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毛泽东最为心仪的现代中国文学家和思想家，罕见地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对鲁迅评价之高，在古今文化人当中，无出其右。1949年访问苏联时，他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

　　毛泽东读鲁迅的书，共鸣深深，在思想情感方面息息相通。究竟怎样“相通”，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在文化革命上的共鸣。

　　这里说的文化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作为运动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批判传统的旧文化，由此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生代”，毛泽东在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总是把文化革命放在突出的位置。《新民主主义论》是系统的理论成果，原本的题目，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这部论著中，毛泽东提出，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旗手”、“主将”、“代表”、“方向”这样的用词，反映了鲁迅在文化革命领域的地位和价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个代表人物中，陈独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后来逐渐离开了文化革命领域;胡适在文化领域的作为虽然不小，但其思想轨迹显然和中国共产党是两条路子;也只有鲁迅，依然在文化领域不断战斗，不断前进，且思想轨迹同毛泽东的主张，颇为接近，都特别重视通过文化革命推动文化转型，倡导建立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读鲁迅著作，在这方面获得共鸣，实为必然。

　　二是在透彻分析中国国情问题上的共鸣。

　　鲁迅和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是“主将”，一个是“前卒”，他们都饱读诗书，对历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对老中国社会都有深刻的认识，对旧的思想道德都作过分析和批判。对几千年封建压迫，鲁迅概括为“吃人”，毛泽东概括为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他们都注重对中国社会进行思想启蒙。鲁迅以“精神界之战士”的身份，努力于“改造国民性”;毛泽东早年组织新民学会，宗旨是“改造学术与人心”。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的腐败社会进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毛泽东很欣赏鲁迅分析批判中国社会问题时，在方法上的深刻辩证，事实上这也是他和鲁迅的共同特点。

　　的确，无论是批判旧中国，还是建设新文化，都是很艰巨很复杂的事情，绝不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单纯口号，就可以大功告成，更不是越激进越好。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因为立足于中国国情，在大量深入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却被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戴上“右倾”、“保守”和“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这个遭遇，很像同时期的鲁迅。大革命失败后，左翼文化界在关于“革命文学”等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中，创造社、太阳社的言辞很激进，对鲁迅的批判攻击也很激烈，给鲁迅戴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绍兴师爷”、“堕落文人”的帽子。

　　鲁迅的主张看起来不激进，恰恰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识更深刻和辩证，由此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反批评，也就非常到位。比如，在《上海文坛之一瞥》中，鲁迅说革命文学运动的错误，“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目，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对这样的反批评，毛泽东极为欣赏。1972年11月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中，他对鲁迅与创造社分歧的高下，作了评价：“创造社不那么高明。鲁写的《上海文坛之一瞥》，就是骂创造社的，后来郭沫若就写《创造十年》驳他，驳得没劲。”毛泽东评价左翼文化界的这段公案，或许会想到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遭遇。事实上，就在鲁迅写《上海文坛之一瞥》的前一年，毛泽东为反驳“左”倾教条主义，写了一篇《调查工作》，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和鲁迅的反批评，实为异曲同工。

　　关于毛泽东和鲁迅在深刻了解国情这个问题上的共鸣，有两个文化界的当事人的看法，是很到位的。

　　一个是萧军。他在1944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认识底深刻性，韧性，战斗的精神，严肃性，深沉性，这和毛泽东底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认识的全面性，政治学说，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对照的。”

　　再一个就是曾经批评过鲁迅的周扬。在1977年4月发表的一篇接受采访的文章中，他把鲁迅和毛泽东放在一起评论说：“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确实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是很厉害的。毛泽东的伟大也是这两条，其他的许多革命家就不如他。毛泽东、鲁迅，对社会、历史的了解是非常透彻。因为这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用。教条主义者，像我们这些人和年轻的人吧，也许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比方说‘创造社’后期的人，都在日本读了很多书，王明这些人也读了些书，但是读了不能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毛泽东和鲁迅对社会有丰富的了解，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太多社会、历史知识，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成教条。”

　　三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共鸣。

　　毛泽东和鲁迅，都很重视中国农民问题，都是分析农民问题的高手。要了解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离不开对农民开展工作。鲁迅解剖农民，特别是农民的消极面，异常深刻。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普通农民作为主人公的作家，其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阿Q、闰土、七斤等典型的农民形象，再现了近代中国封闭、落后、萧条的农村景象，描写了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受到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写了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唤醒底层农民而失败的必然性。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早期从事革命活动，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农村和农民。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得益于对农村社会和农民处境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和鲁迅的这个共同点，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他们自觉根据中国实际来思考中国问题症结的必然结果。当然，比较起来，毛泽东更注重挖掘农民的积极面。他1939年给周扬的信中，有过说明：“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的确，亲身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写的农民，与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不可同日而语。著名记者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在《初见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基础上播种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这个见解，切中肯綮。

　　四是精神个性上的共鸣。

　　毛泽东1937年在《论鲁迅》中指出“鲁迅精神”有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具体论述中，则突出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凡此等等，可归结到一点，即敢于斗争，永不变节。

　　毛泽东提炼概括的鲁迅这种精神个性，正是他在千难万险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期待、提倡和下大力气培育的最可宝贵的革命品格。在毛泽东身上，人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精神个性。诸如他不怕鬼、不信邪，在逆境中越挫越奋的个性，他立场鲜明、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个性等等，和鲁迅颇为相近。基于此，他读鲁迅著作，很欣赏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观点，说“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很欣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说“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很欣赏鲁迅“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说法，表示“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五是在以笔著文的战斗方法上的共鸣。

　　毛泽东在战斗方法上与鲁迅的共鸣，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鲁迅杂文的欣赏和评价上面。鲁迅一生写有17部杂文集，宣称自己的杂文是对准敌人的“匕首”和“投枪”。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这些“匕首”和“投枪”之所以能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因为鲁迅“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毛泽东特别欣赏并提倡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他说：“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他谈到这个战斗方法时，举了鲁迅为自己的杂文集起名的例子：有人说鲁迅第一是有闲，第二是有闲，第三还是有闲，并且说有闲就是有钱，他就出了一本《三闲集》;有人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一本《南腔北调集》;有人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一本《二心集》;有人说他的文章常在报刊上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一本《花边文学》;有人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要求《申报》上的“自由谈”栏目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一本《准风月谈》;有人骂他是堕落文人，他干脆就把自己的笔名改为“隋洛文”。

　　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针砭时弊，既深刻又全面，既有感染力，又有说服力。毛泽东认为，主要原因是鲁迅懂得和运用了辩证法。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和与会者多次谈到鲁迅杂文的这个特点，说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自觉加以运用，这才使他的杂文“很有力量”。在会上，有人说写短篇杂文难免有片面性，他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甚至猜想，鲁迅如果还活着，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但一定还会写杂文，对现在的一些事情，他“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设想，自己退休后，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当然也包括写杂文。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为一些报刊撰写的大量时事政论，不少就是出色的杂文，其风格，也颇似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