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中草药名如数家珍，他的“中医情怀”来自哪里?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迪曾将毛主席称为“伟大的社会医生”，诊断了并且治好了中国社会的疾病。毛主席回答说：

　　“如果拿医生作比喻，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我和我们的党在一起，治好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病。但是，也还有一些病，发现了还没有治好;也还有一些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

　　其实毛主席不仅是一个“社会医生”，他对医药也确有颇多研究，称他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也不为过。

　　因为懂得医药，毛主席在医治“社会疾病”的时候，经常用到医药的道理，以医药原理讲社会道理，他对医药术语及药物名称了如指掌，尤其是中医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这在他的文章中屡见不鲜，他在延安整风时指出的著名语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成为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成为团结和统一的原则，成为兴旺发达的标志。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说，对整顿党的作风应当注意的问题，他说：

　　“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列举党八股的罪状之一“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他说：

　　“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关于文艺立场和效果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说：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毛主席为延安《解放日报》起草社论，质问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他写道：

　　“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地‘统一’了边区，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蒙汗药’蒙住了，或被什么‘定身法’定住了，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他们‘统一’了去，那末，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你们的这种什么‘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讨论研究陕甘宁边区的文教育问题，指出因为医药卫生工作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他要求：

　　“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或者是各分区送人来延安学习，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训练，我看都可以。这件事情，各个地委、各个专员公署、各个分区都可以订一个计划，在五年到十年内，做到每个区有一个医务所，能够诊治普通的疾病。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争取出超就可以到外边去买。宣传卫生，就应该给群众治病。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要求开一个卫生班，学一点东西，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他说：

　　“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毛主席起草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指出旧社会给边区留下的遗产是贫穷、愚昧和疾病，他说：

　　“在与疾病斗争的事业上，更须作极大努力，方能克服‘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应在数年内做到每乡至少有一个医生，每区至少有一个药店。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讲话，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他说：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作说明，他说：

　　“治病救人是说，为了救人而去治病。人本来是好人，但病菌进去了，得了病，就请医生看一看，吃点药，治好了。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无论偏向哪一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写给中央的防疫工作报告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作出批示：

　　“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刘少奇受毛主席委托召集会议，传达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指示说：

　　“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柏。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要求钻研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国防、原子能，他说：

　　“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同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指出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全盘西化，他说：

　　“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对西医学中医作出批示，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他说：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主席阅《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社论稿中说：

　　“党的中医政策是党在我国卫生工作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多的事例，证实了中医中药在人民卫生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继续纠正轻视和排斥中医中药的错误观点，仍是卫生部门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中医有很大的数量，他们掌握着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医药科学知识和治病经验，能治好很多疾病，包括一些用西医方法疗效较差的疾病。西医和中医，只有紧密地团结起来，很好地合作，才能共同战胜疾病这个敌人。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

　　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华北五省市自治区、东北三省、中南的湖北河南两省和西北甘肃省的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通称天津会议。关于农业问题，他说：

　　“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主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 局 、西南局 、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 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南三区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他说：

　　“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指出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他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同卫生部长钱信忠谈话，说：

　　“过去农村卫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二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避孕不能光宣传，应帮助解决药费和工具。卫生工作要照顾到打仗的问题，分科不要太细，不要内科不能看外科，医生不能搞护理。”

　　毛主席的医药知识丰富，尤其是中医，堪称一个中医药的行家里手，他有一种浓厚的“中医情怀”，连在他眼里的圣人鲁迅，他都指出其在中医方面的“不大正确”，他的中医药学识以及“中医情怀”来源于哪里呢?

　　首先跟他的切身经历有关。他在学生时期，接受过医学的教育，他在“讲堂录”中作了记载：“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师范毕业后，他的母亲得了喉蛾、疡子的病，他从北京赶回家乡照顾母亲，“亲侍汤药”，对各种草药有了实际的了解。战争年代，医治伤病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由于医药短缺，“寻医问药”是他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工作。期间，毛主席也曾得过重病，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医是他施治的主要方法，亲身感受到中医的神奇疗效。

　　再就是跟他的调查有关。毛主席有个非常好的习惯，喜欢搞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为了获得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做了他人从来没有做过的社会调查。他在总结自己的调查经验时说要准行“调查纲目”，有大纲，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药材是他调查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在《寻乌调查》里，在“药材”这个细目里，祥细调查了当地的药商，药材店，药商经营的粗药和嫩料情况，他对草药名字的烂熟于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毛主席的文化认同，他把中医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1954年6 月 5 日，毛主席在同薄一波、傅作义谈话时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柏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设想一下，要是毛主席来干了这项工作会怎么样呢?他一定会干得很好，因为毛主席太懂中医了，他的“中医情怀”会让中医这一文化遗产得到最史无前例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