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

　　接下来讲最后一部分，怎么命名我还没有想好，姑且先叫“国家教”吧，指的是一系列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思潮。我刚才批评那些特别左的人没有国家观念，我是主张大国家、强国家的，因为国家独立自主是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守住的。(点击阅读《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在这个前提下，国家才会有发展，社会才会有民主，人民才会有自由。但问题要辩证地看，国家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我们应该讲国家的阶级属性，不能说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行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是要消亡的。我对国家消亡的前景不大相信，但认同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看法。我觉得这才是左翼应有的正确健康的国家观。　　

　　在这一部分，存在着几种不大好的倾向。一种叫五毛党。什么是五毛呢?据一个朋友说，也不知道是真假哈，五毛起源于仇和。仇和是个市场邪教徒，他早年在江苏宿迁搞医疗市场化，把公立医院都卖掉的，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当初几个亿卖的，现在宿迁要从公共财政中投80多亿重建公立医院。这是个祸国殃民的王八蛋，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很好，应该的。据说呢，他在宿迁卖医院、卖小学、卖幼儿园的时候，老百姓不高兴，就在网上里骂他，骂他这些政策，他就组织了一批网评员，做一些舆论引导，说他干的是对的，一条五毛钱。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拿了仇和的钱，就得说宿迁市委市政府干得好。后来呢，五毛就演变成了对一类思潮的代称，指无原则为官方辩护的声音。推而广之，五毛论调其实是指为改革开放辩护的理论。中国不只有改革开放这一段，还有悠久的传统文化，有毛泽东时代，但五毛观点只看到改革开放，只说改革开放好，把甘阳提出的“通三统”简化为一统了，就是邓小平的传统。五毛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反正改革开放就是好，中国非常牛。

　　大家不要小看了五毛论，随着公知话语的没落，五毛话语正在成长为新的主流。代表人物有周小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他是比较低端的，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是张维为。张维为可以说就是中国模式派的创立人，在海内外影响都非常大，他的理论是官方很喜欢的，也很倚重，大概是想通过他的理论来解决挨骂问题。前些天王毅外长对加拿大记者的挑衅性问题做了直截了当的回应，我当时评论说，反击是对的，但道理讲的还不够好。其实，王毅用的论述就是张维为的。党希望通过张维为的东西解决挨骂问题，希望不大，属于有病乱投医。张维为著书写文章发表演讲，核心意旨是论述中国这些年来在经济上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注意，不是中国为什么取得成功，而是中国在经济上为什么取得成功。任何一种思潮你都不能简单地说它都错，也不能说它全对，五毛论调也一样，它有有道理的地方，也有很多致命的问题。我总结，五毛论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格调比较低，前面我说过，旗帜上不能写钱，为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体的成功做辩护，眼里也不能只有钱，格调不可以这么低。张维为的问题是，不但格调低，而且低得太明显，简直就是周立波的高度。比如我听过他几次演讲，有现场也有网上看的视频，几乎每次都要说，他去过一百多个国家，对照比较了怎么怎么样，言下之意是你们没去过那么多国家，说话的分量就不如他。要么就说，哥们儿当年给邓小平当翻译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也是一副很牛的样子。可是，这有什么好牛的呢?再牛你也是个翻译嘛，对吧?咱们前面不是说到了日本鬼子的小翻译，你们是同行嘛。在座的北外同学说不定有学语言的，将来很可能做翻译，我要补充一句，我对翻译这个职业没歧视，只是对张维为老拿给邓小平当过翻译说事比较反感。五毛论第二个特点呢，是去价值化，前面我们讲过的“普世教”，叫它公知话语也行，最大的特点是极端价值化，特别喜欢讲政治价值，什么都上纲上线，但五毛理论恰恰相反，是极端去价值化的，丝毫不讲价值观。如果有一个价值观的话，那就还是钱，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金钱教”上面去。　　

张维为讲中国信心：中国崛起大势不可阻挡　视频链接：www.iqiyi.com/v_19rrnujxis.html

　　号称“在国外被封杀的视频”

