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前不久看了天津人艺演出的话剧《红旗谱》，后在话研会组织的讨论会上做了个发言，北青报文艺评论编辑于静小妹妹，希望我把拙见写篇东西，回家几日，屡屡思路，觉得也有点滴心得，遂成小文，以示对天津人艺的敬意，对战友吴京安的钦佩，对于静同志诚邀的答谢。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红旗谱》是这样开场的：一口大钟矗立舞台中央，上面刻有全村80多户农民的名字，并记录着其名下所拥有的土地，也就是说，这座大钟把每个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权镂刻进了永恒，为此，霸欲难填的土豪冯兰池，为了对土地实施更贪婪的私人占有，他要砸毁这个真正是钢铸铁锻的证据，佃户朱老巩率领穷苦农民愤起保护大钟如同保护自身生之权利，丈二铡刀横立于朱老巩的身前，镰刀锄把举过每一个农民的肩头，一个我们曾经熟悉又渐而陌生的场面呼啦啦从历史深处被召唤出来。　　这是一个在新时代回望的《红旗谱》，或者说是一个在新的大时代背景下重读的《红旗谱》，时下盛行的解构或者是颠覆会不会随之而来？给出一个泛文化意义上的“宽容”解读，会不会在创作者身上潜移默化？次而下之，会不会也向娱乐至死俯首称臣？实事求是地说，所有这些都很难拿捏，娱乐性的世俗化要求，单向判断中的观众适应，代际沟壑的隔膜等等，似乎都能让这类红色经典来个权宜之策：有所退让有所淡化有所转移有所拆解甚至是有所偷换。

　　很显然，迎合还是坚守是再次搬上舞台的《红旗谱》，所面临的最为尖锐的创作课题。延展一点儿说，这也许是红色经典系列都难以回避的梦魇。值得点赞的是，天津人艺的新版《红旗谱》，做了一次“不合时宜”的坚守和继往开来的创造，不管是从文化上还是娱乐上的那些权宜之策，并没有被嫁接过来给《红旗谱》带上一个“绿帽子”，就在上述开场的导引下，朱老忠手握肩扛的那把大铡刀，穷苦人簇拥着的那面鲜红的旗帜，具有象征意义的在全剧首尾呼应，一如昭示着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历史必然。

　　毋庸讳言，红色经典之话剧《红旗谱》是有血统的，所谓血统，就是被压榨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及其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源头活血。梁斌的同名小说就是一部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尊重原著在新版的话剧里表现为对这一血脉的坚定继承，那就是，阶级斗争在这部戏里依然是支撑史诗性格局的唯一力量！我想提请注意的是，当下不提阶级斗争，决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史没有阶级斗争。具体到《红旗谱》而言，社会和阶级的角度还应该是判断真伪的基本坐标，不然，又何必重排《红旗谱》而不是其他呢？

　　经常会看到某部戏自称为“史诗”，其实不具备相应品格，仅就最粗浅的理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起伏跌宕的个人命运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史诗性可见一斑。《红旗谱》做到了这一点，就在那场护钟斗争中，朱老巩被蒙骗后钟毁气绝，儿女一双在逃亡中一个被奸污后自杀，一个逃过死劫远走他乡，十几年后，活下来的虎子即朱老忠回来了，他要一报杀父之仇夺回失去的土地，显然，“复仇”是朱老忠重回故里的唯一理由。并成为他在此后剧情发展中的贯穿动作。

　　复仇的戏剧性建立在戏剧作品里屡见不鲜，最家喻户晓的莫过于《哈姆雷特》，劳伦斯.奥利弗主演的电影版在中国放映时干脆转译成《王子复仇记》，不管这部名著的主题走向被后人怎样的读解，复仇这一行动线索却始终被顽强的贯彻着，我想说的是，在话剧《红旗谱》里，家仇属性的个人仇恨和阶级斗争中的必然逻辑得到了较好的诠释，但复仇，这一最初表现为个人化的行动线索没有被坚持不怠，事实上“个人化”的仇恨是不必回避的，这里面有一个“切身利益”被践踏之后又得以拯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心所向才应运而生。

　　所以，话剧《红旗谱》里“复仇”的被在场，应该一以贯之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特别是历史性的衔接不能淡化以至于消失，这个历史性有一个核心种子其实已经被该剧捕捉到并竖立起来，这就是全剧开局的砸钟和护钟，地主冯兰池砸钟砸的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朱老巩护钟护的是农民的切身利益。这个核心同样被该剧艺术性的创造出一个激荡宏阔的场面，如同刻在大钟上的姓名，也应该刻在戏剧的演进中被历史性的意象化的复现。

　　农民严老祥在冯兰池逼迫下最终彻底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痛不欲生把泥土塞进嘴里，这个情景和“砸钟”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从内在逻辑而言，当年死去的朱老巩实际上就在严老祥的身边，因为，只要是土地在不断的丧失，农民在不断的被逼迫到绝境，当年死去的朱老巩就始终是在场的。复仇，因此而得到延展和扩张，以个人而及众人，以众人而及社会，个人的仇恨渐而和整体阶级的利益衔接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们在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去寻找公平和正义，去寻找使自己切身利益得以拯救的依靠力量，于是，跟着共产党走才成为他们最迫切的选择。

　　对当时中国社会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挣扎在最底层的农民，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了最深切的也是最诚挚的体恤和关怀，从群众来到群众去，为生民立命虽千万人吾往矣，义士壮行救民于水火的大义凛然，使中国革命积蓄了深厚的道义力量，使这场革命具有了广义上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为底层民众摆脱苦难而宁愿“把牢底坐穿”的人道主义，感动了积贫积弱积苦积怨的旧中国。所以，在话剧《红旗谱》里，共产党人贾湘农的出现和作用没有被删除，是尊重了一个不容抹杀的历史真实，同时，该剧加入了一段被感染被救助的朱老忠请求入党的戏，更是一个有意义的艺术贡献，共产党人的道义精神感召了频于绝望的农民。

　　不过，28年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所积蓄的这份宝贵的道义力量，在众所周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党内日盛的贪污腐败的糟践下，几乎是被消耗贻尽，信任危机由此而生，此刻，回望历史，《红旗谱》又能给予我们映照现实的光芒。

　　“红色经典”这四个字的本身，似乎就隐含着某种失而复得的意味，它在文化艺术范畴的地位似乎曾略显尴尬，总是在主流和边缘之间徘徊进出，偶有驻留掀起浪花几簇，虽取自浩荡江海，却难入香艳浮萍，其实，这不外乎是创作者要坚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立场，该舍弃的就要舍弃，思想情感的走向和附着不能犹豫和退避转弯，就话剧《红旗谱》来说，创作者没有给它换血，不然就成了个“混血儿”，更进一步，还是坚定的在原著中，在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舍生忘死的壮行中，捧回那份红色的道义力量。