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党中央再次紧急调派毛泽民回到上海，负责恢复中央出版部的工作。此时的他两手空空，在白色恐怖之中奋力重建党的出版发行事业。

　　在毛泽民1939年撰写的《个人简历》中，真实记录了一段发生在上海地下斗争的经历：

　　1929年夏季，一所有两年历史的秘密大印厂，被英租界“包打听”所探悉，有二十几个“包打听”闯入，正值自己在厂指挥工作，即被加上了脚手镣。

　　在这两年中，已有过不少的印刷和发行机关被破坏，大批同志被捕入狱。

　　因此，为了尽忠于党的工作及整个革命事业，在无可避免的牺牲是随时准备着的，是愿为党流最后一滴血的。

　　毛泽民外孙曹耘山讲到这段历史时说：“当时这些‘包打听’知道毛泽民是老板，就把他秘密地押到了旁边的一个旅馆里，想敲他的竹杠，要他拿出1万块钱的赎金，把他赎走，实际上是绑票。当时呢，领导上海地下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也知道了这个情况，也答应可以拿出5000块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民这个时候考虑的是，既不能让中央花太多的宝贵经费，又要用最安全妥善的办法让被捕的工人尽快脱身。

　　毛泽民当时很镇定地跟他们说：‘我现在是来这里办事情的，我身上没有带这么多钱。’他把身上带的几百块钱掏出来说：‘我现在只有这么多钱，你们先拿走。然后我把这个厂子卖掉，卖掉的钱，我给你们。反正厂子在这里也跑不了。’那些‘包打听’就同意了这个方法，把十几个工人放了，把这个厂给封掉了。毛泽民就贴出告示要卖这个工厂，答应说卖了工厂。然后把这些机器设备以卖的方式，就把它们转移走了。”

　　原来，毛泽民把印刷所的设备全都“卖”给了自己。打过包的机器在上海停留了几个月，转移了几个地方，最终被装上轮船运往天津。

　　这时，已经是1929年冬天。钱希均的哥哥钱之光先期来到天津，在广东道(今唐山道)47号买下一栋两层楼房，请人把上海运来的印刷设备安装起来。毛泽民和钱希均一到天津，就在楼门口大大方方地挂上“华新印刷公司”的招牌。鞭炮一放，楼里的机器就转动起来。这时，毛泽民化名周韵华，公开身份是华新印刷公司经理。

　　这年春天，钱之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在上海织绸业最集中鸭绿江路开办了一家前店后场的丝绸作坊，一方面为党积累经费，同时也是党的一处秘密联络站。周恩来还指示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党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与毛泽民和钱之光一起进行统筹安排，做好掩护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工作。

　　华新印刷公司的干部和工人都是毛泽民从上海带来的，是一班精干人马。经过与国民党反动派几年的较量，大家的斗争经验更加丰富。为了迷惑敌人，公司的一层对外营业，承接的业务五花八门，什么信纸、信封，卡片、表格，发票、税票，请柬、喜帖，还有戏院的演出广告，糖果包装纸等等，尽是些零活儿，生意不紧不慢，但细水长流。二楼则是印刷党的报刊和读物的重地，任务相当繁忙，不仅继续排印《布尔塞维克》、《中国青年》、《红旗》、《北方红旗》、《共产主义的ABC》等书刊，还要排印党的文件和通电。在一层营业室的柜台下，装有电铃开关，只要外边有可疑的人进来，营业员一踩开关，楼上的电铃就会轻轻地响起来。排字、印刷和装订的人员就立刻做好掩护工作，以应付突然发生的情况。

　　毛泽民还在他们夫妇居住的英租界小白楼附近的福安里，设立了一处党的秘密机关。钱希均仍然是党的地下交通，负责传送稿件、清样、文件的工作。

　　为了加强骨干力量，在撤出上海之前，毛泽民派专人去韶山，将堂侄毛远耀、毛特夫带到上海学习印刷。在毛泽民的帮助和教育下，毛远耀和毛特夫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以后，毛泽民辗转在天津和上海之间，出生入死，创建并扩大党的地下出版发行工作。

　　直到1931年4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毛泽民不得不离开从事了6年之久的地下出版战线。

　　这是一个跌宕起伏的非常年代：从1925年底至1931年春，先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之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白区斗争也随之转入地下，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幻，毛泽民始终凭着对党的忠诚，勇敢地撑起出版发行工作的一片光彩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