　　在国际层面，指望这样的理论解决挨骂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国际上软实力的竞争是价值观的竞争，光讲GDP增长、基础设施水平什么的怎么可以呢?要解决挨骂问题，得旗帜鲜明地谈社会主义、讲平等、讲民主，可惜这些东西张维为及其同道们并不关心，大概也不懂。在国内，这套理论也是没有统合力和说服力的。我很想知道，如果让张维为面对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人群做场演讲，让他把那套道理讲给尘肺病患者听、讲给失地农民听、讲给下岗工人听、讲给打工却拿不到工钱的人听、讲给在工厂打工造成肢体残缺却得不到赔偿的人听，反响会怎么样，是获得掌声，还是被扔臭鸡蛋。

　　还有国家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是一个有趣的概念，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确切的意思，只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也不知道这个词怎么就流行起来。前段时间我还问过黄纪苏老师，头些年自由派总是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倾向，咋忽然不讲民族主义开始讲国家主义了呢?据说，国家主义最早是何新提出来的，他觉得不要老吵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吵不清楚，吵到最后社会会分裂，最好的办法是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就塑造和神化国家，把国家打造成价值本身，把大家的认同集中到国家上来，大家都爱国就完了，国家性质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重要。这种东西我是不同意的。针对现实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按照国家主义的逻辑去讲，就变成维稳了。

　　咱们再用雷洋事件为例来说说。前面我批评了那些枉顾事实以胡搅蛮缠的方式对警察、对政府的批评，但反过来，另一种声音也是有问题的。很多人说警察软弱了，秩序是第一位的，我们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不管什么地方发生警民冲突，就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说这是袭警，这要放到美国，早就就地正法了。这么说也有道理，雷洋反抗那么激烈，正常人都会想，是不是逮着条大鱼，这不会是个杀人在逃犯吧，肯定不能让他就那么跑掉了。如果按美国警察的做派，在激烈反抗之际掏出枪把人打死了也可能的。但是中国警察应该像美国警察学吗？那还是不是人民警察了?警民冲突频发是现实，但不能通过让警察更多地使用暴力来解决，因为警民冲突多发既有普世邪教徒忽悠的因素，也有警察自身的原因，比如执法的利益化，警察喜欢抓嫖娼，因为比较好罚钱，抓小偷没什么油水，就不那么积极。还有钓鱼执法、警匪一家等问题，都导致了老百姓对警察的反感和不信任。网上有很多五毛，不去具体分析这些问题，只强调执法要加大力度，要保持秩序，这是要不得的。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不少这样的人不是拿钱发帖的那种五毛，他们真是这样认为，那这就要视为一种思潮了。雷洋毕竟死了，这是个悲剧，也应该好好讨论和反思，但要实事求是，脑子要清楚，不能一味挑刺找茬，也不能一味地搞维稳思维。重要的是脑子要清楚，要辩证分析，问题要解决也要综合地解决。现在脑子不清醒的人越来越多，蠢还不谦虚，这样的人太讨厌了。

　　能归到“国家教”这个谱系下面，还有中修帝国主义派、工业党等。所谓中修帝国主义是指主张中国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自成一系，把周边国家纳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中来，让人民币流通到这些国家，向他们收“铸币税”。这和国际主义是有巨大差别的。工业党，顾名思义，关注中国工业水平的发展，同时有着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怀，希望国家强大。【工业党真是一朵朵奇葩，在他们眼里，啥都不是事儿，没有什么是技术进步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都是极其乐观的人，对中国的前途乐观，对人类的前途乐观。我建议大家都交一个半个工业党的朋友，这样每当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就可以跟工业党聊聊，然后你就发现世界原来是那么美好，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槛儿。】这些人都不是社会主义者，关注效率胜过关注公平，关注整体甚于关注个体，但他们至少比右派好，不卖国，不当汉奸买办。　　

　　这部分思潮论寿命的话比前面说到的那几类要短，是最近这几年才兴起并且流行起来的，形成了替代公知话语的趋势。这一变化的背景2008年西方遇到了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保持了下来，现在论经济总量成世界老二了。在那之前，流行的是中国崩溃论，中国人自己也不自信，也不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市场机制能真正融合并长期稳定。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很多人开始相信这样的制度组合是能够成功的。这种思潮也有它的合理性，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轰炸，后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都给中国人提了醒，不能盲目相信世界天下太平了。一直到今天，美国的航空母舰还在我们南海转来转去。维护国家独立完整主权，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急迫的任务。国家主义有缺陷，但也比“普世教”好，普世教徒是盼着中国赶紧倒掉的，有外敌入侵，他们要当带路党的。

