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没有和国际接轨”，还在那里分析什么主观原因、客观原因。而在客观原因里却没有一句提到来自帝国主义的封锁，巴统协议，军事禁运、外交封锁等等今天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遭遇的公然的西方霸权的流氓行为。这怎么能算讲道理的讲故事方式呢?事实都是虚构的，道理怎么讲得天花乱坠，都是虚的假的丑的“恶”的。自娱自乐也就罢了，放在公共空间、公众视野里，就是对社会公义和历史书写的一种破坏和涂污。

　　曾几何时，我们有些有留学欧美的大学者，开始四处传播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洋教条，建立了西方(几个大国)=国际社会的公式，凡事都讲与国际(其实就是美欧)接轨，唯其马首是瞻、言听计从、东施效颦。近年来，我们的主流媒体反复强调“西方不等于国际社会”(《人民日报》(1999年09月10日第6版)，我们的外交工作者不断重申：

　　【“国际社会并不等同于西方社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良好形象是西方国家远远不能比拟的。”(出自驻丹麦大使冯铁接受丹麦电视二台政治评论员索伦·利伯特的专访)】

　　在新闻传播和外交战线干实事的人们都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

　　每一个有起码羞耻感的人都不会忘记，1999年贝尔格莱德时间5月7日(北京时间5月8日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悍然使用三枚精确制导炸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正在使馆中工作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朱颖不幸牺牲，同时炸伤数十人，使馆馆舍严重损毁。请注意，早在1991年7月1日(农历五月二十)，华沙公约组织就解散了，1991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二十)，苏联就解体了，1992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五)，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就彻底解体了，新生的“南联盟”作为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继续被残虐地肢解……

　　有一种言论，说毛主席没有与国际接轨，没有看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时代条件的变化，从那时起，已经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告别革命”的时代了，因而我们应该放弃“一边倒”，而把西方的洋大人请回来，而应该早三十年就“倒一边”，那样一来，我们可能早就跟谁谁谁一样富得“流油”了。这样的谎言和谰言，可能在东欧、南亚、西非、北“极”都有一帮子拿着“叨乐”的吹鼓手在鼓吹。谁信谁倒霉，这样的反面案例、悲惨事件，还少吗?还需要镜头回放吗?

　　毛主席为普天下劳苦大众殚精竭虑、奋斗一生的追求，从来没有变过;毛主席心怀宇宙、目及八方的阔达视野，从来没有变过。说老人家不开放、不包容，不与(你跪下去的那个藏污纳垢、口是心非、男盗女娼的)所谓“国际”接轨，恰恰证明了老人家的心和神始终和最广大亚非拉欧美日的劳苦大众、被欺侮者在一起。要说与“国际”接轨，老人家跟共产国际打交道几十年，腰杆子从没有塌下去过，有人要搞老子党和儿子党，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实则是主权共享、长臂管辖，老爷子当然不吃这一套，这样的“接轨”，毛主席和他的最广大的人民战友们，当然坚决不答应。

　　但是，老人家在国际反法西斯的正义行动中，不仅在国内抗日斗争中领导党和人民武装、人民战争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而且不断通过一篇篇力透纸背的雄文，在山沟沟里纵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纵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策略与方向，纵论人类正义事业必将胜利的诸多可能，这样的自信裕如、收放自如地与国际接轨，那才真是涨了国威、壮了志气。还有，通过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共产党人卓越的情报工作，通过“延安”作为具有世界正义力量之信心和勇气的源头和革命力量的输出地的建设，通过毛泽东思想对于前来学习投奔的包括东亚相关国家在内的各国青年反法西斯战士的哺育、培养、感化，起到了为今日之史学界大大低估的推动国际局势向着太阳的巨大转捩，这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从“一边倒”向“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然，是全球社会主义力量消长的形式使然。恰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同志客观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这段论述，很多动辄引用邓小平文选中的只言片语来“针对”毛主席的人们，却似乎有意地忽略了、“看不见”了。请注意，毛主席和他的无数战友们所看到的国际和世界，在这个地球村里的绝大多数，是亚非拉+欧美日，不过后者在长时段中是主动地站在我们对立面的。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和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逐渐走上“正常化”之旅，中国也同时在与真心实意的亚非拉“穷朋友”在同一个战壕里，一起面对着那个变动不居的然而却自信满满地回答着“到底谁怕谁”的这个世界。

