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蒲类县城竟有融合东西亚风格的大型浴场;轮台县境内的卓尔库特古城成为又一处两汉魏晋时期丝绸之路上高等级中心城址;汉代疏勒城中发现的一座窑，让我们知晓城内众多瓦片产自何方。12月4至5日，在由国家文物局、新疆文旅厅(文物局)指导，新疆文博院主办，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2019-2020年度新疆文物考古成果汇报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0余家科研院所、高校和文博单位的代表与专家学者，就两年来在新疆的文物考古主动发掘和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进行汇报与探讨。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吉仁台遗址考古发掘启动在2015年，经过几年的发掘，人类居住遗址等遗迹为我们描绘了生活在战国时期这片区域内人们的真实状况。2019年，随着考古发掘面积的增加，考古工作者终于搞清：它原来是座巨大的墓葬。体量巨大的工程，结构特殊复杂的墓葬形制，让考古工作者判断：这应该是王陵级别的早期畜牧人群的墓葬。这也是目前为止在新疆，及至欧亚草原发现的史前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建筑遗存，也是最神秘的遗存。

　　位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的达勒特古城是当地为数不多，保存较好的古城。经过考古工作者连续几年的发掘，这座古城就是曾多次出现在历史人物的游记等文章中的孛罗城，是宋元时期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时期的西域重镇。古城具有发达的手工业与繁华的贸易，是丝绸之路繁盛的见证，是西域地方政权深厚中国一体意识的实证。最主要的是，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仅有的西辽时期的古城之一，这对于解决西辽文化遗存特征这一国际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对哈密市白杨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新发现文物点20处，在对已知的20处文物点进行复查时，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发现了白杨河流域内一处青铜时代早期遗存。在这处遗存中，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了天山北路文化遗存和焉不拉克文化遗存共处的现象。发现了哈密史前时期一处冶铸遗址，发现了拉甫却克古城及周边的墓地、粮仓、佛寺等组合遗址群。初步判定，拉甫却克古城就是唐代的纳职县城故址。

　　喀什市东北25公里的伯什克然木乡罕乌依村有片荒凉的土台地，考古工作者通过2年的联合调查与发掘，初步了解到这片遗址西部古城的时代、城墙结构、壕沟、城门位置等信息。这座古城很可能就是唐朝晚期营建的汗诺依古城，或为疏勒都督府所辖州治，最终遗弃可能晚于唐宋。

　　来过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人们都去过位于县城中心的石头城，但这个石头城的形制到底是怎样的一直并不清晰。考古工作者持续多年对石头城进行考古发掘。在北子城西南堆积清理出土了石器、陶器、织物、铜器、石膏残片和文书残片，在角砾层中发现了插有规律排列的树枝。这些树枝构成的篱笆被填埋在碎石中，是一种加筋的方式，从而让城墙更加牢固。在外城西门，考古工作者发现有部分有规律排列的石头。他们认为，这应该是西门瓮城结构的部分墙基，石头城西门应该有瓮城。从而提升了对石头城遗址和塔什库尔干地区古代文明的认识。

　　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通天洞里发现了新疆最早的青铜器，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这也是国内出土较早的青铜器。哈密市巴里坤县海子沿遗址内的房址是目前东天山地区发掘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单体建筑遗迹。从它修建—使用—废弃的过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在房屋建筑中的变化，反映出当地人们从游牧到农耕生活的变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发掘填补了天山南麓早期铁器时代遗址的空白。

　　历史上著名的北庭故城内发现了景教的铜十字架，十字架两面刻画有精细的人物图案，说明历史上景教因素在北庭故城的存在。考古工作者还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北庭故城的形制布局，加深了对北庭故城的认识与了解。

　　此外，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乌什吐尔遗址的考古发掘，库车市玉孜干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喀什市莫尔寺遗址的考古发掘等等，都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

　　新疆文物局局长王卫东表示，2019-2020年新疆稳步推进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实施，完成申报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29项，已实施27项，配合新疆惠民工程建设开展考古发掘24项;出土文物近1000余件(组)。在人类起源、区域文化及社会发展进程、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项目方面成果丰硕。奇台石城子遗址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获2019年度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丝绸之路重大成果。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这次汇报会上，来自8个单位的25位报告人就35个项目进行了交流汇报。与会专家们表示，近年新疆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有很大突破，在人类起源和东亚地区人群演变研究环节中不可或缺;通天洞遗址地层中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黍，有助于厘清黍从东向西的传播路线;9处城址的考古发掘不仅积累了新疆“城市考古”的经验，促进了田野发掘工作的规范化，还丰富了对遗存内涵的认识，对探索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军政建置体系的建立，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程、“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文化旅游厅党组书记侯汉敏表示，新疆的文物遗址、考古成果是注释新疆“四史”最好的活字典，在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期盼参与新疆考古工作的单位多出成果、多带学生、讲好故事，培养壮大考古队伍，通力合作，共同打造新疆考古的研究高地，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服务文化润疆。

　　(本报记者王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