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的长河，我们从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可以十分清淅的看到，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共产党，也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是“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的共产党。而毛主席，就是这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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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6位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考察。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他们还注意到，“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不大连用他的衔名”。黄炎培通过多次与中共领袖促膝长谈，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说：“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静，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乎意外。”

　　1945年8月，黄炎培在重庆国讯书店岀版了《延安归来》，详细描绘了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之行中的所见所闻。该书公开发行引得很大的轰动效应。

　　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黄炎培先生与毛主席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 的对话，史称“窑洞对” ：

　　毛泽东问我(来延安)感想怎样?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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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周期率，主要是指历史长河中封建王朝“墙头变换大王旗” 的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从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看，大多数王朝都是在草根大众造反推翻了腐朽透顶的旧王朝的废墟上建起来的，新王朝的主政者多为造反的草根所拥戴，甚至本身就出自造反的草根群伍，因此大都能切身感受到“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和“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教训和压力。但是，新朝建立几代之后，草根大众散归田里，各谋其生，对统治集团失去了压力，统治集团也只顾谋求发展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以皇权独大，巧取豪夺，坑蒙拐骗，骄奢淫逸，恣意妄为之恶行，官商勾结，横行霸道，鱼肉百性，最终完全丧失“公仆”人格，因此让整个统治集团就像一座被贪婪私欲朽空的大厦，最后又只有让揭竿而起的新草根大众，再来一番摧枯拉朽的大扫荡之革命，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然后再进入周而复始，新旧轮回的历史周期律。

　　诸如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兵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身亡，大明王朝宣告覆灭。李自成坐上大顺朝皇帝的宝座，其部下也争先恐后地论功行赏，纵情声色。一个多月之后，李自成的大顺朝便被降清将领吴三桂打出了北京城。简而言之，这便是历史周期律的个案之一。

　　对此，毛主席与黄炎培倾心交谈，坦言“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的人民民主，才能跳出“人亡政息” 的历史周期率。

　　也亦如黄炎培先生所指的：延安时期，“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 的人民民主。

　　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这个“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 的人民民主，还写进了《75宪法》的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即：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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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早在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就十分自豪地宣告：“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种纯洁的党风，直接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引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延安 “十个没有” 的崭新的社会新貌，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与上下五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划时代的突出标志!直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新中国“十个没有” 的伟大精神风貌，已然功标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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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炎培的延安之行，还写下了《延安五日日记》 。

　　黄炎培在日记中这样描绘出延安的社会环境新风气：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流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竟可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 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都很整洁，绝对没有衣衫褴褛的流浪者。

　　特别是黄炎培先生对延安政治作风的称道，黄先生在文章中是这么写道：我们在延安，倒自由自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人，都绝对自由。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毛泽东先生说，要向老百姓学习。中共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

　　其 “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 ，又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以身作则，不忘宗旨。

　　延安时期，毛主席以身作则，绝不搞一个核心特权化，并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其次，纪律严明，谁敢欺负人民，毛主席就割谁的脑袋。

　　延安时期，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尽管黄克功是个战功卓著的老红军，且很多人为其求情，陕甘宁高等法院仍判处他死刑，对此毛主席曾严厉指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因此，严惩黄克功案在延安影响极大，特别是对增强根据地军民的法纪观念，自觉维护良好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作用。

　　另外，开展“烂泥湾大生产运动”，减轻延安农民的负担。

　　延安时期，有一位农妇曾骂毛主席，说：“毛泽东为什么不被雷打死” 。这下可不得了了。延安有关部门要把农妇抓起来，并且还要以“现行反革命” 严肃处理。毛主席知道后却坚决反对，并查清原因，原来是因为农妇觉得延安赋税太重而心生怨气，因此而出口骂毛主席。对此，毛主席马上进行税负检查，及时减少了农民的过重赋税。并采纳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决定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烂泥湾大生产运动，以减轻延安农民的负担。史称“烂泥湾大生产运动” 。

　　这项措施不仅在根据地内部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树立共产党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之良好风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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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 ，我们的确可以清淅地认清，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共产党，什么人又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