　　尾声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简单地讲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怪现状，因为按照我的思路来组织，所以不可避免地遗漏了一些东西。我的态度从论述的过程中叶体现出来了，我是不满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成分太少了。有思想文化上混乱，就会有混乱的社会，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简直是病入膏肓，问题太多了。

　　社会病了。最最典型的病症就是党员反Dang，这是这个社会病态登峰造极的表现。我以任大炮事件为例简单地谈谈，给今天的讲座做一个结尾。　　

　　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党为什么必须开除任志强这样的党员》(点击阅读)。别人说你连党员都不是，操那个心干什么，要你管么?党要是开除他、处分他，那的确不关我的事，我不是党员，党内的事情跟我无关，但是共产党不处分他，就关我的事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没有任何替代力量，党是这个社会的榜样。党的领导人总是说，中国搞得好不好关键在党，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如果党允许党员反党这种违背政治伦理的现象大规模存在，那就给社会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党就不但没有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还拖了整个社会的后腿了。如果党员可以没有党员的样子还不受到惩罚，那么大夫就没有必要像个大夫的样子喽?厨师就不用像个厨师喽?老师不用像个老师、学生也不用像个学生喽?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你说这关不关我的事?不但关我的事，也关大家每个人的事。

　　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不是说都叫党，就是一回事了。从纲领和根本宗旨上讲，共产党是有精神追求、有理想的党，不是代表性政党，不是一般意义上以利益结合的党，而是先锋党，是准宗教性的政治团体。一个组织，在发展的特定阶段出现纲纪废弛的现象，这在任何时代都有。比如从来都有花和尚，但花和尚也知道他自己是花和尚，知道不对，他大不了干点犯戒的事，闷声发大财，但他不敢说佛教的戒律是错的，他才是对的。我们见过花和尚，但见过说释迦摩尼错的花和尚吗?没有的，我们甚至无法想象有这么不要脸的花和尚。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就有大批这样不要脸的党员，比如任志强，他就敢公然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说被共产主义骗了好几十年。大家知道，入党是成年之后才有资格的，年满18周岁才能提交入党申请书。你要是申请入党，就代表你选择认同党的纲领，加入共产党就要接受党纪约束，自愿让渡出作为普通公民的一部分权利。有些公知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来为党员的反党言行辩护，说什么要允许人在思想市场上有选择的自由，这是无耻！因为申请入党表示你在思想市场上已经选择过了，放弃了其他选择。就跟谈恋爱一样，单身的时候可以广撒网，但一经选择，就得守规矩，不再有选择自由了，如果劈腿，就得接受“纪律处分”，要么赔礼道歉，要么被甩。这有什么问题吗?有投机分子混到党内，为了方便捞点好处，那你也得悄悄的啊，低调地当个花和尚，公然反对党的宗旨，不是疯了吗?任志强说被共产主义骗了，我们善意地理解他，他年轻时是跟风入党的，后来才发现被骗了，那自己滚出去不就完了吗?党章里规定党员有这个选择啊。但他又不退，还大言不惭地接受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反过来说，党组织把优秀党员的称号给这种人，可见党组织已经涣散到什么地步了。

　　这叫什么?这叫礼崩乐坏!这叫亡天下!亡国是改朝换代，老朱家被推翻了，爱新觉罗他们家来了;“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今天的市场经济难道不是人相食吗?今天的社会道德状况不是仁义充塞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产党烂到这个份上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跟你们大家有没有关系?可悲的是，有那么多人给任志强叫好，觉得他敢说真话，为任志强被党纪处分鸣冤叫屈。荒唐啊!　　

