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面临的三大危机

　　我觉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所谓机遇与挑战同在，无非是说危机是危中之机。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新的三座大山，也是三个主要危机。

　　1.文化领导权的丧失

　　今天我们面临最深刻的危机并不是经济上的，甚至不一定是军事上的，而是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值得思考的是，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斗争中，争夺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霸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在1978年之前，中共不怕别人说他穷，不怕别人说他没有枪炮，最怕别人说他没文化，只要说他没文化，他就要跟你干到底、辩论到底，在文化领导权、文化合法性问题上，他从来没有含糊其辞过。我们看历次的运动，从延安整风到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武训传》问题的讨论，到反击右派媒体，等等，都是这个问题：只要你说我们没文化，那就一定跟你干到底。

　　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个是正确的历史观，就是回答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再一个就是正确的局势判断，甚至也就是敌我力量的局势判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如果说，当今中国呼唤重构价值观，则新的价值观只能在掌握和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视野当中才能确立。

　　2.美国对国际软实力的垄断

　　从国际上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问题，而是软实力的问题。软实力是什么?是指一个国家不必采取强制手段而使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能力。在建国初期，在整个的帝国主义包围的过程中，中国之所以能够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主要就是有得道多助的软实力。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演讲中有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乃至他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参与政治的能力。特鲁多说：“尊敬的毛主席、周总理，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这就是加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导人。”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由加拿大总理提出的关于和谐社会和新的发展观的谈话。

　　我们知道，今天美国强大的根本，说到底就是最近《时代周刊》所称的，是美国的软实力。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人权，这一系列好名词都是由美国垄断着，你很难跳出他这个圈。因此，如果我们将来的经济发展走破坏环境、两极分化的道路，即使发展起来，那也很可能是失道寡助，在国际上丧失地位。

　　3.被洗脑的打工者：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等级中的地位

　　今天的跨国资本和它所推动的文化生产和文化商品的迅速发展，深刻地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进入到非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这个新的和最高的阶段。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处在以物质生产和资源出口为基本特征的初级阶段。中国在文化产品技术方面全面的大规模逆差，包括我们今天挥之不去的知识产权问题，引进美国大片问题，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中被洗脑的打工者的地位，这正是中国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最高阶段，真实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种文化生产所推行的欲望文化，瓦解了一切人类文明的和历史的价值尺度。

　　二、继承中国革命的遗产

　　面对上述三大危机，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遗产。我曾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伊拉克有位大学教授在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路上，遇到了路边炸弹，去了以后就没回来。我们今天去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炮弹没有打进来，这并不是天然的，一定是有历史原因的。

　　1.中国革命创造了新的价值和认同范式

　　武力教授曾经说过：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但产生了新的经济和国家的模式，而且产生了一种价值和道德认同的范式。我非常同意。举一个例子：1946年，有一个很博学的留学生，第一个翻译了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这篇重要文章。1949年，这个人给他的舅舅写了一封回信——因为他的舅舅作为烈士惟一的遗属，写信要求担任湖南省一个厅长的工作——信中说：舅舅，现在社会变了，您不要认为我爸爸当了国家主席，您就要当个湖南省的厅长。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变成一个公的社会了。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私人的感情，但是，当这种感情超出了私人的范围并与人民的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共产党人就必须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虽大义灭亲也在所不惜。信中说：舅舅，以前所有人把脏东西都倒到公有的地方，现在不能这样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写这封回信的就是毛岸英，1950年，他去参加抗美援朝，28岁牺牲在朝鲜战场。

　　我曾到中央党校学习，到延安去参观，看到王家坪有一张毛岸英和毛泽东的照片。我了解这个人，所以我知道我能有今天是由于他的牺牲。但是，当时我们班里有一个人却说：多亏毛岸英被打死了，不然他一定成为蒋经国或者金正日。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变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反动价值观侵入了我们的共产党，我们党内也有一些十分无知但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混混。我在《天下：江山走笔》这本书里说：“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千古未有之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而这就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人间的天国，是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大家知道，1962年，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曾这样说：“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与我的六万万同胞一起当上了国家的主人。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做人的价值。”这就是武力教授说的，中国革命不但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而且形成了一个新价值和新的价值体系。我们今天许许多多承受着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利益的人，却咒骂和否定这场革命和革命者所承载的价值观，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年来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抛弃了中国革命的遗产，或者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遗产。

　　2.中国革命遗产是怎样形成的

　　第一个，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立了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和能动性。土地问题是中国历史5000年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从中国土地的制度变迁中——井田制、初税亩、租佣调、两税法、青苗法、一条鞭、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集体化、免除农业税——就可以看到中国真实的一个历史。因为土地变迁是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红线。我们看中国历史，如果从土地制度来看，会看得很实在，中国革命就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立起新中国。

