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前的今天，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座谈会，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约120余人，会议由凯丰主持。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了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回答如何为群众时，提出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原则。他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根据地的作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普遍受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思想教育，他们积极深入工农兵,表现工农兵，创作题材发生很大变化。不少评论文章，如杨思仲(陈涌)的《对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冯牧的《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默涵的《关于描写工农》等，强调了表现工农兵的意义。

　　作家们也自觉地把描写工农兵的生活斗争作为自己的使命。民族的、阶级的斗争和劳动生产成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题材，工农兵在文学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作为封建农村的基本矛盾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得到较充分的表现。如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等)、《赤叶河》(阮章竞)、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等，都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经济上的严重剥削和政治上的残酷迫害。

　　不少作品表现农村妇女的更为深重的灾难，以及她们翻身的经历，如传记小说《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长篇叙事诗《漳河水》(阮章竞)。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地主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如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成为引人瞩目的题材，出现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赵树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等。

        一些作品则表现人民翻身后为摆脱贫困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斗争，如描写农村集体生产劳动的长篇小说《种谷记》(柳青);描写工业战线恢复生产的中篇小说《原动力》(草明)等。解放后农村进行了社会改革，表现农民内部为改变旧观念、旧风习而斗争的，如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我的两家房东》(康濯)等。

　　作为中国革命重要特点的武装斗争成为文学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描写农民武装斗争的有短篇小说《荷花淀》(孙犁)、章回体长篇《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等。描写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有短篇小说《政治委员》(刘白羽)、话剧《李国瑞》(杜烽)、《战斗里成长》(胡可)等。

　　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陈波儿)表现了军队高级领导层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时的作品一般都具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在塑造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军人形象,以及其他人物形象上,较之过去也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农民在新历史时期心灵变迁的生动过程，成为许多作品中最为深刻的部分。

　　一些作品集中表现了一代新农民的成长，既有描写在对敌斗争的血火洗炼中成长的英雄，如歌剧《刘胡兰》(魏风等)；也有描写在日常工作中焕发出高度的积极性和才干的，如长篇小说《高干大》(欧阳山)。为迅速反映工农兵的生活斗争，追逐革命进展的步伐，报告文学有了极大发展，产生了《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周而复)、《英雄的十月》(华山)、《光明照耀着沈阳》(刘白羽)等作品。拥有广大观众的一些旧艺术形式得到改造，用以表现新生活，出现了曲艺《刘巧团圆》(韩启祥)、新秦腔《血泪仇》(马健翎)等。《王贵与李香香》）周令钊）；著名的《东方红》、《南泥湾》等，均是此时期的优秀作品。此时期的标志性作品，至今几乎无人能超越。

        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的重大成就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郭沫若)。这些成就证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新文学的重大推进作用。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但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家、文学家、人民领袖，还是个伟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