　　不过，我那个文章也算没白写，不少人是接受我的论述的。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叫张雪忠的右派给反Dang的中共党员贺卫方写了个公开信，讨论党员有没有发表异见的权利，质疑他为什么不退。他的逻辑基本上就是打我这里偷的，右派内讧都抄袭我了，我感到很骄傲。

　　幸好党组织终于有所动作了，给了任大炮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我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作为结尾，其实也是提示一点，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以上所说的思想文化方向的乱象，还是要靠党，看党能不能拨乱反正，能不能改过自新。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大家在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请拍拍胸脯想一想，到底是因为什么想入党？到底认不认同党的根本宗旨呢？能不能做到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如果还有犹豫，就不要入嘛。这就是我们每个能担负起的最基础的道义责任。

　　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关联阅读：

李北方 | 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

　　按：本文发表的时候有些删节，这里是全文。当然，篇幅和能力所限，全文也是个未完成稿，有些问题没论述清楚，内在的逻辑也仍有存在问题之处。不过，这个讨论还是有意义的吧，说来说去，还是在跟党讲，好好干，别作死。我对此的思考受了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一文的启发，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看这篇。　　

　　今年下半年，我的个人文集《北大南门朝西开》出版了。书出来之后，我收到的最有意思的读者反馈来自我父亲，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看你书里的那些文章，国内国外的大事你都发表看法，要是习近平看见了，他能高兴吗?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我只能说，主席工作是很忙的，恐怕没时间看到我的书，而且现在的舆论是很开放的，国家允许大家讨论，他就算看到了也不会不高兴。

　　这当然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对话，但当我从中抽身出来，发觉这其实构成一个深入讨论的起点。我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老百姓，他提出问题的方式在老百姓中也是常见的。那么，他为什么会自然地觉得某个个人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发生直接联系的可能?这样的思考方式中隐含着怎样的对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想象?这样的国家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它对思考改革中的国家角色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又有什么样的启示?

　　国家内部二分的国家观

　　近年来，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舆论界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不及新世纪之交的那些年热烈了。原因大体如下：那些在分析思路上秉承西方式的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论者们的出发点之一是，只有出现一个能对国家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的市民社会，才能落实民主机制，进而国家才能平稳发展。虽然国家在改革中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这种看法，但并没有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保持良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这事实上瓦解了那种观点的合理性。

　　主流政治理论把国家视为“必要的恶”，认为个人自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并把社会视为抵御国家权力侵犯的机制。从这种视角出发，很多西方学者把中国国家的性质定义为“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这一类读解方式包含了两重预设，第一，在中国，国家直接面对没有社会保护的个人，构成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第二，中国国家是铁板一块的，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构造。

　　这种理解方式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药方”不但被中国发展的实践否定了，而且在理论层面也是有问题的。回过头来看，这不过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偏见，即把中国的政治模式假定为西方的对立面，与其说是对中国的研究，不如说是对西方自视为高贵的价值观的再确认。用这套东西来看待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削中国之“足”以适其“履”。

　　中国是否可能存在着一种无需西方政治理论予以确认的政治模式?答案是肯定的，它是历史形成的，就存在于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理解之中。学者项飚将主流理论称为“政治文言”，称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为“政治白话”，他认为，社会科学界的任务之一就是提炼“政治白话”，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白话政治”。

　　项飚在《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一文中概括指出，与主流理论先入为主的假定不同，当今在中国最受普通人认同的范畴是“国家”，“国家”被自然化和总体化了，被赋予了道德上的合法性，老百姓不觉得国家强大是什么坏事，相反，他们不信任社会，“社会上的”人和事意味着不正规，与寻求市民社会式的自我管理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跟国家建立联系;但普通人在总体上认同国家的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同时，对地方国家机构怀有很深的不信任感，跟它们打交道时倾向于利益化和无规则，与此同时，地方国家机构具体的失当行为又会进一步激发起老百姓对国家的道义期望。项飚认为，大多数人对政治的这种理解方式，有助于解释当今中国总体稳定和局部失序并存的局面。

　　这种观察显然要比所谓的主流理论更接地气，进一步否认了将主流理论生搬硬套于解释中国的合理性。这里所说的“国家”的涵义也要更复杂一些，它不同于狭义理解的“国家机器”(state)，而是包含了疆界、历史、人口、国家机构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想象的广义上的国家。在老百姓的话语里，“国家如何如何”是常见的句式，但他们可能既清楚所说的国家是什么，也可能不清楚国家是什么。

