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中国风”绽放浪漫主义之花（18世纪）→花开五瓣（荷马、莎剧、莪相、哥特和“英诗辑古”）→百花盛开（19世纪），包括“五伪”如下：

　　1.伪哥特——好比野百合花。在1760年代，英国贵族沃波尔（Horace Walpole）基于他所精通的汉学，伪造了第一个“哥特式”〔哥特建筑（草莓山庄）和哥特小说（《奥特兰托城堡》）〕；到19世纪，随着兼收并蓄泛亚元素，它作为独特的“中世纪遗产”，在欧风美雨中展示的一道风景。

　　2.伪但丁——好比假莲花。《神曲》原是几乎被淘汰的低俗的传说故事，只因沾光于“哥特”（本土复兴），有幸在19世纪初被“翻译”而翻新——注入佛学，耸入云霄。其变废为宝的因缘是：中国佛学→斯威登堡神秘学〔斯威登堡《天堂与地狱》→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结婚》〕→经典版《神曲》。

　　3.伪希腊——好比罂粟花。许多浪漫诗人都吸鸦片，通过麻醉与亢奋，把东方神秘变幻成“希腊神话”〔诗人济慈被称为“神话制造者”（Greek mythmaker）〕；他们写下了成百上千的希腊长诗，其中有雪莱的名句：“ 我们全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

　　4.伪史诗——好比假茶花（茶花象征一个国家的形象、民族的气质与精神）。在1760年代，苏格兰人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受古汉语的启发，虚构了凯尔特人史诗《莪相》（奥西恩）；到19世纪，几乎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按照“莪相模式”，伪造了本民族的“史诗”。换句话说，所有的西方国家的史诗都是假的。

　　5.伪民俗——好比假石榴花。同样是在《莪相》所掀起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狂热中，一些国家的学者杜撰了“自古相传的童话故事”，诸如《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所谓的“古希腊”《伊索寓言》最早是在17世纪前期，由耶稣会士在中国就地取材伪造的，而到浪漫主义时期则被重写。

　　借喻唐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大家只看到西方文学的“万条垂柳、百花盛开”，而不知道它的种子和根脉则都是中国的，只不过在西方的土地上长成“碧玉高树、奇妙园林”而已。那裁剪景致的“二月春风”不就是“中国风”吗——“百花含蓓东风里”！西方文学的繁荣只是中西之“因缘、因果”之短暂机遇，故曰：“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这里只讨论“西方文学的开端”。

图 “中国风”（Chinoiserie）里生长的西方文学。

（上）汉字密码与西学基因

（一）中西文字

　　直到15世纪左右，西方依靠四大发明（印刷与纸）锁定、规定其发音符号（字母）才产生文字，却因语音和语义的狭隘与散乱，造成了普遍误解，加剧宗教战争。相比之下，汉字乃富含审美与哲理，具有“表述的合法性”（representational legitimacy）；不仅如此，马若瑟（Joseph Prémare, 1666—1736年）说：“汉语对其他所有语言都具有唯一的合法性。”它尤其是现代西方诸文字具有“合法性”的基础（西方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大卫·波特诠释道：

　　（17世纪欧洲）社会改革家、通用语言的设计者和语言学家们，都是从这种不可捉摸的外国文字（汉字）材料中，寻找合法性陈述的可能性之依托。不管它是不是被信赖为人类的原初语言（文字）或神圣启示的密码，也不管它是不是被信赖为体现一个完美的哲学系统或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但当务之急的是，中国书写文字服务于这个严酷的时代（指17世纪欧洲混战），从而作为一种语言权力救赎的象征，示范知识交流形式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字是可靠的、普遍有效的……。汉字为西方提供了有用的概念框架。

　　中国古代智慧主张万物众生乃一体共通、和谐感应，其与汉语及汉字的关系是：

　　1.抽象思维：“道”→表意→哲理（表意的语言文字）；

　　2.形象思维：“雅”→写意→审美（写意的语言文字）。

　　这就为什么毕加索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古代中国才有真正的艺术（应该指“原艺术”）！……，而白种人则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

