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领导干部和中央委员时，王国藩本应有好的住房条件，但他什么也不要，一直住在西铺村自家的土屋里，有时还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其他群众一样记工分，一样到年底领取分给自己的粮食。

　　从北京东行约170公里，就进入了河北省遵化市境内。这里地处燕山南麓的低山丘陵区，东通辽沈，南邻津唐，西望京城，北倚长城，国道边上高高竖着“京东第一名城”的巨幅广告。这使很多人记起这里有著名的旅游景区清东陵。其实，这里还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农业战线上的两个红色村庄。它们以扶贫济困、团结互助而闻名，以勤俭经营、节约办事而被关注，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著称，这就是城东20公里的西铺村和沙石峪村。在遵化市政府网站上，它们被作为红色旅游景点进行推荐。这两个著名的红色村庄经历了从显赫到沉寂。

　　2013年春节期间我走进西铺村，只为寻觅当年的红色印记和那些不朽的精神。

　　毛泽东：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走进西铺村村委会，院子正中矗立的毛泽东挥动巨手的汉白玉雕像提醒我：这个小小村落，曾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树立了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的典范。1952年，王国藩把西铺村最穷的23户农民组织起来，联合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由于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作 “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他和党支部带领全社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社，改变了家乡世代贫困的面貌。“穷棒子社”成立后取得的成绩令人尊重，被毛泽东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和“共和国的功臣”，鼓舞中国人民战天斗地，奋发图强。1955年4月30日发表在《唐山农民报》上关于西铺村的《书记动手 全党办社》一文，在当年底被收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排在全书第一篇。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用很长的按语介绍了王国藩的“穷棒子社”勤俭办社的经验。他从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开始娓娓道来：“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

　　他由23户的百口人联想到6亿人口，由冀东这个小山村联想到全国，陡然将豪情壮志注入笔端：“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由此他提升到政治高度：“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笔锋一转，继续介绍王国藩领导的“穷棒子社”，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原则：“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毛泽东解释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随后，对这个全国闻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先进典型的发展，毛泽东长期予以关注。1956年8月6日，他在阅览河北省委上报的《王国藩社情况一直很好》材料后批示：“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取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

　　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吴冷西，要他们负责组织一次深入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信中提到了“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社”。调查组遵照毛泽东“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的指示，在遵化搞了八天调查。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后批示：“此件发给各人民公社参考。”毛泽东在随后的多次讲话和重要会议中，还常常援引“穷棒子社”的例子。

　　王国藩：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这位引起毛泽东格外关注的普通农民代表王国藩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毛泽东多次接见他?在“文革”中他还担任领导干部职务?其实，王国藩很普通，他就是河北省遵化本地人，1919年8月12日出生，2005年7月30日去世，享年86岁。

　　抗战时期，他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武装班长，办事员。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l0月的一天夜晚，一盏油灯下，西铺村2l户农民开会成立初级社。村干部王国藩被推选为合作社主任。全社23户，共有230亩地。此后，王国藩先后任初级社主任，西铺乡四个乡高级社主任，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社长。

　　1957年，王国藩被选为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1959年、1964年、1975年先后三次出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他的名字也随之响彻中华大地。他的先进事迹被选入了当年的小学课本，至今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仍有记载。有件事能够反映出他的性格。“大跃进”期间，遵化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曾经开会报产量。各公社领导竞相“放卫星”，产量越报越高。有个公社书记居然把白薯的产量报到亩产百万斤。王国藩参加了那次会议。会后，王国藩问那位书记：“你体重有多少斤哪?”那人一愣，说：“一百多斤。”王国藩说：“就你这么大个儿的白薯，一亩地能堆下一万个吗?”王国藩说罢扬长而去。

　　1961年3月20日，唐山市15000多名少先队员举行盛大集会，代表市区4万名少先队员，把他们用劳动换来的拖拉机“红领巾一号”赠送给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由“穷棒子社”衍变而来)。在赠献“红领巾一号”拖拉机的大会上，万名少先队员们高声朗诵：劳动换来拖拉机，披红戴绿多美丽，拖拉机呀拖拉机，你替红领巾表心意。在现场，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王国藩，站立在拖拉机旁，挥手向孩子们微笑致意。很多年后，鬓发斑白的少先队员们总会想起那个盛大的节日。“穷棒子社”当年的盛况，深烙在村里老人们的脑海里。

　　“文革”开始以后，王国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幻，担任了遵化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唐山“革委会”副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常委，遵化县委第一书记，唐山地委书记，河北省常委等职务。是第一届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四届代表，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从1957年至1970年，王国藩先后10次在北京被毛泽东接见，其中有8次握手，并先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访问过苏联、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1978年，他回到老家西铺村务农，1984年7月，担任遵化县水利局顾问)。

　　王国藩个人的生活却非常俭朴。他始终没有忘记和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农民形象。在担任领导干部和中央委员时，本应有好的住房条件，但他什么也不要，一直住在西铺村自家的土屋里，有时还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其他群众一样记工分，一样到年底领取分给自己的粮食。

　　1966年5月中旬，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陪同阿尔巴尼亚的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遵化参观。当他们一行来到西铺村王国藩的家中时，周恩来就坐在一条简单的木质长条凳上。他拉着王国藩的手，对他代表的遵化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1972年，周恩来再次来到西铺视察时，仍然坐的是这个长条凳。

　　1995年以前，王国藩家的房子一直是全村最破的，土坯墙的小瓦房，窗户是用报纸糊的，居室内只有两节木板柜子、一个长条凳和农村常见的土炕，柜子上放着一座年代久远的座钟。他家中的墙上挂着毛泽东对王国藩勤俭办社批示的复制件和王国藩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照片。直到1995年，房子实在破得住不成人了，家里才翻盖了房子，但王国藩的住室，摆设依然如故，直到2005年7月30日他逝世。王国藩生前清贫如洗，两袖清风，他时常教育后代，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为改变家乡的面貌做出贡献。

　　2011年12月2日，西铺村几名上了年纪的村民进来参观，边看老照片边感叹：“像王国藩那样的干部，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干部带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的确是王国藩办社创业的重要经验。

　　来源：刊授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