　　第二个，中国民族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形成了革命中国的国家主权，这个国家主权里面不但形成了一个国族的认同，还融合了国族认同与阶级的认同、人民的认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改变了18世纪以来欧洲帝国主义主导世界的历史，也改变了二战后所形成的五大国瓜分世界的历史，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亚非拉的革命和建国的道路。

　　第三个，以思想路线为“道统”，制定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地理路线图，并以此为背景建立现代政党的理论合法性，从而使得党的思想路线与政权之间始终保持着反思性的关系。这个话说白了就是：决定我们今天政权合法性的，不是正统和法统，不是你认同了什么经济制度，不是你实行了什么宪政，而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合法性。

　　3.需要批判地继承的中国革命的遗产是什么

　　在今天的中国，中国革命的遗产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在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当然是有种种问题，如果不能批判地继承这个伟大的遗产，继往开来，那将被我们的前人所耻笑。但是，批判地继承绝不等于简单抛弃，否则，我们不但丧失了过去，也将丧失对于未来道路的探索能力和想象力。东欧就是因为全面地抛弃了自己的革命遗产，结果就只剩下一条路：被消灭到西欧里去。

　　需要批判地继承的中国革命遗产是什么?第一个遗产，就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人民焕发出的独立自主能力和“主人翁意识”、焕发出的团结气概、道德意志和牺牲精神。第二个遗产，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围攻和炮火中诞生的中国革命，将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命题引入世界历史。正是万隆会议所缔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造了17世纪以来由西方国家提出的国际法原则，也改造了联合国。

　　1972年中国重返的联合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联合国，它所诉诸的国际法已经包含了万隆的精神，没有这样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不可能具备其国际环境。第三个遗产，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崭新的历史-地理的视野：从时间上给出了19世纪以降中国与世界历史的线索，从空间上给出了资本扩张和人民反抗的路线图，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发生、为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时间-空间框架、历史-地理背景。这也成为今天我们思考价值观问题的坚实基础。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对于历史的描述可以改变，对空间的分析、局势的分析可以改变，但是不可以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状况的描述。

　　怎样理解中国革命的遗产，是否继承中国革命的遗产，这决定了我们党怎样执政，决定了当前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对于今天的中国，离开了中国革命遗产中包含的核心价值，盲目的认同就十分危险，盲目“实践”的后果就相当可怕。而不重视当前社会思想所面临的深刻危机，陷入盲目的乐观，更是足以致命。

　　三、中国革命的核心价值在今天依然重要

　　关于中国革命中所包含的核心价值，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在今天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1.人民民主专政

　　王绍光教授对民主问题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演讲中提出，自由民主、立宪民主和代议制民主，都是对民主的制约和限制，它们的重点并不是民主，而是自由、立宪和代议制。民主并不等于选举。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选举民主与寡头或多头统治是同一个范畴。因为选举的目的是为寡头和多头统治提供合法性。而且他描述说，选举制度是雅典城邦自治制度崩溃的真正根源所在。在现代历史上，由于统治阶级总是把“民主”当作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由于民主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和“好东西”，起码是“不坏的东西”，从而才使得真正的民主不能不通过斗争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甚至包括黑格尔的民主理论，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民主从来是有阶级性的：少数统治阶级的民主，对大多数民众来说当然是个“坏东西”;而大多数人的民主，对少数统治者来说当然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体现的是实质的民主、阶级社会里的民主，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反动派进行专政。它特别表明，现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包括20世纪初的农民、工人和妇女运动的真实历史，这个民主的历史或传统，就是在反动派以民主为名义的残酷镇压和杀戮中，在反抗这种残酷镇压的过程中形成的。

　　北大历史系的罗志田教授有一篇很好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他说：国民党三次北伐，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迅速成功了，为什么?主要是由于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特别是在湖南，人民群众的自我组织运动搞得好，以至于出现了开门迎接北伐军的情况，所以北伐一下子成功了。如果没有这个，北伐是不可能这么快就成功的。反过来就是说，人民民主是在反抗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人民民主不可能不是人民专政。正因为一开始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1927年，仅湖南一省，一下子杀了多少头?夏明翰被杀了吧，他可是道台的孙子，照样杀。郭亮，恐怕是中国最早搞工人运动的，《沁园春·长沙》就是毛泽东和他一起重游长沙时写的，他的头被砍了，挂在城门上。我们比较熟悉的牺牲者还有：向警予，法国留学生，常德八女之一，是作家丁玲幼年崇拜的偶像，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柳直旬，放着局长不当而从事农民教育;杨开慧，放着北大教授千金不做而搞女性运动。多少志士仁人，正是因为献身人民民主，一股脑儿就这么被杀了，这就是闹人民民主的下场。在22年的人民民主的斗争历史当中，民主首先就是武装反抗反动派的镇压，这就是真实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样的真实的民主史，也有些人就是想叛卖这个真实的民主的历史。抛开中国民主运动的真实历史，来空洞地、抽象地谈论民主行吗，我看那不是无知就是欺骗。