　　对项飚的观察，也许可以补充的是，在老百姓的国家想象中，国家不仅是正当的和道德化的，个人跟国家的关系还可以是亲密的。这种理解方式从我父亲的话里可以反映出来，他自然地认为习主席会看到我的书，而且我也不应该惹他不高兴——习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在这个语境中是作为国家的象征出现的。这种理解方式也可以从民间流行的对习主席的称谓窥见一斑，习大大——“大大”是陕西话，是对有亲缘关系的长辈的称呼。

　　但这完全不妨碍老百姓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国家。他们不信任日常与之打交道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体系内部存在的贪腐现象深恶痛绝。然而，这些具体的负面现象并未导致老百姓对国家总体上的不信任，相反，抽象的国家，或者说中央，构成老百姓批判的资源和斗争中可以援引的现实资源。项飚的说法是，老百姓善于用国家的“好经”去治地方的“歪嘴和尚”。越级上访也可以视为这种“辩证国家观”的表现形式。入选2015年《南风窗》调研中国项目的中国传媒大学团队研究了南水北调水源地居民对国家的看法，他们的实地研究也表明，生活受到南水北调工程波及的居民对国家的相关政策是满意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地方政府的执行层面。

　　以上讨论可以表明，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不适用于中国，奥威尔式的对国家的妖魔化想象(“老大哥在看着你”)只在少数公知化的人群中有市场，普通百姓并不买账;老百姓也没有简单地把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他们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国家，即区分中央国家(或者说抽象的国家)和地方国家(或者说具体的国家机构)。

　　“辩证国家观”的历史形成

　　中国人理解国家的独特方式乃是历史的产物。项飚认为，在近代西方，国族(Nation)产生于政体国家(State)之前，前者被自然化了，是人的情感归属的对象，后者则是人为的，被认为是需要警惕的;而中国近代以来备受侵略之苦，国族是被拯救的对象，作为拯救手段的政体国家与国族同时诞生，并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不可分割。于是中国人的国家理解是总体性的，即很少区分国族与政体国家。另一重原因是在近现代反复的革命中，始终存在“理性国家”和“动员型国家”的矛盾，前者是指作为理性组织系统的国家，后者倡导激进意识形态和广泛动员，“国家代表着一系列终极价值，国家本身成为目标”。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疑属于“动员型国家”。但是，说“国家本身成为目标”也有失偏颇，更准确的说法恐怕应该是，“动员型国家”把所有能团结的力量组织到国家周围，以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我们可以从更具体的历史中发现“辩证国家观”的来源。韩丁的《翻身》详细记述了山西的一个叫张庄的村子在解放前的历程，其中，共产党领导建设基层政权的经过值得格外留意：在清除了日伪时期的基层力量、进行了土地改革之后，最早入党并担任干部的一些党员很快走上了老路，成了新的“黑恶势力”，但不久，上级派来工作组，整顿作风，扭转了局面。这就给了人一个印象：党员和党不是一回事，党员可能是坏的，但远在延安毛主席所代表的党则是好的。

　　这样的经验不仅是个案性的，也是共通性的，全国每个基层单位都可能经历过。建国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都在不断地强化这样的认识。顺便要说的是，现代中国的建国过程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正如“党和国家”这个常见的提法所提示的，老百姓对国家的理解与对党的理解难以清楚地区分开来。

　　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学者们的出发点无非是看重社会对国家的制约功能。但被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忽视的是，在先锋党或者说国家吸纳了社会的同时，党和国家的内部是存在路线和理论上的辩论的，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他们所憧憬的市民社会应该发挥的功能。

　　国家(党)的辩证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极致地展现了出来。虽然“文革”的实践已经被党的历史决议所否定，但值得深思的是，经过“文革”，党和国家的抽象合法性极大地提升了，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学者约翰·斯塔尔提出了一个问题，毛泽东本人是极度反感个人崇拜的，为什么个人崇拜的方式又曾被广泛运用?他的回答是，“如果党(至少是某些党的领导者)的合法性已遭到怀疑，要纠正它的错误，在中国的制度中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暂时的权威支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无非起到了这样一个权威支点的作用。

