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圣哲曾经说过，有文事者，必以武略济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认为，“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因此，想要国家强盛，“沈审谨密”的笔杆子固不可少，“勇悍善敌”的军士也绝不可乏。后世政要在加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同时，如果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抛诸脑后，必定内外交讧，危亡在即!

　　《九零后读通鉴》卷一：三皇纪

　　原文：姓公孙，讳轩辕，有熊国君之子也。生而神灵，长而聪明。是时，神农氏为天子，诸侯相侵伐，神农氏不能征。炎帝侵陵诸侯，蚩尤最为强暴。轩辕修德治兵，与炎帝战而胜之，又禽杀蚩尤于涿鹿。于是诸侯咸归轩辕，遂推轩辕代神农氏为天子，是为黄帝。

　　大意是，有一位名叫公孙轩辕的人，是有熊国国君之子。他幼年便天赋异禀，长大之后更是聪颖过人，深不可测。此时炎帝神农氏的后代子孙衰弱无能，长期荒废军事，面对诸侯互相侵凌私斗的恶劣局势，无法加以平定，只能靠“胁逼弱小”的方式来维持区域性的统治。在作乱的部族首领中，以蚩尤最为暴横凶强，加之五毒四害也助其为祸，以致八方百姓都慑服在淫威之下。公孙轩辕不忍见群狼割据，黎民受苦，因此内修德政，外振兵威，先行讨伐无道昏君，将神农氏的子孙收为己部，树起了“据正道以伐叛臣”的旗帜，而后又与蚩尤大战于涿鹿。在军事上，蚩尤的兵甲戈矛本就不如黄帝;在政治上，蚩尤又是以逆抗顺，最终得以落败。天下诸侯怀诚畏威，皆归附轩辕。老百姓都觉得天数有变，神器更易，于是推戴公孙轩辕承继天命，取代神农，号曰黄帝。

　　丹阳讲评：直至今日，谈起大国崛起的战略，还是有人念念不忘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还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湖北张家山西汉墓出土的兵书《盖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德攻”的内涵越发让人们认识到了战争的双面性与及军队武装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重温对于失德乱政国家的十三条进攻原则，看看先贤是如何看待正义和战争的：“德攻者，其毋德者，自置为君，自立为王者，攻之;暴而无亲，贪而不仁者，攻之;赋敛重，强夺人者，攻之;刑政危，使民苛者，攻之;缓令而急征，使务胜者，攻之;外有虎狼之心，内有盗贼之智者，攻之;暴乱毋亲而喜相诖者，攻之;众劳卒疲，虑众患多者，攻之;中空守疏而无亲□□者，攻之;群臣申，三日用暴兵者，攻之;地大而无守备，城众而无合者，攻之;国□室毋度，名其台榭，重其征赋者，攻之;国大而德衰，天旱而数饥者，攻之。”

　　好一副“征讨暴乱，克宁区夏”的壮丽图景!这不仅是邪曲乱邦需要见之内省的唤钟，更是泱泱华夏所应承担的道义和责任!

　　然而，如若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不仅“德攻”之术是纸上谈兵，恐怕连图存自保也做不到吧!

　　先秦圣哲曾经说过，有文事者，必以武略济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认为，“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因此，想要国家强盛，“沈审谨密”的笔杆子固不可少，“勇悍善敌”的军士也绝不可乏。后世政要在加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同时，如果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抛诸脑后，必定内外交讧，危亡在即!

　　后世的一些迂狂伪儒，或受赂于境外，或浸淫于玄谈，偏激的建议“时危世乱才枕戈待旦，天下太平就应该舍弃鞍马”，难道不是很愚蠢吗?!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本质是人事的变更，权利的均衡，资源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再调整，需要经过漫长的隐形博弈，才会渐显其端，因此其爆发的时间不是像“借东风”那样，可以准确预测，如果国家不在平时居安思危，修我戈矛，一旦沦落到“诸侯相侵伐，神农氏不能征”的境地，百姓要想吃顿饱饭，恐怕也是无稽之谈吧!

　　故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作者 九零后 半知名作家 赵丹阳 QQ：794487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