　　为什么人民民主在今天仍然是很重要的呢?因为，枪杆子可以杀人，笔杆子也可以杀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形式夹在国家和群众之间，这就是媒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理。我们还知道，在政权之外还有一个文化领导权，见诸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黑格尔之后，没有比这样一句话更天真无知的了——媒体是客观的、中立的，民主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媒体霸权或者媒体掌权。实际上是这样吗?媒体是有着自身特殊利益的集团，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霸权之一，中外无数的思想家都论述过这一点，今天还用得着再重复吗?但是，我们今天确实有很多人非常的无知，他就是媒体拜物教：如果我们不屈从于媒体，那么我们就不客观了、不中立了、不言论自由了、不民主了。在现代社会里，哪个媒体内部不屈从于广告部、不屈从于广告商?它怎么可能客观?它怎么可能中立?它怎么可能民主?这一点，鲁迅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反反复复地讲过了，我们不读毛主席的书，也不读鲁迅的书，所以一个李安就把你吓成那样，好莱坞就把你吓成那样。媒体怕广告商，广告商怕好莱坞，中国资本家怕美国的默多克。什么是愚蠢，这就是天大的愚蠢。

　　今天正是由于我们自己起码是在舆论、在媒体上放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价值，放弃了中国现代民主的主要传统，因而才会在所谓“共产党不讲民主”的指责下理屈词穷。也正因为我们自己不懂得如何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太迷信媒体，乃至于对媒体怕得要命，因而不敢与媒体作斗争，更不是把它交给人民群众，交给舆论去讨论，去评判，去处理，乃至去斗争。你这么怕媒体干什么?鲁迅跟媒体斗了一辈子，跟小报斗了一辈子，得罪了媒体，鲁迅就不伟大了?小说没得诺贝尔奖，鲁迅就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了?

　　2.理论路线，或革命的理性

　　这个理论路线图主要就是前文提到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即历史的描述;一方面是对敌我局势的一个空间的判断。理论路线就是美国新马学者詹明信所谓的“路线图”或者“理论地图”，制作理论地图的能力就是理论的抽象能力，就是哲学家们所谓的“结构”和“解构”能力。

　　今天，我们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改革开放是1972年，甚至1962年“9评”以来旷日持久的理论思想论战的结果。改革的理论，关于市场，关于商品，关于所有权，其实早在改革发生之前都已经形成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就天真地以为邓小平理论等于“没有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包括胡乔木、邓力群、张闻天、孙冶方、顾准等许多党内和学术界理论家的思想的结晶。因此，党的路线斗争是每一次历史转折点必然发生的，路线斗争从本质上说就是理论斗争，实际上是围绕着历史观、局势观的争论。四、重视媒体这个制造幻象的工厂

　　任何价值，都是在人民的实践中被建立或者建构起来的，也是不断发展的。

　　我自己是第九届和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的评委，主要是评电视剧。看了很多电视剧之后，我的感觉是，电视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作用真是太大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盲目、非常疲乏，当然也有困惑，也想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究竟是谁这样的问题。现在电视剧把这些问题以一个非常肤浅、非常通俗的方式给你回答了。我们在诸如《渴望》、《一年又一年》、《金婚》、《我爱我家》这些肥皂剧里认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生活意义。媒体就像一面镜子，我们早上起来照镜子认识自己，晚上在电视剧里认识自己的生活。长此以往，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真实的世界和电视剧的世界了，我们对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对于我们究竟是谁的问题就交给电视剧去解答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有句话叫“文学的主体性”，意思是人的主体性只有文学里有，我们要有主体性，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要求自己，那就要像小说一样去生活，像文学一样去生活，后来进一步，我们要活得像电影一样。最终，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对于历史的理解，都是由张艺谋、陈凯歌、李安的编造来告诉我们，离开了他们讲述的故事，我们就不了解历史、不了解自己，甚至不了解中国。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或者全球化的幻象制造网络，背后有强大的资本力量。我们认识现代世界，一定要重视媒体这个制造幻象的工厂，了解和分析它与我们真实的世界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执政党，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实的、什么是虚的，是假的，是靠不住的。

　　在这个世界上，敌我是真的，自然资源的基本条件是真的，人心向背、老百姓的支持是真的。口号是虚的，媒体是假的，美元是最靠不住的。这就是最应该保持的清醒的头脑。

　　(原文刊于《绿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