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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想，毛主席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没有遇到类似今天我们遇到的新情况。我坐在这里，就想有很多话呀，特别幻想能不能跟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啊。我想把我的发言搞个题目，叫《向毛主席汇报》。
很多人说历史不能假设，这是胡扯。历史怎么不能假设?历史就是要假设，不然我们研究历史干什么。研究历史，就要假设。最善于假设的就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说了，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继续摸索几十年。我现在经常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良心话。他说的很多是假设的话，他说“谁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就要向雷锋同志学习”。还有假设我们出现了两极分化，就说明改革开放失败了。他假设的话还有很多，所以我也要假设一下。
我们这种情况，假如向毛主席汇报，应该汇报些啥?说：主席啊，我们遇到困难了，我们想给您老人家开个纪念会，很麻烦啊，人家要保护我们。下一步还要想，他老人家对我们怎么说，怎么给我们解答问题。我现在经常在网上给青年人解答问题，所以我也经常幻想，主席怎么给我们解答问题，怎么给我们排忧解难。时代肯定是不一样的，也经常有人幻想，说他老人家活过来会怎么办。今天天寒地冻，自然环境也象征了这个局面，所以我们大家还要克服天寒地冻，把事办成。
现在这个情况，我就想，其实我们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一生遇到多少挫折，困难很多，他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老总结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要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走过麦城的，关公就没有走过来。毛主席遇到的困难，主要还不是面对面的敌人特别强大，主要是给他造成困难的一些人也叫共产党，这是最厉害的。他们也是共产党，但是我跟你的共产党不一样，我是有特色的。就是那些共产党让他靠边站，后来就让他退居二线。他想出来开会，别人说最好不要开。另外一个人说要开也行，那你就不要发言了。这个说的都很好，都是为了你好，你最好别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就发现，主席在困难的时候，成了孤立的少数派的时候，被排挤去靠边站的时候，第一，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不投降、不叛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想想国共合作的时候，毛主席在国民党里的地位是比蒋介石高的，他要在国民党里面混下去，哪轮到蒋介石出头?那以后就没有什么蒋委员长了，肯定是毛委员长，蒋介石不可能是毛的对手。
在那种情况下，毛主席不叛变、不投降，同时又不躺平，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之所以被称为毛主席，就是因为当时被靠边站了，那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其实就是个工会主席，打杂去了，这叫毛主席，这个党不归他管了，军队不归他管了。但是人家那个时候，调查经济、调查社会、调查老百姓的疾苦。工作虽然清闲了，心情好了，“风景这边独好”就是那个时候写的。这种闲散的心情，我们后来把它叫革命乐观主义。反正我现在没事干了，但是不躺平，这很重要。
我们看现在，要承认形势的确不利。那各行各业的人——我接触的范围还比较广，我就发现穷人富人都满腹牢骚。企业家要不找不到资金，要不有资金花不出去，不知道往哪投，穷人富人都发愁。表面看上去，中国人民还在吃吃喝喝，但整个的消费数字很难看，整个经济领域民生领域，包括我们这些学者怎么做，往下做什么，都愁眉苦脸。
所以我现在给青年人回答问题，包括给我的学生做思想工作，主要就是告诉他们：第一，不能改变初心;第二，不能躺平。谁爱躺平谁躺平，咱们管不了那么多人，我们自己不躺平。我说起码你现在这么年轻，趁着没有大事做，先把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女朋友的，先找个女朋友;有女朋友了，赶快结婚;结婚的，赶快生孩子。我现在主要劝年轻人做这些事，要为将来一旦大事来了做好准备。
我多次讲《闪闪的红星》。在1975-1976年推出的《闪闪的红星》，我们都当成革命故事来看，其实里面包含着老一代革命家的忧虑。电影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闪闪的红星》预示我们：胡汉三马上要回来了。这是这个电影真正的历史意义。同时它通过潘冬子的故事告诉我们，胡汉三回来之后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红军可能很久很久都不回来了。我们盼着红军回来，但那是“岭上开遍映山红”的时候，而现在正是天寒地冻之际，很久很久，我们要跟胡汉三共存。就跟那个病毒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跟胡汉三共存。
这是文革后期，很多艺术作品告诉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声音，那个时候就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内心的焦虑。我们无忧无虑，因为我们在毛主席庇护下，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多幸福啊!其实他们替我们把这些忧虑都担负起来了，但是给我们留下这个警告：很可能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天寒地冻的黑暗的时期。
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之后，毛主席会告诉我们现在干什么呢?