　　思想的文化上的博采众长，“不问东西”却不去详细论述了。就从很多人关注的经济交往上看，过来人心里明镜儿似的，历史不能被割断。事实上，近年来诸多学者的研究充分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们建立起了新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个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取得的，开放发挥了关键作用”。(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其中涉及很多基本事实，可能有些情绪激动的“朋友”就是不去看或者不去承认，比如除了众所周知的五十年代中期之间，我们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的“156项工程”之外，1962年9月，从日本引进了第1套维尼龙设备;1963-1966年，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引进多项设备和技术，引进以中小型成套项目居多，惠及石油化工和其他化学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和提升、冶金工业的生产技术提高，以及半导体、原子能的发展。

　　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四三方案”，研究文章已经不少。但问题可能还是稍显大而化之。从时间线看，1972年2月6日，毛主席圈阅了周恩来二月五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送阅报告中说：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两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四亿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一年可生产化纤二十四万吨、化肥四百万吨(《毛泽东年谱》(第六卷)426页)。

　　1972年8月21日，毛主席圈阅了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年谱》445页)。报告提出拟联邦德国、日本引进1.7米轧机。此后，才有了、还有个“四三方案”。

　　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通称“四三方案”)。据《年谱》记载，“这个方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463页)。据考证，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刘炳峰：《毛泽东与鲜为人知的“四三方案”的制定实施》)

　　年谱紧接着记载说，1月初，毛主席“圈阅”周恩来一月一日报送的外交部、国家计委《关于同日本谈判建设中日海底电缆有关问题的报告》。“五月四日，中日海底电缆建设工程协议在北京签字”(464页)。

　　据考证，在“四三方案”的基础上，陆续追加了若干项目，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到1977年，实际对外签约成交达39.6亿美元。这批引进项目“几乎全部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生产中急需并有原料基础的薄弱环节，绝大多数为基础工业项目，生产技术也大都是当时世界较为先进的水平”。同时，“这一时期引进规模在我国同期经济建设中占有很大比重”，1975年和1976年，进口项目的投资分别占当年国家预算投资的14%和21%，“使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建设中的大型项目再一次以引进项目为中心铺开”(参见江小娟相关文章)。

　　另外，利用这些引进的设备，我国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实现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1.7米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参见刘炳峰先生文章)

　　与国际接轨，当然要像毛主席那样放眼世界。老人家临去世之前，要看的都是“三木武夫”的文献，老人家与国际接轨到了这种程度，还不够吗?还要怎样?正所谓“前后三十年，一条复兴路”。7年前这句通过认真扎实地“学习”得来的话，说得何等好啊。历史并非一次次“为了告别的聚会”。只有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的故事，才能真正摆脱评价标准中的“西方魅影”，进而真正找到自信。因为几件自己选择性记忆的童年“糗事”，就把自己的童年及其为自己付出了艰辛劳动和无限爱心的父母爷奶小伙伴们和陌生的劳苦大众的无私大爱都否定了?那样一来，所谓“成人”、成长，不就真的成了一个无根无据的纯童话了吗?而那些食洋不化的糊涂的国人，必须牢牢记得，“始终在他人的口水中度日，在他人的评点中过活。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又否定今天，一路否定下去，彻底虚无，只能自乱阵脚、自毁长城。这一点，苏共已有前车之鉴”(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前后三十年一条复兴路》，作者杨凯)。这些话，不是说给已加入外国国籍、宣誓誓死效忠“洋大爷”，靠着中国脸孔抓住一切机会向祖国母亲投冷箭、打冷枪的，已明言为人民中国之敌人的毒货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