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毛主席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的。

　　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主要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讲到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说：

　　“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这种政治监督的思想，是毛主席早已有之的。

　　1920年9月28日，他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再说“促进的运动”》一文，他在文章里说：

　　“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况乎一件事情正在萌芽，而其事又为极重大的事，不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以监督于其旁而批评于其后，这一件事是可以办得成、办得好的吗?”

　　1938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为了使中国共产党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他在强调党的纪律和民主时说：

　　“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1941年11月6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要求党的参议员要坚持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他说：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1945年7月初，国统区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访问延安，黄炎培在向毛主席说起自己的感想时提出了“周期率”这一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一周期率。毛主席当时回答黄炎培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与毛主席的这一段“窑洞对”，是毛主席一直都在思考的并将要面对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因为受了人民的监督，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不断清除着自身不足，实现了日益壮大和发展，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取得政权以后是不是可以不再需要监督了呢?当时就存在着这样的思想，不需要监督了，甚至一些民主党派也认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可以解散了。而毛主席坚持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把政治的监督永远进行下去。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同志间互相监督”，是“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他说：

　　“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1956年2月15日，毛主席听取电力工业部等汇报，着重谈了苏联的“一长制”问题，他不赞同一长制，认为它很容易造成“一长独裁”，他说：

　　“李德就是一长制，结果就是光打败仗，败得只剩下个陕北根据地。看样子短期内还做不到行政干部一定要精通业务，那怎么发得出正确的指令呢?我这个人的指令如果不经大家议论一番，就不一定正确。大家互相督促帮助一番，就更有把握嘛。法院、检察院之类机构，有生杀予夺之权，如果不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那最危险。……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主持招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在讲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说:

　　“共产党要重视民主党派，还要帮助民主党派自己重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应该说有很大作用，直接做很多工作，并且监督共产党，监督国家工作。我们不但需要工人、农民广大群众监督，而且需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来监督，避免苏联因为没有监督而犯了许多错误，长期不得纠正。”

　　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审阅八大政治报告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并做了修改，修改之一为：

　　“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不管他们的批评有许多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但是能够引起注意问题的所在，使我们能够及时地解决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这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

　　1957年3月1日，毛主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回答与会代表讨论提出的“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时，他说：

　　“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用批评、建议的方法来监督。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思想问题，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

　　“这些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采取这些方针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党功劳太大，在中国社会的威望太大，这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用简单的行政命令行事。所以，我们特地请几个民主党派来监督我们，并且跟我们长期共存。”

　　1959年3月29日，毛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指出工业生产不能迷信各部、各地方立军令状，而要走群众路线，因为“真理总是来自群众”，要避免因“中间层”作梗而政令不通，就要采用“上下夹攻中间层”的办法。他说：

　　“城市是不是可以搞有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占优势的会议?一年搞两次，把大问题提出来，夹击区委同厂一级的党委。这样才有检查，才有所谓群众监督。总而言之，事情都是群众在那里决定的。我们这些人是群众的领袖，你得老老实实替他办事，叫做为人民服务。办得好，就叫做他们的领袖，办不好，就不要了。”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用非常大的篇幅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批评了党内怕群众批评的种种不良现象，“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 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他在批评一些省委、地委、县委第一书记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时说：

　　“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 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 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 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 要‘别姬”就是了。”

　　“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 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主席提醒党员干部们说：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 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

　　想。”

　　毛主席为什么要在这次有七千人参加的大会上长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了他一直担忧的那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正在形成，成了一个不敢摸的老虎屁股，这必将影响政权的稳固，甚至带来复辟的可能。他必须用“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路子来破解历史周期率，避免“人亡政息”的老路。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在谈到苏联为什么出现修正主义问题时，他说：

　　“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 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1964年12月12日，毛主席阅读中共中央农业机械部长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和写给薄一波的信，陈正人在信中说：“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主席在这封信上做了批注：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份批注真实地反映了毛主席于六十年代上半期对于政治领域的担忧和急切的心情，他感到了一些干部的变质，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惜把官僚主义者当做一个对立的阶级，他试图用教育的办法进行阻击，然而他却发现“我们毫无办法”，他必须找到一条新路。

　　1967上半年，他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他说：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7年03月14日，毛主席会见刚果(布)司法和劳工部长马科索和夫人，他说：

　　“发动人民批评我们，就是要搞一点民主嘛，不然不能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洗掉、去掉。”

　　1967年5月16日，毛主席会见由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到要依靠群众时，他说:

　　“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党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群众，哪里有党?哪里有解放军?”

　　1967年6月6日，毛主席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他说：

　　“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

　　建立群众组织来监督政府，是毛主席探索和开创的一条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条新路的内在逻辑来源于毛主席的人民观，即他所说的：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正因为如此，依靠群众监督政府是共产党的天经地义，是共产党能够不忘初心的必由之路。因为毛主席的始终坚守，群众的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保证了长期的政风清廉，毛主席治下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绝少贪污腐化的时期。

　　毛主席走的这条新路是异常艰难的，是历史上没人走过的路，他要面对一些老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因为这些老同志在民主革命后，“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他们是不喜欢群众监督的，他们对毛主席搞的那一套打心眼里是抵触的，他们对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感到不满，他们不喜欢看群众的脸色。

　　然而，没有群众的监督能行吗?

　　正象毛主席所说：“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没有群众的监督，他们就会成为老爷，他们就会成为老虎，他们就会吃掉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人民的基业。

　　也可以说，耳边听到的不同的声音，何尝不是一种福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