首先是调查研究。毛主席为什么那么伟大?他自己说了，不是一拍脑袋，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首先是个非常好的学者，还是个非常好的记者。我为什么说毛主席可以到北大当十个以上专业的导师呢?他到北大社会学系不是导师吗?到北大新闻传播系不是导师吗?毛主席的新闻写得都是一流的。你看“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个新闻谁写得出来?我要是蒋介石，一看就知道是毛泽东的手笔。他绝对是十个以上专业的博导，他的学问来自于老老实实的调查研究。
我们现在怎么调查研究?发个调查问卷来填，画勾打叉，这能调查出来真实结果吗?你不要以为一个人独自填表说的就是实话，人是对自己都不老实的。比如问你赞成在公共场所吸烟吗?大家肯定都不赞成，人对自己也经常是不老实的。所以真正的调查，就是人贴人、人见人、心贴心，才能得到真实情况。
现在时代变了，为什么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到这个社会，也要重新调查呢?因为很多情况都不一样了。你看主席他首先不懂电脑，没有上过网，不知道网上的事，也不知道电诈是怎么回事。
毛主席的时代，缅北是个什么地区?是我党支持的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后来游击队这条线给掐死了，现在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个电诈乐园，竟然发展到要动用解放军去清剿。这就是说，他老人家很多问题要重新去研究——我曾经跟年轻人讲，我们现在要调查什么?要调查当今的阶级情况。毛主席第一个调查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选第一篇。我们现在的阶级情况是什么样的?阶级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我看到刘继明兄一个说法，现在革命的主体恰恰不革命，现在遭受压迫的那些996的可怜的孩子们，他们最应该革命的，但是这些青年人恰恰大量是反共反华反毛主席的，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这跟早期共产党不一样吗?我最近组织我的粉丝读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大家看看土改有多难。我说为什么人家写的《软埋》那么有影响，得到反动势力的追捧，它也有它的群众基础。共产党那么辛辛苦苦给农民分了田地，白天分了，晚上就送回去，晚上贫下中农把土地送给地主，说这是东家的地，咱不能要，咱是一个讲道德的人。——那就是说，共产党不讲道德了。所以共产党最难的工作，其实不是打倒地主，而是怎么让这些贫下中农认识到：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这本来就是我的，共产党只是帮助我拿回自己的东西，共产党不是帮我抢人家的东西。——这个是最难的。
今天的社会，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无产阶级，那种大机器生产流水线上的人，不是我小时候看见的无产阶级，我父亲一辈的大工厂。现在你到公司里去看，一个一个小格子，每个人一个小格子，大家都原子化，所以这种工作状态就使他们互相内卷。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启蒙?你让我想，我也想不出来，所以我经常着急。我反思自己，说我对不起毛主席，也就是说毛主席的革命事业取得了很大胜利，但还是个未竟的事业。为什么未竟呢?是他老人家离我们普通群众太远，比我们超前了好多步。我们是他老人家走了几十年后，很多事情越来越看清楚了。看得再清楚，我们也是事后诸葛亮，可是我们拿不出办法战胜眼前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我读了这么多书，接触了三教九流，也做过不少事，愧对他老人家啊!这些书都白读了。
除了调查阶级，还要调查研究科技发展情况。现在科技发展跟毛主席时代也不一样。毛主席那个共产党虽然贫穷，但永远掌握第一科技，什么先进，那个党就掌握什么，比如说国民党的谍报工作远远不如共产党。当然共产党胜利主要不是靠谍报，是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但是我们的谍报之强世界仅有。为什么同样的人，同样学谍报技术的，国民党的谍报员就不如共产党的?我们特别重视技术，在文化领域，共产党永远掌握第一媒体，掌握报纸，掌握电影，解放以后是掌握收音机，人民群众天天看什么，我们党就看什么，就掌握什么。
我前几年听一个领导同志说，一定要抓好《人民日报》。我觉得这太落后了，现在谁看《人民日报》?那领导说《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少多少。我说发行量能说明问题吗?哪个办公室都订《人民日报》，放在那里没人看。党现在要掌握什么?要掌握抖音、快手，这才叫当下第一媒体。你掌握不了这个，你的政策不论多么正确，都跟人民群众是离心离德。
