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位被誉为所谓“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发明了“牛棚”一词以后，我国一些媒体也就习惯地将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甚至下去农村劳动锻练，一概诬为关进“牛棚”或“劳改”。

　　其实，这是莫大的曲解、攻击和污蔑!这些人无视了一个铁一样的基本事实，那就是毛主席自己就第一个把子女送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磨练。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长金诚同志有过这样的回忆：

　　那是抗战胜利之初，毛主席离开长达二十来年的长子毛-岸-英，终于从苏联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杨尚-昆同志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还不习惯。那时延安的生活，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比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的来讲还比较困难。比如，一般大灶油、肉、蔬菜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各种粗粮也可以任你吃饱，但大米白面还是不充裕，往往一个星期只能吃一二次。

　　考虑到这种情况，岸-英同志回国以后，杨尚-昆同志把他安排到交际处暂住。因为交际处是接待外来客人的地方，客人们的伙食比一般机关大灶的伙食好得多。但毛-岸-英住交际处的事没有告诉主席，怕他不同意。

　　哪知事有巧合。1946年2月的一天，毛主席来交际处看望他青年时代的老师、原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符定一先生和国-民党联络参谋等人，正好看到岸-英和交际处的其他客人在谈话。事毕，我送毛主席下山时，主-席问我：“岸-英也住在这里”?

　　“是的”，我回答。

　　“为什么住在这里?”主-席又问。

　　我回答：“这是尚-昆同志的意思。尚-昆同志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还不太习惯，让他在这里适应一段时间。反正很快就要分配工作了，上班前在这里住几天吧!”

　　毛主席摇摇头，只“唔”了一声。过后不久，就把岸-英接回去。(《真实的毛泽东》第55、56页)。

　　毛主席把岸-英接回去家住几天后，就严肃认真地对岸-英说：

　　“你在苏联学了革命理论，现在回到中国，如果你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你就不懂得怎样革-命。中国的农民在全国的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只有懂得了农村的现状，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担。”

　　岸-英满口答应，高高兴兴回答说：“我也想到农村参加劳动，向农民学习，好好锻练锻练。”

　　随即，毛主席请来吴家花园枣园村村长郝光华，同毛岸英一起坐在在王家坪住处前面的石桌边。他和蔼而亲切地对郝光华说：

　　“我想叫岸-英到你那里，上一段劳动大学。你就当他的教授。”

　　郝光华听后一惊，连忙说：“我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布袋，咋能当教授呢?”

　　毛主席和蔼地问：你会掏地吧?郝答：会。又问：你会种庄稼吧?回答仍是：会。他便高兴地说，好!就让岸-英跟你学这个。郝光华笑着说，自己明白了!

　　于是，毛岸英就这样进了吴家枣园“劳动大学”，学习、磨练了一年半。从“第一课”学开荒，到学“吆毛驴送糞”，再学种洋芋，直至种玉米。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什么都争着干。只因蒋介石调动大军进犯延安，才不得不提前“结业”。(郝光发：《陕西日报》于1977年5月4日)

　　四十年后，毛主席在文-革中号召广大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其时，他与江青生下的唯一女儿李纳自北大历史系毕业后正在解-放军报社任职编辑，工作好好的。他却以身垂范，把李-纳送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练。

　　谢静-宜的回忆录是这么记载着的:

　　1970年的夏天，主-席对我说：“小谢，你和李纳交过朋友吧。”然后，主-席向我交代任务说：你去江西一趟，同李-纳談谈(当时李纳和广大干部一样，正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这当然是主-席　对女儿要求严、标准高的感情流露。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主-席　爱拿高干子女和一般干部子女相比较，总不希望他们有优越感和特殊化。事实上，李纳是一个俭朴、好学的人。

　　稍停，对我谈了李-纳要求去农村插队的事。他说：“她现在在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再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锻练吧!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已经一年半了，她说在‘五七’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练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

　　主-席思考片刻继续说：“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帮她选过地点。你带上李-纳去看看好。选定后再让她搬去。”