　　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式的现象，越是允许群众对党和国家的错误予以监督和批评，党和国家的抽象合法性和道德性(毛泽东作为其人格化的化身)就越强。一些文艺作品在这种国家想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来到军舰上》等歌曲都参与构建了普通人与最高领袖即抽象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情感联系。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视频链接：www.iqiyi.com/w_19rse1j9r1.html

　　认知框架源自实践，但认知框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独立的生命力。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动员型国家”向“理性国家”转型，国家性质有重大转变，但历史形成的辩证国家观却保持了下来，普通人仍然用这种视角看待和分析国家。虽然现实中很多人都牢骚满腹，但一些严谨的民意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中国民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度高得惊人，甚至给人以与直觉相背离的感觉。但很多调查是西方国家的研究机构做的，不存在数据造假的动机和可能，那么理解这一现象就必须要中国人独特的辩证国家观入手了。

　　这说明，中国当前的总体稳定一定程度上仰赖历史形成的认识资源，如何维护这笔遗产关系到未来稳定的大局。

　　国家转型与国家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动员型国家”向“理性国家”转型。这一转变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开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到十八大正式形成了一个纲领性的提法，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一转型意味着国家从意识形态的发动机转变为基础性规则的提供者，国家内部的政治辩论基本上消失了。如果说还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各级国家机构在发展的层面进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内部的张力依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性质，从过去的政治层面的分歧，变成了利益的分殊。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争论的终结和理性化转型并没有使中国国家更加同一化，各级机构的自主性更强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学者Kevin O’Brien提供了一个戏剧化的例子：一次他跟一位司长到福建农村考察，一个村干部拒绝提供跟选举相关的信息，司长说，“我是你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把结果交出来”，村干部则回答，“因为你是我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所以你去死”。

　　中央政府并不直接面对老百姓，而且随着财力的增强，有能力推出改进福利的政策，所以有可能在老百姓面前展现开明和仁厚的形象;地方政府为了贯彻发展的国策，或者打着发展的名义谋私利，不能避免地直接“与民争利”，更多地留给老百姓负面的印象。这种不同使得人们有可能套用历史形成的“辩证国家观”看待如今的政治，将地方政府的作为视作违反国家政策和精神的，视中央为道义的源泉和最终的仲裁者——中央政府也乐得扮演这种角色。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老百姓一边对腐败和违法现象无比痛恨，一边对“习大大”反腐的行动大力支持、由衷赞赏，越是揭发更多的腐败，党和国家的威望就越高。腐败问题虽然严重，局面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扭转的，但国民党曾经面对的“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尴尬，今天并不存在。

　　向理性国家转型意味国家行为界限的清晰化和有限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从“积极国家”向“消极国家”的转变，即国家从主动“关心群众痛痒”、积极吸纳社会的行动逻辑转向“不告不理”、消极维持基本秩序的行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上述主流政治理论也起了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政者政策制定的思路。此种转型必定会为社会留出空间，但是主流理论所憧憬的那种“社会”并未充分发育，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一点恐怕是，最先利用市场发财致富的那批人，多数与官员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这样的人虽然在财富和价值观符合市民社会的标准，却因对国家的依附而没有资格成为市民社会的代言人;其次，国家与社会分立的主张被当政者接受的后果是，“社会建设”成为国家的一项工程，国家退出某些领域的同时，吸引“社会力量”进入，这样的“社会力量”当然不可能是独立于国家的。

　　国家转型也带来了风险。这些风险由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集中承受了。一方面是国家的收缩，一方面是自治性的社会机制没有形成，于是这些地带就存在滑向丛林化的可能，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事实。最近上映的电影《一个勺子》就反映出了国家退却背景下的基层现实：对于一个流落街头的傻子而言，谁该为他的基本生存权利负责?无疑是国家。但是随着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被自愿救助制度取代，国家就不再主动干预此类问题，所以警察不管他，因为他没有犯法。如今回头看，2003年的这个制度变革，是国家行为从“积极”转变为“消极”的典型例子。傻子不懂得主动寻求民政部门的救助，那么救助的责任就只能落在另外一个“傻子”，也就是好人的头上。可是，一个没人管的傻子转眼就可能变成“香饽饽”，有很多人冒充其家人来抢，一个傻子有什么用呢?用处很多，可以用来强迫劳动、乞讨，甚至是倒卖器官。这些现象都是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并非文艺的虚构。但此类事件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成为国家权力打击的对象，比如有人报案;彻底清除其存在的土壤仿佛已经不再是国家行为的一部分。这在“动员型国家”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主流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不适用于分析和指导中国的现实，中国需要基于独特的历史经验，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第二，寄希望于“社会”的发育和自我管理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需要强大的国家，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第三，国家的理性转型不是问题，国家行为的消极化才是问题，有导致基层社会丛林化的现实危险;第四，中国国家的合法性依然很高，但这相当程度上是在透支历史形成的遗产，不具有永续性。

