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歌里第一句歌词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每当国歌奏响的时候，我们的情感都会无比庄重，我们的血液都会激烈地奔涌，我们的心情都会随着歌声激荡。我们的共和国是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拼杀出来的!是无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洒尽了热血、牺牲了生命换来的!

　　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不应该出现滋生奴隶的土壤!

　　毛主席曾经跟自己的卫士李银桥谈到共和国的未来，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主席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很多事情都被他不幸言中了。

　　前段时间，一群工人跪拜领导的视频流传开来。据说，这些工人是为了感谢领导给了他们一份工作，而情不自禁地跪下来感谢的。我们的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体，有没有搞错?工人阶级才是领导啊，缘何如此主仆错置?

　　其实又何止这样的“跪谢”呢?想一想，有因为完不成业绩指标而“自愿”爬行的、“自愿”互扇耳光的，也有把无休无止地加班当成“福报”的，也有“五加二、白加黑”的，四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谓层出不穷。

　　这是一种奴隶文化的回潮!

　　京剧《法门寺》里有一个人物贾桂，他是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他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毛主席经常拿这个人物来告诫人们一定不要被奴性束缚了。他曾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要求大家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他同时批评一些同志“现在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

　　毛主席对奴隶状态一直都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革命，即是解放，把奴隶状态的国家和人民解放出来，培育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17年9月，毛主席与朋友蔡和森、张昆弟等在一起夜谈，他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颂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英雄气概，他说：

　　“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49年9月21日，他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说：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焕发出了无穷的潜能和创造力，毛主席对此也是以极大的热情进行讴歌和赞扬。1958年4 月 15 日，他在阅读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社的报告《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后，为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改造落后面貌的壮举所感动，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他说：

　　“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一方面，中国人民整体上获得了解放;另一方面，奴隶思想不可能一扫而光，不可能从此便销声匿迹了，它还会死灰复燃，在新的条件和土壤下，它甚至会卷土重来、发生变异，以新的变种和新的面目出现。

　　毛主席一直在观察，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留心着蛛丝马迹，他要用批判的武器，用革命的武器，每时每刻准备着向奴隶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当大家都在颂扬武训、为武训树碑立传的时候，他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根本问题，他说：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当有人总是看低自己，看不起自己，挺不起腰杆，认为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时候，他鼓励人们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 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 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1958年7月12日，毛主席在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时说：

　　“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毛主席曾挥笔写道：“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毛主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领导人民得解放的一生，是教导人民不要做奴隶的一生，是帮助人民站立起来的一生。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膝下种上了黄金，不向任何的强权和恶势力跪下我们的双膝。

　　如果毛主席得知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一片跪拜景象，他一定会感到深深的悲愤，他一定会大声地呵斥：站直了，别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