小强的大姨妈上门劝说，请求主管毕业生分配的于春兴笔下“拨一拨”，改变张敏和小强的分配单位。这一切，都是在某种掩护下进行的。反对孩子们做清洁工，据说是为了“为祖国多作贡献”，送手表也可以解释成推销新产品，因为是照价收钱。于春兴却是从小强用香皂反复擦手的动作中察觉出儿子的“思想有点变”;从走后门卖手表的问题上，看出了张利风是想用这种办法同无产阶级“做交易”。他清醒地认识到，利用职权“拨一拨”，非同小可，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涉及到自己手中的“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派什么用场的”。于是，于春兴主动出击，教育了小强，说服了大姨妈，争取了张敏，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了张利风。当他亲自带着儿子，在晨光中推起粪车，走过千家百户，为人民而辛勤劳动的时候，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年人说得好：“我退休了这么多年，新鲜事是越看越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培养的这些新干部，又是‘官’，又是老百姓。让他们掌权，真放心，这扇后门真是关得牢!”这不也道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吗?这是一曲真正的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的颂歌，一曲文化大革命的颂歌。

　　丛刊中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大部分选择了工农兵中的优秀青年为主人公。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的青年人最富于政治敏感，更肯于接受新鲜事物，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也往往表现得最深刻、最明显。

　　《朝霞》中的叶美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从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毕业分配时，她改名叶红，志愿到农场当了农业工人。当她看到来农场招工的同志过分夸大教师工作的重要性时，手指自己担泥挑粪的扁担自豪地说：“难道这扁担上挑的就不是祖国的未来、时代的重任，就不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吗?”在革命长辈的辛勤培育下，在这个年轻姑娘的心中，“理想”早已不是“职业”的同义语，她认为：“在我们国家里，三百六十行，你能说哪一行是不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只是继承某一项具体的职业”，而是要继承南泥湾时代的“那个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叶红的成长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

　　《特别观众》中的季长春和《金钟长鸣》中的乔巧姑，是另一种类型的年轻人。季长春是从部队复员的青年工人，具有着一种人民战士所特有的进取性格。“无论革命的浪涛把他推到哪里，他都知道怎样寻找自己的哨位，怎样寻找进攻的目标”。他把试制高传真调音控制桌的任务，看成是“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战斗”。这种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正是他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和永无止境的进取精神的源泉。巧姑是一位纯朴、憨直的农村姑娘。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使她从普通的货运员锻炼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车站革委会主任。她带头造反，贴了炮轰原站长丁宝康的大字报，当丁宝康有所觉悟的时候，她又象女儿似的为他端茶送饭，热情支持他站起来继续革命。在有关革命大局的各种场合，巧姑旗帜鲜明，敢做敢为，俨然是一个负责人;但当某些私心重的人奉称她注意“官衔”、要“干点名堂出来”的时候，她却又开朗地大笑起来：“什么‘主任’，什么‘名堂’，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对方提醒她注意“身份”，巧姑严肃地说：“什么‘身份’呢?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工人呗!不过，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新入党的共产党员，应当把大家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这是一种水晶石似的性格，是一种崭新的典型，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千百万象巧姑这样的一代新人。

　　打开《朝霞》和《金钟长鸣》，一股时代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醒人耳目，令人振奋。我们祝贺这两本丛刊在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尤其是正面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这类好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