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对于毛泽民来说，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而且，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来到“十里洋场”这个纷繁世界。革命角色发生了转换，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是从党的基层组织到中央机关来工作。

　　在毛泽民刚刚接手《向导》周刊总发行的时候，印数仅仅3000份，实际发行量只有1000多份。经费非常紧张。他接收的全部资金，总共才有72元3角8厘钱。那时，《向导》周刊每月都要在《申报》等报刊上登广告，广告费就需要72元钱的。除了中央拨给的60元钱的广告费以外，其余的费用都需要毛泽民他们自己去筹措。所以筹措资金对于毛泽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在警察、特务满处乱窜，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无孔不入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为了保证党的出版发行机构的绝对安全，毛泽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即使对上海书店这个公开机构，也不敢丝毫懈怠。

　　为了顺利开展革命工作，他脱掉了粗布短袄，换上长衫马褂，时而也西装革履，俨然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他出入报馆、书店、发行所。他潇洒大度、侃侃而谈，凭着特有的执著和一往无前的开创精神，虚心请教，不断摸索印刷发行的经验，掌握其中的规律。由于多方面努力，时间不长，他就结识了许多业内外朋友。

　　中央发行部的机关就设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上海书店是中央出版部的公开发行机构，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的印刷及发行。当时人手很少，发行部只有几个人，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个人。可以说，毛泽民将行政、党务、后勤、财务一肩挑，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发行部和印刷厂的规章制度。为方便读者购书，扩大书刊的销售量，毛泽民先后在上海的沪西、沪东和闸北建起了多个分销处，同时，他在整顿原有印刷厂的基础上，又在培德里建起一个秘密的印刷发行机构。为了加强地下印刷厂的骨干力量，毛泽民便给韶山党组织写信，要求选派一批优秀的党团员来上海工作。韶山党组织根据他的意见，立即派人前往上海。

　　安排好上海的工作，毛泽民又奔波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书刊分销处，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发展到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甚至波及乡村和香港、巴黎、柏林等地。

　　发行部承担的各种书刊销量剧增，仅《向导》周刊一期在全国就发行了8万多份，《共产主义的ABC》一书半年之内在全国销售3万余本。到1926年底，毛泽民负责发行部工作一年时间，到内部结算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已经赚了一万五千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