　　伏尔泰说：“远东是所有艺术的摇篮，西方从那里获得一切。”18世纪中叶，“中国工艺和哲学强烈影响了法国的审美与生活方式”。

　　在汉语（汉字）及其之外，不存在知识。白晋告诉莱布尼茨：书面汉语是“所有知识的真正的钥匙”。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指出：在现代早期的西方，“任何人能够发现解码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方法，他就可能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他就可能获得全部的人类知识图像的钥匙。”

　　这样，我们便可得出如此判断，即西方无法原创或自生文学及“西学”。事实上，西方是基于汉语文献与汉字概念伪造“古典”和塑造“今文”（现代西学）的。

　　图解 文字的历史与原创 由于口音的恒变性，在用印刷术（锁定、规定声音符号）之前不存在“表音文字”。也就是说，西方文字是在四大发明西传以后才有的。

　　除此之外的是象形文字与表意文字。象形文字所表达的，仅是零星具象或臆想外物，而非复杂、变化、连续和系统的思想；它只是原始图符（部落或宗教），根本不胜任于文明。因此，所谓的“古埃及”（图A）和“巴比伦”（图B：楔形文字）都是伪造的。

　　象形文字升华至表意文字，从而超越生理层次（眼识→象形、耳识→表音），在“形而上”的、理念与思想的高度，表达人类的共通、共喻，这就是汉字（图C）。至于“图D”，它是荷兰及北欧的不成功的“古代表意文字”（也是虚构的）。

（二）汉学雅言

　　“雅言”在文学上指包含审美、哲理和知识的语言文字。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说：按照今天的观念“‘文学’指美文（belles-lettres），即小说之类，但这是18世纪欧洲的发明；从其词源来看，“文学”（literature）原来只是“书写”或“写字”的意思。因此，在前现代，欧洲文学的观念很少倾向于‘唯美主义’（Aestheticism）……。”

　　所谓的“文艺复兴”应该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虚构。根据西文词源词典（Etymology Dictionary），这些词的首出时间：

　　“文艺复兴”（Renaissance）：1840年；

　　“文学”（Literature）：15世纪初（仅指写字、写信，到1779年才有“作家创作”的意思）；

　　“审美”（Aesthetic）：18世纪中（aestheticism-唯美主义：1855年）。

　　这就是说，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不存在“文艺复兴”的说法与概念，更不存在审美品质的真正文学。

　　英国著名学者、兼任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教授的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年），“轻蔑和嘲笑‘文艺复兴’这个词”。他宣称：“我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人们普遍认为的‘文艺复兴’，实际上从未存在过。”他还说：“利用‘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来‘复兴希腊’和使拉丁语‘古典化’（classicizing of Latin），这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让‘文艺复兴’承载额外的历史负担，它就不应该被使用。”〔引者按：刘易斯所说的“拉丁语的古典化”，指拉丁语原本只是中古后期与近代早期的宗教语言，却把它虚构成“古代文明”的语言〕。

　　图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是在1840年出现的，定义为“始于14世纪的欧洲古典艺术和知识的伟大复兴时期。”但实际上，这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想象与虚构（就像这幅19世纪画的内容）——东方文化与物质文化首次冲击欧洲所激起的浪潮，被严重的歪曲和夸大。

　　西方诸表音文字如何形成的？口音在时空上处于恒变状态，因而“表音”实际上是文字进化与大众沟通的反面；即使偶遇外来“助缘”——指印刷术锁定、规定表音符号（字母）——而产生文字，却徒增普遍误解（加剧宗教战争）。自从培根于17世纪初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好几代欧洲精英（主要是威尔金斯和莱布尼茨）按照汉语模式进行改革，从汉语（汉字）借取含义、借鉴定义，由此把西方文字从纯粹的表音符号变成了“知识符号”（哲学语言、科学语言和通用语言）。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是英语臻于成熟的标志，但它是“解码汉字”和“汉语思维”的产物，约翰逊本人尤其谙熟中国学（他写下大量有关中国的著述）。