　　最后，主-席深情地说：“你们要向江西人民学习，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爱护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我深深记下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我准备动身走时，主-席给李-纳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席先让我看了信，我深为信的内容所感动。其中使我最难忘的是：“李-纳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我们在江西省委的帮助下，到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

　　后来，听说李-纳病了，我受主-席之讬，又去江西看望过她。她当时正在地里同农民一起砍甘蔗，我去河边给她挑了一担水。河水浅且混，是用葫芦瓢一勺一勺舀起做倒在水桶里的，物质生活条件自然艰苦，但李纳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除了劳动经外，她看了许多书。不过，她的身体不太好，经常发烧不退，但她自己从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

　　我回来后，对主席谈了李-纳的病情。主席说：“她没有什么大病，在家时也常这样。没有什么要紧的。”

　　我看主-席对子女要求这样严，就说：“主-席，李-纳还是有病，让她回北京治疗一段再回去吧。”

　　主-席说：“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

　　我说：“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

　　主-席还是不同意。说：“不，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谢静-宜的回忆《真实的毛泽东》第46页)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主-席凡事严于律已，率先垂范，要求干部做的，自己总先做到，他的子女观与别人是多么不同!早在解放战争之初，他就把刚刚从苏联回来的岸-英送去“农业大学”劳动锻练。其时，他并未要求别的干部也下放农村劳动锻练。如果说下放农村劳动锻练，是进“牛棚”，那仅只毛-岸-英一个人呀!只是解放后，毛泽东鉴于党执政后面临“逐-渐蜕-变”与“和-平演-变”的严重危险，才号召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锻练，以此作为反-腐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举措之一。李-纳也同广大干部一样，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怎能肆意曲解、诋毁成“进牛棚”、“发配劳改”呢?

　　大家不妨想想，毛-岸-英从小跟母亲坐牢，后被地下党荣救出狱后，又在上海流浪，历经折磨，小小年纪，受尽了苦难。到苏联长大、学习后，参加过残酷的对德作战，英勇地打到柏林，受到斯大-林的奖赏。他好不容易回到延安父亲身边，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留在身边，更没有放到党政军什么机关，当个什么官呀长呀，一旦发现被安排在接待处暂住，随即喊回家，并把他派送到“农业大学”劳动锻练。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后继者谁吃得苦能比得上他?

　　不仅如此，毛主席把子女送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锻练，不是做“做秀”，不是“镀金”，而是要求他们硬同普通干部、农民人一样。李-纳在江西农村劳动确实病了，毛主席也心疼，派人前去看望。在回报李-纳病情后，建议让李-纳回京治疗一段，再回农村，这也是情理中事，而毛主-席却坚决不许，要她像普通人一样，“在那里病，就在那里治”，还教育工作人员“难道农民病的都到北京来治?在乡里病了，就在乡里治，乡里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这就是毛主席的精神风范，这就是毛主席的子女观!

　　可见，毛主席的子女观、干部观就是要把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用之才，决不是为“当官”、为“发财”。他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依靠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真心实意”地把农民群众看成是“真正的英雄”，是“老师”，并且确认干部“学了理论知识”，还不等于就有了完整的知识，还得“进劳动大学”，参加劳动，学习生产知识，懂得农村，熟习农民，了解农业，“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任”，也只有亲身参加劳动，才能真正懂得劳动的艰辛和伟大，磨练意志、思想、品德，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毛主席教育子女常说：“过了劳动关，你会终身受益的”!这是他自己早年在农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的深刻体验。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只要回顾并比较一下 “改开”前后两个时代的干部、知识分子的状况、表现，谁都会强烈地感到反差实太大、太大!为什么毛时代全党干部能做到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呢?又为什么改开这些年后我国官员腐败得愈演愈烈，使党面临着严重的亡-党亡-国的危险?

　　按2017年10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的杨晓渡提供的数据，18大以来，中-央坚决反-腐，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43人，中-央纪-委委-员有9人。纪律处分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处分县处级干部6.3万多人。我们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共处分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我们共追回外逃人员3453人。

　　触目惊心，令人发指。造成这种强烈反差，原因固然多多，而毛主席坚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方针和提倡干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不能不说是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