　　提出以上问题是为了未来长时段的稳定计。丛林化意味着国家从人们的生活世界中隐退，一旦这样的现象蔓延并持续，老百姓的“辩证国家观”就失去了支点，对国家合法性的质疑就会随之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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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方：党为什么必须开除任志强这样的党员　　

　　李北方按：今天，2016年5月2日，党组织对任志强的处理结果终于出来了，留党察看一年。其实，到底是开除还是留党察看，倒没必要纠结，真正重要的是，党组织对党员的此类行为终于不再放任。这是实质性的转变。本文是我在2月底写的，谈论的是党必须做点什么的理由。文章以《一个非党员眼中的任志强》为题，在网上被广泛转载。那是个精简版，这倒也不奇怪，小范围跟朋友聊和大庭广众之下对听众讲，方式有些区别是应当的。如果文章对处理结果的出台起到过一点推动作用，那么我是欣慰的。在我看来，这是大事，理由在文中也谈到了。文中还提到了贺卫方和蔡霞，任志强的处理结果已经来了，那二位的还会远吗?

　　在这个小自留地，我把原稿贴一下，就当存个挡吧。

　　任大炮志强好像摊上事儿了。大炮一向敢说，总是跟出门忘吃药了似的，他不缺拥趸，也不乏骂声，一副快意江湖的模样。但这次有点不一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央媒体，发表了党媒要姓党的指示，大炮又不高兴了，接连发微博冷嘲热讽，随后，多家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利用微博直接对大炮进行反击，措辞都很强烈。另一方面，海外媒体和公知大V业都跳出来，力挺任志强。好一番热闹景象。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是热闹几天就又过去了，还是有个说法，把他任志强“修理”一下?我希望是后者，所以也来凑凑热闹，争取让这个目标尽早实现。

　　我的看法是：任志强这样的党员必须被开除出党——谁让他们不主动退DANG呢?

　　跟其他人从党的立场出发批判任大炮不同，我认为，党之所以必须开除任志强这样的党员，完全是因为这是纠正社会道德伦理的错乱、修复道德滑坡的危局的需要。党是中国社会最核心的领导力量，在维护底线上，党也不能含糊;党不但要走在前头，也要为社会兜住底。

　　举个例子来具体解释吧。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炒作案例吗?一个不入流的光头画家穿上长袍，搂着两个女的从北京后海的船上钻出来，那段视频被冠以和尚“船震”的标题，获得爆炸性的传播效果。得承认，从炒作的角度，这个策划很成功，吸引了眼球。我们不妨想一想，这个炒作“成功”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道理很简单，是“和尚”的身份与“船震”行为的强烈对比引发了关注。和尚是出家人，是要守戒律的，不应该进女色，更加不该干出“船震”这种事，这是广泛存在的社会认知。但和尚不守戒律的事情罕见吗?并不罕见，从六世达赖的爱情故事到金庸笔下的跟人有私生子的少林方丈的武林传奇(现任少林方丈释永信前段时间也卷入了私生子传闻)再到现实中一抓一把的假活佛花和尚，和尚不守戒律的事情太多了。然而，大众并没有因此认为和尚不守戒律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有的和尚不守戒律，和大众仍坚持认为和尚是应该遵守戒律的，是并存着的。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虽有跌破底线的事情发生(还不罕见)，但道德伦理底线仍然存在着。

