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笔谈】

  作为秦汉统一帝国运行的重要制度支撑，律令典章高度发达。刘邦军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刑法志》叙武帝时律令繁富时说：“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不过，如《隋书·经籍志》所称“《汉律》久亡”，后人只能通过史书中的引述窥其点滴。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散见残律条，透露古律再现的曙光。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律简牍层出不穷，更为秦至西汉早期律典的复原提供了可能。

从睡虎地秦律到胡家草场汉律

  1975年底，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竹简1100多枚，其中法律文献过半。《效律》为一完整的律篇，《秦律十八种》是包括《效律》在内十多种律篇的摘抄，《秦律杂抄》是一些律条的摘要，《法律答问》是对疑点的解说，《封诊式》则是侦察、审讯的指南。11号墓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但这些文献的形成时间或在秦昭王世，抄录年代早于秦统一六国的始皇二十六年。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07年购藏一批秦简，共计2100多个编号，其中法律文献居多，约1600个号，包括令约1000余号，律约300个号，奏谳类文献250多号。这批简大约抄录于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五年，属于秦统一之后的律令遗存。

  1983年底，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竹简1200多枚，其中《二年律令》约530枚，《奏谳书》228枚。《具律》有吕宣王孙辈豁免肉刑的条文，同墓还随葬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历谱，“二年”当指吕后二年。

  2006年11月清理的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与早先发掘的11号秦墓邻近，出土有2100多枚简牍。其中律两卷，第一卷15篇306枚简，卷名残失；第二卷24篇544枚简，卷名“旁律”。同墓随葬的质日（注：在历谱上记事，类似于日记），始于汉文帝十年，止于文帝后元七年。后者大概是墓主卒年，也就是律篇抄写的时间下限。律典无《收律》，但尚有斩、宫、劓、黥等肉刑，行用年代应该在文帝十三年废除肉刑之前。

  2018年11月，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出土简牍4600多枚，内有律令3000余枚，包括三卷律和两卷令。律的第一卷14篇，与睡虎地汉律第一卷对应，未见卷名；第二卷17篇，第三卷13篇，卷名分别是“旁律甲”和“旁律乙”，可能修订于文帝后元元年。

“汉承秦制”与律典体系

  《晋书·刑法志》概述律的发展：“（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

  与出土秦汉律相较，这一史载在得到部分印证的同时，也存有质疑、推敲的余地。其一，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未记律名，其中一些内容大致与《法经》盗、贼、杂、具、捕等篇有关。岳麓秦简有盗、贼、杂、具等律名，还有可能相当于捕律的索律，与对《法律答问》的推测呼应。《法经》的存在及其对秦律的影响，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不过，网律之名在秦汉简中并未看到。“网”从“亡”得声。亡律针对逃亡而设，岳麓秦简有《亡律》长篇，《法律答问》和上揭三种汉律中也都有亡律，是当时重要的律种。《晋志》所载《法经》“网律”可能是“亡律”之讹。其二，《法律答问》和岳麓秦律在“罪名之制”外，还有多种“事律”，《秦律十八种》则纯属“事律”。厩律见于《秦律十八种》，兴律见于岳麓秦简，《法律答问》中可能有户律内容。因而，“事律”范畴以及兴、厩、户三篇并非萧何始创，而是与盗、贼等“罪名之制”一样，是承自秦代。其三，睡虎地汉律与胡家草场汉律均呈清晰的二分结构。2013年益阳兔子山7号井出土惠帝时期的木牍律目，有“狱律十七章”和“旁律廿七章”。这成为律典二分结构的更早证据，并提示睡虎地和胡家草场汉律的第一卷或许也叫“狱律”。三种“旁律”与《晋志》“傍章”似有关联，而兔子山律目“狱律”与睡虎地汉律和胡家草场汉律第一卷均包含“罪名之制”六篇和兴律、厩律等“事律”，则与萧何所定律九篇近似。

  对于秦汉律的整体认识，学界颇有歧异，或称为“律典”，或以为只有一条一条制定的单行律，而不存在国家颁布的统一法典。较早出土的睡虎地秦律、岳麓秦律和《二年律令》，均已呈现出篇章层级分明的结构。睡虎地汉律、胡家草场汉律和兔子山律目进一步展示了集篇为卷、两卷并存的格局。“律典”是以传统的中文词汇“律”和“典”复合。《广韵》：“律，律法也。”《玉篇》：“典，经籍也。”秦至西汉早期的律虽然不断增删、修订，但基本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结构和内涵，称“律典”当之无愧。

律典文本与执法实践

  秦汉时法令下达的方式比较灵活。秦王政二十年南郡太守腾公告（睡虎地秦简《语书》）说：“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知之。”这表明在南郡曾有系统的律令宣示。《秦律十八种·内史杂》指示，“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写其官之用律。”并不要求全面抄录。《秦律十八种·尉杂》规定“岁雠辟律于御史”。里耶秦简、睡虎地汉简都有雠律令的记录。当时律令不断修订，这可让各地掌握的文本尽量与中央一致。

  就简牍所见，律在案件审理时经常被引据。如岳麓秦简奏谳类文献案卷一说：“以捕群盗律购尸等”，案卷二说：“以盗未有取、吏赀废戍律令论癸、琐等”；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卷三说：“律所以禁从诸侯来诱者，令它国毋得娶它国人也”，案卷四说：“律：娶亡人为妻，黥为城旦，弗知，非有减也”。可见当时律得到普遍执行。

  奏谳书是奏谳制度的产物。奏是将审断的案件上报，并附列所根据的律令，以便上司督察。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卷十六写道：“律：贼杀人，弃市。以此当苍。律：谋贼杀人，与贼同法。以此当信。律：纵囚，与同罪。以此当丙、赘。”谳是将律令适用不明确的疑狱上呈，请上级裁断。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卷五记载，求盗视追捕大奴武，相互刺伤对方。江陵县令、丞“疑武、视罪，敢谳之”。廷尉将案件呈报给皇帝，最后武“黥为城旦”，视免除刑责。如果案情比较清楚，上司会拒绝受理。新近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一条令文规定，廷尉每年考课，谳狱比例最高的一郡“为殿”。这从反面敦促地方官员准确地领会、执行律典。

  （作者：陈伟，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