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一再失利，财政经济的状况愈加严峻，苏区发行的货币流通信誉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苏区内外的敌对势力也趁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从而使事态更加恶化。

　　眼见着国家银行纸币不断地贬值，毛泽民心急如焚。为此，他亲自赶往前线筹集物资，通知前线部队，把缴获和没收的日用品、食盐、布匹运回苏区合作社，还特别请外贸总局紧急组织货源送到瑞金来。

　　回到瑞金后，毛泽民立刻指示贴出公告，让金库拿出银元，按1：1的比价，公开兑换苏区纸币。告示贴出后，苏区百姓抢兑现洋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

　　银行的工作人员很担心，几次向毛泽民提出：“毛行长，咱们的现洋快没了!”

　　毛泽民果断地说：“现在群众兑换势头正高，不能停换!”

　　银行工作人员又说：“要是现洋没了，银行就要倒闭，咱们苏区的金融安全可怎么保证?”

　　毛泽民异常冷静地告诉大家：“换出现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

　　3天后，苏区外贸总局运来大批百货，苏区的各消费合作社开始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

　　此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说：合作社只收苏区纸币，不收现洋。苏区百姓又纷纷争兑纸币，购买急需的生活用品，一些暂时没有购物愿望的老百姓也纷纷赶来兑换苏区纸币。

　　结果，中央苏区的金融秩序得到稳定，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信誉得到了提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长邓子恢十分钦佩毛泽民的理财能力，他曾感慨地说：“1933年4月，毛主席要我当财政部长，泽民当国家银行行长。他搞银行工作搞得很好，很出色。他到苏区以后，根据主席统一财政的指示，把货币统一起来，市场货币流通一律用国家银行券和铜板，国民党的货币一律不准用，打土豪缴的款和政府收的税一律交银行存，由银行开给收据……银行的钱不能随便用，须经财政部批准。这样一来，货币金融统一了，财政也就随之统一。我1932年10月到瑞金，一两个月以后，即到年底，苏区财政就统一了。这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毛泽民身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的行长，同时也是苏区经济委员会委员，管钱管物的权限非常大，但毛泽民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

　　有时候，他的弟弟毛泽覃和他的哥哥毛泽东来访或者视察工作，他从不用公款进行接待。有的同志看到这种场景以后就对他说：毛行长，革命同志加兄弟，动用公家几个小钱接待一下也无可非议，更何况你哥哥毛泽东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席呢?毛泽民听了以后，就笑呵呵地说：“公私分明本是共产党人的品德。”

　　自从毛泽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和金钱打交道，但他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从1921年参加革命到1934年的13年间，毛泽民的人生轨迹完成了“从一个农夫到一个红色国家的银行行长”的蜕变。首先是他的革命信仰和他早期在农村中一种经济工作的积累、经营，再加上在革命年代在共产党从小到大这个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中，需要有人对经济工作进行开拓，而毛泽民恰恰是在开拓经济工作这个道路上走在前面的人。

　　当历史之河穿越1934年峡谷的时候，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最终不得不被迫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从此踏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征程。

　　毛泽民是在突围前5天才得知这个消息的。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15大队，毛泽民担任这个大队的政委。他们把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全部家当挑在肩上，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凶险和艰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