　　整个的西方“古典、经典”（文学及西学）都是由这种带有“雅言”的新文字（西表中里），在17世纪晚期之后“变现”出来的；按照大卫·波特教授的说法，它们都是“汉字密码”的展开。芝加哥大学教授豪·索萨西说：“中国书写文字是有效思维的典范”，它“成为现代早期欧洲的完美写作模式”。

　　图解 表音文字≠书写文字？ 表音文字并非直接成为书写文字，尤其是，西方的表音文字在其初生期（15—17世纪）根本不能被用来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及知识 。纯粹的表音文字有三个致命混乱：

　　1.书写混乱——信手涂鸦，无法辨识，这须用印刷术与纸锁定、规定表音符号（字母）。

　　2.发音混乱——南腔北调，无法听懂，这须有民族国家及行政管理来“整齐划一”，而宗教纷争则乱上加乱。

　　3.语义混乱——鸡同鸭讲，无法理解，这是最难的。为什么？人们必须对宇宙天地及万物众生和它们的关联性，有着深刻体悟与感知，然后精当描述，精确词义。

　　对于西方来说，解决第一点（书写混乱）需要等到四大发明的西传。解决第二点（发音混乱）需要中国文化引导启蒙运动，完成转型（神的社会→人的社会），从而建立民族国家。解决第三点（语义混乱）何其难也！它来自哲学的源头。深刻体悟和感知“宇宙天地及万物众生和它们的关联性”，由此认定客观对象，再来“精当描述、精确词义”。对于它，世俗土话做不到，宗教神话更不行。

　　因此，西方不可能原创或自生真正的文字，亦不可能原创或自生文学、科学和哲学及知识。

　　除非西方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借取含义、借鉴定义），否则，它不可能正确地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也就不可能成为哲理性与通用性的文字。

（三）诗文媒介

　　汉语（汉字）是文学与哲学的唯一媒介。亦即，费诺罗萨和埃兹拉·庞德共识“汉字是诗的媒介”，莱布尼茨提出，汉语是“哲学语言的模式”。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克恩说：“汉语是西方话语的模式，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亦即，大卫·波特说：“中国书面文字的特性已经注入了现代欧洲的语言话语之中。”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语言学教授戴维·韦尔著《美国的东方性：从殖民时代到二十世纪的东方想象》，摘要如下：

　　哲学家皮埃尔·波微（1719—1786年）曾说：“如果该帝国的法律成为所有国家的法律，那么，中国便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幅迷人的〔引者按：哲学家罗素曾说：“如果全世界都采用中国的生活方式，全世界都幸福”〕。

　　同样，莱布尼茨在一封信中称道中国人作为自然宗教的实践者的崇高地位。他还说：“……有必要请中国派人来欧洲传授自然神学。”……

　　费诺罗萨（E. F. Fenollosa, 1853—1908年）很明显地考虑到，东方在世界文化兴起中的重要性。……他推测，……汉语将是世界上最理想的语言；汉语不只是诗歌的典范（汉字表达的清晰、精确和具体，这应该是所有语言追求的目标），而且汉语简直就是真理本身，所有的真理都必须用（表意）字句表达。

　　1913年底，正在研读《儒家四书》的艾兹拉·庞德，见到了费诺罗萨夫人（Mary Fenollosa），获得了费诺罗萨论汉字的手稿；由此，庞德对中国的兴趣达到高潮，这毕竟是他毕生所见到的最具开创性的著作。该书（《作为诗的媒介的汉字》）是庞德的先锋派所不可或缺的，它也证明了庞德的东方主义传统在新英格兰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爱默生所代表的。

　　乍一看，爱默生似乎远离庞德的现代主义的轨道；然而，这种相关性——在费诺罗萨论汉字的著述里充分显示——是真实的……。《作为诗的媒介的汉字》涵盖了爱默生的关于语言与诗歌的思想，它（最早）是由表意的汉字表达的。……被理解为表意的汉字，是文字与事物的联系更加具体化，透彻而完美，这正是爱默生所导向的诗歌语言的目标。

图 费诺罗萨的手稿，由艾兹拉·庞德编辑出版《作为诗的媒介的汉字》（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