再次，还要掌握调查研究经济情况。经济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毛主席那个时候好像是不培养这么多的经济学博士，但是我党的领导人就是多面手，都有自己按照党的宗旨的经济工作原则和经济工作智慧。所以毛泽东时代，我们在对外贸易上从来没有吃过亏。我们不加入WTO，随便出一把手，就在国际市场上大获其利。而我们现在培养了这么多经济学博士，自己做买卖也不行，给国家办事把国家坑得够呛。我就知道我们北大经济系一个领导，出去给人家讲股票，靠讲课赚了五万块钱，回家打开电脑一看，自己的股票亏了八万块钱。我说你搞了半天还是讲课赚的钱，说明你经济不行，你自己炒股都不行，给别人讲些啥?为什么全国人民都当韭菜?就是经济越搞越差，包括忽悠领导人。领导人自己并不是经济专家，他是听智囊团的，这个智囊团有问题。我觉得我们还要研究经济发展金融发展问题，准确地把握脉络，不然我们对国内外的局势判断都会发生极大的失误。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导师钱理群先生商讨过。一般人都把钱理群先生看成右派，其实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那个时候钱老师就提出“后疫情时代”。我说很多具体的事恐怕就定下来了，比如说以后去北大，永远要刷脸，再也没有随便进北大的事了。这个事对我个人倒是有好处。疫情以前，我所有的课都上成大课，无论什么课都是七八百人进来，北大教务部门永远把最大的教室留给我，哪怕名额只有一百人，最后也一定换成最大的教室，我一个人站在那儿，下面都是人。疫情后，刷脸的制度就固定下来了，校外的人要让校内的人员帮你预约，然后脸刷上。这已经是固定化、制度化了。
当时我和钱老师讨论将来的世界什么样，钱老师就提出了“两个无一个不”。
“两个无”，一个是“无共识”。无论什么事情，大家找不到共识了，这个事情好像钱老师有点不安，大家都把他看成右派。钱老师说，以前我们都是有共识的，年轻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实现共产主义——他对实现共产主义有一些看法，但他说这也是个共识吧;后来不说共产主义了，说让我们大家一块实现四化，这也好，反正有共识;说现在不知道干什么了。
第一个是无共识，第二个是“无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比如病毒的真相是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们一个权威的解释。打喵到底会不会死，是不是坑人的，是不是个骗局?以前都说，某个事情恐怕是谣言吧，然后等着有关权威方面的辟谣。我说现在辟谣最危险，谣言不可信，辟谣尤其不可信。很多辟谣后来被证明是错的，还需要再辟谣。
“一个不”，就是世界是“不确定”的。这是2020年说的，现在“不确定”成了我们党中央的常用词，二十大报告里面就有不确定。现在国家制定政策经常说——在什么什么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两国认识到……这成了一个常用的句式了。我看我们北大人发明的很多词，最后都成了党中央的政策，包括原来是我们中文系的系格，叫守正创新，这是温儒敏老师提出的，意思是我们不赶时髦，不赶经济大潮，不赚钱不办班，等等等等。结果现在中央说守正创新，成了国策。
我在钱老师这“两个无一个不”的下面又加了一条叫“不讲理”。看看现在很多事情都不讲理，疫情期间就不讲理，把老头按在地上就打喵。谁给你讲理呀?广大农村地区不让农民出门，一把大锁就把人家院门给锁上，谁敢出来，打死活该，就完全是不讲理。
当然我们的主要精力是批判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但帝国主义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为了欺骗人民，它多少要讲点理，要不它怎么吹它的民主?那个虚伪的部分要拿出来啊。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第一个要教导我们好好调查研究，第二个还要讲究斗争智慧。
毛主席不是给自己制定了多少条斗争方法，然后就照着这个去做，他是灵活机动，这个是最难学的。“三八作风”里面最难学的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主席的共产党一方面是阳谋。我昨天在微博上放了一首四野的战歌，林总命令往下传，这个命令传出来之后，下边几乎是把林彪的“三猛战术”暴露给敌人的，就告诉你们，我怎么打仗。一方面共产党是阳谋，我的办法告诉你了，你学不去。如果你要学去，你就成了我，就不需要共产党，你就是共产党了。比如说我们依靠人民，国民党知道也没用，学不去。这之后又有机动灵活，你学了之后，还是在我们的算计之中。这在当今是特别需要。
我想不论形势多么不利，都要学习毛主席立场坚定不动摇，要救这个党，希望它不犯错误，但既然犯了要赶紧救它。
我再次推荐大家有机会看看刘继明兄的大作《黑与白》。文革初期，为什么本来是整走资派的，最后却来整我们知识分子，造成知识分子对党的极大仇恨。这一招棋真的很阴毒，非常管用，一直管到现在。我就遇见很多我的同行，一提到文革，脑子马上就糊涂了，变成了非理性的状态。把文革说得越坏，好像越受欢迎。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很不利的局面，但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我觉得更需要经常在心里面跟他老人家交心，把他老人家灵活的智慧和他老人家的文字结合起来，还要和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我们也领会习主席的“两个结合”，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之后，要统一在一颗红心之下。
我刚才在微博上发了那天咱们在一块儿的图片，我讲我们要做毛主席精神上的警卫员。我们没有赶上真正做毛主席的警卫员，我们今天就捍卫毛泽东思想，要做毛主席精神上的警卫员!
今天这个场面我算一个晚辈，我还不到六十岁，明年才六十。很多老同志都比我德高望重，我在场算个少先队员。所以我从少先队员的角度唱两句歌，活跃一下气氛，唱老电影《创业》的主题歌《满怀深情望北京》里的几句。正好今天比较冷，我就选里面的几句：
天寒地冻不觉冷，热血能把冰雪融。
石油工人英雄汉，乐在天涯战恶风，
乐在天涯战恶风!
要让这大草原，石油如喷泉，
勇敢去实践，哪怕流血汗。
毛主席领我们向前进，
革命前程多灿烂。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