　　再打个比方。人非圣贤，谁都可能做点错事，甚至坏事，区别在于做了错事坏事自知不自知。知道错了，就能改正，就善莫大焉，真正可怕的是干了坏事不还不知耻——比如方舟子。　　这不是什么难理解的道理吧?如果承认这个道理，那就要承认，最能体现当今社会的堕落的现象之一是党员反党。

　　任志强反不反党?这其实没什么好讨论的，他的言论都在那里，大家也都看到了，没必要重复。任大炮虽然也说过他爱国爱党，但这除了增加他的无耻，毫无用处。

　　党员贺卫方反不反党?出来给任大炮辩护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反不反党?这也是不需要讨论的，他们无论如何狡辩他们是爱党爱国的，都只能增加他们的无耻。

　　比党员反党更堕落的是，党员反党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成了件很光彩的事情。为什么说“更堕落”呢?因为破戒的和尚虽然有，但花和尚没有成为僧界的明星，没有哪个花和尚敢于说自己才代表了佛教的正确发展方向。但反党的党员敢，贺卫方就说自己是党内的健康力量。

　　入党，是一个人成年以后做出的自主选择，党员不是天生的身份，入党不是被迫的。入党是要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永不叛党”的。宣誓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按在圣经上发誓，中国也开始实行国家公职人员就职时对宪法宣誓的环节。宣誓，是诉诸人的灵魂，是相信人是有道德底线的，是能够对自己的誓言负责的，是基于人心中的道德力量是一切事业的最后依归这样一个假定。那么，一个拿宣誓当儿戏，拿自己的誓言当放屁的人，还配称作人吗?答案是显然的，不配，这样的人虽然也用两条腿走路，实质上禽兽不如。

　　但任志强说，他被共产主义的口号骗了几十年。这样的货色，难道不是禽兽不如吗?　　好吧，退一步说，他年轻的时候政治氛围跟今天不同，入党是跟风之举，后来发现被共产主义骗了，那应该怎么办呢?退DANG嘛!党章规定了党员有退DANG的自由。但是他为什么不退呢?为了捞实惠。

　　党，不仅是指组织上的党，也指党的宗旨和理念。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反党?当然有，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党也不能强迫每个人都同意党的宗旨。反党的人，一定要呆在党外。已经混进党内，但又不同意党的宗旨的，那就必须滚出去。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和尚动了凡心，应该怎么办?还俗呗。诸位，你能想象一个和尚一边花天酒地，一边指责自己被佛教教义和戒律欺骗了，要求“改革”，号召“推墙”吗?不能。没有那么脸皮厚的和尚，但是就有那么脸皮厚的共产党党员。

　　好吧，他们赖在党内不走，一边吃饭一边砸锅，他们脸皮厚，他们不是人。那么，党组织在干什么呢?党组织应该怎么做呢?

　　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党员，我不是从党的立场出发说这些话的，我的着眼点不是党建;我关注的社会伦理底线。党组织对反党的党员不闻不问，还把任志强这种货色评委“优秀共产党员”，这是突破底线的事情。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有8000多万党员，党的一举一动，都有示范性作用，好的方面有，不好的方面也有。既然党员可以没有党员的样子，那屠户就可以没有屠户的样子(于是有了注水肉)，卖牛奶的就没有卖牛奶的样子(于是有了三聚氰胺)，开饭馆就没有开饭馆的样子(于是有了天价鱼天价虾)……这个话可以无限长的罗列下去。

　　我不是党员，但我是个左派，是个社会主义者，我不反党，我有意见的地方是党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在自我管理上跌破了底线，拖了整个社会的后腿。我向党进一言：党应该听得进去批评意见是一回事，但党决不可以放任党员反党，不可以容忍这种肆无忌惮的政治乱伦，对于反党的党员，必须坚决清除，这是另一回事。任大炮等人只是跳得比较高的，还有多少悄无声息在反党的党员？反腐只是把矛头指向了严重违纪和触犯了法律的党的干部，这只是最基础的一步，党要焕发生机，带领人民走向新的胜利，必须更进一步，把不符合党员要求的人全部清除出去。根据党章规定，6个月不交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就是自行脱-党。按这个标准，有多少人已经脱党了？为什么还要他们凑数字？党不需要8000万人，800万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